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源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20多年伟大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它的根本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特征，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一脉相承的特征，也是对民族精神品格的再现与超越。
一、马克思主义是西柏坡精神的理论根基
西柏坡精神是共产党人内在思想品格的自然体现，是正确理论指导下而表现出来的理念、气质和风度。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在革命历史转折时期产生的西柏坡精神，正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正在于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最主要的思想源泉，正是马克思主义。
（一）西柏坡精神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西柏坡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体现在我们党既重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又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西柏坡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转变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中国革命处于从战争到和平建设的转折前夜。当时，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完全巩固的党。但是党内对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同意见。毛泽东分析指出：“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1]“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2]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党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新高潮，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撑。
1.强调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一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3]。二是如何学习，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既不是教条主义，又不是经验主义”[4]。
2.加强党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1948年7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其“任务为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5]。并对教学内容和培训时间做出了具体安排和要求，强调党校要着重学习理论。刘少奇指出：“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马列学院办起来，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把工作做得更好。”[6]
3.部署全党中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要求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强调要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去学习，并形成共同认识。他开出12本必读书书目，规定在三年内看一到两遍，极大地提高了党的中高级干部的理论素养。
（二）西柏坡精神源于自觉的理论创新
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有着20多年奋斗历史、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完全巩固的党，我们不但能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而且能够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能够避免不以中国问题为对象而只空谈哲理，注意并克服了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克服了“左”的和右的各种错误倾向。延安时期，我们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提出新的理论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和魄力，从而塑造了西柏坡精神的品格和气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胆实践和创新，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了全党，纯化了思想，淬炼了精神。
1.政治思想创新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发表的文电、讲话、谈话、书信等，有600多篇，达数十万字。这些文献大多数都留有手稿。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新篇章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来源。其一，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1948年4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7]毛泽东指出：如果忘记了总路线总政策，我们将是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8]。其二，提出了具体的基本的政治纲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除阐发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外，还明确指出：“纲领有一般的纲领、具体的纲领。”[9]一般纲领是“总纲”，是基本纲领。具体纲领是具体政策，它是与时俱进的，因时而变化和发展。在具体政治纲领方面。1947年10月毛泽东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2.经济建设创新
西柏坡时期，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是同时进行和相得益彰的。其一，在农村，以土地革命解决革命基础问题。为打造革命的坚固后方，支援前线作战，我们党领导并开展了土地革命，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从1948年初开始，毛泽东对新形势下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做出了明确指示，以解决党内出现的以“左”为主的错误偏向。之后毛泽东更加完整地概括了土地改革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10]毛泽东指示不同的地区，即日本投降前的老解放区、1947年转入战略进攻前解放的半老解放区、在转入战略进攻后的新解放区，要制定土改的不同策略。其二，在城市，要求学会管理和建设。1948年2月，毛泽东在此后给部队的一系列指示中，要求在部队整训中，着重学习和学会接收并管理城市的政策。其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1]。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2]
3.军事思想创新
1947年7月12日至1949年3月，毛泽东起草的军事电文、报告、批示440多篇，提出了一系列消灭国民党军队具体战役的战略原则、方针和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毛泽东总结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供全军将士学习和运用。十大军事原则阐明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一系列重要原则问题。它比较集中反映了战争中打弱敌和打强敌、歼敌与掠地、休整与作战三大关系。它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形象表达了“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深刻思想，那么“十大军事原则”则比较集中体现了“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13]。
这些思想及思想的宣传教育，“把我们的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14]。在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15]这说明了思想创新的伟大，也说明了精神学习的可贵。
二、中国革命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母体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特征，而且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一脉相承的特征，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中所积累的精神财富的大成和结晶。
（一）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
在西柏坡时期之前，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产生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成为中国革命不断向前推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井冈山精神主要体现在：坚定的革命信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英勇奋战，百折不挠，其中坚定的革命信念是这一精神的主题。长征精神主要体现在：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延安精神主要体现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敢于胜利，艰苦创业。其核心和主题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6]。这些革命精神共同孕育、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是我党在不同发展阶段创造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涵，是我们党优良品质和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西柏坡精神的精神源泉。
1.坚定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念
理想信念，不仅是一个人的精神依托，也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是共产党人一切力量的来源，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灵魂。
