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评判

理解与评判_历史时期长江中游

四、余论:理解与评判

长期以来，很多人把历史学家喻为“法官”，认为历史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对历史是非作出评断。“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43]这种态度与科学实证主义对科学规律的诉求结合起来，使历史学领域有关人地关系演变的研究特别注重在“复原”历史环境的基础上，对各时段的人地关系状况作出评判，并进而探索人地关系演变的规律。这种研究固然有其必要性，所得出的结论也很有科学价值。然而，很多研究者也都意识到:要真正地做到公正、准确、科学的评判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也许，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那样:“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44]在这里，我们无意于否定或贬低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状况的判断与人地关系规律探讨的学术价值与科学意义，恰恰相反，正是为了使这种探讨进一步深化，因而有必要指出:欲真正公正客观地进行科学的评判，“理解”——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看待古人所处、所感知的生存环境及其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评判才可能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评判。

实际上，从当时人观察环境的视角来研究往日的环境，在西方地理学研究的实践中源远流长。早在1936年，英国地理学家伍尔德里奇(S.W.Wooldridge)有关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人聚落的研究所依据的前提就是:有必要“通过一位具有实践思考的入迁农场主的视角来认识英格兰的前身”^[45]。沿着同样的理路，赖特(J.K.Wright)将“地理学认识论”这一术语引入了地理学的文献之中，将其定义为“从任何或所有观点对地理学认识的研究”。他认为地理学认识论涵盖了“各种人(不仅有地理学者，还有农场主与渔夫、商业董事与诗人、小说家与画家、贝督因人与霍屯督人)的地理学观念，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与知识(无论正确与否)曾经是当时人行动、探索与开拓的根据，因此，通过研究来获得它的复原，就是认识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必要前提。^[46]由于不同人或群体对同一时期同一地方的环境认识可能会有很多差异，并由此构成了关于同一特定环境的多重地理知识，所以关于“地理学认识论”的研究需要广泛地考察当时的各种观察记录，而不能利用孤证材料或狭隘的一批资料。梅伦斯(H.R.Merrns)对18世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表明，该州土著部落对当地自然环境的评价、移民定居者的评价、现代地理学者的“真实”陈述与评价，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他有关殖民时期南卡罗来纳州环境的研究中，梅伦斯分析了五类观察者所“构想”与描述的南卡罗来纳州自然环境:第一类是当地殖民当局，他们撰写的旨在招徕更多殖民者的宣传册把南卡罗来纳州描述成一种人间天堂;第二类是传教士、行政官员和军官等公务人员，他们在报告中也倾向于积极地描述环境;第三类是旅行者，他们的纪行文字显示出独立思考的特征;第四类是自然科学者，他们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记录的笔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科学理念与观察方法;第五类是当地的定居者，他们留下的日记、书信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的感受，对他们来说，环境对聚落与发展的影响是最直接关心的问题。通过分析，梅伦斯具体地展现出赖特所界定的不同观察者或群体的“主观概念”之间具有怎样明显的差异，以及在这种明显差异的“主观概念”指导下对同一环境的观察又会有多么巨大的不同。^[47]

