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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及东南亚地区和国家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构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建设正式成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2014年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会上，发表了“共同开创亚洲发展的新未来”的主题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合作政策，并特别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3月28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当天下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至此，“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正式启动。
“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带，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穿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涉及沿线26个国家，覆盖44亿～46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目前，丝绸之路意识已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接受，“一带一路”建设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其战略意义已为国际社会所重视，许多国家已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有效对接。据悉，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亚投行筹建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经在稳步推进。[1]
“一带一路”建设强调相关各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以及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和理念，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是新一届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变化、根据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要战略构想，是新形势下我国面向世界开放的又一重要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中国加强同亚欧非国家互利合作，促进亚欧国家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更好地推动沿线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促进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为沿线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构想的提出，表明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包括“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其中，“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蜀身毒道）是古代中国西南通往印度的民间通商古道，也是中国通往域外的最早的国际通道，其总长大约有2 000公里，早在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时就已开通，比北方丝绸之路早两个世纪。它与“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一样，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由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西亚，最终与北方丝绸之路汇合，形成两条丝绸之路的对接和联系。所以，西南高原就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以及东西方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枢纽。“南方丝绸之路”就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南方丝绸之路既是一条商贸通道，也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连接中原，沟通中印，为我国中原、西南与印度、缅甸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丰富、独特的具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
云南从地理位置来说，地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要道，拥有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肩挑两洋（太平洋、印度洋）、通三江（长江、珠江、澜沧江—湄公河）达海沿边的独特区位优势，北上连接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唯一可以同时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亚的省份，具有“东连黔桂同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孟”的独特区位优势。是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连接交汇战略支点。由于云南在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就使得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对云南的定位是：“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因此，充分发挥云南的区位优势和作用，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需要。
而所谓的“重构和复兴新南方丝绸之路”，是在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同时，努力使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达成共识，充分认识“重构和复兴新南方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及其共谋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沿线有关地区和国家的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下，把新南方丝绸之路建设成为覆盖面更大、范围更广，更加便捷、更加通畅的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亚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际通道，既与北方丝绸之路相连接，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通，向南连接南太平洋区域，向西连接印度洋区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文化交流的功能、作用及其战略地位。重构后的新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交通运输和商贸的通道，同时也是文化通道，有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多重功能。沿线各国传统的民间贸易将上升为正常的国际贸易；沿线陆路口岸进出通关和人员出入境将更加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将更加自由地进行交往；边境旅游和跨境旅游合作将全面开展；沿线人文交流将更加频繁，自古以来民间传统的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发展。因而，重构和复兴南方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2]
二、民族文化建设是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证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一项宏伟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的立体型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主体、文化建设为支撑的有机统一体。新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重构过程中，必定要加快和加大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西亚乃至世界的开放步伐，而这种开放是多领域、多层次、高效益的全方位开放，它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是经济、贸易、交通、文化、教育、信息、旅游、科技、资源等领域的全面合作与接轨，其中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开放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方面。[3]如果没有沿线国家共同的利益需求和文化认同，要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建成共同的通道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重构和恢复新南方丝绸之路中，我们既要注重经济、道路、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基础性建设，也要注重文化层面的保障性建设；既要注重物质的硬件设施建设，也要注重文化的软环境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软实力作用。
我们知道，云南是全国民族种类最多的边疆省份。除汉族外，有世居少数民族25个，其中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有15个特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达1 400多万，占全省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中都创造了自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文化共同构成了云南丰富灿烂、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宝库，使云南成为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最为富集、厚重的地区之一。因此，民族文化资源是支撑云南发展的重要资源，民族文化产业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民族文化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证。
