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蛮夷土地上流淌

汉末群雄逐鹿，三国虎豹争雄，西晋短暂统一，继五胡乱华，南北分裂，这段历史长达300多年。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仍归于统一。隋、唐两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的再造，就是在联合黄河、长江流域两大经济区的基础上实现的。珠江流域虽经秦汉以来的开发，社会经济有一定进步，但尚未能成为封建帝国的经济重心，少数民族仍是流域居民的主体，许多地方还停留在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晚期阶段，因而被中原人视为化外之地、瘴疠之乡，大有谈虎色变之状。

然而，岭南又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烽火连天中的世外桃源。晋室南渡，掀起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同时也是一次中原文化南下的高潮。史称“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这次持续了近300年的移民高潮余波一次又一次在岭南荡漾，从多方面改变着岭南居民和岭南文化的结构和面貌，是汉越民族融合和岭南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第一次转机。到唐代，这种转变才从岭南深入到珠江流域更多的地区，带来这些地区自然和社会的某些变化。但不管怎样，基于流域开发的滞后，珠江所流经的仍是一片蛮夷的土地。

这些来自黄河上下、关内关外的汉人，主要沿秦汉进军岭南通道抵达，也有一些前期移居江南的移民，泛海进入广州。《晋书·庾亮传》记载：“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交广记》也说西晋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江、扬二州百姓为避战乱也流入广州，朝廷还下诏安顿他们。中山大学徐俊鸣教授经过计量，发现唐代广东人口分布内地密而沿海疏，与今迥异。人户最密和次密地区为五岭一带，如连、韶二州，西江沿岸及其稍南地区，如新、端、泷、康州等，这当然是继承过去人口分布的结果。而秦凿灵渠以后，一直为南北往来通行大道，道路所经地区为中原移民首选居地。桂林地区流行的官话，“有非中州所及者”之说，即为中原官员或移民传入产生的方言。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后班师回朝，开辟了一条从中南半岛经左江上游（其源头在今越南北部）顺流至今广西龙州，达邕州，然后经郁江（今邕江）经横县至苍梧的新航线。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大司农郑弘奏请扩开零陵、桂阳峤道，获得批准，即人们常说的湘桂走廊道，经灵渠陆行可至湖南。这些新辟水陆交通线，使汉人有可能深入西江内陆，扩大与土著越人接触和杂居的范围。另外，为了安置移民，南朝各代统治者又大量增置郡县，其数量之多，达到历史上顶点。现广东境内，南朝梁时（公元502～557年）设14州、39郡、146县。现广西境内，孙吴时设8郡、30县，入晋后增加到10郡、40县，以后又急剧上升；仅南部越州，初时仅8郡、7县，到南齐末发展到20郡、55县。其实不仅岭南如此滥置政区，江南尤甚，后称“十羊九牧”，“叠屋架床”，为中国政区史上最滥时期。岭南这些新置郡县，在广东的主要分布在西江、潭江流域和高雷地区；在广西的则设在邕江、左江、柳江、郁江、漓江、桂江、贺江流域等，在地域上相连成片。这些移民大部分后来成为广府民系的来源。

不管怎样，南来汉人仍是少数，土著居民的汪洋大海泛滥到主要州郡城治以外的各个角落。这些土著居民，魏晋以后名称更加复杂，《隋书·南蛮传》列举有蜒、獽、俚、僚、竾等，说他们“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但也有其他称谓的。大抵云贵高原南北盘江流域的称为乌蛮、牂牁蛮；广西西江一带的称乌浒蛮；而岭南各地的又泛称僚、俚、俚僚、峒僚等。记载荒乱，多称某某蛮、某某夷、某某部、某某国，难以详确。其居地在唐代以后流行称为“峒”（洞、垌），实为小河流域或山间盆地。这些土著民族保持其固有的文化，封建王朝每以特殊形式实施管理。对那些分布在交通便利、与汉人杂居的土著民族，则编户齐民，由地方政府直接统辖，征收赋税；在他们聚居的地方，魏晋南北朝时设“左州”、“左郡”、“左县”进行治理。中国古代数术观念，以右为贵，有权势的土豪，称“豪右”，平头百姓，称“闾左”。这些以“左”字为首的建制，大抵也是这种序列的含义。不过，左州郡县主要设在边要地区，广西至为集中。南齐末年，全国有左郡51个、左县145个，而广西仅越州就相应为20个和55个，分别占全国左郡、左县的39％和38％，显示西江地区少数民族问题在封建统治集团中非常重要。又如俚人聚居的苍梧郡，宋、梁、陈三代共增设13郡，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左郡。左郡、左县长官多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子孙世袭，拥有很大自治权，但须经中央批准或委任，受经制州郡长官监察。这是我国历史上“以夷制夷”民族政策的一种表现方式，客观上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开发。

隋代将过去滥置的州郡县大加省并，减经地方财政负担。唐代则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设置羁縻州县。羁，指马笼头，曹植有诗云“白马饰金羁”，可谓锦上添花；縻，指系牛的绳子，刘梦得在《叹牛》中说：“叟揽牛而对”。牛不得自由。羁縻州县设置是对少数民族利用和限制的一种治理方式。唐代在今广西地区设置羁縻州郡61个，主要在桂西、桂西北和桂西南；在云贵南北盘江流域也设置了大小羁縻州若干个。但在广东，包括海南岛无此建制，至少反映出由于广东几条主要河道的通航作用，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要比广西、云贵地区深化得多。

在这种民族关系和社会发展滞后的背景下，隋唐时许多全国性的制度未能在珠江流域推行，包括对解放生产力有重大意义的均田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北选制”。而这里的官吏由中央任命或委托地方补选，即所谓“南选制”。中原北方广泛用钱，岭南则以物易物，好些地方盛行买卖“生口”即奴隶等。大部分地区仍很荒古落后，粤北连江边阳山县，在韩愈笔下还是“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韩愈喟然长叹：“阳山，天下之穷处也！”与韩愈同样命运，被谪贬柳州当刺史的柳宗元，在他任职的地方，迷信巫神，鸡卜、滥杀牲畜旧习盛行。人生病不吃药，请巫师占卜吉凶，杀猪羊祭神以求祛病，造成这一带人口减少，田地荒芜，六畜不繁，给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破坏。柳宗元亲身出城调查访问，了解山川风物、社情民意，提出和实施移风易俗、改造柳州社会面貌的措施和办法，后来果有成效，“柳民皆悦喜”。在柳宗元《柳州峒氓》诗中，呈现了有代表性的唐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风景线：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另一位唐末贬端州的诗人李绅，在那里生活了一年，所见端州一片荒凉，写下诗句：“草毒人惊剪，茅荒室未诛。火风晴处扇，山鬼雨中呼。”气候变化无常，听不懂当地方言，使李绅心生悲凉。他到端州不久写的《江亭》诗，则是西江沿岸河谷地区自然、人文风貌的另一种写照：瘴江昏雾连天合，欲作家书更断肠。今日病身悲壮候，岂能埋骨向炎荒。

