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整理和阐释

13．2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整理和阐释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派别中，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生态伦理思想，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是以不断扩大的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但是忽视了或者完全不理解这种浪费性过度生产对地球的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后果。这样，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而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所以，本·阿格尔认为，在今天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经失去了效用”。^[2]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中，更多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具有生态伦理思想持肯定态度。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大卫·佩珀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说：“我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曾指出和强调过的在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时就十分有用，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应该在总体上被抛弃。虽然马克思主义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社会主义体系本身，但一旦把马克思主义投射到绿色问题群之中，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来说就犹如一剂‘解毒药’，它能够消除弥漫于主流绿党和无政府主义绿党言谈之中的那种理论上的含混不清、自相矛盾、枯燥无味等毒素。”^[3]这些学者虽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已经包含有生态伦理思想，但一部分人认为其生态伦理思想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需要对其进行整理和阐释；另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不成熟的、不彻底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有多么丰富和成熟，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它的方法论，用其批判精神和方法论去研究当前的生态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才是最重要的。但无论持什么观点，马克思主义对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可窥一斑。在这一节，我们着重梳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整理和阐释。

13．2．1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整理和阐释，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3．2．1．1　人是自然存在物

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4]岩佐茂指出：“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青年马克思的立场，即把人看作‘自然存在物’，指出了‘人的自然的本质’。”^[5]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把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看待，具有多方面的生态伦理意义。

第一，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思想，是强调人是自然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他应该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家园，善待自然界。约翰·克拉克认为马克思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时有这样的思想倾向，“尽管人类事实上是生物进化到目前阶段的最高点，但人类应当把自己看作整个世界中的一部分，他在生物圈中与其他物种紧密相联，不可分离。”^[6]岩佐茂也指出，马克思的意思是“作为自然的存在的人是由于自然而成为有生命的东西的，为了不死必须与自然相互联系。为了自身的生存，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人并不特别。”^[7]

第二，人是自然存在物思想，强调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强调人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自觉意识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维护其他物种生存权利方面，人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马克思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始终保持着人能动改造自然的认识。”^[8]人的能动性来自于他的自觉意识，可以通过自己的自觉行为，改变客观外在环境，从而使大自然更加健康、有序地存在，这就使得人类更有义务保护自然。

第三，人是自然存在物思想，强调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和约束。岩佐茂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的意思是，人是拥有身体、拥有自然的各种力的人的自然，同时又受到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外部自然的限制，是在与自然的联系中生存的‘受苦的存在’。”^[9]因此，人在处理改造大自然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就会破坏生态平衡，最终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13．2．1．2　自然是人的无机体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自然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因此自然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理解为‘人的无机的身体’。通过把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来把握，马克思就不仅仅是把人作为自然的存在来把握，而且把自然作为人化的东西来把握，指出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10]“马克思区分了作为‘有机体’的自然即人体和作为‘无机体’的自然即除却人体以外的自然。”^[11]自然是人的无机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的肉体生活离不开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提供的能量，人将难以生存，二是人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自然界，人的情感、意志、智慧和灵气都是大自然赋予的：自然界的神秘启迪着人类的智慧，自然界的秀美培养了人的美感，自然界的厚德载物造就了人类的宽容，总之，自然界是人类精神的源泉。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有责任保护大自然，使其青山常在，绿水常流。

13．2．1．3　劳动是人和自然联系的中介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把人的自然与外部自然连接、结合起来的是活动即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变革自然，把自然变成人化的自然”。^[12]人和其他的动物的不同之外在于，人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通过不断地生产生活资料并消费生产生活资料来生存。“在这里，从环境保护观点来看重要的是，马克思把以劳动为中介的人的自然与外部自然的联系、人的身体与‘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联系理解为‘自然界同自身的联系’。以劳动为中介的人和自然的联系之所以成为自然与自然的联系，是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样，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来把握，把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联系理解为自然与自然的关系，青年马克思的这一立场，与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一员、自然界的一部分的环境保护的观点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13]

13．2．2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理论

对这一理论的整理和阐释以日本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岩佐茂为代表，他做了如下的整理和阐释。^[14]

马克思把“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自然界的形态变化来把握。在劳动中自然物向产品的物质变换本身，在他看来就是“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马克思的主张是很重要的。劳动生产出了自然界不存在的大量的东西，但是包括这样的劳动在内把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原材料的变换理解为“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就意味着把“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自然的一环来把握。马克思说，“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这只是表明，他认为人所获得的生产资料也要经历具有“自然界物质变换”的自然的循环。包括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原材料的变换在内，“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自然循环的一环。这意味着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消费过程中排出的废弃物一样，和“铁会生锈，木会腐朽”一样，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而必然还原到自然界。但是尽管如此，问题是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当今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下，对人有害、短期内又难以通过“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的废弃物（如放射性废弃物、化学物质等），被大量地排给了自然界。马克思看到了这一问题，岩佐茂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明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从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岩佐茂认为上句话说明，马克思不仅把“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自然循环的一环来把握，而且指出了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由于把人口聚集到城市、由于消费的废弃物的产生，“扰乱”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扰乱”也是对“土地的丰收性的持续、永恒的自然条件”，即对自然的“扰乱”和“破坏”。岩佐茂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引起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与自然的“扰乱”和“破坏”，而且同时“破坏”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精神生活”——这一观点对考察当今的环境问题可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3．2．3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支配自然的理论

