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道德信仰危机的表现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个体成员道德行为失范和社会整体道德失序，无论从道德形成的精神基础，还是从道德的目标方面考量，根本原因都与道德信仰有关。

1.社会整体道德理想目标的缺失和迷失

道德信仰是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其精神基础或根据的信仰，进一步表现为“我应具有什么样的道德理想”和“我为什么要具有这样的道德理想”两个道德基本问题。作为一种信仰，它更突出地表现在对道德的价值基础的肯定和确信上。因此，道德信仰危机首先表现为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其精神基础或根据的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比如，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以上帝存在为价值根基的基督教关于“天堂”的道德理想目标就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动摇乃至否定。在康德看来，启蒙的核心就是无须借助他者而独立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启蒙运动就是要确立一种新的生活意义系统，它唤起了人们被神的光芒遮掩已久的理性，宣判“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这正是对既有道德价值信仰的反叛及这种反叛所造成的道德信仰危机。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信仰体系的瓦解，宗法伦理被不断解构，传统的道德信条、律则和规范被不断遗弃，而新的道德理想和规范尚未真正确立。再比如，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被神圣化的所谓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目标，在市场经济时代被很多人所淡化甚或鄙弃，而新的道德理想目标又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也被一些学者称为道德信仰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过程中，人们被压抑的利益冲动骤然释放，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不断泛化，个体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精神理想和道德信仰的光环逐渐暗淡失色。“市场经济把它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并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便由此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无休止攫取造成的‘全球问题’)，人与社会的异化(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扭曲)，人与他人的异化(金钱关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人与自我的异化(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而造成的自我的失落)。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现代人的这种‘物化’与‘异化’，使人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精神家园’的失落:世界的符号化和自然的隐退所形成的‘无根’的意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所形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终极关怀的感性化所形成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义失落’。”^[1]经济大潮冲击使得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欲望在许多人心底涌动，“当市场经济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之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体物质利益也随之取得了伦理上的合理性认可。但随着个体谋利的原有社会禁锢和道德禁忌的解除，不只是单纯获取个体物质利益的原始冲动成了经济行为的动机和诱因，而且这对个体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在不少个体那里达到了放肆无度的地步。于是，道德在主观上被驱逐在经济活动之外，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则成了支配不少经济活动主体的基本信条”^[2]。市场经济引发的功利诉求使得道德信仰的崇高价值一再遭遇失落，如经济学家何清涟先生十多年前所叹忧的现象至今犹存:“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铺天盖地、来势汹汹的金钱潮;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在这十多年商品大潮的强力冲击下，商品拜物观念已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以致教养、文化水准很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之不道德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3]经济利益至上的功利化导致社会性的道德信仰危机、人文精神缺失、生命意义流失、道德理想目标迷失。

2.社会道德价值标准失范和失序

道德理想目标的丧失和道德失范密切相关，因为道德规范就是为达到道德理想目标而对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表现为行为准则或规范。道德失范就是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原有的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系统及其规范要求怀疑、动摇乃至否定，但又没有新的道德价值系统及其规范要求来取代原有的，出现了道德价值系统及其规范要求的“真空”，这是一种道德规范系统的“青黄不接”的饥渴状态。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期，善恶是非分明的标准却变得含混不清。人们受到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而任何一种标准的背后，又都可找到反向标准，它同样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情境，使得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由此价值标准由多元化走向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道德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和价值取向紊乱。任何一种选择，似乎都可以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和赞扬，而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批评。这种道德选择的矛盾冲突，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职业道德失去了昔日的稳定性。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成了带有普遍性的行为模式，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更是司空见惯，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事情在某些地方早已超出了秘密策划的阶段而成为人们日常经验交谈的话题。角色意识以及由角色期待而产生的自我约束力非常脆弱。价值取向紊乱严重干扰着人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质量，使各种社会工作效率低。