汉族和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有力地促进了珠江流域的土地开发。大抵到隋唐时期，全流域开始踏上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文化之路，即使在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也比较稳定地发展起来。除了有赖于扩大耕地面积之外，农业技术进步，特别是水利事业的初兴也有相当的催化作用。当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各地区所展现的农业文化的风景线也不尽相同，但都与河流所赋予的文明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俚僚洞落间，主要流行刀耕火种或火耕水耨。唐末李德裕从潮州再贬崖州，水陆兼程，溯西江，入北流江，下鬼门关，泛海至崖州（在今海南琼山），沿途但见“五月畬田收火米”；唐元和年间，刘禹锡任连州刺史，见当地瑶民“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他在《连州畬田行》诗中，对这种耕作方式的描写更是细致入微：何处畬田好，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另一首《竹枝词》云：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这不仅是一幅山居水墨画，也是粤北山区游耕农业的写照。在桂西邕州，《旧唐书·懿宗纪》说当地“俗无耕桑”。其实岭南诸州“火耕水耨，昼乏暮饥”，粮食严重不足，很多人饿饭，这是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所致。但是另一方面，继秦汉以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岭南，在一些地区，刀耕火种或火耕水耨渐渐被取代，精耕细作农业开始出现。托名柳宗元撰的《龙城录》（龙城即今柳州，有人认为所记为柳州地区，但不管指何地，泛指粤西当可信）记载了高要县一位老农关于农艺的一段谈话。这位老农说，土地耕作要深，作物种植要稠密，不违农时中耕培土，不让牛羊践踏禾苗，消灭螟虫和小青虫等病虫害，早晚勤于陇亩，施用粪肥，这样种田，不但秋天可望丰收，而且可年年致富。这里讲到许多水稻栽培的技术问题，与后世无异，显然不属粗作耕作的范围。大致可以认为，这种水稻栽培技术在粤西河谷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上面提到的刘禹锡在连州写的另一首《插田歌》，从郡城看到农民田间劳动是另一番情景：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咛如竹枝。但闻怨声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这不但是一首描写农民劳作快乐、融洽和恬静的田家乐诗篇，而且反映出当时的土地利用、耕作技术已达相当水平。试看冈头上长满花草，田塍整整齐齐，田里灌满了水，秧苗长得青绿一片，鸡狗安闲地往来、嬉戏、觅食，是何等悠然的一幅田园风景画面，与上面描写的烧畬恰成鲜明的对照。

不仅如此，西江新、泷州的人民还结合当地水源丰富、荒闲山坡地多等特点，首创稻田养鱼新技术。唐末曾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把它作为一件异闻记载下来，为后人保留了这种耕作技术的吉光片羽。书上说，“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渔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这种稻鱼轮种养方式，发挥地利，改良土壤，甚为得法，传承至今。又据唐段公路《北户录》记，南海诸郡已开辟人工鱼塘，发明繁殖鱼种技术，放养魿鱼和鲤鱼，经济效益甚佳，“一年可供口腹也”，这些养鱼者可能成为养鱼专业户。另据考究，唐代以前，岭南各地普遍放养鲤鱼，收入不菲。唐代，因皇帝李姓，为避忌讳，百姓舍鲤而养鲩鱼，或暗养或少养鲤鱼。迨李唐王朝覆灭，鲤鱼养殖才大规模恢复。不过养鲤技术已滞后，所以在岭南只有鲢、鲩、魿、鳙，而没有鲤鱼的地位。

隋唐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网河很发育，水面多而陆地少，东江三角洲甚至尚未形成。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坐贬潮州，买舟过增江，只见江口“云昏水奔流，天水莽相围。三江灭无口，其谁识涯圻”，一派烟水迷茫景象。珠江三角洲百姓根据这个地理特点，在水面上造浮田，称“葑田”。这在河口区和沿海很流行，通常由泥沙混杂湖沼、洼地或浅海中的茭草海藻的根部围成，主要用于种植蔬菜，类似今天水上种植菱角、水浮莲、通心菜等。唐《玉堂闲话》记载了一则关于葑田被盗的案件，云：“广州番禺常有俚人牒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见在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诘之，则云：海之浅水中有荇藻之属，风沙积焉，其根厚三五尺，因垦为圃以植蔬。夜为人所盗，盗至百里处，若浮筏，故也。”想见唐代这种葑田已有一定数量。宋元珠江三角洲开始大规模围垦，葑田已很普遍，成为主要人耕地之一，不仅可种蔬菜，也可种植水稻。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指出：“葑之为田、为圃，广、浙皆有之。”这种水域资源利用方式，颇值得总结。今日之海洋农牧化，实渊源于此。

只有依靠水利事业，水稻栽培的扩大才成为可能。得地利之便，珠江中上游地区农田水利比下游地区要早和先进。唐景龙三年（公元709年），桂州都督王晙组织军民就地开屯田数千顷，“堰水灌田”。后人称这项拦河筑坝工程为灵陂，在桂林城东北10里。效益甚为显著，解决了当地粮食不足，需从湖南衡阳、零陵调运军粮问题。王晙政绩深得桂林人赞颂，他任满求归故里，州人上奏朝廷挽留，后还勒石记其功。隋唐时，南、北盘江流域已普遍栽种水稻。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追记，“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作为研究云南民族历史的珍贵文献，唐樊绰在《蛮书》中以作者见闻说：“从曲、靖州已（以）南，滇州已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宅旁空地）。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在那里，唐代水稻占优势，实行一季稻、一季麦耕作制度，和现在一样。《蛮书》还说，“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唐南诏政权也颇注重水利建设，在珠江上游一带，“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元田；疏决陂池，下树园林之业”。南诏这通《德化碑》文，记载唐代当地通过截留、贮存高低地水源工程，将这些土地辟为水田和果木园林，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此外，在邕江、郁江、漓江、贺江、增江、连江等地，也都有拦水筑陂塘灌田种稻之事，效果甚为显著。如广西贺州富川县有条富水，即因唐人拦河引水灌田，五谷丰登，百姓由此富足，取名“富水”。南汉时大臣黄损捐资在家乡广东连县筑耶陂灌田，百姓受益匪浅，也是造福桑梓的一件好事。

隋唐水利设施，主要为了灌溉，但随着沿江城市的发展，也可用于城市防洪。唐景云中（公元710～711年），邕州司马吕仁高在郁水南岸组织开掘了一条分流河渠，减杀洪峰水势，使邕州城（今南宁）免于洪水浸溺之患。在广西桂林，每年夏天也受漓江洪水威胁，时有淹浸城池之事发生。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桂州刺史王珙率领军民沿城东南修筑回涛堤，长545步，自此“居民免垫溺之患”。这是至今所见关于珠江流域筑堤防洪的两宗最早记载。邕州城分水渠后经历代不断修整，逐渐成为人工湖，即今日南宁市区东南的南湖，也是南宁现存最古老的名胜古迹。1972年正式开辟了以南湖为主体的南湖公园，广植奇花异草，修建亭台水榭等游乐设施，现已成为市民休闲、赏心乐事的好去处。

唐帝国空前强盛，非常注意对边疆地区的开发经营，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全国划分为十道，岭南道是其中之一，辖今两广、海南及越南北部，覆盖珠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岭南道下设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五管，即都督府，作为中央派出监察机关。其中桂、容、邕三管辖地在今广西。因有灵渠作为南北交通咽喉，时广西地位重于广东。唐太宗时，开辟了一条桂州到邕州的买马路，改变了过去中原南下只能经今桂林、玉林，从合浦港浮海到越南再至右江上游百色一带的交通线。因为地处云贵高原东侧的百色地区盛产我国著名的“广马”。这种马体形高仅1米左右，吃苦耐劳，善爬耐驮，拉力强，适应性好，最宜于运输用马。这种马属我国西南品系良马，与作为战马用的蒙古马、新疆的三河马和伊犁马齐名。唐太宗即位不久，即开通了这条西南向的陆路交通线。虽然如此，时作为岭南政治和交通枢纽之一的桂管，统制九州军事，后又设桂管经略使，辖十四州，其地大部分在柳江上游环江、九江、融江及红水河地区。买马路满足不了唐政府开发西南边疆、发展经济的需要，而灵渠只解决南北运输问题，桂管所需的东西受到很大限制。唐朝政府在大力疏浚、整治灵渠的同时，积极寻找、开辟新的水上交通线。这就是闻名一时的相思埭。它是继秦修灵渠之后唐代在珠江流域兴建的最大一项运河工程，历史上辉煌过一段时间，后来失于记载而湮没无闻，至今也鲜为人知。

