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党历史，凡是重要历史关头，党中央都非常强调通过集中教育实践活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西柏坡时期，面对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全面转变，我党组织了党员干部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为尽快夺取全国胜利、建设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成为这一时期加强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也为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学习活动
党在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而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就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的关键点。在党的七大上，不仅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定义，而且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西柏坡时期，我们党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其实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当时，虽然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但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战争，毛泽东更加注意和强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极端重要性，非常重视在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工作。1948年3月，他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向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千万不可粗心大意。”[43]从1948年开始，毛泽东先后发出了大量指示，对党、政、军、群等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政策作出了许多明确规定，要求全党同志务必掌握。
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些理论和政策，从1948年4月到1949年3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中央先后作出过4次重大的学习部署。
第一次是1948年4月21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批示：全党要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目的是“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44]。
第二次是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的“理论水平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的实际，要求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党内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在内。列昂诺夫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45]
第三次是1949年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上，毛泽东要求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要求：“在干部训练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46]
第四次是在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结合党内的学习情况，要求全党干部对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共同认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47]同时，规定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等12本马列主义著作为“干部必读”书目，他指出：“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48]由此可以看出党中央及毛泽东对党的领导干部学习的重视程度。这12本书，在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硬性规定，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在读懂、读通马列原著，吃透马列原著精髓上下了功夫，它在党的干部教育和实际工作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讲：“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49]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除了强调理论学习外，还特别强调了对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的学习与运用。随着全国解放在即，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时，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50]同时，为了以战争手段彻底消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实现由旧中国转向新中国，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战士学习军事工作的政策和方针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起草的有关军事方面的电文、报告、指示，仅1948年8月就多达440多篇，其中系统提出了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具体战役的战略原则、方针和政策。为加强干部战士对军事政策、方针和技术的学习，1948年6月，在石家庄成立了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在办学两年多的时间里，向华北和全国战场输送了初、中、高级指挥员和兵种骨干46000余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和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结合土改开展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分析了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二）党内不纯；（三）官僚主义的领导。”[51]针对前一个原因，会议讨论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而针对后两个问题，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普遍整顿党的组织。刘少奇指出：“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所以，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关键。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即群众的参谋部。”[52]为了提高党的纯洁性，克服官僚主义，刘少奇提出了关于此次整党的两个步骤：“一是自上而下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目的是去掉障碍，去掉障碍才能彻底实现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之后，由下而上地整上来，这是巩固党，扩大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把党的经常制度、工作作风建立起来，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53]这次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不仅解决了我党关于土地政策问题，而且还推动了整党运动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区党的组织结合土地改革运动，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简称“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在解放区掀起高潮。
（一）坚持区别对待、分类处理的整党方针
为把整党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利用今年整个秋季和冬季，即自今年9月至明年3月，共7个月时间，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地区内……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上级派到乡村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必须首先团结当地党的支部组织内的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共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54]针对在整党过程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我们党提出要区别对待、分类处理的方针。
1.对农村党员进行分类整顿
194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指出：“根据晋察冀及晋绥党的状况，虽然大多数农村支部的领导干部，过去有严重的脱离群众的现象，但大部分党员和党的支部，还是好的或是可以改造得好的。”因此，在整改过程中要区分对待。鉴于当时党员队伍和党的组织状况，大体上都可分作三类：第一类是“经过八年抗战、两年内战考验过的党员，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很好的，他们对敌斗争坚决，工作积极努力，真正是群众中先进的积极分子，其中也有一些作风上不很好的”。对这类党员，要充分肯定他们的觉悟，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第二类是“作用不大或不很大，群众对他们也无多大恶感”。对这类党员，可以通过加强教育来改造，使其增强党员意识和工作积极性；第三类是“钻进党来为着保护自己及其亲友地富家庭利益的；有些则不仅作风很坏，而且借势图私，欺压群众，无恶不作，为群众所痛恨”。这一类虽然为数较少，但是绝对不能姑息纵容，“如不能彻底改变，是须要从党内清洗出去的。有些则已经证明成为犯罪分子，无可挽救，更应立即开除出党”[55]。
2.对各基层党支部进行分类整顿
