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第二节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基本规律，它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共同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社会生活现象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还有家庭的、阶级的、民族的，等等。这些现象不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社会也绝不是这些现象不分主次地机械地结合，而是这些现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完整的社会体系。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和关系中，分辨出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决定的，哪些是被决定的，才能揭示出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的结构和发展，从而正确地认识社会机体。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创立了唯物史观，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他们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这就是说，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其他一切关系，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关系决定的。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有如社会机体的骨骼，其他关系有如包裹在骨骼上面的血与肉。这种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一定的思想观点（意识形态）以及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建立起来的组织和设施，构成该社会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将社会比作一座“大厦”，地基是经济基础，在此之上，竖立着两层上层建筑。

一、经济基础

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要想理解经济基础的内涵，需要把握两点。其一，经济基础的实质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一个社会中，实际上存在着的生产关系往往不是单一的，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外，还会有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以及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作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只能是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只有它才是区分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志。以我国为例，现阶段既存在着公有制经济，同时也存在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它们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都起着各自应有的作用，都是从属于公有制基础上的多种生产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其二，经济基础与经济体制具有内在联系。所谓经济体制，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既然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那么一个国家所采取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是否适合，就成了该国制定经济体制的各项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换言之，经济体制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关乎到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同时也就关乎到生产力能否顺利发展。由此可见，经济体制在经济制度中的重要性。以我国经济体制为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单一化体制，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讲话时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应该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种多样化体制，符合我国经济的发展要求。

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二者指的是同一个东西，但这两个概念在使用上又有所区别。当使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时，它与生产力相对应，是生产力借以发展的社会形式；当使用“经济基础”这一概念时，则是同上层建筑相对应，它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赖以竖立的现实基础。离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无所谓经济基础。

二、上层建筑

竖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政治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二是思想上层建筑或称观念上层建筑，也即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点。

政治上层建筑是人们政治交往的直接产物，是对经济交往的有效保证。由于人们日常的经济交往关系是分散的，不系统的，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大范围内统一的体系。也就是说，生产关系仅靠自身不能保证其稳定性和较大范围内的协调一致性。因此，必须要求有一种超经济的力量对它进行协调和规范，这就是政治的力量。诚如列宁所说，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人们的政治交往活动是在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围绕着经济交往的目的进行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为了能够引导和规范经济交往活动，政治交往必须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它还必须具有强制性。于是政治上层建筑应运而生，它具体包括：国家政治制度、立法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国家政权机构、政党、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政治组织形态和设施。

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方面，政治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另一方面，政治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影响并制约着人们的思想理论观点。例如，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上层建筑或政治制度下，人们的思想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和制约，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有害思想和行为，我们党和国家都坚决反对并坚决抵制，为的是确保国家和平发展，保证人民生活幸福。

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居于主导地位，国家政权是核心。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为了生存，主要采取氏族、胞族和部落的组织形式，群居生活，平分所得。社会秩序依靠传统习惯和氏族首领的威信来维系，这就是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于是，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和解决各种矛盾，于是，国家就产生了。

国家的产生有其阶级根源。国家不同于原始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主要以血缘关系来划分，靠族长威信来维系，而国家则以地域来划分，以强制性或暴力手段以及征收赋税来维系。国家的出现是因为有阶级之间的对立，所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以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奴隶制国家的产生为例，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前者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后者一无所有。更甚的是，奴隶没有人权，只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奴隶主可以随意鞭打、买卖甚至屠杀奴隶，奴隶不断用逃亡、暴动、起义等方式进行反抗，力图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为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同样取得对奴隶阶级的剥削和统治，奴隶主阶级建立起了历史上所谓的国家。由此可见，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经济利益，还必须从政治上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压制和统治，因而建立起来了强制性的暴力机关，即国家。

同时，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作为政治统治，即阶级统治，并不是单单为经济基础服务，它还具有社会管理的职能。这是国家产生的社会根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生，生产活动、产品交换以及其他交往活动在规模上和复杂程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就需要有一个权威组织或机构来保证生产、交换和其他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脱离，并成为某些人的专门职业，使得建立一种权威的管理机构势所必然。国家产生的这两种根源是相互交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当国家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时，它实际上已经在起着管理社会生活的作用；当国家在管理社会生活时，它并没有失去其阶级统治的性质。国家的对内职能、对外职能，都是如此。

国家既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如果没有阶级，就不会有国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当全世界彻底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那时，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国家也就不存在了。也可以说，那时的国家才真正成为社会的代表，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国家也就消亡了。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全人类的不懈努力和斗争才能实现。