相思埭又称临桂陡河或桂柳运河，以位于广西临桂县境内，沟通桂江和柳江而得名，也曾名南陡河、西渠、南渠等。原来柳州东北有一条流入柳江的洛清江，其支流相思江自北向南再转西注入洛清江；而漓江南出桂林不远，即为西南流的良丰江。相思江与良丰江的分水岭是一片平缓而宽广的石灰岩孤峰谷地、沼泽低地，稻田池塘遍布。明末旅行家徐霞客在这一带作过实地考察，在游记中描写柳州一带，“两岸山土石间出，土山迤逦间，忽石峰数十，挺立成队，峭削森罗，或隐或现”。洪水泛滥时，客水贮存于地下或池沼，雨水也顺山坡汇流于此，形成丰沛水源，终年不竭。但实际上两河间并无明显的分水岭，施工容易，土方量也少，为运河开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自然条件。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相思埭于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建于临桂县境。长寿为武则天第七个年号，正是盛唐时期。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颇注意发展农业，劝农桑，督促地方官员兴修农田水利，相思埭就是她在位时修建的。相思埭运河东起良丰江上的良丰，西至相思江上的大湾，全长16公里。关键工程在分水岭地带筑堰堵水，建分水塘，将沼泽区变成贮水区，提高水位。另设陡门18座，形状与灵渠一样。在东西陡门出口分挖渠道，东接良丰江，西连相思江。这个由分水塘、陡门和东西渠道组成的工程就是相思埭。如果不启东陡，分水塘的水便顺渠西流入相思江；反之，则东流入良丰江。埭即大坝。水流自东陡或西陡分出以后，如覆水难收，永不回头。陡门建筑物则成了水流似有情人一样相思的标志。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取了“相思埭”这个情意缠绵、秋水伊人般的名字。有人认为，相思埭可能筑有类似灵渠铧嘴一样调节流量的建筑物，惜因年代久远，已无迹可寻。过去从桂林到柳州，须顺漓江下梧州，溯浔江、黔江上柳州，拐一个大弯，路程既长，也耽误时间。相思埭运河竣工后，两地水上路程缩短约510公里。唐代，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纵贯广西南北官道，从桂林到柳州265公里，柳州至严州（今来宾）100公里，严州至宾州（今宾阳）95公里，宾州至邕州（今南宁）123公里，共583公里。相思埭同样缩短桂林至南宁里程。因为《元和郡县图志》是在相思埭筑成以后撰写的，这对唐帝国加强控制和开发安南起了重要作用。唐代贵州东南对广西的交通，可经柳江上源都柳江（取道今三都、榕江、从江、融安），而云南取道右江支流剥隘河，越南取道左河上源水口河和平而河，顺郁江，溯黔江，下柳州，假道相思埭出桂林，再过灵渠下湘江，形成较完善的水路交通网，转输军铜、遭粮和各种土特产品。据《元和郡县图志》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其中“交”指越南北部和中部，“广”指两广，这对巩固云贵地区边防，平息南诏政权对岭南的多次战争，以及开发云贵功不可没。同时，相思埭作为一项水利工程，灌溉两岸农田，对水资源丰富但因渗漏而缺水的石灰岩地区的水稻生产起了保障作用。

可惜宋元历史文献缺乏有关相思埭的记载，致使这称盛一时的运河使用和整治情况一无所知，成为历史悬案。直到明朝末年，广东南海人邝露流落广西，才在所撰《赤雅》一书中记载了相思埭的使用情况，书中说：“冬月涸绝不行，予过陡时，水长月明，如层台叠壁，从天而下。”即相思埭除冬天枯水期断航以外，其余季节皆在与灵渠联运而通航无阻，发挥交通、灌溉效益。由此推测，相思埭在宋元和明前期当在使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相思埭更得到空前重视。原因是清政府正施行“改土归流”政策，激化了与西南少数民族的矛盾，民族纠纷和武力反抗事件此伏彼起，贵州东南苗民的反抗斗争尤为激烈，清政府在贵州古州（今榕江）设总兵实行镇压。位居柳江上游都柳江畔的古州成了军事重镇，需从广西、湖南调集兵力和给养，灵渠和相思埭承担了繁重的运输任务，因而得到巨额拨款进行整治。相思埭几乎进行了重建性的改造。雍正九年（1731年）的那次大整修，建陡门20座，凿去碍航滩石144处，开浚河渠如槽形，水得容蓄，长流不竭，成为“下达柳（州）、庆（远）灌田运航之要津”。清杨应琚《广西桂林府南北陡河图》说“水既归流，因时蓄泄。农民灌溉之余，又设鱼梁，令获淤泄之利，民咸役之”。相思埭综合利用效益十分显著。主持这项工程的云、贵、桂三省总督鄂尔泰后在《重修桂林府东西二陡河记》中对修灵渠和相思埭评曰：“于是近渠之田，资灌溉者不下数百顷，水旱无虞。前此荒塍，悉登膏沃。若乃舟楫之便利，惠贾通商，则自灵渠而北，曲赴湖南；自鲢鱼陡而西，直际黔省之古州。”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灵渠和相思埭组成的南联江海、北通中原、经运万里的交通大动脉自此一直在发挥效益。直到20世纪40年代前后，湘桂和黔桂铁路建成通车，近代公路运输兴起，灵渠才由航运转为供水灌溉，而相思埭则成为历史陈迹。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鉴于这条古运河地区积涝为害，曾制定过整治减灾规划，实施了一些土石方工程，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要根治仍需假以时日。相思埭这项伟大水运水利工程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值得人们珍惜的。关于她的历史文献，游人墨客的酬唱虽不及灵渠那样丰富多彩，但她这个富于爱情色彩的动听的名字，将撩起人们对她那久远、辉煌历史的遐想和回忆。

秦汉时以湘桂走廊出徐闻、合浦港为主的交通格局到三国时开始发生变化，早已为全国性经济都会的广州也发展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与南海周边及印度洋沿岸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结束了湘桂走廊一枝独秀的历史及形成岭东北江与岭西这条走廊并驾齐驱的交通格局。隋开凿大运河，唐安史之乱以后，长安作为国都的地位日渐下降，中原人取道灵渠南下的交通虽仍能维持，但这条交通线的地位已不如日益隆盛的北江交通线。因为后者的终点是唐代已发展为世界著名港口的广州。广州同时又是闻名遐迩的国际航线“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由于历代海运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显得特别繁华。广州港市辽阔的腹地，需要有便捷的交通与之沟通，特别是与大运河构成交通体系，于是北江各支流的交通受到重视，远远超过了它们过去的历史。

