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在阶级冲突中产生的，因而，“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318]。因此，它必然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国家的功能却不能局限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必须要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服务，否则国家就是不合法的。
正像马克思在分析亚洲古代社会时指出的：“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319]也正如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320]因而即使在经济领域，单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也是不行的，国家必须承担起经济的领导责任。
从国家起源看，“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21]。因此，国家的另一个职能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就是说，当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的时候，人们必然需要国家，这时候，“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322]，“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323]。因此，它除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外，必须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在一个更自觉的阶段，例如社会主义阶段，国家应该成为团结各族人民达到社会和谐、形成最佳合力的核心力量。这时候如果继续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国家行为的唯一取舍，不仅不能达到社会和谐，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可能失控。
以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利益为导向，它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是物质生产，而社会和谐的本质是社会的全面生产，是五种生产的内在平衡，它的目标是形成最佳的社会合力，因而它的立足点是人们共同的社会。这两种思路所依据的社会结构理论是有区别的，第一种思路的社会结构是以物质生产这一种生产为基础，并把社会理解为物质生产这一种生产基础之上的二层楼结构。第二种思路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的全面需求出发，把社会看作五种生产的统一，而国家的最高任务是协调五种生产的内在平衡。在后一种理解中，物质生产依然是最重要的生产或基础，但是整个社会生活绝不局限于物质生产，因而财富原则不是社会的最高原则，它的最高原则是“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第二种思路是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五种生产的全面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只有它才能避免对社会的绝对的、片面的理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本的立场上，这一点将决定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运。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唯有组成真正的人民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并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的幸福服务。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问题必然上升为主要的哲学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什么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以资为本的，我们称为资本主义，以人为本，以社会和谐为本的，我们才称为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最高的意义上是国家理念的区别、是国家机器的区别，也是国家功能的区别。唯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社会有机体全面生产和协调的立场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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