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环境安全的特征
环境安全日益成为普通公众、社会舆论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环境安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保障。
第一,影响环境安全的因素具有广泛性。影响环境安全的因素除了我们通常关注的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物处理等问题外,还有一些因素容易被忽视或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这些因素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应对,其对环境安全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这些因素包括外来生物入侵、农药滥用和畜禽养殖污染等。
被喻为“紫色恶魔”的凤眼莲(Bichhornia crassipes即中国人俗称的“水葫芦”)在全世界水域的肆虐繁殖即是外来物种入侵最典型案例。1884年,原产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凤眼莲被送到了美国新奥尔良的博览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看见其艳丽无比的花朵,便将其作为观赏植物引进回了各自的国家,殊不知繁殖能力极强的凤眼莲便从此成为各国大费周折的头号有害植物。在非洲,凤眼莲遍布尼罗河;在泰国,凤眼莲布满湄南河;而美国南部沿墨西哥湾内陆河流水道也被密密层层的凤眼莲堵得水泄不通,不仅导致船只无法通行,还导致鱼虾绝迹,河水臭气熏天;而中国的云南滇池也曾因为凤眼莲疯狂蔓延而被专家断言患上了“生态癌症”。外来入侵种不仅威胁本地的生物多样性,引起物种的消失与灭绝,而且瓦解了本地生态系统的功能,降低了生态系统生命支持的效能,影响了生态系统内生物系统的健康水平。入侵物种形成广泛的生物污染,危及土著群落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农业生产,受入侵物种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经济代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生态损失。
农药是一类常见的有害化学药品。人们在利用农药杀灭病菌和害虫时,也会造成环境污染,对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在内的多种生物造成危害。许多农药是不易分解的化合物,被生物体吸收以后,会在生物体内不断积累,致使这类有害物质在生物体内的含量远远超过在外界环境中的含量,这种现象称为生物富集作用。生物富集作用随着食物链的延长而加强。例如,几十年前DDT作为一种高效农药,曾经广泛用于防治害虫。美国某地曾经使用DDT防治湖内的孑孓,使湖水中残存有DDT,而浮游动物体内DDT的含量则达到湖水的1万多倍。小鱼吃浮游动物,大鱼又吃小鱼,致使DDT在这些大鱼体内的含量竟高达湖水的800多万倍。而食物链的终端生物把这些体内有大量农药含量的鱼类作为食物,那么生物富集作用将体现得淋漓极致。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畜禽养殖业迅猛发展。但畜禽养殖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废物和污水排放量剧增,已成为农村面临的主要污染源,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有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一定规模的畜禽养殖也会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畜禽养殖场排放的粪便、污水和恶臭气体对大气、水体、土壤、动物与人体健康以及生态系统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大量的粪便会使土壤丧失自净能力,引起土壤的组成和性质发生改变,破坏其原来的基本功能。大部分畜禽养殖户只注重养殖增收,不重视环境保护;部分地方政府存在重发展、轻环境的意识,致使畜禽养殖污染日趋严重。由于我国畜禽养殖目前还没有实行规范的、刚性的环境准入制,大部分养殖场都是因陋就简,缺乏统一规划,也没有建设必要的污染处理设施;同时,养殖户缺乏专业的养殖业污染防治知识和科学的治理方法,达不到良好的污染治理效果;治污资金困难,也致使养殖户直接将畜禽养殖废物外排,造成环境污染。
第二,环境安全问题的形成因素具有广泛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环境安全问题既来源于本国的环境安全威胁,也来源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污染转嫁、资源掠夺、生态难民跨界迁徙、越界污染等环境安全威胁,这使环境安全问题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首先是人口压力。联合国发表的《200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说,世界人口到2050年将增加50%,即从2001年的61亿增加到93亿。联合国这份人口状况报告是该机构人口基金会根据150个国家的人口指数预测起草的。报告说,世界人口目前正以每年1.3%也就是7700万人的速度增长。其中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6国的人口增长将占世界净增人口的近一半。其中仅印度一个国家就将占21%。2050年,世界人口的85%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过去只把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造成的人员流离失所视为是难民,而现在,环境恶化也是造成大批居民离开家园的重要原因。其中绝大多数的环境难民在国内得到了安置,没有引起国际争端。如我国甘肃省实行脱贫的措施之一是将部分不再适于生存地区的群众迁移安置。