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会发展质量的政策涵义

“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不仅仅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期，更将是全面进入“新常态”的转型期、全面实现创新驱动的突破期和全面推进国际化的上升期。展望“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将会如期实现，“中国梦”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圆满完成，国家发展将会发生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一是经济总量规模、综合国力将会有大的跃升。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将有显著提高，政治更加清明、更具活力，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会有新的突破。三是发展共享度和内部均衡度将会达到更高水准，向着共同富裕目标迈出坚实步伐。四是中等收入阶层将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结构将会更加合理、稳定。在这个阶段，“更高质量的发展、更加公平的社会”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在中国整体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上海要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更大贡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率先直面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着力改革创新，全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争取在“十三五”末的2020年实现“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的五年关键期，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上，上海更应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这既是由“双百愿景”的国家战略决定的，也是由上海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更高社会发展质量的期待决定的。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治理导向

（一）我国社会发展面临五大趋势

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相应地，我国社会发展也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具体表现在：

1．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如何通过改善社会政策，全面提高社会质量，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

2．人口红利即将枯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可能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现象。有专家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大概在2030年达到最高值14．5亿，到2015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接近为零，到2020年前后增长率将是负值。[2]另外，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由于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等原因，很难转移成有效的工业劳动力供给，这都将会影响我国企业用工和就业政策的选择。

3．城乡发展更加一体化。按国际惯例，城镇化发展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近两年来，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逆城镇化”种种迹象愈发明显，预示着一种新趋势的到来。逆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

4．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近几年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5．消费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2015年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66．4％，固定资产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31．7％，国内消费已经远远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已经到来。[3]

（二）未来社会治理应注重四大导向

1．改革创新导向。未来五年要提升社会发展质量，最核心的是要在主动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的背景下，把改革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贯穿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坚持科学发展，注重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努力实现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特别是要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和办法破解发展难题，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改革创新促发展、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将成为“十三五”时期甚至未来20—5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2．以人为本导向。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福祉，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动摇的目标。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是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把改善民生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完善制度安排，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满意度，使发展成果更加广泛、更加均衡地惠及人民群众。

3．公平正义导向。社会主义的本质理念是公平，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几十年来一直在扩大，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基尼系数远远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只是2013年以来出现缓慢回落。未来五年，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兜底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4．低碳环保导向。我国经济社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应清楚认识到改革发展依然严峻，生态系统越来越难以承担压力。多次出现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雾霾天气严重损害了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对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未来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党和政府应对雾霾治理、污水处理和垃圾焚烧等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重视，着力解决雾霾等一系列问题，改善空气质量，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建设美丽中国将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

二、上海社会发展——社会质量理论的视角

“十二五”时期，上海在提升社会发展质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根据“社会质量理论”构建出评估社会质量的分析框架，以期对上海“十二五”末的社会发展质量状况进行初步评估。

（一）社会质量理论及其政策意义

在学术领域，为了弥补以往GDP理论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不足，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盟学者提出了社会质量理论。[4]许多欧洲国家并据此对有关社会政策进行调整，得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与逐步采纳。

按照理论界定，社会质量是指“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包括四大基本内容：一是社会经济保障。指制度和组织系统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具体包括金融资源、住房与环境、健康与照顾、就业及教育等。二是社会凝聚。指基于共享价值和规范的社会关系本质，具体包括信任、其他整合的规范与价值观、社会网络、认同等。三是社会包容。指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具体包括公民权、劳动力市场、服务、社会网络等。四是社会赋权。指个人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出来，具体包括知识基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开放性和支持性、公共空间、人际关系等。

社会质量理论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我国推进社会政策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课题组根据社会质量理论构建出社会发展质量研究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社会发展质量研究框架

在这一四方图中，横坐标的两端分别代表了社会行动者（社区、群体等）、行动者所处的环境条件（体制、机构等）。纵坐标的两端分别代表了个体发展、社会发展。行动者与环境条件之间、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可以通过“社会质量”得到缓解。

（二）主要发现和结论

本次评估利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民生民意”抽样调查，运用PPS抽样法抽取了上海6个行政区共计40个居委会，最终共获得有效样本2010个，编制了上海社会发展质量指数。通过分析，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

