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社会组织与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提升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诉求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要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逐步形成”。这意味着跨越多元文化业态、组织结构合理、专业化强与治理规范的文化社会组织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升公众基本文化权益、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方面有着巨大优势与潜力。

政府在提供具有普遍性与共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是高效率的，但在满足具有差异化与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方面，通常是低效率与无能为力的[1]。在此情况下，文化社会组织就成为满足上海两千四百多万人的多元公共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从目前上海公共文化建设总体状况来看：①公共文化内容目前的生产能力还比较低，公共文化资源总量相对文化需求总量以及有效文化供给相对有效文化需求明显不足；②公共文化资源在上海市郊区与市区的区域分布不均，服务形式与模式不均衡；③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无法匹配现实的文化需求，而且公共文化治理能力也较低；④公共文化建设的社会化水平还较低，但正从原来无组织、无规模、被动的状况走向有组织、整体性与自觉性的参与。鉴于此，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广度、深度与宽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社会组织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参与运营、整合资源、评估监督等功能，成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与专业化水平的助推器；而且，要利用文化社会组织在变革文化管理体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满足公民文化需求，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推动公民社会培育、形成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作用，[2]真正提高现有公共文化服务治理能力，从而进入一个文化社会组织与政府共建、共生，参与与主导互动、志愿与专职有机融合的公共文化建设时代。

二、文化社会组织与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

（一）推动文化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文化供给的主要力量，形成与政府共建共生的格局

发挥文化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提升、扩大和延伸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丰富文化供给。一方面，鼓励文化社会组织加大文化精品创作，打造特色公共文化品牌，推动文化品牌在市、区“活”起来、“转”起来，提高多元化文化资源的集聚度、整合度与供给量。另一方面，推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实现专业化运营。例如，上海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已经在全委托管理、半委托管理（委托部分文化活动或者文化场地设施）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如2009年11月，上海的浦东塘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就成立了，而且从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文化场馆使用、文化阵地服务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推行塘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社会化运作，成功引进与培育孵化了20个专业化的文化类社会组织，并主要开展了公共文化全面合作、文化活动合作与文化项目合作，其中2015年就有39个文化类项目由文化社会组织中标[3]；又如， 2015年4月以来，金海文化艺术中心作为上海浦东新区全委托方式实施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专业化管理的典范，创新了工作机制，包括创新联系工作机制，与曹路镇工青妇、村（居）委会、文广服务中心探索共建合作机制；与文化社团、居委会等座谈、组建文化志愿者队伍等建构联动运营平台；与专业院团、文艺协会、大中学校等社会资源，建立联合发展体系，将多种社会资源整合到一起[4]。可见，文化社会组织的参与，提高了基层公共文化的社会化水平，满足了更多市民的文化需求。

此外，鼓励更多的文化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文化配送，从而将原来系统内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循环”转变为大市场的“内外互通大循环”。依据“按需供给”的原则，建立起以居民实际文化需求为核心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机制，改变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自上而下”的机制。换言之，从远离需求群体外在因素决定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转变为由需求群体内部因素决定的供给机制，明确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品种、数量和质量，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文化配送体系，优化配送流程，根据市级、区级公共文化资源、人口密度布设“公共文化配送服务点”，确保公共文化配送运行有效。

（二）培育更多优秀文化志愿者，提高文化社会组织参与度，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多元治理主体

长期以来，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中承担着“独角戏”的重担，即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唯一主体，忽略了多元、多层次的文化人才与文化志愿者的能动作用。文化社会组织的进入，特别是吸纳文化各行各业的优秀文化人才、文化志愿者以及文化资源参与进来，把公共文化场地变成广泛参与的“大合唱”，将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模式转向新兴的公共文化服务多元治理模式。公共文化生产具有特殊性，除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人才的生产。这是公共文化建设保持活力的源泉，应吸引更多的业余群众文艺爱好者、文化志愿者加入进来，鼓励与引导群众从事文化艺术创作，增加公共文化资源供给的总量，满足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具体来说，需以文化馆、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等为载体建立基层文化社会组织人才培训基地，加强对基层文化社会组织与文化志愿者的定期培训；发挥街道、社区文化骨干、文化能人的作用，鼓励他们向社区提供文化艺术指导、组织、培训等，为公共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来说，更加需要引入文化社会组织改变原来公共文化管理与配送格局，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局面。其实，现在做得比较成功的是正在推进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社会化管理，已经形成了诸多实践经验。下一阶段，应重点吸引更多的文化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参与图书馆、文化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与管理，参与市民文化节、大型公共文化活动的策划、运作与管理，真正推动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更好地为市民服务；鼓励与吸纳文化志愿者的进入，改变原来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仅有政府主导的困境，形成多元文化主体参与、主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格局。例如，上海文化社会组织（含文化志愿者）参与公共文化的积极性日益提高，2013年，500余家社会主体参与上海市民文化节，2014年则同比增长了30%，越来越多的文化社会组织参与进来，由此受益的上海市民人次达3100万[5]。

