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仰与社会主义道德信仰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和道德信仰，具有社会历史性，是被不同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和道德信仰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

一、从五种社会形态看社会主义道德信仰

道德信仰是人在道德人格上的自我超越，但由于人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任何内在的超越都是对“关系”的超越，所以，无论是超越的程度、内容还是方式，都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明确指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3]

从整个人类发展历史看，道德信仰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步的，其主要表现是人们越来越摆脱外在非人性力量(如天上神和地上神即皇权、货币和商品)的围追堵截，而在灵与肉、己与他、个人与社会乃至人和自然等关系上达到和谐统一，使道德信仰充分体现人的自由、价值、尊严和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形态，形成了五种类型的道德和道德信仰。

原始社会道德是人类道德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基本历史类型，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部落、氏族内部统一的道德。它萌芽于人类脱离动物状态之初，并随着早期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原始社会道德以维护血缘集体的共同利益为最高道德目的，以全体成员的平等、协同劳动、互相帮助等为基本内容。在原始时代，人们的眼界始终未能超出部落、氏族的范围，道德调节仅限于本部落、氏族之内，从而使原始社会的道德信仰具有狭隘性。当时的人们往往把道德看做外在的力量，从而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和传统规则的奴隶。原始社会的道德调节所凭借的力量，主要是习惯、传统、禁忌和首领的威信等。原始社会道德是纯真质朴的，往往同其他生活惯例、风尚习俗以及原始宗教混杂在一起，从而使原始社会道德信仰具有非理性和蒙昧性，缺乏自觉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

奴隶社会是在原始社会解体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它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占有直接生产者──奴隶，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关系是整个社会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关系。奴隶社会道德以维护或反对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和绝对屈从为基本内容。奴隶主阶级将奴隶蔑视为特殊“工具”和“财物”，强调其对奴隶主绝对服从的道德义务，从而使奴隶社会的道德信仰具有非人性和工具性。在奴隶社会，道德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也逐渐形成。统治阶级把道德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原则、规范和理论体系，从而使奴隶社会道德信仰较之原始社会道德信仰具有系统性和理论性。

封建社会的道德是阶级道德的第二个历史形态，它以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尊卑贵贱秩序为基本内容。地主阶级道德把等级“身份”作为评价善恶、荣辱的标准，以“尊尊”、“亲亲”或“忠孝”、“信义”作为根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并按宗法等级划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从而，使封建社会道德信仰具有鲜明的宗法等级制色彩。封建社会所信仰的道德具有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非对等性。比如，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念就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群体主义作为基础，重家族、群体而轻个体，强调群体利益而抹煞个人利益，强调责任义务而忽视权利。在封建社会中，道德进一步被规范化、体系化和神秘化。封建统治者借助于国家政权或宗教组织，不仅对各种道德要求作出正式表达，形成封建“人伦”关系的规范和理论体系，而且往往假以“神意”或“天命”，将这些规范强加于人，从而使封建社会的道德信仰建立在神秘的形而上学之上。封建统治者一方面使道德和政治、法律、宗教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又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加强道德对人们的精神控制，从而使封建社会道德信仰具有更为突出的外在强制性。封建社会道德信仰更注重外在规范的内化，而忽视、蔑视乃至敌视从人性自发的需要和规则，正如宋明理学所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

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主义社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主义道德的过程中，摧垮了封建社会道德信仰的形而上学基础，瓦解了基督教道德信仰的哲学根基，从人性、人的本质、天赋人权、人的尊严和幸福出发，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反对神道主义，把道德的根基由天国转到人间，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比如，他们提出了人道主义道德原则，要求人们相互尊重，实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幸福。他们还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规范，对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大作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以独立存在的市场主体为基础，它承认乃至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从而使资本主义道德信仰具有一定的主体自觉性。资本主义道德“肯定了人生自由，否定了人身依附关系;肯定了人的平等，否定了等级、特权;肯定了博爱，否定了把人不当人的非人道主义。一句话，肯定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以及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对人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对人们挣脱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等级主义的枷锁起到了巨大的革命作用”^[4]。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把从前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从个人的产品变成社会的产品。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却不是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者所共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这些矛盾反映在道德生活领域，就出现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市场经济把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与物的关系，金钱成为人际关系的纽带，从而使资本主义道德信仰带有浓厚的拜金主义或金钱拜物教的色彩。

