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提醒全党同志：“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然而，就在“两个务必”提出不久，新中国成立仅一年多的时间，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严重违纪违法、贪污腐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震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大规模开展的反腐肃贪运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纯洁了国家机关，对广大干部进行了一次廉洁奉公的教育，对防止干部的贪污腐败、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居功自傲，让他们胆大妄为
刘青山曾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而张子善则是第一任专署专员。二人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入党，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领导干部。刘青山曾参加过1932年高蠡农民暴动，被国民党逮捕后，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在领导铁路工人罢工斗争中，曾带头卧轨，打破了敌人破坏罢工的阴谋。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抗日战争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二人都成了地专级的高级干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以后，刘、张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河北省行政区划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天津市虽是中央直辖市，但区域仅限于市区和郊区。因此，当时河北设有天津专区，天津地委和专署驻在杨柳青，当时天津专区管辖着现在天津市的大部分县（区）和现在廊坊市辖区的各县（市、区），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道失修，水灾不断。因此，天津专区的治河任务很重。这本是刘青山、张子善展现执政能力的大好平台，但二人却不珍惜，反而凭借手中的职权，盗用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克扣治河料粮、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款，克扣民工供应粮及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计171.6万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他们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以49万元巨款倒卖钢材、木材，使国家蒙受21万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万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他们以高薪聘用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在兴建潮白、永定、大清、龙凤、海河等工程中，他们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万元；他们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挥霍浪费达3.7万元以上，其中刘青山1.8万，张子善1.9万。不仅如此，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借口有病，长期不工作。张子善为逃避罪责，曾一次就焚烧单据300多张。他们还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个人的天下，宣扬天津地区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在工作中欺上压下，独断专行，打击和排斥对他们提意见的人，实行封建式家长的统治。
雷厉风行，刘张违纪违法事实迅速查清
1951年夏季，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因为调动之事闹起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了省委警觉。当时的天津专署副专员李克才，屡次向刘青山、张子善规劝未果后，遂向上级反映了他们的问题。
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保定举行，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传达了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精神、毛泽东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和华北局的指示。会议讨论了中央的精神和毛泽东的号召。在会议的第一天李克才就站起来，向与会的800多名代表，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他的发言引起全场的轰动。
为尽快彻底查清刘青山、张子善的违法贪污事实，河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以省政府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省监察署长孙光瑞、省监委主任李国华、省法院院长宋志毅为委员的调查处理委员会，责成孙光瑞、李国华、宋志毅组成办案组，孙光瑞为组长，负责侦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省监察署成立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侦讯组，并抽调省公安厅李定义参加侦讯工作。侦讯工作进展很快，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事实很快就被查实。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逮捕刘青山、张子善并对其二人予以法办的措施，得到了参加党代会的全体代表的一致拥护。经华北局讨论和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将刘青山、张子善逮捕法办。
1951年11月29日，即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进行的第9天，下午5时，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张子善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正在下榻的保定市西关一家饭店里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一下子全蒙了。”
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命令同时下发时，刘青山不在国内，而是作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会后在苏联进行访问。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事发前不久，省委将刘青山调至石家庄市委任副书记。出访的兴奋之余，他心里免不了一阵阵七上八下的不安。
12月2日，代表团乘火车回国。列车在天津站停下，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刘青山一瞥见来人走向自己，立刻感觉到不对头。
“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
“不，我要随代表团一块儿进京。”刘青山看上去镇定自信，内心却非常紧张。
来人严肃地盯着他，话音不高，但异常威严坚定：“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
刘青山听说要对他进行审查，拍着桌子吼道：“出了什么事，还能开除老子的党籍！”他被送到省公安厅准备的看守地点。开始，刘青山满不在乎，照样吃喝，什么也不说，根本不把办案人员放在眼里。而张子善则吃不下，睡不着，问什么说什么。侦讯中，两人犯了毒瘾，坚持不住，办案人员发现后请示省委，给他们吃了点药。最后，刘青山开口了：“你们别问了，我有两个小本子，你们取来自己看吧。”此后，刘青山心情沉闷，不大讲话，常常面对墙壁发呆，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半夜经常猛地坐起来，不知所措。
严厉惩处，警醒全党同志
11月29日，中共华北局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事实。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华北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河北省高级法院关于判决刘、张的布告
中共河北省委根据省党代会代表们的建议，经研究并于12月4日报请华北局批准，做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河北日报》随即将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事实及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公布于众，并发表社论《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教训，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的处理极为重视。12月29日下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中共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鉴于刘青山、张子善的地位和影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在12月30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党籍的决定。
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是个星期天。保定市体育场坐满了21800多人，主席台上拉起巨幅：“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全省各地近20万人有组织地收听大会实况。
宣判刘、张的相关报道
这天，刘青山头戴水獭皮帽，身穿藏青色呢子大衣，足蹬皮鞋；张子善穿一身笔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脚上也是一双新皮鞋。二人手腕上都戴着一副冰凉的手铐，胸前挂着一块白布，上面分别用毛笔书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
宣判大会现场
张子善此时口中还喃喃自语：“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刘青山则自始至终紧绷着嘴角，一言不发。
两声枪响同时爆出，震彻长空大地，全保定市、全河北省、全中国都听到了。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51年12月6日至12日，河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大张旗鼓开展“三反”斗争的决定，并作出河北省《关于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决议》。17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今冬明春在全体干部及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指示》明确提出“三反”运动先从省、市、专区级机关开始。在运动中要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并按照先动员，再深入检查、检举，最后进行政治处理的步骤进行。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了反对资本家腐蚀干部，侵害社会主义经济的“反贪污盗窃、反行贿受贿、反浪费、反刺探国家经济情报、反盗窃国家资财”的“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后，曾在河北流行过一段歌谣：“牛皮筋，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刘青山、张子善，全国头号贪污犯！”可见“三反”“五反”运动影响的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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