井冈山时期，处在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之中，一切都从困难中起步。敌人在军事上频繁“围剿”，经济上严密封锁，斗争十分残酷。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红色政权多次遭到严重摧残，不少人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扛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抱定革命必胜、共产主义理想必定实现的信念，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认为“在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样的事情”[17]。正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支撑，才诞生了中国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长征是红军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其目的在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建设红色政权。在长征途中，红军不管头上敌机的狂轰乱炸，地上敌兵的围追堵截，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始终不渝地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实行北上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就是理想信念的胜利，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像一面旗帜，教育和感召了各民族人民，增强了我们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延安时期，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中心任务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驱除外侮，恢复主权。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同样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特征。抗战时期，延安成为革命者向往和敬仰的圣地，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进步人士为了理想、信念奔赴延安。据统计，仅1938年5月到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延安的土窑洞里曾办过红军大学、陕北公学、鲁艺学校等十几所大学，人们形象地赞誉“延安窑洞里出马列主义”。
西柏坡时期，较之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我党我军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及政治影响力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人民军队同样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打倒了拥有430万兵力、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三地区和3亿以上人口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彻底胜利。但是，毛泽东等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时时不忘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最终迈向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2.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本质特征。
井冈山时期，军事上敌人频繁“围剿”，经济上严重封锁，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红军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勇猛顽强的作战能力。根据地军民创建了兵工厂和军械所，红军缺医少药就自己采集中草药治病，他们还冒死展开红区和白区的经济贸易以补充供给。最终红军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和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赢得了胜利。
红军长征，途经11个省，跋涉二万五千里。其中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经历已经永远成为了我们党艰苦奋斗历史上的奇迹和经典。当时，敌情异常严重，行军和作战十分紧张，斗争和生活极其艰苦，红军衣食无着、枪弹不继、兵员匮乏、药物奇缺，其处境艰难为中外历史上所罕见。克服这些困难，体现了红军战士艰苦奋斗的豪迈精神和气概。毛泽东有诗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可以说，长征是红军用艰苦奋斗精神谱写的一曲壮丽凯歌。
艰苦奋斗也是延安精神的主要表现之一。延安时期，日寇残酷“扫荡”，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并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亲自开荒种菜，周恩来带头纺线，三五九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
西柏坡时期，我党我军的军事力量、经济财力及政治影响力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向全党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拒腐防变、艰苦创业的告诫。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夺取全国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离开西柏坡之前和进驻北京途中，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大家可不能有任何享乐思想，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仅是我党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革命精神永葆活力的源泉。
井冈山时期，当时的红军来自五湖四海，有正规军也有当地的绿林军，但红军纪律非常严明。即使战斗频繁，对老百姓也秋毫无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突出表现。坚定地走群众路线，也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928年7月，红军31团在数万农民的支援下，以一个团的力量把敌人11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周围达25天之久，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长征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献身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这一精神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对于民族解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延安时期，我党提出了“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根本宗旨。1944年，在中央直属机关追悼张思德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观以及“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的生死观，这些思想对全党全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写入党章。
西柏坡时期，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下，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同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三大战役期间，人民群众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前线。据不完全统计，三大战役中，各地出动支前民工达856万人，担架36万多付，小车101万辆，运送粮食8.5亿斤。当时陈毅同志曾动情地说，我们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二）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发展升华
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四个重要节点和具体形态，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又各有特点。西柏坡精神在一脉相承的基础上，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独特精神内涵。
1.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发展源头
井冈山精神是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围绕“工农武装割据”这一中心任务而产生的。其内涵主要包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等。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大胆突破，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革命首创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
2.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转折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境地。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党领导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红军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宣告结束，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开辟了光明前景。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
3.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成熟形态
延安精神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中产生的革命精神。它是围绕着当时的中心任务“抗日救国，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产生的，其内涵主要体现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等方面。虽然延安精神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其灵魂和突出特征还是实事求是。
4.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丰富升华
西柏坡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产生的革命精神。它是围绕着当时“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由革命向建设的工作重心转移”产生的。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包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人民民主、团结合作的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服从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成为西柏坡精神的标志，是最具时代特色的内容。西柏坡精神是在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基础上的深化、丰富和发展，至此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了比较成熟、完整的形态。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西柏坡精神的本土营养
任何新的先进的民族精神形态的出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然要扎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之中，凸显于民族精神品格之列。西柏坡精神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汲取和发扬，又是对民族精神品格的再现与超越，从而升华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形态。
