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长江流域人类聚落环境的演变
环境变迁对人类活动制约作用之一，就体现在环境变迁对人类聚落选择和布局的影响。聚落是地理环境中人类活动的据点，聚落分布、形态与环境及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陈桥驿等历史地理学的学者，研究长江下游地区聚落的形成和类型。[108]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邓先瑞、杨果等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继续探讨长江流域人类聚落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并分析人类聚落选址中的环境意识。[109]刘沛林、邓先瑞、吴宜进等人对乡村聚落形成、发展、结构类型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110]马剑以夔州为个案，探讨了长江上游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111]龚胜生、季鹏、任放等人分析了历史上环境演变对长江中下游城镇兴起、发展及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而周凤琴、陈桥驿、王蕾、方秋梅深入探讨了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水环境变化对城镇空间扩展、城镇兴衰的影响，颇具新意。[112]邓先瑞从社会与经济、自然的关系入手，分析长江流域城市生态系统具备的五大特点，有助于从生态文化角度认识城市的生成机制。[113]郭怀民探讨了6000年前长江中游古城的城墙、壕沟在四个不同时期的营建方式、布局、结构、规模，探讨早期文明聚落变化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变迁。[114]陈声波通过考察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中心聚落没有城垣的特殊形态，提出中国早期城市文明的起源不能以是否具有城址来判断，独具新意。[115]屈德印、朱彦探讨了风水观念对浙江古聚落的空间分布、建筑布局、建筑式样的影响。[116]韩国学者郑哲雄采用都市环境史研究方法，探讨清代汉口居民面对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问题时，风水论表象下隐藏的环境意识。[117]张建民从环境与社会变动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特殊的聚落形态——寨堡进行开拓性研究，不仅分析了寨堡的类型、分布、功能，而且探讨了制度与环境因素在寨堡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影响。[118]目前关于聚落结构与环境变迁关系的研究成果，大多针对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而关于长江上中游山区聚落分布、结构特征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目前，学术界仍需要从不同历史时期聚落的分布与结构特征、环境诸因素对聚落分布的影响、人类活动对聚落分布及兴衰的影响等方面，深入探讨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
2000年9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赵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重大课题“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其中孙华、雷兴负责“四川盆地的早期文明”子课题，张弛负责“长江中游地区聚落与早期文明”子课题，赵辉负责“长江下游地区聚落与早期文明”子课题。2001年12月11—13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持，在北京大学召开“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的36名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的四个专题之一就有“长江流域的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在会议论文《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区域经济与聚落变迁》中，认为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结构、规模的变化影响了早期聚落形态的变迁。2003年，张弛著《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对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五个不同时期，汉水中游、两湖、峡江、赣鄱、苏皖、江浙等六个区域间聚落形态及聚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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