同时，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和重构南方丝绸之路中，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以及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多，覆盖人口广，经济规模总量大，民族众多，宗教形态多样，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多元。“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若干国家的政治动荡和跨国界的民族、宗教、教派冲突，将对外来全球程序和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迅速拓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造成严重冲击。在海上丝绸之路，也存在着由民族、宗教纷争而引发的各种冲突，国际恐怖组织及势力在东南亚一带的活动日趋活跃。”[4]加之“东突”势力与中亚、中东等极端宗教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宗教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凸显。[5]再由于“一带一路”和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大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优势。近些年来，美国先后在亚太地区推行和实施的“重返亚太战略”“丝绸之路战略法案”“新丝绸之路战略”以及日本开展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企图将日美同盟的干预范围扩大至南海，以达到遏制中国，围堵和打压中国发展的目的。其上述政策和行为破坏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影响了南海正常的航运安全，损害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6]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南方丝绸之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此外，把云南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和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辐射中心”是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时对云南提出的三个定位。而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是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重要内容和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辐射中心的必要保证，其中宗教和顺的关键之一是宗教文化的和谐，没有宗教文化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宗教和顺，也就不可能有民族和睦和社会和谐。所以，包括宗教文化和谐在内的民族文化和谐建设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题中之义，也是把云南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和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辐射中心”，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要条件。
三、宗教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开拓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我们知道，在文化大系统中，宗教文化是子系统，而且是文化系统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同时，宗教和宗教文化也是不同文明或文化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今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矛盾和冲突就是由宗教文化或宗教问题引发的。
宗教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客观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宗教本身就是一种以信仰为中心的文化。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与社会生活的全面结合和渗透，形成、积累和沉淀了丰厚的宗教文化。宗教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涵盖了理论、信仰和实践多个层面。长期以来，宗教和宗教文化不仅对信教群众的物质生活及精神文化生活有其重要影响，而且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民族关系、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产生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同时，宗教既然是一种社会存在、社会文化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就必然形成和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就必然需要与一定的社会和时代相适应、相融合，这样才能生存和发展。离开了特定的社会，任何宗教都不可能存活，更谈不到发展。而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宗教能否与社会和时代和谐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当国家和民族面临重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调整，或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如何应对和调适，是考验一个宗教及其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功能价值的关键。所以，宗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会主动地与所处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制度、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进行调适，不断地修正、改良、完善和提升自己，从而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这种调适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但不管是主动或是被动，都是必需和不可回避的。
在南方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就曾主动地调适自己，以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其中，宗教文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卓新平教授所说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政治、经济的交往之路、更是文明相遇、文化交流之路。其中丝绸之路的连接和保持亦有着重要的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丝绸之路的生命力乃靠宗教的往来得以维系和延续，故而体现出其典型的宗教之魂。”[7]
历史上，佛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明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都曾先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虽然有的宗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逐步消失，但它们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佛教得以传入中国的‘大乘’（大道），而佛教的来往，也使丝绸之路充满生机。佛教通过丝绸之路在中国生根开花，使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得到很大的提升”[8]。自北魏就传入中国的祆教对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也产生过长久的影响，除了其信仰较有特色外，由其信仰礼仪习俗等演变发展的歌舞艺术也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唐代，随着犹太人来中国经商，犹太教也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经中亚、印度辗转来到中国，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景教在唐时的传入和在宋元时期的发展与当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各族的往来也有直接关联。当时景教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沟通中西文化的一大宗教。唐初，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与波斯商人起初主要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前来我国，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中国。元时，蒙古族西征也以陆地丝绸之路为主，并促成了沿途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东迁，大批穆斯林来到中国，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场景，推动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宗教的发展。
特别是到了明朝，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将领郑和（1371—1435）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进一步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疆域，促进亚非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亦使这些域区的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有了明显提升。尽管传播伊斯兰教不是郑和下西洋的外交目的，但郑和伊斯兰教的背景和因素却在客观上传播了中国伊斯兰文化。郑和船队到访过的30多个国家，大多是亚非伊斯兰文化圈的国家，包括东南亚伊斯兰地区、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以及非洲伊斯兰等伊斯兰教发源地和两翼辐射地区。郑和下西洋对这三个地区的影响程度及方式不尽相同，其中对东南亚伊斯兰地区的影响程度尤其明显，它“催生了一个有利于东南亚伊斯兰化的大环境，加速了阿拉伯、印度、中国与马来西亚穆斯林商人及阿拉伯传教士在马来群岛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不经意间加速了岛屿与东南亚伊斯兰化的历程”[9]。郑和在历时28年七下西洋的历程中，不仅传播了伊斯兰文化，还沿途参与佛教、道教仪式和活动，兴建天妃庙宇等，促进了多种宗教及其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发展。“……郑和的宗教外交实现了‘宗教软着陆’的目的，进而柔化并美化了中国形象。”[10]
天主教自元初传入中国，其传教士的足迹留在了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上，并形成中西文化及宗教文化的深度交往。而中西文化及宗教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是明末清初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东传。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真正实现了这种文化交流的突破，使中西文化交流得以深化。自此，中国人开始对西方文化，如哲学、宗教、语言、科学的系统研究，而西方人也由此而获知中华传统的儒教、道教等宗教文化，受到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的影响。“长期以来，丝绸之路虽因冲突、战乱等政治原因不时中断，但却因无数经商者、传教者的执着、坚持而不断畅通。”[11]
