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中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特点和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运用的，能负载、传递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发挥着连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并促使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1]。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有效发挥的重要依托。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择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其基本特点和功能。

一、社会管理创新中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特点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实效性，其核心在于统筹考虑社会管理对象的地域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等特点，立足民族地区独有的民俗文化和行为习惯的特点，把握各族群众思想的行为模式和运作方式，特别是应在把握管理载体与管理手段的实效化上重点着力，以更好地实施管理工作。具体来说，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野来看，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广泛性和社会性。广泛性和社会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显性特征。管理侧重硬性规范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侧重软性教化和约束，二者的核心都在于协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示范、奖罚并用、沟通协调、以情感人等基本操作法，在管理领域都能得到很好地体现。就管理的本质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人治”活动。有管理就会有思想工作，哪里有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拓展到哪个领域。

对民族地区而言，管理活动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就延伸到相应的领域，与民族事务管理形成优势互补的交融状态。比如，在西藏，藏传佛教的教规教义对人们的行为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伦理道德的意蕴丰富，倡导的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等思想深刻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其提出的“普度众生”“扶危济世”“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欲救护诸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思想，对维护社会稳定，劝导人们向善，维护社会稳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的《公共服务蓝皮书》指出，在一项覆盖中国38个主要城市的调查中，市民安全感排名第一的是拉萨。这与宗教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涉及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家庭等诸多方面，与党风、民风、校风、家风、习俗、宗教、文化等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这一广泛性决定了社会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必须步调一致、密切配合，才能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管理作为一项阶级性和公共性较强的工作，不仅具有广泛性特点，还具有社会性的独特属性。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对管理的两重性进行专门论述，他认为管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特点，源于其要素发挥作用中具有的广泛性和阶级性独特属性。他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小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2]广泛性源于协调的需要，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现实要求。但社会管理除承担协调职责外，还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民族地区也不例外。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择，在其阶级立场和教育内容的选择上，毫无例外地要与一定的社会价值形态和阶级立场相契合，其运用、控制和操作的过程必须表现出鲜明的目的性和服务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具有一定阶级性，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总是具有政治性，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总是具有时代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传承和革新。因此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抓好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民主法治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等重要内容，不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独特的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资源所体现的民族语言、民族传统、民族艺术、宗教信仰等文化载体，与舆论导向、行政手段和法律法规等管理手段有机结合，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深度开发价值和载体资源价值。

二是规范性和选控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软性社会管理手段，反之，社会管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当将管理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时，制度化的约束和激励实际上就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实施的教育，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教育与管理具有同等的意义。管理侧重于外在约束和他律，思想政治侧重内在约束和自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

对民族地区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效应主要表现为规范性和选控性的统一。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既要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推进社会管理规范化，又要重视通过习俗、教育等非制度文化开展社会管理。因此，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要发挥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共同衍生效应，在制度规范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之间形成新渠道、新载体，以发挥教育因素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最大效应。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必须按照民主法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要求组织实施，充分发挥基层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但作为一种管理途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在使用过程中必须符合主体特性，必须反映主体的主观意志，并能为主体所使用，能够被人所感知、认识和把握。

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中，除了正式的制度规范外，还存在着大量约定俗成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非正式的对各自民族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具有潜在约束力和影响力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宗教文化、习俗文化等因子，民族习惯法、伦理道德、宗教教育、族群势力的影响等因素。对民族地区而言，很多风俗习惯已经通过口头传诵、碑文记载方式传承下来，扎根于民族成员的心中，渗透于民族地区价值观念之中，交融于民族地区婚姻家庭、生态保护、社会治安、生产生活、祭奠、丧嫁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直接或间接地调节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在父系为主导的婚姻制度大行其道的今天，定居在云南、四川交界的泸沽湖边人口不足三万的摩梭人，却保留着“暮合晨离”的走婚制，过着“母系社会”的生活。其独特的婚姻形式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婚恋行为的选择。随着我国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作用的非制度化载体因素，打造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协作管理模式，就显得日益重要。因此，推动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发挥制度性载体的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和民族的文化融入管理之中，又要对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有所甄别和重视，建立少数民族群众广泛认同、广泛参与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打造多元化社会管理机制，切实发挥社会管理载体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三是关联性和渗透性。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教育因素，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软性管理手段的途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管理一样，都涉及联系主客体、主客观、内外化的中介。对管理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工作主体和客体都是人，都需要通过系列中介传达信息、满足要求、产生影响，从而达到影响和改变教育管理对象的目的。管理活动具有广泛性和实践性，因此，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天然结合的价值追求。