北江西北支流的武水，发育在花岗岩断层线上，夹江山势如削，石滩横河，江底峥嵘，水势汹涌，声闻数里，甚为险要，自古就有“九泷十八滩”之称。但北江中心城市曲江与湖南桂阳（郴州）在武水首尾，距离短，故这条交通线为军旅和商贾往来使用。秦汉进军岭南即有一路大军经此南下。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5年），桂阳郡守卫飒可能整治了湖南宜章以下沿武水经乐昌抵曲江的航道。继后，熹平年间（公元172～177年），桂阳郡守周憬（一作周听或周煜）也整治过武水乐昌峡六泷航道。现存粤北最古老的汉碑《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记录了他的功德。碑文说舟行武水，险象横生，“其下注也，若奔车失辔，狂牛无縻，去楫忽舻，陆不相知”；“及其上也，则群辈相随，擅挽提携，唱和慷慨，沉深在前”，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由于常有舟覆之事发生，结果“丧宝玩，陨珍奇，潜珠贝，流象犀”，损失惨重。唐代韩愈贬潮州，经乐昌峡，作《泷吏诗》曰：“南行逾六旬，始下乐昌峡，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武水还是航行畏途，并且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广州与内地贸易发展的要求，这样北江另一条支流浈水的交通受到人们的青睐，并逐渐取代武水的地位。

自东吴时起，建康（南京）为六朝都城，介于广州与建康之间的五岭各山口，以大庾岭道最为便捷，使用也最多。东晋末，卢循率领起义军从浙江会稽浮海攻克广州，五年后挥师北伐，其中一支大军即取道浈水过大庾岭，会攻建康。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隋开大运河后，广州至长安有两条路，一是走北江骑田岭，经郴州、衡州（衡阳）、潭州（长沙）、岳州（岳阳）、江陵、襄州（襄樊）、邓州、蓝关至长安，全长2245公里；二是走北江大庾岭，经江西虔州（赣州）、吉州（吉安）、洪州（南昌）、江州（九江）、池州（贵池）、宣州（宣城）、润州（镇江）、扬州、洛阳、潼关至长安，全长3200公里。两条路均需走2个月左右，有紧急公文可缩短为1个月。后一条路虽较长，但经过唐代最大商业城市扬州，故为岭南商旅首选。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指出：“唐时，广州之波斯、阿拉伯商人，北上扬州逐利者，必取道大庾岭，再沿赣江而下，顺长江而至扬州也。长安为首都，奔名逐利者亦往扬州，故谚称‘一扬二益’。”在这种商业利益驱动下，整治大庾岭道势在必行。

五岭最东的大庾岭，亦称梅岭、塞上、横浦（大梅关）、淮浦（小梅关）等，为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之一，也是今广东与江西的分界山。山体为花岗岩断块山地，海拔1000米左右，高亢险峻，古人曾用“江险闻瞿塘，山险最庾岭”、“高攀一线岭，下瞰百蛮天”等诗句形容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故前人把它比之于福建仙霞、四川剑门、陕西潼关等。虽然如此，其中有些隘口仍可通过，但山高林密，羊肠小径，车不容轨，只能依靠人力，夫背妻戴，甚至攀附而上，极备艰辛，运力也甚为有限。这时正好有一位宰相张九龄托病南归，居家韶州。张九龄是一位深得唐玄宗器重的名相，以风度秀整、挺出群僚闻知。唐玄宗曾对群臣说：“每见九龄，令人精神顿生。”可是这样一位贤才，后被排斥，拂袖南归。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张九龄以大庾岭“千丈层崖”、“人苦峻极”为由上书朝廷，请开大庾岭道，很快获得允准。张九龄亲到野外，踏勘地形，在丛林溪涧间寻找到一条最佳路线，并趁冬天农闲，发动群众参加修筑，这条岭道很快提前竣工。高山为之失险，崎岖化作坦道。这条著名的大庾岭道，长45公里，宽2～4米，以青石及鹅卵石铺砌而成，两旁广植引路松柏，设置凉亭、驿馆等，北接江西大余，南抵广东南雄，成为连接珠江和长江水系的陆上纽带，也是继相思埭之后唐代在珠江流域修建的另一项重大运输工程。后来测定，当年所劈隘口高30多米，现在两旁仍是斧凿痕迹，但已苔痕斑驳。1200多年前，人们使用简陋工具，硬是从岩石中劈开这个隘口，该是多么艰难！

大庾岭道凿成后，很快成为南北往来的通行大道。北江和浈水航运自此蒸蒸日上，逾岭北上货物主要是从海外进口的羽、毛、齿、革，以及南海出产的鱼、盐、蜃、蛤等海产品，而一些高鼻深目、袒胸露背、戴大耳环、穿着奇装异服的外国人也带着各色进贡物品往来其间。张九龄也因凿路有功被载入史册。张九龄所撰《大唐开凿大庾岭路碑》矗立于南雄城外古道旁，岭下张九龄祠香火甚旺，代有重修，令往来官员、商旅、游人驻足抑止。迁客骚人题刻甚多，其中明大学士邱浚《寄题张丞相祠》诗云：岭海千年第一人，一时功业迥无伦。江南入相从公始，衮衮诸贤继后尘。传说张九龄修路到山顶，碰到一块坚硬岩石怎么也凿不开，眼看朝廷所限日期将至，张九龄焦急万分。后经一位老翁指点，说那是神仙管辖之地，需孕妇之血拜祭才能通过。此事为张夫人知晓后，她半夜偷偷跑上山顶，剖腹自尽，以自己的生命为工程开路。夫人的行动感动了上苍，岭道终于修成。后人崇敬这位叫戚宜芬的张夫人，在路口南山脚下修筑夫人庙，历代香火不绝。此庙至20世纪60年代末尚存，后被毁，1991年重修。这个神话反映了张九龄夫妇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也表达了一种求事托福的愿望。

宋代定都开封和杭州，全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与广州的联系更为密切，大庾岭道地位继续上升。宋嘉祐八年（1063年），广东、江西两路在山巅分水岭立碑，名曰“梅关”，以作为两路分界的标志。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南雄知府江璞在此修关楼，南面书“岭南第一关”，北面书“南粤雄关”，此关楼也成了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分界的标志性建筑物。宋仁宗时，广东、江西还联合整治大庾岭道，使之成为红白梅夹道、流泉潺潺、行者忘劳的坦道。大庾岭道与浈水水陆联运自此显得十分繁盛。大宗货物运输固然依赖这条黄金水道，南迁远谪的官员、商贾、文人学士、上京赶考举子、告状平民等也多走这条古道，其繁华情景，对岭南社会文化影响自可想见。明大学士邱浚在《广文献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中说：“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贸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岭下南雄县文联花数年之功夫，收集整理到的古代吟咏大庾岭道的诗词多达1000多首，近现代诗词也有数百首。其作者从大名鼎鼎的李德裕、杜审言、宋之问、苏东坡、杨万里、辛弃疾、文天祥、邱浚、汤显祖、朱彝尊、屈大均等，下及一般乡贤士宦。当代陈毅元帅《梅岭三章》更是石破天惊的传世之作。清大学士朱彝尊《雄州歌》二首则展现了这条古道昔日风貌：

（一）绿榕万树鹧鸪天，水市山桥阿那边。蜒雨蛮烟空日夜，南来车马北来船。

（二）浈江西下墨江流，来雁孤亭春复秋。十部梨园歌吹尽，行人虚说小扬州。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粤北公路交通也相继兴起，此后，大庾岭道才失去了它的交通意义，而只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供游人瞻仰、凭吊。