意识形态或观念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德·特拉西在19世纪初首次使用的，用来表示一种“关于观念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把它作为和经济基础、经济形态相对应的重要范畴，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依据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作为属于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具有阶级性。以宗教为例，宗教是人们对世界本质、社会存在的一种虚幻的反映，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由于为满足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大肆宣扬上帝、神灵对人民的拯救和保护作用，于是老百姓不再从现实中寻找自己所受苦难的真正原因，而是安于现状，在行动上变得软弱无力，成为剥削阶级统治下的顺从的奴仆。宗教的宣传经常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因此它的影响就更为广泛。所有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人们忍受现实的苦难，不作任何反抗，以此维护统治阶级长治久安。可见，宗教是统治阶级给人民打的一剂麻醉针，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只要阶级存在，宗教就不会消失。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那么，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马克思以前，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把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平列起来，认为社会的经济因素和政治、法律、道德、教育等因素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同等的作用，彼此不分主次，并都各自独立地对社会的发展发生作用。实用主义者胡适所持的，就是这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貌似全面，然而把本质的与非本质的、决定因素与非决定因素混为一谈，而不管它到底是胡子还是眉毛。由于缺少辩证法精神，也就否认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经济、政治、地理环境、教育、道德等各个方面，都会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问题在于，它们的作用是不是等同的。如果说它们之间有相互作用，那么这种相互作用又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各种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基本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经济因素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发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在这里，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强调政治、法律、宗教以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是基础，上层建筑是派生物，政治的、观念的上层建筑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于经济基础。在原始社会，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对抗，因此，也就没有像国家这样的组织，没有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由于建立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也就是相应地产生和形成了各个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例如，宗教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就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服务的。

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必然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可能快些，也可能慢些，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在上层建筑的变革中，当政治、法律制度根本改变以后，某些旧的意识形态则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生彻底的变化。这体现出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体现出了它的相对独立性。比如在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这些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最后肃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当然，经济基础的这种“决定”作用，需要正确的理解，也就是说，这种决定作用不是“唯一”作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当时的“青年派”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唯一”决定因素，即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它以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为代表。巴尔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纯粹的经济运动过程，根本不讲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是自动发展的，人只是经济的奴隶。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实质上是否定唯物史观的基础——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实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对此恩格斯在给友人约·布洛赫的信中坚决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潮，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这段引言可以看出，一方面体现出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并且，这种“决定”作用，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上层建筑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服务，确立或维护其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产生的根源，是为满足经济基础的需求而产生的，因此，产生后的上层建筑必然要为其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上层建筑。以政治上层建筑为例。政治上层建筑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力量，以行政的、法律的种种形式强制性地控制社会的经济生活，将人们的经济交往活动限定在一定的秩序和范围内，从而起着保护自己的经济基础的作用。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这种保护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帮助自己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又表现在同对自己经济基础有害的因素作斗争。也就是说，既要“保护自己”，又要“排除异己”。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政治上层建筑的保护，就不可能巩固，更不可能发展。同样，思想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同政治上层建筑一样，也是维护特定的经济基础，但它发生作用的方式却与政治上层建筑不同。政治上层建筑一般借助强力发生作用，而思想上层建筑则一般借助于非强力的教化、说服、感染、教育等手段，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拿艺术来说，艺术是通过塑造具体、生动的形象，象征性地把握世界、反映社会生活的。它包括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文学、建筑等许多具体的形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艺术受制于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利益和政治状况。列宁就曾建议高尔基，希望他能写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小说。电影作为艺术形式之一，同样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以《一九四二》为例，电影通过对河南灾荒造成的凄凉和难民们悲惨命运的刻画，把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致300万人无辜惨死。电影是对70年前那段天灾人祸的历史追忆，更是对旧中国那段历史现实的真实反映。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也是旧中国社会现实的缩影。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从性质上大致有两种：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当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在同一方向上活动，并能满足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就起促进的作用；反之，如果上层建筑腐朽衰败，已不能满足经济基础的要求，那么它的活动就会同经济基础发生尖锐的矛盾，就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的作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

这是因为，任何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映，都只能是近似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是说明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的选择确立了可能性范围，即上层建筑只能在经济基础所给予的范围内建立。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只是说上层建筑主要根源于经济基础，但并不是说经济基础是它产生和发展的唯一原因。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上层建筑都不是完全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还要受到经济基础以外的其他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1894年，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阐明了这一问题。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表明，上层建筑除了经济基础的根源性影响外，还受到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就使得上层建筑具有某种自身的规定性，或者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样看来，上层建筑绝对适合于经济基础是不可能的，它们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这种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第二对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即矛盾运动，在实际运行中是极为复杂的。其一，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性质相同时，上层建筑的不完善部分，没有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部分都会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其二，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矛盾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同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未来上层建筑的萌芽之间的矛盾；新旧上层建筑之间、新旧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等。其三，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一般是适应的；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没落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则是不适应的，其矛盾则变为对抗性的、全局性的矛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最终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便要求生产关系也有某种相应的调整、改变，而这种调整进而导致上层建筑也必须作出调整，又因为上层建筑是相对稳定的形式，所以它与经济基础之间必须会出现一定的矛盾，有时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但无论这种阻碍作用有多大，它终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经济总是要为自己的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的。这也就是说，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要求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实行根本性变革的时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便达到了激化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必将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总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里的“一定要适合”表明：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调整或变革，而不允许上层建筑长时期落后于或不适应自己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须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在当代中国，党和国家遵循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以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正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认识。报告指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