1．总体来看，上海社会发展质量指数为110．71分，社会发展质量处于中等水平。[5]从分析的结果来看，上海社会发展质量指数为110．71分（SD＝6．63），表明上海城市发展整体达到中等水平，未来有待继续发展的空间较大。从评估社会发展质量的四个维度来看，社会凝聚指数最高（平均数＝122．24，标准差＝8．33），其次为社会经济保障指数（平均数＝116．25，标准差＝7．32），社会包容指数（平均数＝102．10，标准差＝8．99）和社会赋权指数（平均数＝102．46，标准差＝16．30）较低，这表明上海应继续加强社会经济保障，并重点加强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方面的建设。

表1 上海社会发展质量指数（2014）

2．社会经济保障指数略低于社会凝聚指数，上海社会经济保障水平较高、基础较为扎实。社会经济保障是整体社会质量的基础，本次调查中，从社会经济保障指数来看，上海市民的经济收入、生活配套和安全保障均有较高发展（指数都在120以上），但因消费负担较重（只有93．77），因此社会经济保障指数低于社会凝聚指数。但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数据，在中国28个地区中，上海、北京和浙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3万元大关，其中上海最高，达35769元，表明全国范围内，上海社会经济保障水平较高、基础较为扎实。

3．上海社会凝聚力较强，在制度信任、社会信心、社会认同等方面整体水平较高，人际信任方面存在分化现象。社会凝聚反映的是社会群体的紧密程度，是判断社会质量的重要标准。从社会凝聚指数来看，上海市民的人际信任度相对较低（116．06），也许受到都市浓厚商业氛围和“小市民心态”的影响，而制度信任、社会信心和社会认同指数均超过了120分，表明人们对政府、对社会发展的信心和城市的认同感很高，这是与上海政府在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性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4．上海社会接纳度较高、“土客关系”较为融洽，但总体社会包容指数不高。社会包容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社会包容指数来看，上海市民在社会援助（100．24）、社会接纳（105．06）、社会交往（98．62）、土客关系（104．48）四个方面的得分较为接近，基本分布在中等水平100左右，这表明上海社会包容的发展需求较大。

5．上海社会赋权指数相对较低，公民社区参与和社团行动不足。社会赋权强调的是社会为个体发挥自身能力提供的机会是否公平，是衡量社会质量的重要内容。从社会赋权指数来看，尽管机会公平（118．49）和表达自由（119．17）得分较高，但因社区参与（95．32）和社团行动（76．87）的指数较低，导致上海社会赋权整体指数不高，这表明急需鼓励市民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加大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

三、提升上海社会发展质量存在“短板”

1．人口问题依然严峻。在上海城市整体深入转型的背景下，社会自身的阶段性变化开始凸显，给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主要体现在人口问题上，一方面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外来低端人口依然占据较大比例，人口素质结构提升速度较慢。同时人口老龄化呈现出程度高、速度快、高龄化突出等特点。预计到2020年，上海老龄人口会突破540万，占比高达36％，养老为老服务及相关配套压力巨大。从未来发展来看，2020年以后上海常住人口中总抚养负担将超过50％，人口红利将消失。上海进入深度老龄化、少子化社会，政府用于养老公共服务的财政压力增大，企业用工的结构性短缺现象将会越来越突出。

2．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上海经济仍然面临着两难格局。一方面，中心城区制造业不断向外转移，商务成本上升过快，第三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势头尚未形成，从而难以支撑全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郊区商务成本较低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城乡错位发展格局难成气候。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态势下，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增长方式、收入增长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并逐渐上升为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可以直观地表述为：600平方公里与6000平方公里的矛盾。城乡如何协调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破解，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对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3．社会保障面临较大压力。一是社会保障需求将会更加强烈。经济继续下行将影响居民生活，特别是一些低收入、低保及弱势群体，客观上需要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二是社会保障的财政保底压力较大。未来五年，如果经济持续下行，财政收入增长面临更大压力，政府扩大社会保障供给的能力将受到较大制约。三是社会保障构成复杂容易引起矛盾纠纷。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上海的社保存在城保、镇保、农保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对接，如何正确操作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将成为提升上海社会发展质量水平的重要因素，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4．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等约束日益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是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上海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形成的硬约束日益趋紧。一是上海环境质量和国际同类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全市酸雨、臭氧、灰霾污染日益严重，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不到70％，PM2．5日均值为62微克／立方米，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的35微克／立方米，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明显。二是跨区域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上海处于黄浦江和长江的下游，大气中的灰霾、酸雨、臭氧和水体富营养化等复合型、区域性污染问题受外部和本地双重污染影响，改善的难度比较大。三是节能减排的难度持续加大。目前上海产业结构偏重的格局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在前期淘汰落后产能和推进节能减排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节能空间的难度越来越大。

