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被称为后女权主义，与之相对应的，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也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这次浪潮中显示的力量比较强劲，主要代表人物有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米切莉·巴雷特（Mitchele Barrett）、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英国学者朱丽斯·汤申德把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为强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和弱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两类。区分强弱的标准是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系比较紧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虽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提出批评，但是态度比较温和。与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所不同的是，若有若无、若即若离则是弱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她们既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又不想割断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之间的脐带”。[16]与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女权主义中充当有力思想武器不同的是，在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中马克思主义遭到批判，在妇女解放中并没有起到理论上的指导，反而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某种程度上是用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别盲点进行补充，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质疑、否定甚至颠覆。
2．3．2．1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对待女性问题上的性盲
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性盲”（sex－blind），因其具有强烈的男权或父权中心主义色彩而忽视女权主义问题。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指出，虽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妇女被压迫的状况，但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与社会公共领域里，男人和女人在地位上和境遇上的差异。也就是说没有人关注女人被压迫成一个女人的过程和原因。[17]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其他都是从属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仅仅从经济角度进行探究。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之所以受压迫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本身，只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自然能够实现妇女解放。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面涉及了妇女问题，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并不包含女权主义问题。
2．3．2．2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对待女性问题上的自然主义
马克思主义用自然主义态度看待妇女问题。在这一点上，和马克思主义通常是从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考察问题是相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分工是根据男女的生理体质而自然形成的，男性在社会上工作，女性就应该在家做家务带孩子，这是由男女自然生理状况决定的。很明显，根据马克思这一比较资本主义扭曲的标准，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女人在家做家务，男人则外出工作，女人即使在工作时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她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扮演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男人则不同，他们在外出工作时是工人，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人类。[18]因此，当马克思主义以自然主义来定义女性时，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根源便被掩盖了，这样的话，妇女的从属地位也就变成了合法。
2．3．2．3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对待女性问题上的普适主义
马克思主义用一种普适的利益牺牲了妇女的利益。马克思发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代表全人类，它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任何对整体利益的分化都会影响共产主义事业的成功。而女权主义则从自身的解放和自身的权益出发同男性压迫和剥削女性的行为做斗争，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这是女性对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分化，是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离是搞分裂，是绝对要不得的。莫尼克·威蒂格指出，马克思主义可以用劳动分工来掩盖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阶级矛盾，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亲子般的自然而然的关系，这种理所当然的性别秩序使得女性意识到自身阶级属性的机会微乎其微，自然也就很难在一定时期里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团结在一起。[19]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维路径的支配下，妇女永无可能争取到自身的利益，实现自身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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