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开了，产生了以直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交换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同时又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并促进了原始公社的解体和奴隶制社会的出现。
在我国，从父系氏族制度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大约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开始，经过尧、舜、禹，到夏代前期。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氏族部落内部财产的差别和因阶级分化而出现的氏族显贵，形成了各个部落间的共同利益，也形成了各个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33]经过部落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联合，最后出现了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大部落联盟，进而演变为国家。相传尧、舜、禹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有名人物，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圣王”。他们的许多事迹虽然被后世人理想化、神圣化了，但他们的时代却已走近文明时代的边缘，阶级社会的边缘，国家出现的前夜。
尧、舜、禹的部落首领的职位是经过选举而“禅让”的。到了禹时，他首先打破了“禅让”制，而把首领的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世袭制。这标志着我国历史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此时已有了军队、阶级，国家已正式产生了。夏朝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
夏朝的建立，是社会长期发展、人类不断进化的必然结果;夏朝的巩固，促进奴隶制的发展，使我国进入了文明社会。《礼记·礼运篇》把禹以前称为“大同”社会，即没有私有制、没有国家、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制社会;禹以后称为“小康”社会，即有了私有制、国家、阶级的社会。所描绘的“大同”和“小康”图景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伴随社会制度的转变，人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认识能力也发生了突变。
从墓葬中可见到夏代人的意识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各有其自己的制度和习俗，反映人的思想认识。原始社会，人死了埋葬在一个公共墓地，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有多大的差别。进入阶级社会后，贫者和富者，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在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显著的不同。从夏代的墓葬中，就可以看出私有制、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情况。如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所发掘的夏代墓葬中，有一座墓竟有21件随葬品，其中有觚、爵、等专用酒器和贝、玉、绿松石等。而在另外一些墓葬中，仅有一两件简陋的陶器，以至有的连一件随葬品也没有。这种墓葬的差别，说明了阶级的存在和认识的变化。
从夏代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所划刻的许多符号看，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推测夏朝已有原始的文字，这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据李民在《夏代文化》中说:“夏代文化决不会没有文字，而且晚于夏代的殷商甲骨文，既然已经有了完备的文字体系，那么它也决不会是无源之水。夏代的文字至今还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是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许多刻划符号，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一些大口尊及其他器物上，共发现有20多种刻画符号，如:迄今我们尚不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不过要是用其中的一些符号与几百年以后的甲骨文相对照，也会发现一些饶有趣味的现象。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接近之处。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刻划符号，是由于还认不出它们的意义，其实要称之为原始文字，也并不夸张。”[34]我认为，这个见解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的，是公允而有根据的。如果我们确认夏代的这些刻划符号为原始文字，而文字的发明则标志着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转到文明时代，那么我们就有根据、有理由说，人类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突破、飞跃。
中国社会从夏代进入文明社会后，到殷周则有了文字的记载，从此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人类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上，更有其光辉灿烂的贡献。
为了集中地探讨中华民族的认识发展史，下面我们将按照认识的发展过程，分为专题来研究。这种研究，也许会出现某些偏颇之处，但我想不妨作点尝试，以待时贤们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注释】
[1]《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
[2]《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边注①。
[3]《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页。
[4]《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5]《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
[6]《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7]《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9页。
[8]《韩非子·五蠹》。
[9]《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35页。
[10]《庄子·马蹄》。
[11]《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12]《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13]参见周国兴著:《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8～10页。
[1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220页。
[15]《诗经·商颂·玄鸟》。
[16]参见周国兴著:《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7页。
[17]参见马学良、今旦译注《苗族史诗》，《蝴蝶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8]《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
[19]《阿细的先基》，《阿细民间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2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21]《太平御览》卷二引，又见《艺文类聚》卷一引。
[22]《述异记》卷上。
[23]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24]《山海经·大荒西经》。
[25]《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辑《归藏·户筮》。
[26]《淮南子·览冥训》。
[27]《列子·汤问》。
[28]《论衡·谈天》。
[29]《苗族史诗》，《制造天地》，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30]《白族民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1]《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页。
[32]《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页。
[33]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7页。
[34]《中国历史的童年》，《夏代文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7页。
[35]《观堂集林》卷六《释天》，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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