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呢？这里首要的一点就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由国家兴办企业转为还企于民，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使国家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上，引领社会进步。第二，必须建立以民为本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也就是说，决策要科学，布局要到位，执行有监督，不是停留于口头号召，而是落实于制度建设。即十七大提出的“建设服务型政府”，“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创新型民本政府的建立，不仅表现为国家级政府机构的建立，而且表现为政府与人民间的联系。因为民本政府不仅表现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而且表现为人民的参与，从这个意义讲，自觉加强公共领域建设是民本政府能否建立的关键。

公共领域主要是指私人生活领域与国家决策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通过公众参与、公众舆论反映广大人民的普遍要求，无论是老人问题、小孩问题、妇女问题，还是就业问题、医保问题、教育问题，也无论是环境问题、边少问题（边疆、少数民族），还是种族问题、宗教问题，凡是与民生有关的问题，都应有相应的组织和机构反映、研究，并参与决策和监督。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代表资本利益，因此这是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但却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是人民政府，凡是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方面都应有人或相应的组织去关心，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应布局到位，并通过公共媒体，形成社会共识。公共领域的加强，一方面反映了民意，另一方面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监督政府提供了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包办，公共领域的问题并不突出，然而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许多民生问题突然失去了依托，加上资本原则侵入医保领域、教育领域、养老领域、生态领域，不仅严重冲击着核心价值体系，而且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命运。因此，公共领域的建设本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完善的一部分。

公共领域建设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经济领域的公共领域建设，使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专门的机构或平台去关心、研究；另一块是非经济领域的公共领域建设，使人民有更多的参与权、知情权、决策权。这两块公共领域的建设都可以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结合起来，使各方的观点、意见、建议以互联网的方式汇总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个提案组，并最终影响国家决策。如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这样的常设机构，如果各级代表大会都通过互联网与全国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的充分的反映和研究，如果我们的高校和各级研究机构都能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如果政协、工、青、妇、各种民间组织都能着力关注民生问题并把意见汇总到各级人大提案组，如果各级人民代表都能常年进行实地调查，如果各级人大提案都能充分地在网上征求人民意见，如果所有的提案的执行情况都能受到人民的监督，我们中国一定能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党的十七大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们只有像珍爱生命一样珍爱人民民主，我们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这是一种奔腾的洪流，这是一种巨大的合力，这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法宝，这是一种永不枯竭的人生智慧，只有坚持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一个过程，并且每一步都必须得到经济条件的许可，“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74]。因此，一切超越现阶段条件许可的和谐要求，往往会使人走向空想。也就是说，社会和谐必须以确保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但社会和谐始终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社会主义有可能战胜资本主义的方向。按照生产力的实际发展，逐步有效地推进社会和谐，是我们长期必须坚持的任务，在这里必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艺术，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自决能力。

资本是现代社会兴起的根源，也是现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它既为社会和谐创造财富，也从根基上破坏着社会和谐。任凭资本攻城略地，中国将告别社会主义，只有以人为本，社会和谐，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社会和谐，我们的原则是：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必须承认资本，发展资本，这是市场经济一切活力的主体。在社会领域，在非经济领域，我们必须坚持人本原则，防止资本原则向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侵犯，同时要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类的发展服务。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应该成为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