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价格支持、直接补贴和农业综合服务支持等功能互补、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的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基于OECD方法的测算表明，我国对农业实施的支持与保护政策经历了“负保护”阶段（1993年以前[5]）、从“负保护”向“正保护”过渡阶段（1994～2000年）、农业支持保护水平快速增长阶段（2001年至今）。中国农业支持总量（TSE）从1994年的338亿元迅速增长到2012年的12199亿元，其中农业生产者支持（PSE）10446亿元、综合服务支持（GSSE）1753亿元。基于WTO方法的测算表明，2012年我国包括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非特定产品的“黄箱”支持合计为1293亿元。以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为主体的农业支持与保护体系，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WTO方法的测算表明，201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为80747亿元，非特定产品微量允许空间为6864亿元，“黄箱”支持为1293亿元，尚余5570亿元的空间。2012年，稻谷微量允许空间为479.38亿元，实际支持水平为67.82亿元，尚有空间411.56亿元；小麦微量允许空间为222.84亿元，实际支持水平为123.14亿元，尚有空间99.7亿元；玉米微量允许空间为388.45亿元，实际支持水平为80.81亿元，尚有空间307.64亿元。因此，我国加大对谷物的支持还是能有较大作为的。
但要看到，近年国内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均已高出外部参考价，在粮价不得不政策性上涨的情况下，可能就会突破微量允许水平，这就是“天花板”限制。还要看到，近年持续实施价格支持也产生市场扭曲严重、资源开发过度、进口压力加大等问题，部分直接补贴措施的支持效果明显下降。创新支持保护方式，已经势在必行。
要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核心目标，坚持市场定价原则，构建以直接补贴为主体、价格支持为补充、综合服务支持为支撑，指向明确、重点突出、合理高效、操作简便的新型农业支持政策体系。选择和构建新型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关键在于处理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与加强政府支持的关系。在坚持市场导向、遵循规则的前提下，明确政策指向、突出支持重点。对小麦、水稻等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口粮品种，对玉米、油菜籽、食糖等对市场有重要影响的大宗产品，以及大豆等部分进口敏感性农产品，要明确为支持的重点产品。要抓住关键区域，优先支持粮食主产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头。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试行销区对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
在价格支持方面，要完善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减少市场扭曲效应，条件成熟时要逐步探索新的支持方式。对玉米、油菜籽、棉花、食糖等品种，要遵循“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思路，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基础上，将市价低于生产成本的部分补贴给农民，以维护国内粮食市场稳定和保护种粮主体必要收益。对农资综合补贴，可以利用农资价格下降的有利时机，拿出一部分补贴给新型经营主体。启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新型直接补贴措施，构建多层次、简单直接、符合国际贸易规则、利于现代农业建设的补贴体系。在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方面，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创新、应用与推广，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农业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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