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解放的途径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一直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人类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最后的解放。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是“无人身的理性”的纯粹精神的运作，也不是上帝的安排，而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用的结果；同时，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始终离不开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并不占有巨大财富，也没有发动战争。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利用人实现自己目的的独立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

第一节 实践：人类解放的途径

一、实践主体：现实的人

“人”是什么？一直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话题，是人们一直在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有一个古老的谚语——斯芬克斯之谜，就是对“人”的形象的写照。

在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是一个长着狮子躯干、女人头面的有翼的怪兽。它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向过路的行人出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如果路人甲猜不出来，就会被吃掉，同样，路人乙猜不出来，等待他的是与路人甲相同的命运。在无数人成为斯芬克斯口中大餐之后，俄狄浦斯猜中谜底——人。斯芬克斯因为羞愧，一头扎入崖下的大海，俄狄浦斯终结了斯芬克斯。因为除掉了斯芬克斯，解除了忒拜城的灾难，俄狄浦斯被民众拥戴为国王，并进而杀国王（其父），娶王后（其母）为妻，终铸成大错。

从俄狄浦斯的所作所为来看，即便他作为聪明人，猜出了斯芬克斯之谜，但他所理解的人，也只是人的形象或现象而已，他并没有真正理解人的本质，也并没有真正认清楚自己本身，否则他就不会“杀父恋母”了。可以说，他所理解的，只是人的动物性层面，而人的动物性是无法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所有哲学，都没能真正认清人的本质，或单纯从动物性层面（如费尔巴哈），或单纯从主体精神层面来理解人（如黑格尔），都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现实的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因而也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

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形式当中，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就是满足人们物质生产需要的实践，即物质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劳动活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动物的本能活动是以自己的身体器官来顺应自然环境，并从自然界获得现成生活资料的一种生命活动，而人的劳动活动却是通过创造劳动工具来改造自然，并从自然界里获取自己生产的生活资料的生命活动。动物的本能活动，是对自然的一种消极适应，而人类却意在改造自然，通过有目的的、创造性的劳动活动，积极地利用自然界为自己服务。这种创造性活动，是自由的、自觉的，具有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不能脱离人的劳动而存在，并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这表明，人是基于劳动基础之上的人，离开了劳动、实践，就根本谈不上“人”。劳动的这种自由、自觉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最突出特征。

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的本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自然性的人”的批判之后，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仅仅把人所具有的爱、情感、意志等“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作为人的本质规定，这是一种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由“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所在。以乾隆皇帝为例，当他与和珅在浴室洗澡之时，后者竟然可以直呼皇帝大名“弘历”，而皇帝因为皇冠龙袍没有加身，看不出任何尊卑贵贱之分，也就只能一笑置之，没有治和珅的罪。但当二人更好衣后，站在和珅面前的人就不是他再敢直呼其名的人了，而是皇帝，一国之君。即便身为“朝中第一宠臣”，和珅也不敢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不敢再造次了。因为尽管他在“万人之上”，但他毕竟在“一人之下”，在皇帝之下。可见，如果离开了社会关系，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就无法理解人是什么，人与人之间也就没有了分别，人与动物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既然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又因为社会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人的社会性本质，并不是像古人所说的那样，一概“性善”、“性恶”，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同样是具体的、历史的。

社会关系是具体的，人的本质或人性也是具体的。人是社会中的人，在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多方面的社会规定性。但在所有的社会规定性中，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如家庭关系、职业关系、阶级或阶层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等，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关系，是物质的经济关系，亦即生产关系。它对其他“关系”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其他社会关系都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人在生产关系中所获得的规定性，构成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规定性，构成人的本质的基础。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两个社会关系完全相同的人，即使生活在两个相同社会背景家庭关系中的个体（如孪生兄弟等），也由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体思想、志趣、爱好和性格的不同，他们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也会不尽相同。因此，一定的社会关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既定的、客观的、不同的，同时也是开放的、变动的、具体的。每一个体都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选择和建构属于自己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之网，并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人的社会性的具体性之体现。

社会关系是历史的，人的本质也是历史的。社会关系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处在历史的变动过程之中。马克思认为，人们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所面对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生产力等发展状况，因为在你出生之前，所有的一切已经既定地存在在那里了，所以你只能“面对现实”。但在以后的社会生活当中，“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因此，随着人们创造的新的生产力的获得，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都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而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由此决定的人的社会本质属性也会发生改变，因而人的本质必然是历史的和变动的，抽象的一成不变的人类本性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有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以及审美意识等社会本质属性。例如，古代社会的爱国主义，就是一种忠君思想，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就是忠君，两者可以划等号；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爱国不但要保家卫国，更要有一种对民族同胞的认同感，爱国就是爱人民，爱人民才可能爱国，民族向心力是爱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