由于民族地区社会管理要素和管理环境的相对滞后，非制度文化、民俗文化、宗教因素在调节社会关系、管理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尤为突出，这一关联性和渗透性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思想工作与业务工作的“两张皮”现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创造性打造管理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开展，发挥二者的管理性和互通优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归根结底是从事人的工作。要提高社会管理的成效，就必须引导被管理者的思想倾向、把握思想动态，及时交流、沟通和交换信息，做到“润物无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够提高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的传统优势。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必须着力推动二者载体创新的结合度、双方要素的契合性、行为过程的协作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实效。

当前，随着民族地区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随着我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激荡与碰撞，民族地区文化面临新的整合，与此相伴随的民族风俗传承与创新、宗教文化的传袭与演进、宗教关系的理性与反理性狂热、民族主义的抬头与国家主义的界定等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对现代管理所崇尚的理性原则和法治精神产生极大的挑战，给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也带来极大的压力。例如，2013年以来发生在乌鲁木齐、北京、昆明等地的多起暴力恐怖犯罪行为，都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中国公安部第一批认定的四个“东突”恐怖组织的行为相关。近年来，“疆独”分裂势力、“藏独”分裂势力愈发猖獗，他们在国内进行疯狂的“打、砸、抢、烧”活动，利用国外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攻击，对社会基本秩序进行破坏，这些问题单纯靠正式制度的管理和短期整治显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践证明，必须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发动藏族、维吾尔族群众，以群防群治的办法方能得以解决，这在我们应对“7·28”新疆暴力恐怖袭击的实践中已经得到检验。

四是科学性和艺术性。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择必须带有可控性，必须讲究科学性，能够为主体管理服务，能够体现教育载体的可执行性特性，因此，其被选择、控制和利用时必须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在阶级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择又表现出阶级性，为统治阶级服务，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和主导价值形态，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对立倾向，达成思想共识，消除管理过程中的精神障碍。冲突学派创始人克塞提出的“社会安全阀制度”观点认为，如果在社会生活中建立一种能确保人们及时排出各种积聚在心中的不满情绪的机制，那么这种不满情绪就不会转化为具有对抗性的外显性行动。^[3]

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因其长期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宗法观念等因素对维持社会秩序发挥了独特作用，因此，要改善法治精神缺失的状况，就必须利用非正式制度在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通过灵活运用各种教育载体将教育因素转化为行为习惯和心理惯性，以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成效，而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艺术性所决定的。所谓艺术性，就是坚持原则的灵活性、非常情况下的应变性、具体操作中的技巧性。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要发挥各方面的要素，要充分考虑民族因素、宗教因素、边疆因素等多种因素影响，要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前提下，能够创造性开展工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挥管理主体的个性特长，将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艺术性品质融入群众思想教育之中，体现教育和管理创造性劳动的本质。

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而言，民族地区的很多行为规范、婚恋习俗和社会公德规范，都包含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在管理理念上强调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标准和自我约束，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契合之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习俗、习惯、禁忌和宗教礼仪，包含着民族地区独特的价值观念，他们在民族地区稳定、生态保护、社会治安、生产生活等领域，发挥着国家正式制度规范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因此，坚持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在载体选择方面的必然形式。

二、社会管理创新中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作用的发挥，就是通过思想信息的传递、主客体作用的交互影响，以思想凝聚来发挥教育职责的过程。在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以下特殊功能：

一是承载和渗透功能。社会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一样，都是在某种价值观主导下开展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带有很强的承载性和价值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承载社会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形态，社会管理体现着社会的主导价值形态，体现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作用的发挥，体现着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渗透着民族群众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长期以来，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脱节，最终结果将直接体现在业务和教育“两张皮”现象，这也是管理失效的最大短板。制度化的约束只有与非制度化的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发挥社会结构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优势，这在民族地区体现得尤为突出，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结论。一种制度健全、纪律严明、公平正义、秩序良好的管理，必然使人心悦诚服、心情舒畅，工作高效、情绪稳定，必然更容易开展社会管理。反之，一个内部关系紧张、处事不公、缺乏凝聚力的团队，其结果往往是目标置换，难以开展管理，甚至导致管理体系的解构。加强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才能够使业务与管理紧密结合，有效克服“两张皮”的问题。系统的思想教育，会使人们增强对政策、法规、制度、规则的遵从感，对管理产生认同感，有利于提高管理的成效，否则管理将流于形式，无从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说：“为着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4]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社会管理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作用的发挥提供机制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可将管理者的目的、内容和其他信息传递给管理对象，影响人们的思想道德状况，达到引导和疏导的目标，以管理文化的营造和价值目标的凝聚，实现内部协调和共同行为的实现。

