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是什么主义

第二节 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一、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前提

以往的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在对人类历史发展本质的理解中，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仍有许多“珍宝”熠熠闪光，并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吸收，成为唯物史观创立的理论前提。主要包括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思想。

黑格尔哲学充满辩证法思想。恩格斯称赞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就是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例如，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过程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逐步发展的思想，以及关于历史发展是一个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思想，等等，都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有益探寻。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是他的“最后成果”，是“合理内核”。“合理”之处就在于，辩证法的实质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依据这种“否定性”的辩证法，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发展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合理存在的过程，但任何事物也都不是永恒的，都必定要为新的事物所取代。否定、创新和发展是辩证法的永恒主题。同时，我们还看到，黑格尔与以往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对待“劳动”的观点上，大相径庭。黑格尔极力宣扬“劳动”，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过程，而不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贬低劳动，视劳动为奴隶的专有活动。黑格尔对劳动的这一态度，尽管是以抽象的或唯心主义的方式体现出来，但他还是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对“人”的理解是深刻的。

费尔巴哈作为马克思主义以前最后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是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人”的理解，成为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思想来源，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前提。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提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恰恰相反，是人创造了上帝，上帝不过是人将自己最美好的理想投射于其中的对象而已。同时，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关于抽象的人、理性的人的思想，不满意他的唯心主义，并进一步试图探讨“观念”或“精神”背后的物质基础，把它们归结为现实的人和物质的存在，从而使唯物主义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费尔巴哈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勇敢挑战，犹如一剂清新剂，注入了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以致恩格斯毫不吝啬地赞誉道：“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兴奋劲儿也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他们很快发现，费尔巴哈只是一个伟大的“宣言家”和“理论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实践家”，他的理论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切中事物的要害。换言之，费尔巴哈在自然观领域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当他一进入历史的领域，他就立刻“变脸”，成了一名地道的唯心主义者，他的唯物主义，也是一种“半截子”的。例如，他所反对的，仅仅是有神论的宗教，而并不是宗教本身。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正是宗教，各个时代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不同的宗教决定的。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因为，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费尔巴哈把社会意识看作人类社会的基础，不是唯心主义，又是什么呢？根据“宗教决定社会”的唯心主义立场，费尔巴哈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就得建立一种完善的宗教。当然，他所鼓吹的这种宗教，当然不再是基督教，而是“爱的宗教”。他认为，人们之间相互需要，相互友爱，这就是人，这就是社会。至此，我们涉及到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问题。为反对黑格尔把人理解为“理性的人”、“精神的人”，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感性对象”，理解为“感性的人”；与黑格尔过分强调主体（人）的精神性、能动性不同，费尔巴哈强调“感性的人”的有限性和被动性。这些思想在与唯心主义的“对抗”方面，显示出了它们的优越性。在费尔巴哈看来，只有以自然为基础的人才是“感性的人”，才可以与主张“精神的人”的唯心主义划清界限。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所要确立的“人”，不过是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人”，这种完全依赖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的人学思想，只看到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自然界对人的基础性，却看不到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缺少辩证法的精神，他的“自然人”或“感性的人”仍然只是一个抽象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现实的人。这样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离开费尔巴哈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除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学思想进行批判、改造和吸收以外，法国古典历史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思想，也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产生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通过对这些人类思想精华的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相对比较来说，马克思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会称他们共同创立的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也与恩格斯伟大的谦虚品格分不开。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曾多次怀念和赞扬马克思，并承认自己只能做“第二小提琴手”，马克思才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对于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恩格斯把它与达尔文发现物种起源和进化的规律相类比，给予极高的赞誉。由于这一发现，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社会历史理论被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此才有了社会科学理论；由于这一发现，把唯物主义彻底贯彻到了社会历史领域，为理解意识与存在的统一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由此唯物主义才能成为完备的理论，哲学才能变成科学；由于这一发现，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奠定了科学的历史理论基础，才有可能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从而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同时使社会主义由空想的理论变成科学的学说。

马克思在1859年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了总结，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在该书的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系统的和扼要的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这段话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它给出了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像恩格斯说的那样，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唯物史观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强调社会存在或社会物质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换言之，它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并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给唯心主义“当头一棒”，人们终于可以不再像唯心主义者那样，将“上帝”、“英雄”等精神化身看作是历史的本质。人们终于拿到了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同时，作为拥有辩证法这一锐利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同样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或者说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样，历史理论就不再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那样，只强调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物质优先性，而看不到人对自然界的能动的改造作用；同时，也不再像唯心主义历史观那样，片面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而看不到自然界或物质的第一性和根本性地位。于是，历史理论终于成为科学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