由此可见，在古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中，宗教传播和宗教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的传教士既是信徒又是商人，既传教又经商。由于各宗教传教士的西征东返，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和商贸的发展，丰富了当地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变了其地区的社会面貌。这种发展演变作为文化遗产的积淀而保留下来，至今仍有其影响。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南方丝绸之路中，要有宗教的考量，不能忽视宗教的因素，“必须关注其中宗教文化的存在与交流，研究其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12]。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和宗教种类最多的省份，形态多样、特色各异的宗教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汉族在内的26个世居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世界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以及原始宗教、民族民间宗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宗教形态多样而各异，宗教文化多元而厚重。全省有400多万信教群众，有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结的人就更多。有的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宗教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加之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有20多个县（市）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境线总长为4 060公里；与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国、印度等国地缘相邻，历来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连接的陆路通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16个民族与境外相同民族跨境而居，民族同根、文化同源、信仰同一；有的宗教与东南亚、南亚有着渊源关系，历史上宗教文化交流就很密切。如云南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的傣族全民信仰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上就是从印度向南传入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再由缅甸传入云南西部地区的，是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现居住在泰国北部的许多回族穆斯林就是历史上随着马帮贸易及清咸丰、同治时期杜文秀起义失败后从云南迁移出去的，与云南回族穆斯林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和历史渊源。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由于宗教信仰相同、宗教文化相通，长期以来宗教文化交流密切，对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对边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邻国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中国传统宗教如儒教、道教，以及世界性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东南亚、南亚和“三胞”中都有较多的信众和较大的影响，宗教文化历来就是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重要精神纽带，在对外拓展人文交流的渠道上，宗教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13]
同时，宗教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离开宗教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完整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对中国文化有一定影响；而佛教在传入中国后，成功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与儒道文化一起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并以其深邃而博大的理论体系和慈悲济世的宗教情怀，为中国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价值取向提供了信仰支撑和心灵关怀，使中国文化的和谐特征更加突显。而之后传入我国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又更加丰富了这种文化。宗教文化资源是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从云南的历史和现实考察来看，充分表明：云南各族人民和各宗教界人士以及信教群众在云南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同样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力量（因篇幅有限，对此恕不展开论述）。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实施和云南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云南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地位将日益凸显，特别在边疆民族地区，境内外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民族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其中宗教和宗教文化在对外人文交流中的作用愈加突出。但我们也须清醒地认识到，宗教毕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任何一种宗教其社会显隐功能都有正负两重性，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而有些消极因素一旦缺少科学、理智和法制的制约，就可能走向极端，失控膨胀，形成巨大的破坏力，与主流文化相冲突，对社会产生负面作用。在特定因素的激发下，甚至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14]特别是云南这种多民族、多宗教的特殊边疆省份，一直都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和宗教文化向我渗透的重点地区。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阵地的争夺十分激烈。而在宗教文化对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丝绸之路沿线有关地区和国家会互为影响，其中有沟通、有融合，对“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有摩擦、有碰撞，甚至冲突，对“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带来负面影响。加之民族问题往往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民族和宗教问题互为影响和转化的复杂状态。再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多种原因，云南民族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在经济发展和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相协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较大差距，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阻碍“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的进程，甚至影响云南的社会和谐稳定和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既是民族文化的富集地区，也是文化建设的薄弱地区，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点地区”[15]。
综上所述，既然民族文化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而宗教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加强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就理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促进云南对外开放和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步骤。
四、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的几点思考
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和重新构建南方丝绸之路的语境中，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可以从理论与实践、政府与宗教、政策与法律、制度保障等层面来进行考察和研究，还可以从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视角对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团体与宗教场所、宗教教育与宗教人才、宗教经典与时代需要、宗教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以及宗教文化生态平衡等诸多层面和领域来进行考察和研究，但因受篇幅所限，不能在此展开论述，只能择其要点于下：
（1）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宗教与宗教文化是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的首要前提。
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宗教理论，另一方面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宗教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宗教和宗教文化，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在新形势下，对宗教和宗教文化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需要重新认识；对宗教的“三性”（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宗教的特殊复杂性）[16]要有充分的认识。
（2）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依法管理宗教，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为宗教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是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的根本保证。
首先，从政府层面说，一是各级党和政府及职能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只有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才能最终达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和宗教界人士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目的。二是要进一步探索发挥宗教社会功能中积极作用的多元途径，在发挥宗教满足信教群众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信仰需求，在调适人们社会心理，提升社会道德，促进慈善公益事业，培养公民社会礼仪，以及强化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促进祖国统一与世界和平等积极作用方面多做努力。