二是导向和涵化功能。管理活动从本质上是针对“人”的活动。无论是古典管理理论还是现代管理理论，都强调人的重要性，人是管理的核心要素，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着管理效益的高低。实践证明，人的精神追求及人际关系的好坏对现实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物质刺激。因此，管理活动虽然是调节人员、物质与环境之间的主体性活动，但是其本质还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所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活动的高度契合之处。

对民族地区而言，民族地区独有的民俗、宗教、村规等习惯法，直接影响着各族群众对社会管理活动的认同和归属，直接关系着能否调动管理对象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关系着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成效。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靠正式制度和正式组织发挥独特的管理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重视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而这些载体对管理对象的引领只有通过管理渠道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完善才能最终得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选择恰当，能够对管理对象起到很好的教育、示范和引导作用，促进人们的行为向着组织目标的期冀转化。如民谣、传说、诗歌、山歌、舞蹈等，往往承载着当地的家族伦理、处世方式、婚姻习俗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这些载体如果与民族文化传播及核心价值体系结合，就能够产生很好的衍射效应和涵化功能，发挥出社会管理活动所难以取得的效果。比如苗族的“三月三”“六月六”等大型民间文化体育活动，不仅是一种民间文体活动，也是苗族百姓缅怀本民族先祖与英雄的纪念日，充分利用这些民族节庆载体的教育作用，能够有效凝聚民族成员思想，在交流中推动交融，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三是约束和协调功能。民族地区是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区域。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可以借助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探索社会管理的新渠道、新机制。这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一书中提到：到现今，中国民族地区远离乡镇政府的村落，虽经国家权力的控制渗入，但其自治色彩依然很浓厚，只有在发生的事件超出村落自行管理的时候才寻求政府的介入。^[5]在传统政权“县下空缺、乡村自治”的形态影响下，村规民约、民俗风情等因素对维护社会秩序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有的基层管理甚至以家族势力等因素直接发挥作用。比如云南省纳西族的“劳民会”直接承担着森林砍伐的审批；一些宗教信仰较浓厚的地方，如回族、藏族、布朗族等民族地区，其僧侣以宗教权威和德行修养在当地群众的民间纠纷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中，要注重将主流价值理念与不同民族风俗习惯、语言历史、文化禁忌、宗教信仰等因素有机融合，以便更好地协调关系、增加认同、调动积极性，通过营造良好的管理环境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正如洛克所说：“只有你给他的良好原则与牢固习惯，才是最好的，最可靠的，所以也是最应该注重的。因为一切告诫与规则，无论如何反复叮咛，除非实行成了习惯，全是不中用的。”^[6]

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所以，必须通过教育对象的无数次体验、践行和运用，才能使教育的客体和主体间互动交流，形成良好的行为导向，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追求，并最终形成一种精神境界，而这正是社会管理创新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四是激励和转化功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奋斗同他们的利益相关。人是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总是在社会关系的互动中实现由工具性向目的性的转化，进而实现社会价值向个人价值的转移。因此，社会管理活动必须考虑到人的动机，激发人的主动性，使管理对象的思想和行为更符合管理者、教育者的目标。这个角色只能由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去承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载体通过说服教育、正面激励等手段，可以使教育对象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发生积极的变化，从而使教育对象的行为向着所希望的方向转化。

对民族地区而言，由于民族地区存在大量的非制度文化因素影响，民俗、宗教、村规民约、宗法思想等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影响较大，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既要肃清非正式制度文化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制约和干扰，充分发挥正式制度的规约作用，也要注意运用这些非制度性因素来为社会管理创新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管理本质来看，它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式控制手段，主要通过道德、宗教、民俗、村规等途径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它依靠的是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等传统机制发挥作用。风俗、宗教条规、村规民约等传统载体，虽不像法律一样具有鲜明的强制性，但由于传统力量的强大，违反后将引起非议、冷落、疏远等压力，迫使社会成员主动调节自己的行为，遵从传统力量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