这些研究理路启发我们:立足于“了解之同情”的人地关系演变研究，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今见文献中有关人地关系的记载，出自何人或何种人群之手，反映了哪些人对环境及人地关系的观察、感知与思考。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今见文献中有关长江中游地区环境及人地关系的记载，其作者大抵可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封疆大吏、州县官员等，他们主要立足于地方治理、经济发展、财赋收入、民生保障等官方立场，从各自的地位与利益出发，对本地区的环境及人地关系做出积极或消极的描述与评价，其相关认识主要反映在奏疏、报告、地方志等官方文献及其个人文集中。第二类是客寓、旅行的士人，他们或因官场失意而谪居、流放(如贾谊、刘禹锡、王禹偁等)，或因赴考、赴任而经行(如陆游、范成大)，或以游览山水，都留下了诸种文字，其中包涵了或多或少的环境与人地关系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因其生活状况、感遇、心境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判断。第三类是地方文人，如范锴、王柏心、胡祖翮等，他们往往因科场失意、仕途不顺，或作为地方长吏的幕僚，长期困处下僚;或作为巨商大豪的门客，以谋衣食;有的家境富庶，不虞生计;有的则生活困顿，无暇他顾。他们熟稔地方时务，通识世事人情，故其对所处环境及其变化多能体察入微，议论或切中要害，或贯通古今，颇具卓识。第四类是粗通文字的民间文人，族谱的编纂者、民间文书的书券人、民间艺人、僧人道士等民间信仰仪式的主持人等，其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大部分都是普通民众。他们留下的一些文字，如族谱、民间文书(特别是民间水利文书等)、民间戏文、碑刻等，直接间接地留存了一些环境信息，也反映了他们对环境的感知与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与此相类、然未必形成文字的一些民谣，也提供了较多的有关环境与人地关系的信息，如湖北仙桃、洪湖一带的民谣“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要是一年收，狗子也吃糯米粥”，就形象地描述了江汉平原腹地洪涝灾害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理清文献中有关环境与人地关系的记载出自何种类型的人或群体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而分析他们观察地理环境的出发点、视野及其目的，对其记载的可信程度做出判断，然后考察他们的观察结果和认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地理环境与人地关系的真实情况。显然，为了弄清所关注地区的往日状况，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当时当地人的眼睛，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那毕竟是“他者”的眼睛。换言之，我们赖以试图“复原”历史环境与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根据，并不是历史环境与人地关系过程的事实本身，而是“当时当地人”通过他们的眼睛和感知留存下来的记录。我们主要依靠这些不完全可靠的记录来试图描述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重建”人地关系的过程，在方法论上即存在着可疑之处。为了尽可能避免由此而产生的偏颇或错误认识，我们必须综合分析对于同一环境的多重观察以及对同一环境下人地关系的多重认识，比较各种观察与认识的侧重或正误，加以系统综合，然后才能得出相对全面、比较切合历史真实的认识。这就是建立在综合“理解”基础之上的“判断”。

最后，才是研究者的“评判”。我们对历史环境与人地关系演变过程做出描述与评判，实际上是立足于现代科学观念的、对古代环境与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重构”。我们知道，相同的经验性资料(即使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实)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或在特定文化中不同阶层、不同思想背景的人们，排列成不同的模式，并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对上述不同类型的人留下的有关同一环境下人地关系的记录和认识的分析与排列，本身就隐含着强烈的主观性——所谓“现代科学观念”，严格地说，不过是研究者“主观认定”或“主观假设”的“现代科学观念”。因此，无论怎样的评判，都只是程度不同的主观性评判;立足于现代科学观念的评判，当然具有现代的、科学的意义，但却并不必然具有古代的、民众生活的意义。如何使我们对历史环境、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评判，既具备现代的、科学的意义，又能尽可能地切合历史时期人们源于地方独特经验的认识，将是我们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摸索的问题。

【注释】

[1]有关明清时期边疆地区、山区与内地平原湖区(如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江汉—洞庭湖平原)之经济开发及其环境变迁的研究，是近十年来研究的热点，有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之多，此处从略。尽管由于研究区域之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特点有着诸多差异，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遵循着如下的研究理路:概述研究区域之自然地理状况─→考定政区沿革─→考察人口增长的过程，特别注意移民的进入─→研究土地垦殖(耕地的增加)、土地利用方式(耕作制度、作物种植、产量)以及农田水利的兴修，特别注意一些特殊事项，如堤防、垸田的研究─→探讨农业经济开发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注意其负面影响，如森林破坏、湖泊萎缩、水系紊乱、水土流失加重、土壤退化、水旱灾害加剧等─→分析环境恶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如经济衰退、人口增长放缓乃至下降、产量下降等─→最后总结区域人地关系及其演变的特点，指明历史教训的重要性(部分研究者强调气候变化等因素，也会涉及商品经济与市镇的发展)。

[2]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之“人地关系论”(第350～351页)、“适应论”(第383～384页)等条;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之“人地关系论”(第469页)、“地理环境决定论”(第27～28页)等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受威胁的未来”(第31～51页);王恩涌:《“人地关系”的思考——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等等。

[3]周光召:《〈人与自然研究丛书〉总序》，见黄鼎成、王毅、康晓光《人与自然关系导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有的研究者直截了当地将人地关系的演进表述为:“从稳定到不稳定再到稳定的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过程。”参阅黄鼎成等《人与自然关系导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81页。

[5]正因为如此，人地关系演变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开发史、环境变迁史、灾害史研究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有关研究者也特别强调此类研究的现实意义。