（三）汇聚与引领文化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以多元方式投入公共文化，形成多中心投入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

市场机制的介入有助于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竞争的格局，而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公共文化则有助于拓展多元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领域，发挥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伴随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展社会化运营的实践，文化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从原来政府主导走向政府引导下的社会资本全方位的进入，形成了政府监管、市场主体唱主角的多中心投入与治理的时代[6]。由于受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影响，即政府包办文化的方式、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的不通畅以及文化市场开放度不高的问题，公共文化的社会性、主体性与公共性尚未在文化社会组织发展中形成共识，所以民营企业与文化社会组织投资、捐赠公共文化设施、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还比较有限。

鉴于此，政府应加快制度创新、鼓励与扶持社会资本与文化社会组织投入公共文化，形成公共文化多中心投入的结构。从国际借鉴来看，德国通过《基金会税收法案》对公共文化活动或类似于剧院表演的非营利活动给予免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并要求设立公共基金会，规定向基金会捐赠的企业或组织给予税收激励，鼓励与刺激了文化基金会遍地开花，例如联邦文化基金会、普鲁士遗产基金会、魏玛经典基金会等，带来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到公共艺术、博物馆、文化遗产领域，对促进公共文化发展起到重要助推作用[7]。在英国，2014—2015年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CMS）对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的政府拨款为3.5亿英镑，政府立足于鼓励更多私人部门/社会组织为公共文化发展提供资金扶持[8]，给文化社会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在美国，对从事社区服务的文化社会组织扶持力度大，每年给予10%～80%的财政投入，并给予特定的免税（服务社区所得收入以及服务社区而购买的商品均不需要纳税，购买小提琴、三角钢琴等昂贵的进口商品关税也可以免税）减轻文化社会组织的经济压力，但所得的利润必须投入社区服务、服务大众[9]，这一政策不但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与服务能力，也确保了政府与社会力量对公共文化投入的可持续良性循环。

资金要素是公共文化建设的保障，需加快创新多元化的社会融资，优化社会投资公共文化的制度环境，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文化社会组织通过捐助、捐赠、自办等多元化方式，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入更多资金，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分配的均衡化。从美国博物馆发展经验来看，基金会是博物馆运营的主要保障，例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基金会捐赠，波士顿美术馆的基金会捐赠占到五分之一以上。可见，改变原有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完全依赖政府投入的意识，加大体制内公共性的文化资源与民间性、社会性的文化资源整合力度既是趋势，也显得尤为迫切。从发展典范上来看，上海浦东新区利用社会资本建成的证大喜马拉雅美术馆、震旦博物馆、21世纪美术馆等，引领着民营文化设施建设的潮流，为传统的政府投入大型公共文化设施的模式带来变革与活力；而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营旧书店“小朱书店”入驻到塘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以公益性为基础，以低价售书、设立爱心读书活动基金、举办公益性读书活动等惠及周边居民。这为更多的大型公共文化项目通过利用多元社会资本实现布局、建设与运营提供了参考范本。

此外，文化社会组织投入公共文化建设，需要完善社会监督管理体系，规范财务管理、监督其运行与实施的过程[10]，也需要文化社会组织自身在实践中建构起特色的运营机制，做好成本与收益核算。例如，2006年起，黄浦区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委托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运作，开始进入社会化专业化运营的轨道，并形成了四大机制，即“社会化、专业化的运营机制、建管分离的资产管理机制、托底保障和管理考核并重的监管机制以及重大事务民主协商决策机制”[11]。