秦开灵渠，唐开相思埭和大庾岭道，虽然为中原文化南下打开了强大通道，促进了珠江流域向文明的迈进，但直到唐代，甚至宋代珠江流域许多地区仍为蛮荒之地，到处是骇人听闻的瘴疠和叛服无常的蛮夷之民，使中原人深感畏惧而裹足不前。据历史文献记载，桂林以南“皆瘴乡也”，桂西邕州一带水土尤恶，一年到头，瘴气袭人，连“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北梦琐言》说“海隅从事，少有生还”，又曰“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宋代周去非为官桂林，所撰《岭外代答》说古富川县“在漓江之滨荆丛中，止有三家茅屋及一县衙，其所谓三家市也”。临近交通线的州县尚如此，流域的其他地区当然更加蛮荒。这恰好成为朝廷发配贬官、罪臣之地，这在唐代为甚，在珠江历史上写下正义与邪恶激烈斗争，换来光明与进步的一页。

秦汉时已有贬谪之制，魏晋则有左迁之律，唐代在这方面更加完备。《唐会要·刺史》云：“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举凡触犯这三条之一者，多迁河西、黔中、剑南、岭南。特别是武则天当政时，左迁最为严厉，人数也最多，主要以岭南为处置地，这些与岭南结下不解之缘的贬官罪臣，有的曾是身居高位、文韬武略的著名朝臣；有的则是在党争中败北的政治家；有些人本来就是饱学之士，但因各种原因卷入政治漩涡，贬谪岭南乃至珠江流域其他边荒地区。著名诗人李白，曾被流放夜郎，只是途中遇赦而归。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边塞诗人王昌龄被贬贵州龙标，李白闻好友受谗被贬，写下了著名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龙标县置于唐初，其地望未有定论，但不出黔东南一带，当属北盘江流域。王昌龄到龙标县当了县尉，后因安史之乱还乡，被江宁（今南京）刺史闾丘晓所害，也算是一位与珠江结缘的大诗人。据清道光《广东通志》统计，仅唐朝290年间的宰相，曾在广东任职的就有30多位，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左迁。至于因各种原因而“贬谪”、“安置”（徒有虚名而无实权）、“流徙”（流放）、“编管”（撤职，交由地方官员管束）到岭南者则难以统计。他们有的一贬再贬，最后流落海南，常有“一经南贬，便同死别”的慨叹。明代曾在广州城今中山路旧“惠爱坊”建有一座木制牌坊，上刻秦以后至明中叶在岭南有建树的67位地方官员名单，其中唐代有冯立、王琳、宋璟、李商隐、卢奂、李勉、杜佑、杨于陵、孔戣、郑絪、韦正贯、卢钧、韩愈，宋代有向敏中、李符、邵晔、陈世卿、陈从易、周敦颐、魏瓘、张田、王大宝、龚茂良、廖德明、黄震、萧注、曾逢龙等。广东潮州义安路英聚巷原来也有“十相留声坊”，纪念曾任宰相后来潮州的唐代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和宋代陈尧佐、赵鼎、吴潜、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海口有五公祠，供奉唐宋时贬谪海南的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五位宰相，这仅是历史上被贬海南的宰相和参知政事级以上重臣21人中的代表者。实际上，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查考贬谪岭南一般官员的实际人数。白居易《送客游岭南二十韵》曰“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训”，“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是最好的脚注。他们的命运和影响，恰如五公祠中的一副对联所写：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南来迁客，多走五岭间通道，灵渠、武水、大庾岭道使用最多，也有走珠江其他河道的。虽然贬谪不是旅游，况且他们是背着各种沉重的罪名或精神压力而来，但他们行万里路，见边陲山川之秀美、红豆之绚丽、风俗之奇异、人物之妖娆，破碎、忧郁的心态得到平抚，有感而作，留下大批有价值的作品，被称为“贬谪文学”或“流放文学”，或为岭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当地兴水利，劝农桑，除陋习，办学校，造福一方，为岭南人民永远怀念。

贬谪岭南次数最多的恐怕是唐大文学家韩愈了。他三次来广东，头一次随贬任韶州刺史的其兄韩会而来。那时韩愈年纪还小，尚未踏上人生道路。第二次是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已为监察御史，因向朝廷请宽免徭赋而得罪权贵，被贬为阳山县令。在寒冬腊月里冒险翻越白雪皑皑的终南山，又荡一叶扁舟漂过八百里洞庭，溯湘江，过南岭，只身抵达阳山。离长安1250公里远的阳山，非常贫困，环境恶劣，瘟疫流行，一片荒凉。韩愈在当地整顿吏治，兴教化，传德礼，移风易俗，颇有成效。岭南士子慕名前来向他请教的不乏其人，以至于在阳山形成了一班“韩门弟子”，南海人区册就是最受韩愈器重的一个。韩愈在阳山约一年时间，深得人们爱戴，当时许多阳山人生小孩以“韩”字命名。后人在他活动之地建有韩祠、识韩亭、尊韩堂，县城北面的山也被命名为贤令山。清人简朝亮的《登贤令山》诗，道出了阳山人对韩愈的心声：“阳山终不穷，天下知韩公。至今贤令山，何人继高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因上《论佛骨表》，反对唐宪宗劳民伤财迎佛骨于法门寺供奉，又得罪皇帝，第三次被贬潮州。这次他仍循旧路，沿连江抵广州，取道增江至潮州。途中经过蓝关（一说在陕西；一说在东江与韩江分水岭歧岭，又称蓝关），写下满纸委屈、心境十分灰冷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但韩愈毕竟是个积极处世的人，他在潮州像在阳山一样为民办事，驱鳄鱼，举贤兴学，赎放奴婢，兴水利，开潮州学风。虽然在潮州只有8个月，但建树甚多，千百年来为潮州人铭记不忘。他登过的东山改称韩山，恶溪改名韩江，甚至妇女用的头巾也称“韩公帕”，后来建的韩文公庙，今已为粤东名胜。韩愈倡学岭南，被誉为“百世宗师”，受之无愧。

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刘禹锡，也曾二次贬广东连州，头一次参加王叔文革新运动流产，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贬连州，途中改谪湖南朗州（今常德）司马。9年后回京，又因借题发挥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影射新贵，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再贬连州刺史，在任上生活了6年。他察访粤北山川形胜，接触社会，和农民交朋友，创作了饶有地方特色的俚歌，反映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如《莫瑶歌》、《蛮子歌》等，在岭南文学和民族学史上留下了一笔珍贵遗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贬岭南，任柳州刺史，二人结伴而行，在衡阳分手后，柳宗元取道灵渠赴任。他整顿吏治，限制买卖奴婢，化旧俗，改善民生，使柳州境内“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呈现一片生机，“柳民皆悦喜”。公务之余柳宗元写诗自娱，留下连篇佳作，试看《种柳戏柳》诗云：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荫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字里行间，风趣洋溢，又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柳宗元植柳的柳江边，称柳堤，今已成为柳州的象征。漫步柳堤的游人看到婀娜多姿的依依垂柳，都会想起柳宗元，不由自主地衷心赞叹：“啊，柳州的柳！”

唐代贬谪岭南的骚人墨客，像群星陨落的夜空一样，照亮了文化荒凉的南粤大地，除上文所述以外，还有贞元年间常衮由辅相迁潮州，“劝民农桑”，开发罗浮山区；宝历年间给事中李渤谪桂林，整治灵渠，使畅通无阻；元和中蒋防由翰林学士贬为连州刺史，整治连江水运，“民甚得之”；咸通年间户部侍郎张锡贬为封州司马，教民以诗书礼仪，士子日来请教，“无倦时”；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大诗人李绅从户部侍郎贬为端州（今肇庆）司马，从江西过大庾岭道下浈水，历经千辛万苦抵端州，很有善政，百姓为之感泣；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宰相李德裕先贬潮州，到任不久又贬崖州，后死于海南。《旧唐书》评其一生“破虏诛叛，摧枯建；功成北阙，骨葬南溟”。还有其子孙流落崖州为黎人同化的传说。1962年郭沫若在海南考证后认为，“李德裕的后人倒可算是开发海南岛的先驱者了”。