[6]我们绝无意于否定“问题意识”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而只是注意到它可能隐含着影响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因素。实际上，我们认同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学术研究。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带着“问题意识”进行学术研究时，应充分认识并尽力避免它所隐含的主观性可能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影响。我们更无意于否定学术界有关区域人地关系演进史的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充分揭示了各个区域人地关系及其演进的特点，展现了人地关系的多样性，丰富了人地关系的内涵，但有关研究理路的雷同却也无可避免地证明了这一研究预设的存在及其局限性。

[7]最著名的人地关系指标体系是泰勒·米勒于1990年提出的“三要素模式”，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1)人口数量;(2)人均消耗的单位资源数量;(3)平均单位资源消耗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根据三个要素的不同权重，可以分出两种人地关系模式:人口过剩模式(people overpopulation)和人口消费过度模式(consummation overpopulation)。见泰勒·米勒《生存在环境中》(Tyler Miller.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6^thedition.We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Belmont，California，1990)。显然，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将这一指标体系运用于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中有很大的困难，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这个指标体系本身也受到广泛的批评)。至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衡量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各种指标，如净经济福利指数(Net Economic Welfare)、可持续性生产总值(Gross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等，更缺乏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8]这些指标当然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强烈干扰与破坏，但是，这些因素到底达到怎样的程度，就标志着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受到了破坏而最终失去了平衡?受历史资料的限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困难的。换言之，气候异常、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水旱灾害，等等，自古以来就存在，只不过不同时期在量上存在着差别，究竟达到怎样的量(且不说对这个量的衡量存在困难)即表明已经达到了平衡的临界面?而且，像气候异常、水旱灾害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本身变化的结果，如何判断其中的一些现象是由于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自然变化的结果?凡此，在目前的研究中均未加细致的讨论。

[9]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中气候、灾害资料的真实性及其辨析问题，前人已有较多讨论。参阅龚高法、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张建民等《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87页;邹逸麟、张修桂《关于历史气候文献资料的收集利用和辨析问题》，《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

[10]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11]关于陈寅恪所提出的“了解之同情”的方法论意义，请参阅刘梦溪的《陈寅恪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213页。

[12]参阅高乐杰、斯第明森《空间行为:一种地理学考察》(R.G.Golledge，R. J.Stimson.Spatial Behavior:A Geography Perspective.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7);佛特《激进地理学:关于当代社会问题的一种理论》(J.R.Feet.Radical Geography: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Chicago:Maaroufa，1977);艾什金《地理学中的当代人文主义》(J.N.Entrikin.Contemporary Humanism in Geography)，见《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76，66:615-632)，以及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见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1976，66:266-276;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

[13]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14]参阅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五章“行为地理学”，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2～216页。另请参阅阙维民《现代西方历史环境研究简述》，《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54页，以及前揭《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第267～288页。

[15]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江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7页。

[16]显然，这种思路源于自然科学，实际上是要在人地关系研究中追求与自然科学中那样的规律。参阅前揭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

[17]参阅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18]参阅王爱民、缪磊磊《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述评》，《地理科学进展》第15卷第4期(2000年8月)。

[19]关于“环境重建”及其研究方法，请参阅前揭阙维民《现代西方历史环境研究简述》，第242～245页;B.C.热库林:《历史地理学:对象与方法》，韩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54页。

[20]如嘉靖《沔阳志》卷八《河防》记云:“成化甲午弘治庚申水大涨，正德丙子复涨，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堤防悉沉于渊，民浅者为栈，深者为巢。飘风剧雨，长波巨涛，烟火断绝，哀号相闻，湛溺死者动以千数。”其中的感性色彩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21]关于这一点，前揭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第273～275页引用Roger A.Winsor在Environmental Imagery of the Wet Prairie of East Central Illinois，1820—1920(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987，13:375-397)中的有关研究，作了辨析。另请参阅拉尔夫·亨利·布朗《美国历史地理》，秦士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5页。

[22]普林斯:《过去世界的真实、想象与抽象》(H.C.Prince.Real，Imagined and Abstract Worlds of the Past.In C.Board et al.(eds.).Progress in Geography 3，London:Edward Arnold，pp.1-86)，转引自前揭《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222页。

[23]参阅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叶光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0～281页;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18页。