孟加拉国近些年来经常遭受洪水袭击,大片沿海地区被海水淹没,大量的环境难民迁往他乡。但也有大量环境难民是跨国迁移,并由此造成了国家间关系的紧张,甚至引发出国际冲突。其中非洲连年的战乱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大量环境难民产生及跨国流动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对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利用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是把社会总目标单一地确定为产品产值和经济利润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忽视环境安全,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据说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其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森林被破坏和引水灌溉带来的土壤盐碱化。爱琴海文明、希腊文明等古代文明衰落之后,那里留下的是被破坏的森林。罗马时代炼铜产生的亚硫酸气体以及酿酒时从锅里溶解出的铅所造成的铅污染在当时也很严重。伊斯坦文明的衰败同样源于对森林的破坏。公元5世纪波利尼西亚人移居过来时这里还是一片绿色世界。随后伊斯坦文明逐渐衰落,到了18世纪欧洲人进入,这里除了死火山最深处还有一小片树林以外,岛上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木。原因在于伊斯坦人在搬运石像的过程用到了大量的原木,森林就此遭殃。
罗布泊曾经是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最大的湖泊,湖面达12,000平方千米,20世纪初仍达500平方千米,当年楼兰人在罗布泊湖边筑造了10多万平方米的楼兰古城,但至1972年,却最终干涸。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曾经水丰鱼肥的罗布泊变成茫茫沙漠?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年丝绸之路的要冲——楼兰古城变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虽然原因众说纷纭,但人类对楼兰周边的资源环境过度开放和索取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人类活动对罗布泊干涸的影响,在近代、当代时期可以说越来越大。水源和树木是荒原上绿洲能够存活的关键。楼兰古城正建立在当时水系发达的孔雀河下游三角洲,这里曾有长势繁茂的胡杨树供其取材建设。当年楼兰人在罗布泊边筑造了10多万平方米的楼兰古城,他们砍伐掉许多树木和芦苇,这无疑会对环境产生副作用。在这期间,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水系的变化和战争的破坏,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楼兰遗址5号小河墓地上密植的“男根树桩”说明,楼兰人当时已感到部落生存危机,只好祈求生殖崇拜来保佑其子孙繁衍下去。但他们继续大量砍伐本已稀少的树木,使当地已经恶化的环境雪上加霜。罗布泊的最终干涸,则与新中国成立后在塔里木河上游的过度开发有关。当年我们在塔里木河上游大量引水后,致使塔里木河河水入不敷出,下游出现断流。这一点从近年来的黄河断流就可以得到印证。罗布泊也由于没有来水补给,便开始迅速萎缩,终至最后消亡。
第三,环境安全问题具有滞后性。滞后性是指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危害总是在一定时间后才逐步表现出来的,而且环境破坏后呈现出来时间长短不确定。这一特性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生态环境系统的要素研究、结构研究和演化发展研究,尽可能全面深入的认识生态环境系统的要素、结构和演化发展规律。例如大气中化学性污染物的浓度在比较低时,对人体主要产生慢性毒害作用。科学研究表明,城市大气的化学性污染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支气管哮喘等疾病的重要诱因。急性中毒通常在工厂大量排放有害气体并且无风、多雾时,大气中的化学污染物不易散开,就会使人急性中毒。例如,1961年,日本四日市的三家石油化工企业,因为不断地大量排放二氧化硫等化学性污染物,再加上无风的天气,致使当地居民哮喘病大发生。后来,当地的这种大气污染得到了治理,哮喘病的发病率也随之降低了。
大气变暖是对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影响较大的环境危害。气候变暖的时间滞后性最为明显。在它的背后,体现着严重的环境责任不平等和复杂的国际关系。造成大气变暖的主要责任者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早在100多年前进行的工业革命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和有毒有害气体,而遭受大气变暖最严重的却是抵御环境灾害能力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其中面临形势最严峻的是小岛国家。一旦大气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小岛国家就有被淹没的危险。中国也是抵御环境危害能力较弱的国家。大气变暖使台风和洪水发生的频率增加,我国近些年来频频遭受这些灾害的袭击,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另外,大气变暖对青藏高原的冰川影响明显,近年来冰川融化的速度加快,雪线年年后退,这些对长江、黄河的来水形成了潜在的威胁。随着大气温度的上升,长此下去,长江、黄河将成为无源之水。