5．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不断增多。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特大型城市，上海的生产与运行安全事故、自然灾害与环境污染、疾病传播与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泄露与公共安全事故风险都将进一步提升。面对这些风险，上海的城市管理与服务能力仍有所滞后。一是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相对缺乏。二是事中事后监督体系不完善。在城市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工程安全、交通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还存在监管不力，执法能力较弱等问题。三是社会中介组织体系发育不成熟。公共服务仍然以政府提供服务为主，没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也没有充分运用市场的作用促进企业等微观主体参与到社会服务中。

6．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管理成为新难题。社会组织是社会赋权的指标之一，是衡量社会质量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上海的社会组织持续快速增长，数量已突破1万家，沪上每万户籍人口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是全国平均数的2倍。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壮大是社会治理方式多元化的标志，但如何有序引导，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直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方面是行政体系与社会组织化方式不对应，越来越多的新社会组织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成立；另一方面是行政管理力量、管理手段与日益繁重与复杂的管理任务不相适应，日常管理不到位甚至缺位。

四、“十三五”：社会发展质量思路和目标

总体思路：针对复杂的内外部形势，“十三五”时期上海提升社会发展质量必须延续创新转型，突出改革开放，以更好地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海“十三五”提升社会发展质量应更多地考虑国家新一轮战略布局，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和上海的实际进行定位，体现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上海的新的战略要求，着力实施国家整体战略部署，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战略目标，并在国家“两带一路”[6]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形成与“四个中心”＋“科创中心”和国际现代化大都市相匹配的社会领域基本制度体系、社会环境和城市功能，为建设“全球城市”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主要目标：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发展质量为目标，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加强法治为基础，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益托底责任和多元社会主体作用，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立足中国特色和上海实际的基础上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社会发展制度体系。

1．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生活品质显著提高。“十三五”时期，上海经济形态走向高端，实现充分就业，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显著提高，2020年前将实现上海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具有较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相应地，人们的生活品质将显著提高，健康、旅游、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支出将占据更大比重，人们更加追求安宁、平和、高质量的生活。

2．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十三五”时期，上海应着眼于消除城乡差距，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障碍，努力转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公共资源配置向郊区倾斜，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协调互动的发展新格局，让农村居民平等分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公共正义理念将得到切实维护。

3．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十三五”末，上海将在全市层面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和教育、卫生服务体系等取得实质性进展。

4．社会治理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十三五”时期，上海将顺应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强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构建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社会治理模式。

5．“一都市、五中心”全球城市基本建成，夯实社会质量的硬件基础。面向2050年的上海城市发展愿景目标，“十三五”时期是上海为实现以上愿景目标打好基础的关键阶段，应基本实现“一都市”即“国际文化大都市”和“五中心”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为提升社会质量打下良好硬件基础。

6．绿色低碳、集约节约理念深入人心并融于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时期，上海将着眼于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加快构建系统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绿色低碳、集约节约、循环发展深入人心，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成为提升社会质量的重要内容。

五、“十三五”提高社会发展质量举措

“十三五”期间，上海必须高度重视社会质量的提升，立足市情、符合国情、放眼全球，通过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机制改革，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出发，加快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快社会治理创新，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释放和激发社会活力，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为上海基本建成“四个中心”与国际大都市提供坚实社会支撑。

（一）社会经济保障：发展社会事业，进一步改善民生

1．在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同时，重点抓好“一化五体系”。“一化”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区县层面基本实现基本公用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2020年要在全市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体系”即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住房保障体系，以及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

