社会生态男女平等论

10．3　社会生态男女平等论

社会生态男女平等论（social ecofeminism）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联系，指出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父权制的，尤其是当前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深了对妇女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并且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和阿尔·萨勒（Ariel Salleh），她们都从女性角度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互惠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并且都对当前第三世界的妇女和生态给予了关注。

10．3．1　范达娜·席瓦的社会生态男女平等论

范达娜·席瓦是一名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社会生态男女平等论者，为印度台拉登的科学、技术与自然资源政策研究基金会负责人。她积极致力于公民反对环境破坏的运动（包括护树运动），对目前的农业和生殖技术持高度批判的态度。其著作有《继续生存：妇女、生态与发展》、《绿色革命的暴力》。1993年她与德国学者玛丽亚·迈斯（Maria Mies）合作出版了《生态男女平等主义》一书。与其他生态男女平等论者相比，席瓦更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是与印度当地的实际相结合。她尤为注重被主流环境运动、男女平等主义运动所忽略的第三世界妇女和自然的压迫与解放问题。

10．3．1．1　对父权制发展观的批判

席瓦认为，西方的发展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它追求的是技术的进步、资本的积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里的“殖民”不仅指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与地区的殖民，还包括对妇女和自然的“殖民”。在这种发展模式中，自然界由“女神”贬为“资源”，由“母亲”沦为“物质”。这种发展占用、掠夺和摧毁了生存基础的自然资源，展开了对自然的掠夺和剥削。同样，妇女在生产中的能动地位由男人取代，也成为压迫和剥削的对象。发展的结果是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妇女日益加剧的不发展。席瓦指出，妇女日益加剧的不发展不是由于她们对发展参与的不充分或不适当，而是由于她们被迫不对等地参与，从而被排除在获益者的行列之外；并且这种发展使她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使她们的生活更为艰辛。

人们一般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现在这种衡量标准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席瓦则把这种父权制意义上的发展称为“恶性发展”，她认为，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是成问题的，它只能说明收益，却不能说明潜在的损失。她称这种“国民生产总值正在逐渐地成为测量真正的财富——自然财富和由妇女生产来维持生活的财富如何迅速地恶化的尺度”。^[10]并且，席瓦批评了在不发达国家中盛行的“赶超”的发展模式。因为这种发展模式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为标准的，而发达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不发达国家要赶上这种标准必须走同样的殖民掠夺的道路，走工业化、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的道路，走一条压迫、掠夺自然和妇女的道路。这种“赶超”是不现实的。同时，这种政策也不可能使妇女获得解放。因为在发达国家中，妇女赶超的对象是男人，这恰恰是以男人的模式为目标。席瓦把这种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称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延续，在短暂的繁荣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生态危机及由此引起的更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

10．3．1．2　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

席瓦除了批判父权制发展观，还对科学技术持后现代主义的激烈批判的态度。她认为科学和技术在性别上并不是中性的，尤其是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和生殖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具有父权制的、反自然的、殖民的特征，它们的目标是要像剥夺自然的生产能力一样剥夺妇女的生育能力。席瓦认为，这些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幸福，而是为了克服目前社会在延续其发展模式和生活模式时所面临的困难。这种技术是在特殊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基于压迫和掠夺的关系，它是要控制所有妇女的生育能力，因而它在本质上是属于性别歧视的、种族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此外，席瓦还批判了现代社会中的工业化农业，她把农药、化肥类比作“战争化合物”，将基因技术称作“基因枪”，把喷洒农药称为“对所有生命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且追根溯源，对支持此类农业的农业全球化、世界银行、知识产权保护法等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10．3．1．3　女性原则

