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坚持将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价值核心，坚持将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根本任务，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四个全面”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脉相承。但是，阶段性理论成果又是对阶段性实践难题的科学解答，因此“四个全面”理性创新本质上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双重贡献。
（一）“四个全面”既坚持又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
政治学是起源于西方的一门古老学科。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学大体上沿着两条发展路径实现了从思辨哲学向现代政治学的历史转变：“一条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社会经济的考察和社会阶级的分析。另一条是由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开创的，主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对政治假设进行验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沿着第二条路径推进，苏联和中国则是第一条研究路径的代表。”[9]
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并行发展，必然会带来价值范式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论争。事实上，输入近代中国的政治学价值范式不仅包括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而且还包括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传入中国的西方国家学说、分权学说以及契约论等西方政治学理论。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物质社会变革而最终成为了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但两种价值范式之间的意识形态论争却始终没有停止。价值范式层面的意识形态论争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文革”时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其直接结果是使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遭遇到了强烈冲击。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才陆续恢复政治学学科科研与教学，这期间其学术断层几近30年。
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分析与策略应对中国社会政治现象及其内在发展规律的基本方法。其中，国家政权理论既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又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区别于其他政治学说的根本标志。“政治现象的核心就是政权，没有政权就没有政治现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政权问题尤为重要，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10]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关注重点应该是“强化国家政权理论研究，包括中国的政权现状、政权基础、权力合法性、政权的运作、变化规律与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互动等等”[11]。所有这些，实际上构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范 畴。
尽管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段时间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主流价值范式却时常受到冲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致有如下几点原因：一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与国际接轨”舆论的影响，导致约翰·穆勒与托克维尔开创的，并被美国奉为圭臬的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一度成为全球话语时尚，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国内部分人士对西方价值范式顶礼膜拜，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日渐疏远。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由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普遍存在“以经济发展论英雄”等片面性、实用性、功利性倾向，最终导致了理论性较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被忽视或被置放在次要地位上。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应该突出经济建设的主导地位，但因此而忽视理论性较强的基础性论域，却着实影响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核心作用的正常发挥。三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需求远远超过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一种原则性、方向性很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相比其他简洁易懂、便于操作，且更容易给社会大众带来精神愉悦的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作为思辨理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往往被人们有意识地放到了一边。这样，“与国际接轨”思维，以及“实用”、“时尚”和“便于操作”思维，便无形之中影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实际效用。
客观上讲，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既非是对西方政治学的全盘移植，也并非是由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所孕育，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一般来说，“意识形态是为特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群体所持有并为之服务的，因而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给当政者提供权力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如果以其作为思想教育的手段，那么当意识形态内化为社会文化，其信仰的权威就会不断强化，为一般社会成员的行为协调性和一致性提供了保障”[12]。作为意识形态支撑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固然会强化其价值结构与理想信仰，但由于其重点强调感召、追寻与向往，因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批判与反思功能往往被漠视，亦或沦落为异端或叛逆。如此情况，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羁绊。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社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认证体系的剧烈变化，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潜藏风险日渐浮出水面。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主义时期尚可规避社会风险的话，那么改革开放攻坚克难期的社会风险规避机制则需要既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同时又要对其实现理性超越。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既坚持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又密切联系了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建设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换言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在审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基础上坚持与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而且也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理性批判与自我反思，这可谓是“四个全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的理论贡献。
（二） “四个全面”直面并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根本问题，这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实践贡献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问题范畴包括政党、国家、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权运作模式，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共性。但是，二者之间也有本质区别，其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解决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占有问题，而西方政治学关注的根本问题则是如何解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有效统治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者采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同时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等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来观察分析中国问题，遂得出了既源于西方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政治学结论。这些结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下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现象，当然中国政治系统也并不可能按照这些政治学结论所预设的轨迹去运行发展。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来说，其初衷是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借鉴西方政治科学的优秀理论成果来弥补当代中国政治系统的某些不足，但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往往停留在学理层面，因而其学术成果往往经不起实践检验，最终使得以解决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占有问题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较长时间纠结于意识形态领域。而对西方政治科学的借鉴，又使得某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迷恋上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他们眼中，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正当性似乎成了不证自明的理论预设，这样其研究成果并不能完美地实现与中国实际问题的融通，因而也就不能在实践中升华其理论学说，最终不得不蜕变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形而上 学。
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解决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占有作为根本宗旨，那么从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便应该成为其首要问题意识。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积极借鉴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基础上创建属于自己的独特政治理论体系。这个政治理论体系，不仅应该包括高屋建瓴的理想坐标与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向，更应该包括对人们生活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应该以解决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占有问题为核心。
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者往往对人类历史由来已久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占有问题避而不谈，或者是从历史逻辑角度诠释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对立阶级已经被完全消灭，新中国已经顺利解决了人类历史由来已久的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占有问题。从理论层面讲，这当然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个论断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是从实践层面讲，已然获得制度处理的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占有问题，并不意味着在体制机制层面了无痕迹。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某些领域、某些地域以及某些场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占有问题，对这些少数人，我们称之为“大老虎”或“小苍蝇”。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肯定了某些行业与某些领域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占有问题的历史存在，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根本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其答案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根本问题的理想图绘或终极价值；“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根本问题的现实进路或逻辑证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根本问题的科学回答，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实践贡 献。
综上所述，既坚持又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既直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根本问题又对其作出科学回答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再是局限于斗室中的臆想或精致的论证，而是彻底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生动互照，最终完成了应然与实然的有机统一。所有这些，在充分建构“四个全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历史发展重要表达系统的同时，也在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彰显了“四个全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历史发展的历史贡献。
注 释
[1] 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鼓励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但并非要求知识分子在政治漩涡中随波逐流，这主要因为有些时候道统与政统并不是合二为一的。当道统与政统在发生裂变的时候，“士”要积极地维护道统，必要时不惜与政统对抗。这种“士志于道”的儒家传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根本体现。详见拙文：《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度》，《晋中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2] 王一程：《当代中国的政治学与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4期。
[3] 王冠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初建探析》，《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
[4] 同上。
[5]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6] 杨海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7] 《江泽民文选》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2—543页。
[8] 张广昭、陈振凯：《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里的中国复兴逻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月15日第4版。
[9] 葛荃、张英魁：《本土化构想：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学理论面临诸问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0] 王惠岩：《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在中南海和大会堂讲法制（二）》，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页。
[11] 葛荃、张英魁：《本土化构想：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学理论面临诸问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2] 同上。
【注释】
[1]王新强（1978—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青岛大学反腐倡廉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李涛（1933—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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