马克思从社会性来界定人的本质，这种人是“现实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从而解开了社会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

二、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即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存在产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只要顺其自然地等着规律自身运行就万事大吉了。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是纯粹精神运作的结果，也不是纯粹客观规律自身运作的结果，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参与其中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实践作为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既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遵循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的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或减轻新社会到来时的痛苦。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积极的实践活动，去改变世界。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衰亡、崩溃，工人阶级必须挺身而出，接过社会的领导权，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彻底扫除资本主义的残余，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实践是人类改变自身、改变世界，实现解放的根本保障和途径。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

根据希腊哲学，实践一词的本来含义是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活动。在实践中，人在寻求自身完善的过程中，除了实现和改变自身外，不能实现和改变任何其他。也就是说，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把完善自身的诸如政治活动、道德活动等，看作是实践活动，是改变自身、自我实现的活动，是体现“自由”的活动，而把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满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产活动或劳动，看作是彻底奴性的东西，与实践无关。在哲学家眼中，生产这种行为，是奴隶们来完成的，是一个“必需”的行为，受人类与自然、物质条件的关系的限制；而奴隶们的生产行为，所寻求的完善当然不是“人”的完善，而是物和所供使用的产品的完善。因而，“生产”活动是不自由的，并不属于实践。

马克思与以往哲学家不同，他把实践与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已经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意义，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基于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而，黑格尔并没有与以往哲学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把物质生产实践看作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而，马克思与以往哲学作了最彻底的清算和决裂，开创了新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生产实践，并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相反，这种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现存世界的基础，是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除了物质生产实践，实践还包括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以及科学实践等基本形式。从大的角度来说，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意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总和，便构成了现存世界中的基本关系。可以说，实践以缩影的形式反映着现存世界，它蕴含着现存世界的全部秘密，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

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去透视、理解和解决现存世界的一切问题和矛盾。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面貌，决定着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观念结构等上层建筑。为了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创建新的国家机器，实现最后的自由和解放，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积聚力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发动革命，取得胜利。正如《国际歌》中所唱到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马克思认为，人类要想获得自由和解放，必须付诸实践。实践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实践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实践者的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了。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区别：蜘蛛的活动与纺织工人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表明，实践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性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人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符合人的需要的理想客体。人们要想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主体必须了解客体对象的状况和属性、本质和结构，在运用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作用于客体时，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选择适当的方式方法，这样，人的活动必须要合规律性。只有做到合规律性，才能使活动的结果符合目的。

由此可见，实践活动的这种目的性，并不是实践主体想当然地、为所欲为地蛮干，而必须是一种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的有目的的活动。离开了合规律性这一实践的前提，合目的性就只能成为天方夜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自由不是天马行空的自由，而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性只有在它尚未理解时才是盲目的，才是不自由的。人在认识了必然、把握了规律之后，就可以获得行动的自由。因此，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作为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两者并不矛盾。相反，正是这一原则，成为人类从事实践活动，达到最后解放的不二法门。

但是，到目前为止，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常常是缺乏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更谈不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人的活动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人是剧作者，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产物，一切东西都不是预成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需要，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内进行选择、创造。另一方面，人又是剧中人，也就是说，人类的活动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剧中人的行为举止都要受剧情即剧中人相互关系的制约。现实的人都是在既成的、给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他们的活动舞台是由上一代人的活动构筑的。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种社会形式，也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

其二，历史活动的结果是“交互作用”和“合力”作用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这表明，社会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活动的结果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产、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迄今为止，人类的实践活动常常带有一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并由此造成许多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灾难性后果。例如，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造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恶果，就是由于人类没能充分认识清楚核问题，对科技盲目乐观所致。在印度尼西亚，由于森林砍伐严重，导致猩猩失去家园，伤心惨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世界发展必须正视并解决的首要问题。当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内，要想完全消除或根绝人类实践活动的这种消极作用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因而，重要的不是彻底根除实践活动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而是需要不断地减少人类活动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并不断地增强自主性。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他的活动是一个由缺乏合目的性到越来越多地走向合目的性的过程；也是一个由规律盲目地、强制地发生作用，到自觉地符合规律的过程。

当代中国，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实践活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根据，经历了一个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到强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发展的变化过程。实践证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既不符合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但社会又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有机体。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代替社会的发展，不能表明人们生活幸福。联合国在1995年的有关文件中就指出，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其社会发展，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生活质量、财富分配等“品质”上的全面进步。仅有GDP是不行的，它并不能说明一切。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历程，通过对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于2003年10月，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且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的目标和任务，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按照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人们的实践活动会不断由必然走向自由，逐步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渐渐融合、直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