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以泰德·本顿和瑞尼尔·格伦德曼为代表。泰德·本顿否定人对自然的“支配”的观点，主张人对自然的“适应”。瑞尼尔·格伦德曼则批判这种看法，把人对自然“支配”的观点的积极意义赋予了马克思主义。

13．2．3．1　泰德·本顿重视对自然“适应”的立场

泰德·本顿虽然承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环境保护的观点，但是他也指出必须对某些方面进行批判的改造。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人支配自然的思想进行批判是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着手的。泰德·本顿认为，农业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与根据人的意图来改变对象的生产实践不同，是“深深地依赖有机体的成长过程”的“环境制约型实践”。^[15]同样是劳动过程，农业劳动过程与生产性的、变形的劳动过程不同，马克思无视它们之间的区别，把作为生产劳动过程的特征的“目的结构过分普遍化”了。他说：“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中我们不能操纵的自然条件只是轻描淡写，而对人有意识地改变自然的力量则过分强调。”^[16]因此，泰德·本顿在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时发现，马克思的劳动过程观中存在着“技术的乐观主义”的幻想。与这种幻想相联系的是，劳动、技术可以不断地“超越”自然的界限。因此，泰德·本顿提倡要以不与“支配自然”相联系的方式进行“劳动过程的再概念化”。他认为，像河流既可用作农业灌溉也可用作垂钓一样，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中，人与自然的联系方式的“可能性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因此，在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某种劳动过程中自然呈现出的极限，而在其他劳动过程中还未表现出来。“某个社会如果改变了资源的供给方式，在劳动过程的目的结构中安排资源循环，这个社会就可能实质性地超越以前所面对的极限。”^[17]这样，既然人与自然的联系方式的“可能性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泰德·本顿主张，不应该把“战略的重点”放在要不断地超越自然极限的“变形技术”上，而应该放在适应自然条件的“适应技术”上。

13．2．3．2　瑞尼尔·格伦德曼对泰德·本顿的批判

对于泰德·本顿把劳动过程分为变形的劳动过程与环境制约型劳动过程，瑞尼尔·格伦德曼认为，“丝毫看不出变形的劳动过程与‘环境制约型劳动过程’在意思上有什么不同”。^[18]瑞尼尔·格伦德曼指出，泰德·本顿忽略了一个事实：对马克思来说，在农业劳动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也被看作是一种改造行为，即已被开发的土地与未被触动的自然界有一定区别，耕地是由劳动耕作过的“准备好了的土地”。瑞尼尔·格伦斯曼主张，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然是劳动过程中变形的，人不只是在自然中生存的存在，而且是与自然对抗地生存的存在，以劳动为中介的与自然对抗是作为对自然的支配来把握的。瑞尼尔·格伦德曼认为，引起自然破坏的东西不是对自然的支配，而是由于对自然的支配不充分、不完全造成的。瑞尼尔·格伦德曼所理解的对自然的支配是“对自然的有意识的控制”，就像一位技艺精湛的音乐家“熟练地拉小提琴”，在这个意义上的“支配自然”既不是指人以无意识的方式对待乐器，也不是指一个熟练的演奏者可以用铁锤敲击乐器的方式来“控制”他的乐器，熟练地拉小提琴用德语来说就是表现为“他支配自己的乐器”，因此，人对自然的支配也表现为人是自然的主人。针对人对自然的改造破坏了自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破坏了“正常的自然”的论调，瑞尼尔·格伦德曼说，“知道什么是自然的正常是很困难的，生态学家大概是在自然的‘正常’状态即平衡状态之外来论述的。由于这样的定义与人的利害关系无关，我们无从知道其意义，因此我主张自然常常存在于‘与自己的平衡’中。”^[19]他举例说，由于洗涤剂造成河流污染，鱼没法在河里生存，取而代之的是藻类的繁殖。因而他主张，在人看来“正常的自然”遭到破坏，但是自然与她自身的平衡却总是保持着。

13．2．3．3　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理论的整理和阐释

岩佐茂指出，认为马克思主义肯定对自然的支配的人所引用的论据都是恩格斯的。他认为：“实际上，恩格斯主张，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在自然外面支配自然’，而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通过‘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来支配，而且据此人会‘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进而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是对自然的‘支配’不如说是对自然的‘控制’。”^[20]“支配”的概念应与“控制”的概念严格区分开来。支配是在自己的基础上使另一方服从，控制是根据某种标准来衡量对象、自己或对象与自己的关系。因此，“在制约、控制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怎样来调整、制约、控制，就变得很重要。”^[21]约翰·克拉克认为，马克思关于外部自然的“无机体”品质意味着相对于人类来说，它具有工具特征。自然，除了准予人类改造它，别无价值，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然的价值就在于被征服。“自然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始终为自己而存在，这种状态必须被改变，改变成自然为人类而存在。通过人类的生产，‘自然作为人类的劳动成果和人的现实性而呈现’，因此，‘人类看上去存在于他自己创造的自然中’。”这样，“人类真正的自我创造能力就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仅仅在这一阶段，‘人类的自然存在变成了自然的人的存在，自然变成了人的一部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