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博弈的基础

建立在个体理性偏好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基础上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是现代决策论的基础，它提供了理性决策的标准。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决策基于对各选项的效用计算。一个有风险的选项的效用等于该选项所带来的后果的期望效用，即可能结果与发生概率的乘积。当面临选择时，理性的决策者会选择那个具有最大期望效用的选项。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决策模式与期望效用理论所预测的并不一致。人们的决策并非如经典经济学理论所说的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直觉判断、决策框架等因素都可能使人们的决策偏离理性。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aniel Kahneman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以修正期望效用理论，并解释和预测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决策行为。在其前景理论中，Daniel Kahneman给出了价值函数，并提出了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概念，即人们对损失尤其敏感，并极力避免损失（Kahneman＆Tversky，1979）。

图3-8　价值曲线
（摘自Tversky&Kahneman，1981）

前景理论中，以中性参照点0点为基准，将结果定义为收益（正偏离）或损失（负偏离）。用价值曲线（value function）表示参见图3-8。尽管个体间可能存在主观价值上的差异，但价值曲线一般情况下表现为S形，在参照点以上呈现凹状，在参照点以下呈现凸状（Tversky＆Kahneman，1981）。

根据价值函数，损失下的价值曲线比收益下更陡峭，这表明人们对损失的反应更强烈。损失一定金钱所带来的痛苦的程度强于等量收益所带来的愉悦的程度，因而比起得到一定的收益，人们更愿意规避等量的损失。风险决策中，在收益框架下，人们表现出风险规避，而在损失框架下，人们表现出风险寻求，以期规避损失。这就是损失厌恶理论。

Buchan等（2005）最早考察了收益和损失下的最后通牒博弈。研究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让被试扮演双重角色，既作为提议者提出分配方案，也作为反应者提出最小可接受量，被试随机配对。在获益情境下（总额＄100），被试作为提议者时声明他们希望分给反应者的最大数目、作为反应者时声明他们愿意接受的最小数目；若提议者的分配量大于等于反应者的要求量，则提议被接受，双方按提议分钱；反之，若提议者的分配量小于反应者的要求量，则提议被拒绝，双方均无收益。在损失情境下（总额＄100），被试作为提议者声明反应者应该分担多少损失、作为反应者声明可接受的最大赔付量；若提议者的分配量小于等于反应者的最大可接受量，则提议被接受，双方按提议付钱；反之，若提议者的分配量大于反应者的可接受量，则提议被拒绝，双方均赔付＄100。结果发现，作为反应者所提出的最小可接受量均小于作为提议者所提出的分配量，其上限均不超过总额的50%；作为提议者，损失情境下的分配量多于获益情境下的分配量；作为反应者，损失情境下的可接受量多于收益下的可接受量；损失情境下的可接受量小于建议者的分配量，从而使得损失下的不公平提议更易被拒绝。该研究还对中国、日本、美国被试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发现结果类似，表明文化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Buchan，Croson，Johnson，Wu，＆John，2005）。

这个研究首次将损失情境引入最后通牒博弈，但有几个方面限制了它的理论价值。其一，被试扮演双重角色。Güth等（1982）发现被试在双重角色条件下的分配量更多，这个效应是否会影响Buchan等（2005）的实验结果尚不得而知。其二，被试被告知只有一对被试被随机抽取按实验结果获得相应报酬，这种设置可能会影响被试对任务的实际投入和参与程度。其三，作为反应者，被试并未面对具体的分配提议，真正面对具体分配提议时的决策也许会有不同。其四，反应者和提议者同时做出决定而不是相继，被试不是根据对方的提议再做出决定，这不是真正的策略性博弈。另外，该研究所讨论的指标仅限于分配量和可接受量，相对单一。

鉴于以上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最后通牒博弈中损失厌恶对不公平厌恶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