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异和失序，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非道德主义是指一种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的价值取向，其实质是极端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新中国成立5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培养和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如集体主义、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等，虽然这些字眼仍然颇为频繁地出现在报刊、红头文件和学校讲坛上，但实际上已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不少人已明确表示怀疑和否认，自觉不自觉地悖逆。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相当一部分人在社会价值的追求上重利轻义，重视物质利益、轻视道德原则和道德精神的价值，信奉一些消极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诸如:极端个人本位价值观，主张个人利益是唯一的现实利益，公共利益应该服从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愿望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固守这种价值观的人往往过分执着于自我意志和私欲，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顾礼义廉耻，更不惜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这种价值观的实质是试图在人际关系中绝对突出个人本位，因而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价值观上的表现。享乐主义，把寻求肉体感官的享乐看做是人的本性，认定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这种价值取向常常表现为不重理想，否认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主张及时行乐，讲求“实惠”，甚至把追求个人快乐看做第一要义，鼓吹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权力本位价值观，一些手中掌握权力的人，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信奉权力至上和崇拜权力，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表现为不惜一切代价巴结上司、施惠下级、投机钻营、拉帮结派、编织关系网，另一方面表现为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金钱至上，这种价值观把金钱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标准，甚至包括人本身，一个人的价值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往往以其财富为标志，把金钱的作用绝对化、唯一化，认为人生价值的实现就是获得金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纯粹的金钱关系;人生如战场，人人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为聚敛、占有更多财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残酷的竞争，把追求金钱以及物质享受当做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削弱，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图利、收受贿赂、生活腐化，已成为败坏党风政纪的社会公害;商业活动中见利忘义、为富不仁，以坑、蒙、拐、骗等不法手段谋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姻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换一种活法”等失范行为往往受到社会舆论某种程度的宽容，给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3.个体道德信仰人格的缺陷

(1)个体道德情感的麻木和缺失。从构成道德信仰的基本要素看，道德情感是对道德理想目标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敬重、忠诚、虔诚、向往等强烈的情感。而在道德信仰危机的发生过程中，人们的这些情感逐渐淡化、消失甚至走向反面。人们对原来道德价值系统的崇敬感、神圣感没有了，而感到困惑、迷茫、彷徨、焦虑。人们不再满腔热情地称赞道德行为，不再仰慕道德人格的崇高，也不再嫉恶如仇地去揭露、谴责坏人坏事并与之展开斗争，而是置若罔闻、避而远之。自己做了背德之事，不是感到内疚、羞愧和自我谴责，而是只要不被发现和制裁就暗自庆幸。这都是道德情感麻木、困惑、缺失的表现，也是道德信仰危机的表现。

(2)道德生活动力的欠缺或扭曲。对于道德信仰危机的人们来说，其行为选择不是出于道德义务感或责任心，而是出于对个人利害得失的权衡。对于不能给自己带来现实利益的事，即使对他人和社会有很大的好处，他们也不愿去干。其行为选择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趋利，二是避害。他们要么没有善良意志，要么就是善良意志十分薄弱，经不起钱、权、色、利的考验。他们反叛原有的道德规范，蔑视原有的道德楷模，亵渎原来视为神圣的道德人格，又因为没有新的道德理想的召唤和约束，所以感到空虚、无聊，甚至感到人生的荒谬。他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做个有道德的人?或者，我为什么要按照道德要求行事?在他们看来，宁愿过没有道德却很快乐的日子，不愿过有道德却穷困潦倒的生活。道德价值在人生价值中被挤到了边缘的地方。

(3)道德人格分裂。人格是精神世界的整合，道德人格是道德精神世界的整合，人格的分裂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的瓦解，道德人格的分裂意味着道德精神世界的分崩离析，因而，人格的分裂是一种巨大的精神痛苦，道德人格的分裂会使人生丧失追求的价值目标，没有奋斗的方向，整个道德生活没有一个支撑点，道德价值的大厦被夷为平地。人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活。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失去了判断能力，对未来生活丧失了希望和信心，总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道德人格分裂的人，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孤独感、空虚感以及如履薄冰般的苦涩、烦恼和无奈。道德人格分裂的人像得了缺乏道德的综合征，他们既没有道德理想目标，没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也没有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在道德领域处于瘫痪状态。道德人格分裂的重要表现是个体道德素质方面的双面人格或自身意志缺乏、知行分离。近年来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明辨是非、善恶判断、价值取向等道德认知能力日益增强，然而社会生活中道德主体的知行分离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即明知对的不去做，明知错的不去纠，更有甚者见困不济、见死不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道德情感的冷漠和道德意志的脆弱。许多恪守道德、富有教养的好人往往仅能做到修身养性、独善其身、明哲自保，人们只讲小圈子——家庭、亲人、熟人、同事、朋友之间遵守道德，一旦脱离血缘、地缘、业缘环境，置身于陌生公共环境之中，会对那些应该共同遵守的文明公约、守则熟视无睹，每每遇到不道德的人或事却绕道走开，看到践踏道德的事也置若罔闻。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道德欺诈行为和权力腐败现象，许多人惊呼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痛心疾首于社会现实的污浊与堕落，又不愿放弃传统道德描绘的理想境界，于是选择逃避现实的唯美生活方式，完全将自我封闭起来，沉浸于自得其乐的浪漫幻想之中，追求所谓的精神高度独立和人格的卓而不群。许多社会多数成员也承认道德的积极作用，呼吁社会道德风气的改良，愿意遵守道德准则，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外力的干扰，或者内心私欲的诱惑，或者缺乏行动的决心和勇气，常常不自觉地超越道德的界线:在众目睽睽之下谨言慎行、循规蹈矩，无人约束时则放纵自我、率性而为，表现出道德修养与实践时而统一、时而乖离的游移特征。