2．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快环境保护制度建设。探索建立“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二是加大结构调整和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加快构建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清理和淘汰高污染、高耗能、高风险、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三是加强大气、水、土壤等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全面推进和滚动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四是积极推进生态绿化建设。深入推进基本生态网络建设，加快推进郊野公园建设，加大市域绿化和生态间隔带建设力度，拓展中心城区生态空间，积极发展立体绿化。

3．提高城市安全管理精细化水平。一是全面梳理现有城市安全法规规章制度，针对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尽快加以完善和弥补。二是强化责任落实，突出重点领域。聚焦轨道交通、高层建筑、建设工程、危险化学品等薄弱环节，加强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提高突发事件应对和处置能力。完善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和追溯体系，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三是不断提高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继续推进宽带城市、无线城市建设，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积极发展职能交通，提高城市管理智能水平。四是扩大全社会广泛参与。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管理，发挥居民自治作用。

（二）社会凝聚：激活社会活力，增强城市“幸福感”

1．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及配套制度建设。加快居委会（村委会）“去行政化”，夯实街镇社会共治平台。完善社会治理配套制度体系，探索“大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社会领域法治建设。

2．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准入制度创新，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平台建设，立足社区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拓展居民的社会参与范围。

3．努力加强社区建设。构建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实施社区基本服务指导目录，推进社区自治，优化调整社区治理结构，加强三社（社团、社区、社工）联动，强化居民的社会网络关系培育。积极构建既和谐又充满活力的邻里关系。积极总结推广既有“睦邻点”等加强邻里关系的经验，擅于捕捉居民热点与重点需求，积极发挥精英骨干编制交往网络的作用，借助项目活动等载体激活、重构新型邻里关系。

（三）社会包容，推进城市认同和社会融合

1．增进社会包容，减少社会歧视。积极加强上海地方立法，落实和细化国家关于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全面清理歧视性规定，加强对弱势群体利益进行补偿和照顾，切实践行上海“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城市价值取向。

2．鼓励志愿行动，倡导社会援助。弘扬世博志愿精神，推动志愿服务事业，不断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加强社会救助协调力度，统筹社会救助城乡发展。

3．营造和谐氛围，升华“土客关系”。通过媒体宣传、公共论坛、社区会议等多种舆论渠道，加强对外来人才的包容与理解，积极落实各种促进“城市融入”的相应制度安排，强化对外来人才及家庭的支持力度。

（四）社会赋权：加强利益协调，创新社会治理

1．完善个体表达自由的制度设计。真正尊重民心，善于倾听民意。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与权益保障渠道，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2．探索多元共治体系建设，强化社区自治管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推进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社会化，初步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3．深化政府主导的社会支持网。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切实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能力，努力夯实社会领域发展的框架基础，为居民合法权利的有效实现提供制度性支持与保障，千方百计为城市居民工作生活排忧解难。

（2016年1月）

[1] 本文系本书作者主持2014—2015年度上海市发改委重点课题“十三五上海社会发展质量思路研究”中期成果。由杨雄研究员、臧得顺副研究员执笔。

[2] 关于中国人口增长峰值预测目前有如下几种主流观点：一是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年修订本》，判断中国人口峰值在13．96亿人，人口负增长出现在2027年；二是国家卫计委认可的版本，预测人口峰值在14．5亿人，人口负增长出现在2030年；三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学者王广州估算，人口峰值不超过14．2亿人，人口负增长出现在2028年左右；四是人口学者梁建章和黄文政做出。认为中国人口峰值不超过14．2亿人，人口负增长可能在2021～2025年之间出现。

[3]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在2016年1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问。

[4] “社会质量”有两个独立的起源。一是生长于中国本土的社会质量的概念和理论，由王沪宁于1989年在他的《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一文中最早提出；一是源于欧洲的社会质量概念、理论和指标体系。目前国内的社会质量研究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欧洲移入的“社会质量”，试图在国内推进西方社会质量范式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参见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5] 由于测量单位之不同，为方便理解与比较，已将指标转换成标准分，分值越高表明社会在这一领域发展状况越好，反之亦然；并以100为基准分，平均分大于100表明达到中等水平，小于100则低于中等水平。

[6]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23—24日在上海自贸区考察期间，强调上海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