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

一、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

(一)城市物质空间

在所有的相关要素中，城市内部空间是最早引起研究者注意的一个方面。研究者发现了城市空间的物质属性(urban physical space)，包括城市物质环境的空间分异及其演化过程。在琼斯(Jones，1958)对于贝尔法斯特的城市风貌研究中，根据建筑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建造年代、使用功能和建筑形式)，将城市物质环境划分为若干种类型，然后辨析城市风貌的空间分布模式。

卡赞(Conzen，1960)认为，对于城市物质空间演化阶段的划分往往失诸主观武断，并不契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过程。在对于Aluwick的研究中，卡赞引入了“边缘地带”(fringe belt)和“固结界线”(fixation line)这样一对双概念。他的切入点是固化的界限作为城市物质空间发展的障碍，包括自然因素(如河道)、人工因素(如铁路)和无形因素(如地产业权)。他认为，在城市物质空间的发展过程中，上述因素会在一个时间段之内起到类似于障碍的作用;但当城市的空间不得不拓展的时候，这些障碍因素便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分崩离析，因为不论是从原则上还是从发展前景上，城市的结构总是处在一个不断突破界限的过程之中。

斯迈勒斯(Smailes，1966)的研究工作表明，城市物质形态的演变是一种双重过程，包括向外扩展(outward extention)和内部重组(internal reorganization)，外观上分别以“增生”(accretion)和“替代”(replacement)的方式形成新的城市形态结构。替代过程往往既是物质性的又是功能性的，特别是在城市核心地区。

城市物质空间的另一种研究角度是心理学或美学意义上的，它强调对于城市物质环境的主观体验而不是客观现实，称之为感知环境。考克斯(Cox，1972)是这一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划分为城市环境的意象构成(imagery)和城市环境的合意程度(desirability)。

林奇(Lynch，1960)对于城市环境的意象构成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他的研究是根据在波士顿、洛杉矶等数个美国城市的抽样访谈结果进行的。访谈对象对于城市环境进行描述，指出他们认为重要的环境特征要素及其空间位置，并且以图解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城市意象的认知。Lynch发现，人们对于城市意象的认知模式往往具有类似的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路径(paths)、边界(edges)、地域(districts)、节点(nodes)和地标(landmarks)等五个要素，于是就形成了共同的城市意象。

对于城市环境的接受程度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分析人们的居住选择意愿。在克拉克和凯德伍德(Clank，Cadwallder，1973)对于洛杉矶的实证研究中引入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居民以家庭收入作为约束条件，标出他们认为最易接受的三处住宅区，然后，根据各个住宅区的物质环境、社会构成、就业便利和商业设施等，分析影响居住选择意愿的各种因素。此外，他们的研究工作还对不同经济地位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的居住选择意愿及其空间分布模式进行了分析。

(二)城市社会空间

不难看出，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上述两种研究的对象皆属城市物质空间。然而，正如克拉克和凯德伍德所注意到的那样，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研究领域或许应当把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urban social space)纳入其中，这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一个基石。

美国的城市变迁无疑给研究者提供了现实版的空间结构模型，只不过这一模型是动态的，但是它的变迁规律是由城市的社会属性(或首先是社会属性)来决定的。在城市居民数量增长的过程中，经济活动也不断增长，这两个主要因素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界限的移动，表现为低收入阶层的不断向外扩展，而高收入层则向更外围的地区迁移，通过这样的同心圆模式(the concentric zone model)，完成了城市内部空间的交替覆盖、拓展过程。这一过程中，还有另外的(尽管不占主要地位)动因。比如荷伊特(Hoyt，1939)提出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扇形模式(the sector model)，社会—经济特征相类似的家庭集聚在同一扇形地带。哈里斯和乌尔曼(Harris，Ullman，1945)提出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多核心模式(the multiple nuclei model)，表明城市土地利用是围绕着若干个核心进行空间组织的。城市内部空间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样式，是与城市空间本身的复合性质密切相连的，说到底，便是城市空间同样属于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各个元素，都在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而这一点，也就是生态位理论的范畴。