在席瓦看来，父权制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要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必须恢复女性原则。她认为自然过程遵循的就是女性原则，女性原则的内涵是能动的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生命神圣性。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按女性原则组织生产，形成了男人和女人、人和自然间协同合作互惠的关系。然而，在父权制社会中，在商品经济下，男人们投入到商品生产中去，而女人则仍以汲水、拾薪、采集、养殖、耕种等劳动维持生计，继续参与自然界的生态循环，和自然一起创造和保存着生命，这就形成了女人与自然之间特殊的共存、息息相通的关系。但是，在父权制社会中，自然被机械化，只是作为发展的“资源”而为其服务。母亲自然遭受到严重的掠夺、压迫与摧残，而妇女与自然的命运相连，因此也大大削弱了以此为生存基础的妇女的生产能力。“对妇女来说，因为她们维持生计的生产是建立在自然界生产力基础上的，所以自然界母亲之死，也是妇女被‘边缘化’、被贬低和取代，以至最终被否定的开始。”^[11]随之而来的将是毁灭性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因此席瓦提出要恢复女性原则。女性原则的恢复就是把自然和妇女定位为生命和财富的源泉，创造和保持生命的主体力量，向妇女和自然界学习生态智慧，重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这里的女性原则作为一种行为规则是无性别偏见的，它不仅是妇女和自然界的规则，也是男人的规则；对男人而言，女性原则的重新恢复就是引导他们的行为和能动性定向于创建增强生命而非削弱和威胁生命的社会。

10．3．1．4　第三世界妇女和自然的压迫与解放

席瓦注重第三世界问题，始终站在下层人民，尤其是下层妇女的立场上。第三世界人民尤其是妇女常常是“看不见的底层”，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她们面临的困境与第一世界妇女有很大不同。当欧美中产阶级女性为“代理母亲”等问题展开辩论，为保护古木而住在树上时，她们往往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奋斗。第三世界妇女面临的常常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首先，由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有些女婴连出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在印度，有24万女婴被堕胎；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女婴被堕胎的比例也远高于男婴。其次，气候恶化导致的欠收会令她们濒临饿死的边缘；水污染迫使她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走更远的路以获得可以饮用的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处于贫困中的农村妇女人数几乎增加了50%，达到了1．65亿。

然而，席瓦认为，仅把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想象为生态破坏和不良发展的牺牲品是不对的，她们的思想仍是自由的，未受不良发展扭曲，她们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具有的独特作用表现在：一方面她们承载不良发展的消费和负担，对不良发展的危害有切身感受，迫切地要求解放自身和自然界。另一方面，她们有生命生产方面整体性的生态知识，始终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活的前提条件。只有生命的创造者才是生命真正的保护者，因此她们才是保护环境运动的真正领导者。

10．3．2　阿尔·萨勒的社会生态男女平等论

阿尔·萨勒是澳大利亚的社会生态男女平等论者和活动家。她在《与自然共事：互惠还是控制》（Working with Nature:Reciprocity or Control）一文中从现实出发，批判了父权制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这一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她在探讨了男人、妇女和自然的关系之后，提出了社会生态男女平等主义经济学，一种互惠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站在第三世界妇女的立场上，批判了发达国家提出的所谓人口控制政策。本节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萨勒的社会生态男女平等论思想。

10．3．2．1　对父权制经济发展模式的批判

在1985年著名的题为“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内罗毕论坛上，专家们全面探讨了目前社会农作物商品化、工业化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认为只有让更多的妇女加入管理部门、教育界才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他们要求媒体提高妇女的建设性形象，要求政府鼓励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改变限制妇女自由地、充分地参加社会生活的政策。这一决议被与会157个国家的代表团接纳，被联合国大会第40次会议采纳，并于2000年由联合国派出专门机构监控这一决议的实施。然而，萨勒认为，尽管生态男女平等主义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部分妇女的工作仍旧没有被正视，父权制经济发展中的性别歧视仍旧存在。

萨勒借用了生态男女平等主义神学家罗丝玛丽·鲁瑟和伊丽萨白·格雷的父权制信仰体系的金字塔等级，来反映父权制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

父权制等级^[12]

如图所示，在父权制社会中，上帝作为造物主位于顶端；然后是男人，他是自然的“管家”；接下去是女人、孩子、动物；位于最底层的是植物和岩石。这里存在着“男人”和“女人”、“真正的人类”（指男人）和“自然”的严重分裂。从传统上讲，女人、孩子、动物和植物都在权利范围之外，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提升上帝和男人，女人和自然都被视为“资源”而没有内在价值。拥有破坏性工具和技术的现代科学则吸取了这种神学思想，继续以男性统治方式侵占“资源”。