（四）发挥文化社会组织在公共文化数字化与网络化中的作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互联网不再是技术的代名词，也不单指互联网思维的介入，而是像水电煤等基础设施一样，开始全方位的融合与嵌入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如何利用互联网加快建构一个具有技术效率、配置效率与制度效率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机制，响应大众对网络化的公共文化的诉求，提高公共文化的快速传播与即时分享，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社会组织作为文化中介组织，具有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善于洞察文化市场需求与技术发展趋势，迎合了公共文化服务效率与服务能力提升的诉求。一方面，响应“智慧城市”与“互联网+”时代的要求，推动数字化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体系的建设，丰富数字化的公共文化内容，这是提升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效率与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消费公共文化的模式，例如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美术馆的建设，以及2016年3月正式运行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一站式数字平台“文化上海云”。另一方面，利用新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宣传手段。利用大数据精准营销，为不同年龄的居民推介不同类型的公共文化内容，提高公共文化宣传效率，提升居民文化参与度。特别是利用微信、微博、即时通信工具等网络手段加大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宣传，切实改变目前公共文化宣传过度关注退休人群而忽略年轻白领群体与大中小学生们的现状。与此同时，积极利用新技术，应用到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治理方面，不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公共文化资源整合与共享的边界，利用互联网技术与O2O提高公共文化配送效率，利用以技术为先导的现代化手段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的精度[12]。

此外，要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加强公共文化资源的“联网连锁”建设，提高公共文化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服务能力。一方面，可以将共享工程资源镜像站建设、公共文化数据库工程以及图书影像、文艺曲目、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音视频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通过招标的方式让有能力的专业化的文化社会组织来承担，提高公共文化数字化供给的能力；另一方面，鼓励拥有不同优势的文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网络平台建设，搭建包括文化信息交流、文化设施区域分布、公共文化产品展示、公共文化理论研究、公共文化政策指引的综合性网络平台，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联网共享，让居民享受多元公共文化内容而不受地域与时间的限制。

（五）利用文化社会组织弹性管理机制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模式，提高公共文化供给水平

基于“治理”的视野，文化社会组织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社会组织弹性的管理体制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制度创新。文化社会组织不同于传统的文化管理单位，其灵活管理机制有助于开展综合性、整体性、协同性、连续性的文化组织管理设计，创造更加有效、有力、有针对性的新型组织管理体系，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结构，提高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水平。完善文化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制度配套，即从基础设施规划、资金投入、服务内容、队伍建设、管理利用和公共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等流程，加快制定清晰、完整和一致性的政策与跟进性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设计。

鼓励文化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参与公共文化供给评估工作，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一是鼓励文化社会组织以公正性、客观性与专业性的视角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监督，弥补单纯内部评估的不足，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统计报表制度，提高居民实际文化需求。公益文化活动政府向社会购买，需通过公开招标和竞价进行市场化运作，从文化项目招标流程、投标机构的资格审查与投标方案评审、竞价等流程引入第三方监督[13]，提高文化活动项目运营质量、提高政府投入的成本收益比。特别是文化基金资金使用效果至关重要，需要建立绩效追踪问责机制，强化文化基金责任意识，完善进入退出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14]。二是明确文化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资源配送与公共文化事务的具体职责，以居民实际文化满意为导向，依据公共文化资源配送结果，对公共文化资源配送全过程进行持续性监测、记录、考核与反馈，将其作为增强公共文化供给绩效的基本依据；同时，做好公共文化资源后期评估[15]，实现政府引入社会资本活化公共文化的目标，最终实现政府优化现有公共文化管理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的能力。

[1] 滕世华.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途径与制度环境——基于上海的调研分析[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6（1）：4553.

[2] 齐勇锋，李平凡.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1）：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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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园.上海浦东新区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N].中国文化报，201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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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料来源：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迎来十周岁[EB/OL].http：//www.shshjs.gov.cn/shjs/node6/node31/u1ai94598.html，2016-02-06.

[12] 解学芳.基于技术和制度协同创新的国家文化产业治理[J].社会科学研究，2015（2）：5057.

[13] 陈建平.培育文体类社会组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N].中国文化报，20160310 （4）.

[14] 戴军，裴霞.开创公益性文化基金发展的“深圳模式”——记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N].中国文化报，20110214（8）.

[15] Stockenstrand AK，Ander O.Arts？？Funding？？and Its Effectson Strategy，Management and Learn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of Arts Management，2014，17（1）：4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