舍弗基、威廉姆斯和贝尔开拓了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领域(social area analysis)。他们认为，作为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些重要演化趋势的空间表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可以用经济地位、家庭类型和种族背景三种主要特征要素的空间分异加以概括(Shevky，Williams，1949;Bell，1955)。每个特征要素可以用一组相关的人口普查变量加以表征，根据这些变量的组合情况，将人口普查单元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空间类型，据此考量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模式。此后，多变量统计方法(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methods)，特别是主因素分析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其他社会研究领域。主因素分析作为一种归纳技术，把人口普查变量归纳为若干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模式的变量组类，形成在统计上相互独立的若干主因素，作为城市内部空间分异的表征要素，并且测度这些要素对于城市内部空间分异的相对重要程度和判别其空间分布模式。

在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城市空间结构的解析理论始终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所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的分析结果往往被用来检验(在采用演绎法的研究中)或者建构(在采用归纳法的研究中)关于空间形态和社会过程之间相互关系的各种假设。

(三)城市空间结构的解析理论

这里要开始讨论新古典主义学派(the Neoclassical Approach)和结构学派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贡献。所谓新古典主义学派，其实是一种经济理论，在这里讨论它的意义是因为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作用。同时，我们依然认为，既然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而这个系统之中的必要构件便是经济，因此经济理论的引入就并不显得多么多余。何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一种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旨在探讨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竞争状态下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然后，正是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新古典主义学派。

1．新古典主义学派

新古典主义学派在继承前说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经济行为的空间特征(或者称为空间经济行为)，并且引入了空间变量(克服空间距离的交通成本)，从最低成本区位(the least-cost location)的角度，探讨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竞争状态下的区位均衡(locational equilibrium)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主要兴趣在于城市空间拓展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亦即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模式(如Alonso，1964;Mill，1967;Muth，1969)。他们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解析了区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借以诠释城市空间规律变迁的内在机制，应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步骤。它告诉人们，城市在其空间扩张过程中，产生了若干经济联系，在这些经济联系中，机会成本表现在土地的价格异动上面。某个经济实体在迁移或者拓展的过程之中，最先参与成本核算的因素就是土地，是为新古典主义学派所研究的“选址行为”。阿隆索(Alonso)指出，由于不同的预算约束，各个土地使用者对于同一区位的经济评估(单位面积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是不一致的。并且，随着与城市中心的距离递增(意味着区位可达性的递减)，各种土地使用者的效益递减速率(边际效益的变化)也是不相同的。基于这样的假设，阿隆索提出的核心概念是不同土地使用者的竞租曲线(bid-rent curves)，表示土地成本和区位成本(克服空间距离的交通成本)之间的权衡。不同的曲线表示不同的土地使用，曲线上的任何一点表示一种选址可能性。同一曲线上任何一种选择方案的经济效益(土地成本和区位成本之和)都是相同的。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分布模式就可以用一组地租竞价曲线来加以表示。

阿隆索(1960)根据经济收入作为预算约束条件，运用地租竞价曲线来解析城市内部居住分布的空间分异模式，发现在任何区位，低收入家庭的土地需求总是少于高收入家庭。由于低收入家庭享用的土地较少，区位成本(通勤费用)的变化比土地成本(地租)的变化相对更为重要，这就导致了低收入家庭的地租竞价曲线比较陡直。相反，由于高收入家庭享用的土地较多，土地成本的变化比区位成本的变化相对更为重要，因而地租竞价曲线就比较平缓。于是，居住分布的空间分异模式就表现为高收入家庭居住在城市边缘，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城市中心。

选址可能造成成本变动的原因之一，是必须考虑在不同区位的企业运输问题。这对一个相对稳定的城市空间来说，交通成本甚至可以列入政府的公共福利范围之内，至少可以有若干家企业共同分摊一定的交通成本，如果在一个区域集中了若干家不同企业的话。这个问题将最终影响到企业的利润额度，因此成为新古典主义学派的重要研究领域。在此启发之下，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视阈更宽广，但大多是关于“选址”方面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区位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公共设施(如学校和医院)选址的优化分析(Shannon，1975;McAllister，1976)。最大利润的选址原则被最大福利的原则所取代，用各个地区到公共设施的距离之和进行衡量，并且根据各个地区的需求指数来确定其距离变量的权重(Smith，1977)。

2．行为学派

如前所述，新古典主义学派是一种规范理论，因此其研究对象是理想状态下的空间经济行为。所谓理想状态，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稳态的经济行为，现实中这几乎是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因此要说新古典主义学派能够在多大的意义上具有典型性，至今依然存在很大的疑问。改良是必须的。于是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行为学派(the behavioural approach)，这个学派与新古典主义学派最大的不同就是“动态”主义，即试图解析在现实状态下的空间经济行为。