那么，为什么男人选择这种脱离其他生命的方式呢？生态男女平等论者玛丽亚·迈斯（Maria Mies）认为，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劳动”通常被认为是男人的工作，由手和头脑来完成。手和大脑是人身体的一部分，而乳房则被描述成“自然的”或“动物的”。男人和妇女的身体的生产力是不一样的。妇女以两种方式进行生产：以子宫劳动和像男人一样用手和大脑劳动。然而，妇女的劳动却是无酬的，排除在被付工资的劳动之外。在非洲，据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统计，妇女和她们的孩子生产了70%的陆地食物，负责食物的运输，每天要工作14—16小时；然而，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FAO）统计表明，她们当中只有5%是受雇用的。也就是说，只有5%是有酬劳动，95%是没有报酬的。目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承担着65%的劳动，但只得到10%的收入。塞尔玛·杰姆斯（Selma James）在《全世界的厨房》（Global Kitchen）一文中指出，许多妇女的劳动被政府的统计数据、被国民生产总值（GNP）忽略不计。在发达国家一个家庭主妇每星期要完成至少70个小时的无报酬劳动。妇女不但再生产了劳动力大军，而且通过做饭、洗衣、修补、购买、打扫、园艺、维持生活等生产了有用的价值，她们还负有道德上的义务来照顾孩子、老人等。这里的惯例就是：责任最大，然而权利最小。现在经济学中的逻辑是：妇女打扫房屋不是“工作”，而一个军队中的男人把房屋炸毁却是；如果该妇女受她丈夫雇用来做同样的事情，则将被计算进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无酬劳动压在了妇女的肩上。

全球化、父权制的经济对妇女的影响还表现为对妇女身体的伤害。萨勒认为，正如环境被发展伦理破坏一样，妇女的生命也受到了损害。据调查，在化学和电子工厂中工作的人裸露在有毒的污染物之下，他们的皮肤、肺和神经系统易受损害。在这些行业中工作的妇女经常发生胎死、流产和婴儿夭折之类的事情。

10．3．2．2　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互惠

萨勒认为，男人和妇女之间的劳动不仅存在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从质上来说，妇女以各种劳动形式与自然相协调，通过一种互惠而不是管理和控制的方式来组织劳动。迈斯认为，妇女不是自己身体和自然的拥有者，但她们与自己的身体及大地合作，促进其成长。事实上，这种由妇女创造的互惠的逻辑是人类最初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并且在今天仍然是以土地为生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为所谓更有“效率”的大规模生产和发展方式所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妇女与自然间的联系，认清父权等级制的谬误，学习妇女与自然间的互惠关系，然后才能走向一个公正、仁慈、生态的未来。“结果将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是由生态男女平等论者内斯特拉·金总结的变化，她说：‘男人必须停止对自然的控制，必须把自己和妇女一起等同于自然。’个人实际上是政治的，争取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斗争是紧密联系的。”^[13]

10．3．2．3　对第三世界人口控制政策的批判

除上述两个主要方面以外，萨勒还站在第三世界妇女的立场，对由发达国家提出的针对第三世界人口过剩而实行的人口控制政策进行了批判。她指出由发达国家的环境论者提出的第三世界人口控制政策是带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在第三世界中，孩子可以为工作负担过重的母亲缓解压力，然而却被建议要求控制人口的男人认为是不适当的。萨勒认为提出这些政策的人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就是保护他们的消费层次，而现在则美其名曰是保护地球的稀有资源。萨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所谓的先进社会中诞生的每个婴儿，在他一生中消耗的资源是第三世界中婴儿的15倍。但这项政策只被应用于南方不发达国家，这公然显示了它的伪善性，显然人口控制只是为了发达国家而控制的，以保证其生活质量不被他人破坏。为此，萨勒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对人口控制问题不断升级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和自然力量的害怕，对一种不同声音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