其次，从宗教的角度说，各宗教团体、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坚持依法开展宗教活动。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以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强化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社会环境，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与民族、宗教与法律、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各宗教内部和各宗教之间的团结，弘扬各宗教宽容与和谐的传统美德，多元共存、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3）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的根本目的。
对宗教和宗教文化社会功能中显隐的正负作用以及其积极、消极的两重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要调动和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和正面功能，规避和防范宗教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功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中的积极作用，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全面、协调、科学、可持续和跨越式发展。
（4）加强宗教职能部门、宗教团体和宗教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宗教管理，依法进行宗教活动是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的重点。
要加强宗教职能部门、宗教团体和宗教人才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宗教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宗教教职人员的综合素养；加强宗教人才培养，传承宗教文化；创新宗教管理，依法进行宗教活动；充分发挥和利用各宗教的优势和特长，继承和发扬宗教和宗教文化中以人为善、扶贫济困、体恤孤寡、宽怀慈悲等精神和传统，鼓励宗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特别是公益活动和慈善事业，为国家和民族分忧解难，为社会大众服务。
（5）加强宗教场所和宗教传统教育的管理与建设是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的关键。
宗教场所是进行宗教传播、宗教活动、宗教文化传承和宗教传统教育的主要场地；宗教教育是传承宗教文化，培养宗教人才的主要形式。宗教场所（包括寺庙、道观、清真寺和教堂）和宗教传统教育的建设与管理关乎宗教和宗教文化能否健康有序发展。因此，要加强宗教场所和宗教传统教育的管理与建设，充分利用和发挥宗教场所和宗教传统教育对信教群众积极的教化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服务。
（6）对宗教经典和教义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解释是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的时代需要。
各宗教要进一步坚定和纯洁信仰，发扬各宗教教义、教规、宗教道德伦理和宗教文化中与时代相适应、与社会和谐的积极元素，摒弃一切与时代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陈规陋习；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对宗教经典、宗教教义做出适应时代发展和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这不仅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也是宗教自身发展的需要。
（7）重视和加强宗教文化各领域的建设，开发和保护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维护和保持宗教和宗教文化生态平衡是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的重要内容。
要重视和加强宗教文化各领域的建设，充分挖掘和发挥宗教哲学、宗教教义、宗教伦理、宗教礼仪、宗教活动、宗教教育、宗教文学、宗教艺术、宗教典籍、宗教景观、宗教寺庙等历史悠久、宗教文化内涵厚重、人文资源丰富、自然条件较好的资源优势和特点，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服务；进一步开发和保护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及相关资源，探索一条保护与开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神圣与世俗、宗教文化与旅游文化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以此来推动和促进云南宗教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在开发、保护和发展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要注意维护和保持宗教和宗教文化的生态平衡，使宗教和宗教文化在良性的生态系统中良性生存和发展。
（8）积极主动地开展宗教文化对外交流，打造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圈，筑牢民族文化“长城”和文化“桥头堡”，建立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文化渗透的长效机制，主动有效地防范和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渗透，是宗教文化建设、互动与调适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
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中，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信念，坚守原则，保持文化特色，增强和发扬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和不卑不亢的意识和精神；在边疆民族地区，打造和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圈，筑牢民族文化“长城”和文化“桥头堡”，建立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文化渗透的长效机制，提高自觉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或宗教文化对我渗透的免疫力，主动有效地防范和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渗透和境内外各种异端邪说，维护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另一方面又要处理好与邻国宗教和信教群众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开展与国内外各宗教团体之间的正常交往，积极主动地开展宗教文化对外交流，实现宗教平等对话。同时，我们要积极地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立反恐联动机制，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共同防范和抵御美日为主的霸权国家的挑衅和威胁；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对相邻和周边国家，要在地缘优势、历史传统、民族关系、文化认同、宗教渊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丝路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资源，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全面合作。以文化为桥梁和纽带，促进和发展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和国家的友好关系。共同打造和建设一个有利于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国内环境。郑和当年七下西洋经过的国家和地区，许多就是我们今天“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南方丝绸之路所要面临的国家和地区。当年郑和用博大精深、包容和谐的中华文明和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教文化让世界折服，今天我们同样可以用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气派的大国魅力去影响世界。[17]
通过上述途径和方法的实施和推进，同时把“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变为全省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意识和自觉行为，并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够顺利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的战略目标。
（作者为《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研究员）
【注释】
[1]见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任佳、王清华、杨思灵：《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3]纳文汇：《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战略实施中的宗教文化建设》，《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3期。
[4]王辑私：《“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
[5]马丽蓉：《中国“丝绸战略”与伊斯兰教人文交流的比较优势》，《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
[6]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理论月刊》2014年第11期。
[7]卓新平：《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
[8]同上。
[9]陈达生：《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98～99页。
[10]马丽蓉：《中国“丝绸战略”与伊斯兰教人文交流的比较优势》，《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
[11]卓新平：《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
[12]卓新平：《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
[13]纳文汇：《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战略实施中的宗教文化建设》，《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3期。
[14]段德智：《宗教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
[15]纳文汇：《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中的宗教文化建设》，《今日民族》2011年第4期。
[16]1958年，李维汉在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宗教具有“五性”（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国际性和复杂性）。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在“五性”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性”说。见齐晓飞《关于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宗教积极作用的思考》，《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1期。
[17]纳文汇：《回族文化在云南社会历史进程及“桥头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回族研究》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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