他们认为城市内部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变量，导致经济行为的结果千差万别。不论在选址方面，还是企业的运营成本的计算方面，一切都不能概而论之。影响城市经济的因素自然还有源于其他层面上的，有形的或者无形的，都有可能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所有的理论都将是苍白无力的。

认识到经济行为不可能总是以一种稳态的方式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避免了理论研究的机械性指向。城市生态系统的研究表明，构成系统的各个因素具有不等的变量，这是城市空间中有的部分会表现为剧烈的变迁，有的部分会表现为柔和的严谨的根本原因。同时，生态危机的因素也加入其中了，更加导致了各构成要素的不等变量。科比(Keeble，1976)运用多变量统计方法，分析了产业分布空间模式的演化与“区位因素”(location factors)之间在统计上的相关关系，这是对影响企业选址行为的各种区位因素所作出的努力。

3．结构学派

结构学派(the Structural Approach)又被称作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学派。从70年代中期开始，结构学派在城市和区域的理论研究中颇有建树。正如马瑟(Massey，1973)所指出，结构学派对于新古典主义学派及其改良的行为学派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具体来说，这种挑战不仅是在方法论上而且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是在理念上。

结构学派基本上否定了新古典主义学派和行为学派的城市空间结构的解析方法和理论，认为它们的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个体选址行为而不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层面上，而只有社会结构体系是个体选址行为的最后根源所在。结构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城市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的空间体现(Gray，1975)，城市研究理论必须把城市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这就把城市空间研究回归到了经济社会学视阈。哈维(Harvey，1973)分析了各种资本通过投资、建造和使用城市物质环境，获取剩余价值和实现资本积累。因此，城市物质环境的形成过程受到各种资本的影响，以满足资本再生产的要求。

城市空间的扩展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行为，更是一种经济和社会行为，甚至是政治行为。切克威尔(Checkoway，1980)揭示了城市物质环境建设中的资本积累及其动因、效果。城市新的建设意味着空间的扩大，同时会激发投资者的信心，带动居民的消费，从而全方位地影响到区域的经济社会。一旦城市的空间在拓展过程中突破了原有的地域界限，就会在事实上造成“中心”与郊区的距离，这对汽车工业的发展是一个福音。这个过程自然还蕴藏着其他投资机会，因此仅是城市空间拓展本身，便已经足以拯救一个不景气的时代了。

至于城市物质环境的变迁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影响，结构学派认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不仅反映了劳动力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差异，而且有助于维持这种差异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体系的组成部分的延续，因为公共设施(如教育设施)的空间分布差异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特别是受教育的程度)具有重要影响(Gray，1976)。在产业区位研究中，结构学派强调资本主义生产中社会关系的空间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方式及其相应的空间格局导致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社会(劳资)关系的空间构成(Massey和Meegan，1982;Massey，1984)。在经济结构重组的过程中，资本的每一次流动(资本在从一个部类转移到另一部类的同时，往往会从一个地域转移到另一地域)带来新一轮的劳动力地域分工，这是地域的生产条件(特别是指地域的劳动力市场)与资本的生产要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在各个地域形成特定的社会(劳资)关系构成，是城市演化的一个重要的机制。

菲波尔(Forbel，1980)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分界线，由此开始了新的世界格局。在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展中国家是作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而存在的，发达国家从事成品制造，然后将制成品销往发展中国家。毋庸讳言，在这一过程中，资方的收益随着工人工资的不断增加而逐渐降低，这就造成了将生产线迁往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变化是从70年代以后开始的。而当产业集群整体向发展中国家迁移的过程中，大量的资本也陆续投入，反过来刺激了发达国家在技术手段上不断创新，以使自身永远处于领先地位。于是分野再次形成:发达国家靠出卖技术(牢牢控制知识产权)而剥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继续延续发达国家的老路，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成就，需要漫长的间隔。这样就可以保证发达国家复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从而获得可持续的利益。

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论是很不“生态”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依然仅仅是一种处于探索中的理论，而且至少部分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尽管结构学派的一些早期研究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其他范畴中的社会过程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后来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不再只是局限于抽象的理论，而是越来越注重于对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