宋代，岭南文化仍比中原落后，因而仍是朝廷贬谪官员之地。其人数之多，涉及地域之广，超过了唐代，仅最后贬到海南的宋朝高级官吏就有苏轼、秦观、卢多逊、米芾、丁谓、李纲、赵鼎、胡铨、李光、范椁、杨万里、刘克庄等。他们对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是很有贡献的，与岭南关系最密切的是苏东坡，他曾自题画像：“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处都是他贬谪之地，两处在岭南。苏东坡后在儋州遇赦北归，写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显示出他对岭南无限眷恋之情。苏东坡是我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入仕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党争中屡受挫折。元祐八年（1093年）先贬英州（广东英德），继贬惠州，再贬昌化军（海南儋州），自北南行数千里，一路三贬，这在左迁官员中实不多见。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偕子苏过、侍妾王朝云穿越大庾岭，顺路参观曲江南华寺，然后顺流而下，经飞来峡，留下“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的千古绝句；抵羊城，游历南海神庙，题写了庙前《浴日亭》诗：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辉，遥想钱塘拥雪山。已觉沦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这首诗题刻，至今尚留在浴日亭石碑上，为广州著名文物之一。苏东坡游白云山见泉帘飞溅，建议用大竹打通引泉入城，解决居民食水受咸潮侵袭之苦，这被认为是我国城市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在惠州，他积极推广自己设计的“秧马”，即插秧船；建议村民利用山溪落差建造水碓水磨；协助和推动惠州知州陈偁将东江积水洼地开发为可灌田数万亩的水利工程，即西湖，后又经营为著名风景区。在我国36个大小西湖中，惠州西湖的知名度仅次于杭州西湖。苏东坡在惠州写下的190多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序跋，成为岭南文化瑰宝。他的爱妾朝云死后葬在湖畔孤山，墓上筑六如亭。惠州旧俗，每年清明倾城仕女为朝云扫墓。后人把苏东坡经营的西湖大堤命名为“苏堤”，“苏堤春晓”成为闻名遐迩的风景走廊。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再贬琼州，昌化军安置，在海南过了三年野服生活。他在当地兴教办学，培养人才，与黎人交朋友，写下100多首诗词和100多篇文章，热情讴歌海南的秀丽山川和深厚古朴的风土人清，后人辑成《居儋录》（又名《海外集》）传世。

南宋抗金名相李纲，受投降派排斥被贬海南。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即位，李纲受任湖广宣抚使，从海南渡海，经广西陆川、北流、容县、苍梧、阳朔、桂林等地北上。在广西多年的时间里，李纲游览了沿途山水名胜，写了不少感怀身世、慨叹时难的诗篇，如《象州道中》诗云：路入春山春日长，穿林渡水意徜徉。溪环石笋横州小，风落林花扑马香。山鸟不知兴废恨，岭云自觉去来忙。炎荒景物随时好，何必深悲瘴疠乡。笔底下既展现了柳江两岸美好的山川风物，也流露出李纲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宋代的岭南，毕竟比唐代进步得多。南宋范成大为官桂林，以亲身所见，写诗批驳时人称广西为“瘴疠之乡”时说：“桂林独宜人，无瘴古所传。北客守炎官，恃此以泰然”。也算是贬官罪臣在岭南的一种自慰吧。

珠江水系流经大片石灰岩地区，尤其是在广西盆地，深切的河阶和洞穴很发育，由此形成的陡壁是古越人绘画、雕刻艺术的广阔天地。那些保存至今的“石刻文化”，是一部流传千古的史书，也是民族和风土人情的画卷、图腾艺术的长廊。其中以广西左江流域的崖壁画最负盛名，它所蕴藏的许多文化内涵至今仍未能解开，这也许永远是个谜。

左江崖壁画分布在桂西南的凭祥、龙州、宁明、崇左、扶绥、大新6个县市境内，绵延于左江及其支流平而河、明江和黑水河等沿岸约300多公里，也有少数深入离江岸1～12公里的崇山峻岭中。这一带地处偏僻，山重水复，河狭水急，环境险恶，交通梗阻不便，社会发展长期滞后，外来势力难以进入，当地居民也没有大规模外迁的历史，因而能保留原始文化。加之这里山奇水秀，岚黛浮青，壮丽的风光成为孕育原始文化的肥田沃土，成长于这块土地上的崖壁画这棵参天大树，浓荫覆盖左江流域广大地区，是珠江古代文化一份无比珍贵的遗产。

左江崖壁画大约形成于战国到秦汉乃至于隋唐，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崖壁画作者为骆越族人，即今壮族先人的一部分。当中原华夏族已进入封建社会时，这一带的骆越人尚处在原始社会晚期或军事民主制阶段。秦汉开拓南疆，先进的中原文化渐次传入这一地区，并与骆越文化交流整合，形成具有时代烙印和民族风格的地域文化体系，崖壁画即为其杰出的代表。目前已发现的崖壁画共79个地点，178处，其中龙州县有21个点，39处；宁明县有8个点，29处；崇左县有28个点，67处；扶绥县有23个点，44处；其余散见于左江流域其他县市。所绘画形大多数是人物画像，距离水面约20～80米，最高可达120米。画像多为双手高举、两腿斗蹲的蛙类造型，是一种蛙形人像，有正面，有侧面，大小不一，多作舞蹈状。其布局规整，排列密集有序，人物主次分明。人物形体普遍高大，一般为1.20～1.80米，最大的一个正面人像高达2.41米。人物似武士形象，有的头扎幞头，或插推鸡羽，腰环挂首刀，下跨骏马，像酋长或将领；部分人物造形侧身屈膝，双手一侧上举，作捧物、舞蹈或跳跃状；有的头戴高帽；有的辫发拖地，但体小形卑，属下层人物或妇女；最大一尊巨人像，头戴虎冠，跃马挎刀，手执箭镞，威风凛凛，岿然独立于像群中央，无疑是一位首领人物。此外，崖壁画中还穿插一些类似铜鼓、铜锣或藤牌之类的圆形物件，以及一些似马、似犬、似狼、似虎的动物形象，林林总总，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定。在众多的崖壁画点中，以宁明县明江东畔的花山（又名巴莱山）崖壁画最具代表性。画面宽近40米，全长221米，密集地布满各种大小不等的赭红色画像约1800多个，占左江流域尚可辨认的画像总数4500多个的40％，凡在左江流域各处出现的画像，在花山崖壁画上几乎都可以看到，而有的画像则为其他崖画点所欠缺。所以人们也常将左江崖壁画通称为“花山崖壁画”。早在明朝张穆《异闻录》中就记载了花山崖壁画，上说：“广西太平府（辖境约今凭祥、崇左、宁明、龙州、大新等县市）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执刀杖，或有无首者。”清光绪《宁明州志》也说：“花山距城五十里，峭壁中有生成赤色人形，皆裸体，或大或小。或持戈，或骑马。”记载言之凿凿。但所骑并不是马，而是狗，不是人骑在狗身上，而是人像画在狗之上，即人站在狗面前，表明狗在这一带具有重要地位，是骆越人崇拜的图腾。