（一）西柏坡是立足于时代和实践的文化自觉
西柏坡精神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产生于生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体现了共产党人立足时代和实践的文化自觉。
1.西柏坡精神汲取民族优秀文化精华
孕育并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西柏坡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忧民、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在解放战争新形势下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精神追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无论是抵御外侮、保国卫边，或是富国强兵、变法图存，都曾产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无数英雄儿女表现出了令人景仰的文化素养和人格精神。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等，以其震撼人心的价值追求和思想高度塑造了不朽的中华文明，感染着每一个为实现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抹上了深厚的文化底色。这些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已经熔铸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人们在国难当头之时，把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生命及价值完全融合为一体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追求，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志、信念和尊严。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胜利使备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欢欣鼓舞，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公然违背《双十协定》，挑起内战，重新置人民于战火之中，引起了人民极大的义愤和反抗。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组成了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1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人民意愿和诉求，转战陕北，进驻西柏坡，团结和带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齐心协力，共同御敌，不断开辟战争新局面，奠定了人民胜利的希望和信心。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产生了西柏坡精神。如果从纵横交错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中所具有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服从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气质，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品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汲取民族文化精华的生动反映，是优秀历史文化的价值重现和升华，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蕴获得了广泛认同和追随。
2.西柏坡精神扎根于民族文化发展
近代中国，为挽救民族危机，一批批仁人志士，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实行戊戌变法，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一次次的变革、革命都屡屡失败，这表明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仅有近代物质文明或是民主制度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精神上对旧中国进行彻底的国民性改造。
新文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自然兴起并蓬勃发展，给人们以深刻的思想震撼和影响。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正如陈独秀所说：新文化运动“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前”[19]。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浪潮，为人们普遍接受新思想提供了精神条件。新文化运动为党的革命精神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到“五四”运动发生，它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党的革命精神的孕育提供了思想源泉，拉开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诞生发展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28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四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
西柏坡时期，我们党面对革命的伟大转折，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以生动的实践展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气象，使西柏坡精神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精神；人民民主、团结合作的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形成了文化进步发展的新要素，具有了促进文化创新发展的意蕴。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所宣告的那样，“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0]。
（二）西柏坡精神着眼未来与复兴的民族风格
民族风格是民族精神孕育产生的心理模式和行为特征。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精神，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民族精神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发展也不断得到发展和延伸。西柏坡精神既在民族精神的孕育下诞生，又在民族风格的熏染中成熟。
1.西柏坡精神继承和升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而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渗透到整个民族的肌体里，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综合反映。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和造就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它蕴含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蕴含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精神以特定的形式延续发展，并凝聚不同阶段时代精神精华，从而成为贯穿民族历史的、生动的精神面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爱好和平、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西柏坡精神体现了当时的实践和时代特色，是民族精神在西柏坡时期的独特再现和发展。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西柏坡精神前承五千年民族精神的历史积淀，后启新中国谋求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体现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内核。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里，中共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全面准备。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些实践过程中，继承和弘扬了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孕育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西柏坡精神。这一精神，有力地彰显了中华民族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和鼓舞了全国人民，成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精神动力。
2.西柏坡精神探索和创新民族复兴路径
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使全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战略和战术，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内部人心涣散，分崩离析，中共面临着革命即将胜利和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前景和任务。
这一前景和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奋斗所追求的，但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实现新中国的繁荣富强，民族昌盛呢？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在接管北平时，傅作义先生诚恳地向我们提出过：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这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在考虑的问题。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就在延安向毛泽东说过类似的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问中共诸君如何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1]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清醒和坚定。在这样的忧患意识和奋进探索中，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有了民族求索历史的厚重感，也有了民族发展道路的开拓和创新。西柏坡精神中人民民主、团结合作的精神，是我们党倡导并建立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反映和结晶。缘于民主追求的动力和精神，我们党发出了“五一口号”并制定了平等协商，民主建国的治国方略。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和高度评价：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些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国人民相信，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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