4.社会整体道德秩序中的道德信仰匮缺

(1)家庭伦理矛盾冲突与道德信仰的流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一个封闭的、以农业生产为特征的传统社会向开放的、以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转变，导致了家庭道德伦理关系的变化:伦理重心从长者为中心下移到以儿童为中心，伦理轴心从纵向亲子关系转为横向的夫妻关系。^[4]伦理重心的变化，一方面，导致了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道德伦理的严重失衡，由此而引发了老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出现了“敬老不足，爱幼有余”的倾向，坑老、啃老、弃老、虐老(包括精神虐待)、干涉老年人再婚的现象严重，给老人的晚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另一方面父母不顾及孩子的天性和特点强迫孩子参加课余辅导和培训;家庭道德伦理轴心的转换，增加了夫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了婚姻危机、家庭失睦与家庭暴力，伴随而至的是离婚率上升、婚外恋增多、未婚同居与重婚现象严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而大受影响。

(2)职业道德中道德信仰的缺失。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带来了新旧两种观念的冲突，职业道德失去了精神支柱，爱岗敬业精神受到怀疑，以权谋私等行业不正之风蔓延，诸如医生收取病人红包、商人为了利润不择手段坑蒙拐骗等。各行各业从业人员责任水平下降，职业道德陷入一种迷茫状态;经济领域主体既缺乏传统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服务费以及经济合同失效现象严重，导致经济信用严重梗阻，社会经济无法正常运行;假冒伪劣商品和假货充斥市场，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做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人们惊呼经济领域中个别人良心尽丧。“社会历史的治乱兴衰的发展变化同人们的道德风尚密切相关，一个政权的气数首先取决于社会管理层道德风尚的演变。”^[5]改革开放以来，官员对人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漠然不顾，想方设法进行权力寻租、设租、抽租，敢于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任人唯亲，使得为政清廉、正直坦白、深得民心者往往被排挤冷落而得不到重视和提拔，而精于为官之道、老于人情世故、擅长曲意逢迎、不受百姓欢迎者却往往官运亨通，呈现出权力领域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反常现象。某些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私设“小金库”，乱开乱支，蔑视道德和法律;许多人获取财富不是依靠履行其职业责任，而是倚仗职权、破坏基本职业道德准则得以实现的;腐败现象、分配不公和暴富阶层的出现损害了公众遵守道德的信心。在民间也形成了以钱开路、行贿收买的不正之风;社会上形成由同学、同乡、同事、战友、上下级组成的灰色关系网，通过损害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满足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短短20年，出现了一个暴富阶层，他们大批财富的获得并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致富所得，而是违反道德和法律暴富起来的。

(3)社会公德失衡与道德信仰流变。社会公德是为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社会公民共同遵循的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准则;社会公德既是现代社会伦理的基石和支柱，也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尺，直接影响着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的好坏，然而，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公德严重失去平衡，被一些人任意践踏。一方面是违反公德的行为司空见惯，一些人缺乏起码的文明礼貌，语言粗鲁、淫秽，三句话不离“国骂”，随心所欲地制造噪音;有些人乱丢果皮、烟头和废物，随地吐痰、随处便溺;有些人在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名胜古迹上乱刻乱画，更有甚者随意损坏社会公共设施。有些人在购票、购物时争先恐后，你争我抢，乘公共汽车不排队不让座，人与人之间缺少宽容、友爱，稍不如意就拳脚交加。社会公德的缺乏还表现为“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掠夺式资源开发和利用，以致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已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对于那些破坏社会公德的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漠视淡然的“看客”行为。助人为乐本是促使人们和睦相处的美德，而许多人抱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条，这些都成为社会公德不尽如人意之处，足见社会道德信仰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