这些崖壁画全是土红色，风格基本相似，线条粗犷，多数是十多个至数十个画像集在一起，组成一些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画面，相互间不易区分界线，显示属同一个民族文化体系。然而，这些画像反映的内容何在？是狩猎？是战斗？是迎婚？是治丧？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一般倾向于认为，这些画像反映唐代以前骆越人以图腾的宗教仪式进行征战、庆功、祭祀、祷告等活动，以祈求神灵保佑，战胜敌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族群繁衍，具有鲜明的功利意识。古代岭南瘴疠为患，人口死亡率很高，人丁兴旺是力量的象征，在画面上也突出地表现了增加人口的主题。在宁明河段崖壁画面上，不仅画有粗壮勃起的男性生殖器和腹部隆起的孕妇形象，而且在宁明花山和龙州沉香角崖壁画上还有直接表现男女交媾的图形。古越人性观念和性风俗与中原人有较大差异。这些画像绘在河岸两侧，与河流有不解之缘。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对暴涨暴落的河水充满了恐惧，认为那里是主宰人类命运的水神栖息之地，画像紧靠水面是出于对水神的崇拜。另有研究者指出，古人认为自己的影子与灵魂是不可分离的，人一旦失去自己的影子，就会大难临头，而保留影子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绘在崖壁上。左江流域这些画像与光线明暗变化的河水相辉映，更显得神秘莫测、扑朔迷离，因而成为人们崇拜和向往之处，定期举行隆重的集体祭祀仪式。人们虔诚地献牲、击鼓乐、唱歌跳舞，以娱媚感动神灵，达到以上祈求的目的。

这些崖壁画绝大多数绘在临江高崖上，下临不测之渊，工程相当艰巨惊险。这些无名的作者如何凌空作业？就像我国南方许多地区悬棺葬的施工技术一样，始终未能找到答案。这些画像历经千年风雨侵蚀，潮起潮落，草木荣枯，花开花谢，仍然朱颜未改，清晰醒目，令人不能不对壮族先民的集体智慧和勤劳勇敢精神赞叹不已，同时也使人们缅怀和追溯过去的岁月，渴望、追求明天的辉煌。崖壁画在我国分布不乏其例，规模宏大者也不少，如内蒙古阴山崖壁画、新疆阿勒泰崖壁画、宁夏贺兰山岩壁画、云南沧源崖壁画等规模都很大，但对比左江崖壁画仍逊一筹。所以左江崖壁画无论规模之宏大还是画像之高大密集，在国内都是无与伦比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正因为左江崖壁画蕴藏着深刻丰富而又大部分未解的社会形态、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绘画技艺等内涵，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及人类、民族、考古、文化、艺术等研究价值，故近50年来吸引了大批科学文化工作者前来考察研究，探测其中秘奥，解读这部无字的史书。其中大规模考察就有4次，还出版不少科学专著、考察报告和学术论文，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但至今对其形成年代、作者族源、绘画内容和含义等仍是见仁见智，诸说并存。这反而给左江崖壁画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更增加了她的魅力。现在，花山崖壁画已列入国家级风景名胜点，慕名来游者络绎不绝。江流千古，左江崖壁画并没有因时序迁流而失去她的光辉，她作为壮族先人伟大的文化遗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赏，都显得那么多彩多姿，引人入胜，使参观者进入茫茫的幻海之中，萌生出无限的感慨和遐思：美哉！左江崖壁画。

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有水陆两路，陆路即西北丝绸之路，水路为南海丝绸之路。但陆路运输量不及海路大，而佛经卷峡浩繁，更宜于海运。岭南得海运之利，佛教捷足先登，东汉时首先传入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交趾与苍梧。西江作为强大的交通走廊，也首先沐浴圣洁的佛光，在苍梧诞生了牟子这样的佛学大师及其名作《理惑篇》。东汉至三国，佛教在当地已有相当影响，史称吴初交州刺史张津，“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道书”。上行下效，官民信佛者当不在少数。

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交广分治后，广州成为州治，又是海运起点，发展为超过交趾的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及佛教在我国传播的重镇。在这里兴建了岭南最早一批寺院，前来弘法的高僧也不少。南朝佛教在广州更为活跃，中外僧徒多取道广州往来各地。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达摩从南天竺泛海至广州，创建西来庵即今华林寺，其登陆地点后称“西来初地”，为广州名胜。据诸史统计，六朝时广州等地兴建佛寺37所，其中广州附近19所，粤北始兴郡11所，东江罗浮山4所。达摩带来大批佛教经卷，为禅宗始祖。早期佛教主要集中在西江、北江和东江下游地区，开唐代佛教在岭南兴盛之先河，故后世有“五岭巍巍，斯为佛国”的评语。

新兴江是西江一条很普通的支流，自南向北在肇庆附近注入西江。唐代时，新兴江流域属新州，地处蛮荒，也是贬谪官员之地。但因诞生了我国佛教一代大师惠能而名扬千古，在珠江流域历史上独领风骚。

惠能祖籍范阳（今河北定兴县），俗姓卢，父行瑫，母李氏。父曾在范阳任职，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坐贬新州为民，入籍当地。惠能生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3岁丧父，母寡居，家贫如洗。惠能每日上山打柴，养母持家，生活十分清苦。24岁时的某一天，惠能上街卖柴，听得街上有人诵《金刚经》，一时心动，颇有觉悟，问得法于何人，客称湖北黄梅弘忍大师，惠能遂决计北上。安顿好老母后，他便溯北江，先后至曲江宝林寺、乐昌西石窟等处修行，继抵湖北黄梅东山寺，终得拜弘忍为师。惠能先在寺里当杂役8个月。一日，弘忍命弟子按各人对佛理体会各作一偈，上乘者即付与法衣。这法衣即达摩从天竺带来的木棉袈裟，传到弘忍已历五代，弘忍遂为五祖。有了这至高无上的宝物，即为得道最深的佛教首领。于是上演了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惠能与神秀争夺袈裟的故事。神秀是弘忍入室弟子，他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惠能认为此偈未能表达佛的本性，便针锋相对，自作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偈大惊，认为惠能对佛理的体悟最深、最彻底，远胜于神秀，乃连夜召惠能至密室，传授《金刚经》及法衣，并亲自送他到九江渡口，嘱将佛法南传。惠能历尽艰险，避过神秀一伙追杀，取道大庾岭回到岭南。他混迹于粤西怀集、四会一带猎人队伍中，十余年不敢露面，几次死里逃生。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惠能以为风声已息，始进入广州，游于法性寺（今光孝寺）。值该寺住持印宗法师升帐讲学，两个僧人被问及风幡之义，一个说风吹幡动，另一个说幡自己动，惠能忍不住站出来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你们的心动。”此说更悟佛理，是彻底的唯心主义，深为印宗等折服。惠能当即出示法衣，并受戒，被拥为禅宗正统，登上六祖宝座。惠能留在光孝寺讲法一年，学人如林。一年后印宗法师集僧众3000多人送惠能北上曲江曹溪宝林寺。惠能在那里任住持30多年，徒众如云，名僧辈出，据《曹溪通志》记，有弟子千余人，其中著名得法弟子43人。这些弟子遍布五岭南北各大丛林，都各成一家，形成支脉。其中以青原、南岳二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衍为河北临济、湖南沩仰二派；青原下数传分为江西曹洞、广东云门、南京法眼三派，形成“花开五叶”禅宗法流格局。佛教真正在广西扩大影响也始于唐代，柳州、桂林、梧州等都兴建了一批佛寺，一些名山留有僧迹。这都与惠能的佛理广泛传播有很大关系。法眼宗后来远传于泰国、朝鲜；曹洞宗、临济宗盛行于日本；云门宗及临济宗远播于欧美。惠能创立的教理走向世界。惠能大弟子法海，后来到了江苏镇江金山寺，成了《白蛇传》故事里的反面人物。他拆散了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把白娘子镇压在雷峰塔下。最后法海受到上天惩罚，无处躲藏，只好跑到螃蟹背壳之下，所以至今蟹壳上还留有两个印记。神话归神话，不可当真。法海等将惠能言行整理成《法宝坛经》传世，对佛教的发展和传播贡献很大。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称“此经影响巨大，实于达摩禅学有重大发展，为中华佛学之创造者”。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惠能圆寂于新兴国恩寺，积润76岁。时广州、曲江、新州等官员争迎其肉身供奉，后护送至曲江宝林寺，供奉至今。直到宋代，神秀余党仍常来窃取惠能头颅，南北两派为此格斗不止。文化大革命期间，惠能真身又被弃于韶关街头。传有好事者打开其体，原为香泥、麻布层层包裹，内固以铁条，想是后世经过技术处理，制成木乃伊的。