[24]高乐杰、托马门斯:《地理学与规划中的行为模式》(R.G.Golledge，H. Timmermans.Behavioural Modelling in Geography and Planning.London:Groom Helm，1988)。高乐杰明确指出:行为主义地理学所关注的环境不是指客观的环境，而是人的决策与行为发生的场所(第26页)。而P.R.Gould则指出:个体行动的环境是他所察觉的环境，它“可能与真实世界的实际性质有显著的不同”。转引自前揭《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209页。

[25]在这一认识下，历史时期不同地区、阶层或社会群体对于所处环境的感知及其人地关系观念的演变，乃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士绅阶层的人地关系观念，民间信仰所反映的人地关系观念等，都是很好的选题。而对这些选题的深入研究，必将极大地丰富人地关系研究的内涵。

[26]实际上，人地关系研究中对某种“主观”方法的需要很早就得到承认了。S.W.Wooldridge声称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力图通过农夫的眼睛来观察农村(The Anglo-Saxon settlement.In H.C.Darby e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15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Ralph Brown关于1810年美国东海岸地区的经典历史地理学著作，是通过一个虚构的居民Thomas Keystone的眼睛来描述的(Mirror for Americans:Likeness of the Eastern Seaboard 1810，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3)。

[27]这里所提出的看法显然只是一些粗略的设想，要证实这些设想还需要做大量的实证研究。当然，研究的结果也可能完全推翻这些设想。

[28]参阅陆巍等《试论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三次迁移与气候变化》，《地理学报》1997年第5期。

[29]参阅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见《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24页。

[30]《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16页。

[31]《韩非子》卷十九《五蠹》，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183页。

[32]《尚书·尧典》，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22页。

[33]《淮南子》卷六《览冥训》，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232页。

[34]关于这一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参阅J.G.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许多人类学著作均指出:原始人普遍依赖自然界，依赖季节的更替、及时的雨水、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按照他们的想法，除非举行祭祀和仪式，否则这些现象是不会出现的。因此，在原始宗教的各种祈祷(如求雨)仪式的背后，实际上是对自然的畏惧。布留尔曾经引用一位年老的爱斯基摩巫医的话，“我们不是相信，而是害怕”(第22页)，说明原始人几乎一直生活在惊恐和畏惧的状态中——他们不仅惧怕疾病与死亡，也畏惧洪水、干旱、风暴等自然现象。

[35]在卜辞中，就有很多在大旱时节杀人以殉、祈求降雨的记载，有时甚至要焚烧女性巫觋来求雨。参阅裘锡圭的《说卜辞的焚巫尩与作土龙》，见《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496页。

[36]参阅艾兰《〈尚书〉一段散佚篇章中的旱灾、人祭和天命》，见所著《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68页。

[37]人口密度固然是考察人地关系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简单地将人口密度的高低与人地关系紧张与否相应起来，看来也是不正确的。这里不仅需要考虑土地承载力(资源条件)、人类利用土地的能力(生活力状况)等因素，还需要考虑到因人口过少而引起的人地关系的紧张状况。

[38]许多研究表明:晚新世末次冰期的降温事件使人类的食物来源匮乏，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古老的平衡关系，促使人类的食物结构多样化，并开始驯化粟、黍、稻等谷物，从而导致了农业的起源。换言之，农业的起源正是在人地关系失衡的前提下发生的。

[39]参阅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7页。

[40]自然崇拜的逐步衰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神秘与敬畏感的日渐淡薄。将《隋书·地理志·荆州》后叙有关荆州风俗的记载与《汉书·地理志》相比较，可以发现“信巫鬼，重淫祠”的地区在逐步缩小，自然崇拜减退的地区正是襄阳、南郡、舂陵等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41]比如，在华北地区，旱蝗向来是最大的灾害，故祭祀蝗虫的八蜡庙就颇为普遍(参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0～58页)。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水灾是最重要的自然灾害，所以水神崇拜即比较普遍，参阅朱海滨《浙江地方神信仰的区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2]参阅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自然资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43]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44]前揭《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05页。

[45]W.W.Wooldridge.“The Anglo-Saxon settlement”，in H.C.Darby ed.，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 1800.Cambridge，1936，pp.88-132.参阅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2页。

[46]J.K.Wright.“Terrae Incognitae:the Place of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47，Vol.37，No.1，pp.1-15.转引自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第102页。

[47]H.R.Merrns.Colonial North Carol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Chapel Hill:1964;“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Early America: Images and Image-makers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Geographical Review，1969，Vol.59，pp.530-556.参见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