第四,环境安全具有隐蔽性。因为环境自身具有一定的污染消耗能力,使得人类肆意向自然界排放污染物,而当污染累积到自然环境承受的“临界点”时,环境安全问题就产生了、显现出来了,在这之前都是隐性的。正如环境专家诺曼·迈尔斯所指出的:如果世界环境问题像心脏病突发那样危害我们,我们就会高度重视生态系统并努力使之恢复。相反,环境问题像癌症那样静静地在暗地里侵害我们的肌体,不易察觉,也没有抵制,直到它们深层的损害非常明显时才最终爆发出来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环境安全问题一旦爆发,就会在社会各个领域集中显现,例如水环境中酸性物质过度、空气环境中颗粒物超标、土壤环境中重金属超标等都会对人体健康、动植物生长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
美国洛杉矶20世纪40年代发端的光化学烟雾事件是由于长期的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排放超标,盆地地形不利于空气流通,造成大多数居民患病,65岁以上老人死亡400人。洛杉矶位于美国西南海岸,西面临海,三面环山,是个阳光明媚,气候温暖,风景宜人的地方。早期金矿、石油和运河的开发,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很快成为一个商业、旅游业都很发达的港口城市。洛杉矶市很快就变得空前繁荣,著名的电影业中心好莱坞和美国第一个“迪斯尼乐园”都建在了这里。城市的繁荣又使洛杉矶人口剧增。白天,纵横交错的城市高速公路上拥挤着数百万辆汽车,整个城市仿佛像一个庞大的蚁穴。
然而好景不长,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人们就发现这座城市一改以往的温柔,变得“疯狂”起来,环境损害的后果开始集中显现。每年从夏季至早秋,只要是晴朗的日子,城市上空就会出现一种弥漫天空的浅蓝色烟雾,使整座城市上空变得浑浊不清。这种烟雾使人眼睛发红,咽喉疼痛,呼吸憋闷、头昏、头痛。1943年以后,烟雾更加肆虐,以致远离城市100千米以外的海拔2000米高山上的大片松林也因此枯死,柑橘减产。仅1950~1951年,美国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5亿美元。1955年,因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的老人达400多人;1970年,约有75%以上的市民患上了红眼病。这就是最早出现的新型大气污染事件——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
光化学烟雾是由于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排放造成的,一般发生在湿度低、气温在24℃~32℃的夏季晴天的中午或午后。汽车尾气中的烯烃类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氮被排放到大气中后,在强烈的阳光紫外线照射下,会吸收太阳光所具有的能量。这些物质的分子在吸收了太阳光的能量后,会变得不稳定起来,原有的化学链遭到破坏,形成新的物质。这种化学反应被称为光化学反应,其产物为含剧毒的光化学烟雾。洛杉矶在20世纪40年代就拥有250万辆汽车,每天大约消耗1600万升汽油,排出1000多吨碳氢化合物,300多吨氮氧化合物,700多吨一氧化碳。另外,还有炼油厂、供油站等其他石油燃烧排放,这些化合物被排放到阳光明媚的洛杉矶上空,不啻制造了一个毒烟雾工厂。
第五,环境安全问题具有关联性。生态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环境安全系统的稳定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地球生物圈和区域生态系统中,若某一生态要素发生危机,会威胁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局部的生态问题会引发全局的生态问题,一国的生态问题会引发跨国界的生态问题。
2013年7月曝光的四川省垃圾山跨界污染事件值得深思。在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向义镇14年的生活垃圾堆积而成一座巨型“垃圾山”,生活垃圾夹杂一些工业垃圾,在重力的作用下,缓缓涌进河流,垃圾通过上游河流流进釜溪河自贡段,造成跨界污染,自贡方面已经向威远方面发函,要求协商解决垃圾涌进釜溪河问题。内江的“垃圾山”距离釜溪河约50米,垃圾随着雨水,源源不断地冲过竹林,进入自贡的釜溪河中,里面的垃圾大多是些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日积月累,堆积在深谷。这里的垃圾已经堆了差不多有30多米高,踩上去很松软,上面满是飞舞的苍蝇,风一吹,阵阵恶臭扑面。堆积14年的30米高的垃圾山目测有上千方,这么多年来,一直向釜溪河“渗透”。自贡市的大安区和内江威远的向义镇土桥村一衣带水,中间隔着一条河,这条河的下游就是自贡的釜溪河。随着汛期的到来,只要有暴雨的冲刷,釜溪河就能看到一些漂浮的各色垃圾[21]。
从1999年开始,向义镇就开始在土桥村设点倾倒生活垃圾,不仅是生活垃圾,还有一些工业垃圾。土桥村的垃圾点地理位置较偏远,垃圾点离居民居住点直线距离有五六百米,而且有山丘阻挡,所以村民当年没太在意。就这样,城镇垃圾以一种简单粗放的方式“进军”农村,在土桥村的垃圾堆放点,凭借沟谷的地利,囤放了14年的生活垃圾,显然地方政府对这个小山坳的消解能力乐此不疲。不用建垃圾处理厂,垃圾也不用处理,成本低廉,运输方便,这或许就是“垃圾山”存在的最佳理由,然而,垃圾终究是垃圾,危害不仅仅是让周围村民家里多了几只苍蝇,更有对空气、地下水、河流等长年累月的污染、破坏。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跨界污染和危害转移造成的国家间冲突开始出现。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与德国、法国之间就曾因酸雨问题而长期争吵不休。近年来,日本、韩国也抱怨中国生成的酸雨飘落到他们国家。核电站安全和核废料污染问题也经常造成国家间的关系紧张。在西欧有119座核电站,很多核电站坐落在距边界100千米以内地段,经常引起国际纠纷。瑞典在马尔默修建核电站曾引起丹麦居民的极大恐慌,两座城市隔海相望,马尔默距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只有26千米,丹麦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瑞典关闭该核电站,但未能奏效。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之间,德国与法国之间也曾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核电纠纷。在冷战期间,苏联曾秘密向日本海倾倒了大量核废料。1993年该事件曝光后,日本向俄罗斯提出了抗议,美国和其他国家也警告俄罗斯停止类似行为。