结合当时各地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为了有针对性地、高效率地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中央把党支部分为三类，分别提出整顿方法。第一类是“支部的领导骨干不算坏，一般的能起领导作用，作风也不甚坏，这样的支部只须调换个别干部就可协同工作团（组）领导土改”；第二类是“一般可以完成上级党所给予的任务，但是强迫命令的作风相当普遍。支部干事会中新旧中农占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只是个别的，贫雇农也很少。支部干事会中以及农村其他工作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于强迫命令或有自私自利行为，有时容易为地主所利用，他们是为群众所不满的。对这样的支部，领导骨干应有更大一些的改变，即须在经过充分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撤换一批很脱离群众的干部，保留一部分较好的干部，提拔党员中成分好的积极分子参加支部领导”；第三类是“异己成分很多，领导骨干很坏，为地富直接把持或实际上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操纵，他们拒绝或破坏党的政策的执行，实行反土改、反支前等活动，这样的支部是不可能进行土改和其他一切工作的……对这样的支部就完全应当超越它来进行土改，只吸收其中好的党员来参加，或者是宣布解散，吸收其中好的党员另行成立支部”[56]。
3.区别对待新解放城市中的脱党、自首、叛变分子
随着全国许多城市的解放，对脱党、自首、叛变分子的处理提到了议事日程。1948年7月27日，中央在《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对脱党、自首、叛变分子的处理的指示》中指出：“在新解放城市中，对脱党分子、自首分子、叛变分子的处理，应按具体情况，区分对待。”
——凡党员过去自由脱党，确未做任何反党活动，现在愿参加工作者，可分给以适当的工作，但不应马上接收其重新入党，更不能恢复其党籍，经过相当时期考察，而本人提出入党要求时，才可考虑重新入党问题。
——凡党员过去系个别向敌方自首，并未进一步有危害党及革命之行为者，现在来找我们时，在原则上可允许其参加解放区的一般生产建设和群众工作，只有经过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真正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而且本人坚决要求重新入党时，才能考虑重新入党问题。
——凡党员曾经叛党但系普通叛变分子，即对党危害不大的分子，要他们在自己的社会职业上安分守已，努力参加生产支前工作，给以戴罪立功的机会。对个别罪大恶极的重要叛变分子，在必要时，由社会部或公安机关扣押分别处理之，但须经区党委或以上机关的批准。
——对分配工作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最好先集中在军政学校或训练班学习，在学习中加以考察教育，使其在思想打通的基础上，向党坦白，这更便利于党对他们的了解和使用。在使用这类分子时，要经常提高警惕，防止奸特分子混入，绝不可因使用自首叛变分子而有所麻痹[57]。
通过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一方面可以壮大党员队伍，另一方面保持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二）“开门”整党
整党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但并非整党的目的，整党的目的是为了使党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终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党内存在的问题，人民群众最清楚；整党的效果如何，应当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因此，在整党期间，吸收党外群众参加，实行开门整党，才能确保整党效果。
在整党实践中，平山县率先采取了“开门”整党的形式，即：公开党支部，把党的会议同群众大会相结合，吸收非党贫农和非党中农参加党的会议，在广大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下整党。这样，既保证了每个党员的思想作风和行为都能得到彻底的清查，又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整党的效果。
平山县创造的这种“公开整党”的形式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8年2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提出：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其工作中心“应当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58]；2月22日，中共中央在由周恩来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再次强调：“各地整党工作正在开展，并创造了许多方法。其中，以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平山县的典型经验应为各地所取法。”因为“采用上述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党通了气；另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置，使党内外群众均感觉满意；同时，又可以吸收被群众所推荐的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如此，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将极大地提高党的威信。此种方法，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工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均应实行。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59]
从1947年12月到1949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整党，清除了一批地主、富农、流氓分子以及蜕化变质分子，改变了共产党员成分的构成，使贫雇农和劳动人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对优势，纯洁了党的基层组织，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划清了阶级界限，正确地执行了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加强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共产党员的政治素质，增加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三、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自1947年7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部队新成分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成分增多，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蔓延，对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学习不够，阶级意识模糊，纪律观念淡薄，政策水平低下，部队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产生了许多不纯现象。针对这些新情况，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转为加强全军的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以此在全军树立起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
1947年7月17日，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中强调了军队学习土改政策的重要性。他说：“军队是革命的主力，要认真学习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这点一定要使军队中的同志都知道，负责的同志更要弄明白。因为一打出去，首先和农民见面的就是军队。军队要帮助农民分得土地。军队把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学会了，土地分配就比较迅速、容易。”[60]1947年9月7日，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提出：“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61]这是第一次提出在全军开展以“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军运动。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全军各部队按照土地会议精神，开展土地改革政策的学习和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自觉性。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辽东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随后这个运动便在部队普遍开展起来。1948年3月，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把“诉苦”和“三查”概括为新式整军运动。
“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是紧密结合土地改革运动进行的，着重诉受封建统治、封建压迫、封建剥削之苦，进一步加深对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理解；诉受反动军阀压迫之苦，进一步增强对蒋介石政权反动本质的认识。通过忆苦、引苦、访苦、比苦等方式，澄清了干部战士的思想，使他们弄清了苦从何来，仇向谁报，从而站稳自己的阶级立场。
“三查”是与“三整”结合进行的。“三查”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就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查阶级，主要是弄清每个官兵的阶级成分，通过自我坦白和进行组织清理，纯洁革命队伍。查工作，是检查每个岗位战斗、生产等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各项政策纪律的执行情况，以此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增强执行各项政策和纪律的自觉性。查斗志，主要是针对战斗力不强等认真查找问题，从而培养旺盛的士气和斗志，提高战斗力。
对于“诉苦”和“三查”整军活动，毛泽东在1948年3月20日《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评价说：“采取群众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成分，查工作，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教好了或清除了一部分军队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或坏分子，提高了纪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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