“社会主义道德信仰是人们基于社会主义道德对其生存发展的价值的认知而产生的对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理念的笃信与崇敬，并以此设定人生目标和付诸道德行动的强烈情感。”^[5]从学理上分析，与以往各种道德信仰相比，社会主义道德信仰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道德信仰既不是建立在以“天理”、“理念”、“神的意志”(释迦牟尼、上帝、真主安拉、玉皇大帝、老天爷……)的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以“良知、良能”、“善良意志”、人性善、天赋观念等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人的感性欲望、本能、天赋人权等旧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道德信仰在客观上是受社会的客观历史条件制约的，其内容具有客观的社会历史意义;同时，道德信仰也从主观、内心上激励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目的和理想。

第二，社会主义道德信仰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上的，而且与原始社会公有制不同，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道德信仰的理想目标是建立在社会改造与人的完善相统一的现实社会运动之中的。社会主义道德信仰的确立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离不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坚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为价值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的相对缩小，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矛盾，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表现。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产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不能容纳社会化的生产力，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而必将被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它能提供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环境和全面发展的条件。

第三，社会主义道德信仰与共产主义有着共同的理想目标:每个人自由全面和谐发展。资本主义强调每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幸福，往往脱离社会的制约，无视他人的权利、自由，从而在道德上导致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道德原则的推崇和信仰。资本主义道德价值观念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中心，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个人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它对冲破封建专制制度有重要作用，也是一些人个人奋斗的内在动力，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提倡的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重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坚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一方面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于集体利益;同时又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发展健康的个性，使个人全面发展。

第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注重效率，而且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更加注重人是目的，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因此，社会主义道德信仰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谬论来加以粉饰的:牧师、哲学家、律师和国家活动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个人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6]列宁也曾经指出:“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起就染上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7]

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看社会主义道德信仰

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

学术界一般把第一阶段看做前资本主义阶段，把第二阶段看做资本主义阶段，把第三阶段看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第二阶段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9]。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个人与社会利益相一致为基础的个人的全面发展时期。

(一)第一阶段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中，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天上的神灵或地上的神(如天子、皇帝、君主、国王等)。越是人类的早期，人就越缺乏独立性，人的道德信仰就越融合于对自然、神灵、祖先的崇拜，与巫术、禁忌、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个体离开群体就无法生存，人们对部落、氏族的整体利益以及由此引发的所有道德要求都崇拜和服从。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人们受到来自神权、皇权、族权的多重压迫，除了服从天上的神灵之外，还要服从皇权、族权，在道德信仰方面，既表现出宗教信仰性质，又表现出浓厚的政治信仰色彩。

“在人类社会出现的初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的交往也是很狭隘的。因此，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那时，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只能服从。这种关系反映在原始人的头脑中，就形成为一种自然宗教的意识。”^[10]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1]自然的威力作为无法改变的法则控制着人们的行动和思维，人们对这些自然法则只能俯首称臣，既畏惧又崇拜。人们把某些自然物作为自己氏族、部落的祖先或亲族加以崇拜即图腾崇拜。图腾崇拜通过一定的祭礼仪式进行，想借此控制自然并使其合目的化。“图腾崇拜产生后，它往往以巫术、祭礼等神秘的方式引发初民的惧怕心理，增强初民的归属感和敬畏感，并由此控制了人类，使人类自身秩序化。随着图腾崇拜的产生，出现了诸多禁忌。通过这些禁忌限制初民的那些危及种族、部落生存的盲目欲念和冲动，强化行为的一致性，以保证基本的生活秩序。后来这些神秘的禁忌渐渐演变为习俗和传统，最终成为当时整个道德信仰的基础。”^[12]