故意的环境危害转移是环境安全具有关联性的表现形式之一。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环境立法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一些企业便利用全球化的机会,将本国已经或正在淘汰的环境有害工艺、产品,甚至是有害垃圾以对外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在这方面面临的形势是相当严重的,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产业优化目标下的落后产业、污染产业的集中地。根据1995年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外商投资中,污染型企业占全部外资企业的51.9%。在东南沿海一带,有些地区打着废物循环利用的旗号大量进口洋垃圾,造成了当地环境严重被破坏。
【注释】
[1]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数据,马尔代夫和一些其他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末就会消失。(笔者注)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3]丁金光:《国际环境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4]《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6页。
[5]《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6]金瑞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7]核冬天(nuclear winter)是科学家推预的名词,专指在核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地球上温度降至零下40℃。(笔者注)
[8]Boutros-ghali.Agenda for Peace[M].General Assembly A/47/277,17 June,1992.
[9]Kent H.Butts(ed.).Environmental Security:a DOD Partnership for Peace[M].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Special Report,US Army War College,1994.
[10]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1]刘东国:《国际安全的新领域:环境安全》,《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0期,第22页。
[12]Gereth Porter,Jenet Welsh Brow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M].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1.
[13]Peter Gleick.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the clear connections[J].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April,1991.
[14]Lothar Brock.Peace through parks:the environment on the peace research a genda[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8,no.4,November,1991.
[15]Crispin Tickell:The inevitablity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A].in Gwyn Prins(ed.).Threats Without Enemies[C].London:Earthscan,1993.
[16]【美】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金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7]Andrew Hurrell:“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150~152.
[18]【美】J.麦克尼尔:《国际关系的绿色化》,梁光严,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11期,第38页。
[19]《习近平:决不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5-24/4855350.shtml。
[20]杨克俭:《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述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4年第12期。
[21]《跨界污染内江“垃圾山”冲向自贡河》,人民网http://sc.people.com.cn/n/2013/0723/c345458-19138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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