人类的自然崇拜中内含着对道德要求的崇拜和服从，内含着对自身与自然和他人的交往方式和规则的敬畏和笃信。他们非常害怕因违背这些方式和规则而招致惩罚和灾难，又由衷地期望通过对自然法则的遵从而带来福佑。几乎所有的巫术都对违背这些交往方式和规则的人进行严厉惩罚，有的被打死、烧死、淹死，有的被献祭，有的被逐出氏族等，使人们在颤栗中服从。法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认为巫术是原始思维的一种集体表象，“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的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情感”^[13]。这正是人类早期道德信仰的真实写照。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这部驰名中外的著作中，通过对世界各地大量事例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巫术主要有两种，一是顺势巫术，二是接触巫术，这两类统称为交感巫术，都内含着人们坚定的信仰并使人在规则和禁忌中获得了道德信仰的性质。人们“只有严格遵从其巫术的规则或他所相信的这些‘自然规律’，才得以显示其神通。哪怕是极小的疏忽或违反了这些规则或规律，都将招致失败”^[14]。古代人认为通过巫术控制下雨、太阳、刮风等，但要达到目的，需要付出代价。比如，在埃及，当尼罗河涨水前，为了能够引水灌溉，传统的做法是用华丽的衣裳打扮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把她扔进河里。这种做法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存在过。人们为了不冒犯神灵和取悦神灵，形成了很多禁忌和规则，这就是最早的道德规范。当然，除了巫术，古代人还存在宗教、祭祀、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等多方面的敬畏和崇拜方式，但不管哪一种，都是人对神秘的绝对权威的畏惧，可见，原始人的道德信仰是以敬畏自然和神灵为前提的，一开始就带有神秘性和绝对性。所以我们称之为“颤栗中的服从”。

另外，生产力的落后使部落、氏族的成员难以具有意识和行为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人们对自己所属于的部落、氏族及其制度只能俯首帖耳，只能在颤栗中敬仰和服从。恩格斯指出，在原始社会，“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15]。

阶级社会出现以后，统治阶级为了使被统治阶级附首帖耳，即把道德说成神的意志，加上了皇权、族权的强制和保护，使道德成为绝对命令，人们只能在颤栗中服从。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分析了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它以古代东方为代表。在以自然条件为实现劳动过程的前提的亚细亚式所有制形式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表现为个人服从、隶属公社的首领个人，最终隶属于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在这种关系中，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16]。因此，个人要无条件地服从共同体的利益，而实际上是服从共同体的代表——君主个人的利益。在这种绝对服从中表现出来的道德信仰只能是“颤栗中的服从”。

(二)第二阶段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产生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人的本质、人的劳动、人的关系被异化，人成为物的奴隶。

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17]。人受自己创造物的支配，处于异化状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异化问题作了更深入、更详尽的说明，并指出人的道德也以异化的形式出现，道德不是主体人的道德，而是以物为标准的道德。货币作为非人的异己力量统治着人与人的关系，控制、支配着人的思想、情感和道德。货币使道德不以主体的人及其社会为标准，而以货币为标准，货币成了最高的善，货币的特性成了人的特性，人的特性和德性不由自身决定，而由货币决定。货币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合乎人性的关系，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信仰只不过是对异化力量即货币的崇拜，所以是一种异化中的崇拜。不是谁有良心谁就受人尊敬，而是谁拥有货币谁就受人尊敬，谁拥有的货币越多，谁就越受人尊敬。只要拥有大量的货币，不管心灵多么卑鄙都会成为受人尊敬的善人。马克思说:货币持有者“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18]。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异化状况作了详细的描述。他指出资产阶级是以金钱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的，资产阶级的一切苦乐、心灵的任何活动，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都取决于发财致富的强烈欲望。金钱不仅是衡量道德的标准，也是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恩格斯说:“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19]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异化作了无情的揭露，指出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20]。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换者对对方的个性漠不关心，关键是等价物的交换。所以他们的价值观是对方的客体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对方个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相互利用。”^[21]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商品、货币作为人的价值、道德的最高标准，作为至善;把发财致富的欲望作为社会生活的原动力，作为生活的最根本的原则和道德秩序的唯一的根本标准。马克思把这叫做拜物教。马克思说:“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22]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商品、货币的崇拜就像宗教里信徒对神灵的崇拜一样，是发自内心的虔诚，是一种信仰。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价值和使命都淹没在对物的崇拜中，人们感到只有通过占有货币，才有力量，才有价值和尊严，才能实现自我超越。可见，道德信仰表现为对一种异化力量的崇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人类历史发展第二阶段的道德信仰叫做“异化中的崇拜”。

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人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人开设了工厂，建造了高楼大厦，发明了汽车，缝制了衣服，生产出了粮食和水果。但是，这些人类用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却从人那里异化出去了。人不能真正地控制他所制造的这一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恰恰相反，这一人所创造的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者。在它面前，人俯首帖耳。他竭尽全力地安抚它，巴结它。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他似乎还被自我利益所支配着，可实际上他的整个自我连同其具体的潜力，已成了服务于他双手所创造的那台机器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工具。他幻想般地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枢，可实际上仍被一种强烈的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感煎熬着。他的祖先曾面对上帝也被这种感觉折磨过。”^[23]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市场品格定向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异化以及人们在异化中的崇拜。

弗洛姆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推进，人们在精神领域已经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具有理性和理想了，而是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绝望。他说:“洞察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和现代社会，就会看到，现代缺乏信仰已不再具有历史上缺乏信仰所曾有过的进步性了。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信仰;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表现了人根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24]现代人的怀疑已不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而是表现为一种不在乎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看来，一切事情都具有可能性，没有什么必然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对每一件事、工作、政治、道德，都感到困惑，更糟糕的是，他们相信这种困惑是正常的精神状态。他们感到孤独、糊涂、软弱无力;他们并不根据自己的思想、情感、感觉、意识而体验生活，而是根据他们所想象的去体验生活。”^[25]现代人在价值观上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人们什么也不在乎，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标准和价值理想，没有什么值得信赖的敬重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这实际上就是信仰危机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弗洛姆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道德信仰危机的表现及其危害，他认为人们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已经没有了良心，陷入了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别人的无道德信念的黑暗境地。“我们是一群民众，盲目地相信，我们所走的路必然通向一个目标，因为我们看见其他人也同样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之所以不失勇气地身临黑暗中，是因为我们听到其他人也都吹着口哨在这片黑暗中。”^[26]

弗洛姆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现代病”，为了治疗这些“现代病”，他极力倡导一种理性信仰，反对非理性信仰。他所说的理性信仰“是基于在理智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理性信仰的基础是生产性。依照我们的信仰而生活，意味着生产性地生活，意味着获得唯一确定的存在感，这种确定的存在感源于生产的能动性，源于我们每个人是这种能动性之主体、并支配着这种能动性的体验。”^[27]这些理性信仰不同于盲目的宗教信仰，也不同于对外在权威的崇拜，它产生于个体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活的自我体验，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充满人道主义的性格或人格。弗洛姆认为这种理性信仰是人道主义伦理学所提倡的，对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信仰的扭曲、异化和危机，西方不少思想家都表现出了忧虑，麦今太尔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麦今太尔认为，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摆脱了封建社会中身份、等级和出身等对个人的制约，现代的“自我”出现并占据了生活和文化的中心，这好像是历史的进步，事实上，在这个没有制约的“自由”的“自我”背后，却是文化的相对主义和道德的解体，人们陷入了道德信仰危机的可怕境地。在商品大潮奔涌、自由主义泛滥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任何社会规定性的“自我”，即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会内容和必然的社会身份的自我，已经成为道德信仰危机的重要的、深刻的根源。

(三)第三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及其道德异化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阶段里，生产力高度发展，个人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8]。马克思认为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劳动还有必需的和外在目的的规定，但是劳动促成生产力的发展又为克服劳动异化创造了前提，也就为自由创造着前提。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不再由他人或他人通过物的形式对劳动进行强制规定，而是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这时候，阶级及其对立已经消灭，人们获得了社会解放，变成了真正的人，道德也成为真正人的道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29]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才能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动物界，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所谓“真正人”或人类进入自由王国，这就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0]。这个时候，作为真正人即自由人的道德才是真正的人的道德，它克服了一切非人性因素的影响，而成为人的本质的全面展开，道德信仰就成为自由的人对全面体现人的本质、作为人的自我实现形式的道德理想的敬仰。

道德按其本性是人类通过自觉的创造活动而为自己设立的一种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道德信仰是人通过自身的改造而完善自身，完善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目标，在本质上是道德人格的超越。真正的道德和道德信仰都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31]这更能说明道德信仰的基础。真正的道德信仰不是对天上神和地上神的颤栗的服从，也不是对异化力量的崇拜，而应该是对人的本质之我、自由之我、理想之我的敬仰。在真正的道德信仰中，人们才能达到对自然之我、有限之我、孤立的个体之我的超越，人才不愧为世界上最高贵、最完美、最自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