惠能目不识丁，从未进过学校，不可能对那些艰涩古奥的佛理做深入研究，却凭他的直觉，悟出佛教的真谛，即“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在我心”，“净心自悟”，“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等，一句话，人皆可顿悟成佛。惠能这种一切皆空和顿悟的教旨，抛弃了以前从天竺传来的烦琐不堪的佛法，把佛教从神圣的殿堂中解放出来，变为一切众生都可以接受的宗教，被称为南宗顿教，与神秀在北方传播因循传统教义的北宗有很大不同。这被认为是我国佛教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影响极为深远。自此，南宗成为全国佛教派别中独占鳌头的一派，各地学问僧纷纷南下，向惠能求取心法，宝林寺遂成为南宗最大的传播基地。宗教是麻醉人心的精神鸦片，社会越是黑暗，宗教就越有市场。惠能创立顿教所引发的佛教狂热，很快席卷岭南乃至全国各地。其传播盛况，恰如唐大诗人王维在其《六祖惠能禅师碑铭》所描写的：“五天重迹，百越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气消；跳殳弯弓，精悍之风变。畋渔悉罢，蛊酖知非。多绝腥膻，效桑门之食；悉罢罟网，袭稻田之衣；永惟浮图之法，实助皇王之化。”即社会风气和社会生产，乃至人们的饮食结构都因信佛而发生变化。如据《旧唐书·地理志》和宋代余靖《（曲江）善化院记》记载，唐天宝年间韶州人口约3.1万户，而削发为僧者有3700人，建刹为精舍者有400余区，即不到10户便有1名僧人，不足百户便有僧舍一区。众多寺院和僧徒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荒废生产，加重人民负担，其负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惠能顿教，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因而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武则天、唐中宗先后诏令惠能入京，惠能以年迈风疾婉言谢绝。武则天又赐他百衲袈裟一领、绢500匹、宝钵一口等以为供奉，又令在惠能新兴旧居建国恩寺。唐中宗令韶州重修宝林寺，并赐额曰“法泉”。惠能圆寂后，唐玄宗赐谥曰“大鉴禅师”，宋太宗加谥“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宋神宗又加谥“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国恩寺落成后，武则天赐玉石台灯、铜鼓、木钟和大小相套铜锣36面。可惜这些珍贵历史文物已在"文革"中散失，惟武则天和唐中宗对惠能父母坟赐额至今仍存国恩寺。宋代的广州六榕寺铸六祖铜像供奉。1989年为铜像铸造1000年纪念，六榕寺举行盛大法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启功作颂曰：身非树，镜非台，无物无尘自去来；千年铸，百灵开，众生顶礼愿无灾。

惠能言行，经弟子和后人编撰成多种著作，有《金刚经释义》、《六祖大师金刚经口诀》、《金刚般若经口诀正义》、《金刚经大义》、《六祖坛经》、《六祖解心经》等，反映惠能使佛教世俗化、务实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起与老子、孔子、孟子不同的南宗学派。惠能不仅是岭南，也是全国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郭沫若先生赞“惠能杰出处，不愿升西天”，即概括了南宗文化特质。

惠能削发受戒和与僧人论风幡的广州光孝寺，建有瘗发塔和六祖殿以为纪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惠能讲经30多年的曲江南华寺，唐代盛时来往僧徒1200之众，代有重构，现供奉六祖真身，保存着唐代千佛袈裟及圣旨等一大批历史文物和雄伟壮观的建筑群，1983年南华寺被列为全国重点寺庙之一；惠能圆寂的国恩寺，为岭南名刹，唐代即为“新昌八景”之一（唐新兴一度称新昌），游人不绝，宋进士邹浩滴新州，作《谒六祖》诗云：岭外新州是瘴乡，我来佛地荫清凉。袈裟石上盘云出，沐浴池边带日光。依树柔柔风袅袅，入山批鵊响锵锵。朝天隔望长安路，且涤凡心礼法王。国恩寺现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外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地，也是四时不绝的西江旅游名胜。

珠水滔滔，江流浩瀚，八门归海，远去即为烟波万顷、我国最大的南海。南海一些海峡，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其周边的国家也很多，秦汉以后就与我国有贸易往来，形成闻名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将珠江流域的内外交通绾毂于以广州为中心的这条强大海上通道上。珠江水系这个对外交通优势，是黄河、长江水系难望其项背的。黄河、长江出海口所面对的是朝鲜、日本和台湾。它们纵深有限，出产不多，古代船舶难以跨越广阔的太平洋。黄河、长江流域各地与东南亚发生海上贸易，需通过台湾海峡，这自不如濒临南海的广州便捷。广州自三国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以后，很快发展起来。隋炀帝大业三年至六年（公元607～610年）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泰国东南部），即从广州起航，成功抵达目的地，对域外社会的风土人情有较多了解。

唐帝国空前强大，声威远播。我国远洋航行的船舶以排水量大、构造坚固、抵抗风涛力强而蜚声太平洋和印度洋，加之水手技术娴熟，阿拉伯等地的商人都乐于乘中国航船。那时南海有一条航线，唐人称它为“广州通海夷道”。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对它作了详细描述，后来被收入《新唐书·地理志》中。“广州通海夷道”从有着悠久贸易历史的广州出发，经今九龙半岛和西沙、南沙海域，向西南行到达西亚和东非各地乃至欧洲，是沟通亚、非、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远洋航线，沿途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按当时航程计算，全长约1.4万公里（现代缩短为1.032万公里）。直到16世纪以前，它是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标志着主要以珠江流域为腹地的南海航运的发展。从此，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大港，各国商人纷纷来广州互市。史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有4000多艘，侨居广州的外商达13万人；开元年间一年之中往来广州的客商竟达80多万人次。在诗人杜甫、韩愈、王勃、刘禹锡等人笔下，都展现了南海航运给广州带来的繁华景观。如刘禹锡描写珠江河面的诗云：“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唐大和尚东征传》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今印度）、波斯、昆仑（今马来半岛、马来群岛）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阿拉伯国家）、骨唐国（在吕宋岛或苏门答腊岛）、白蛮（指欧洲人）、赤蛮（指黑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通侧”。时韩愈贬潮州，路过广州，信步江边，在《送郑尚书序》中说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由于唐代我国商品经广州出洋，随之留居海外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至今南洋人常称中国人为“唐人”，更叫中国为“唐山”。他们很多人是经五岭交通孔道下南海航线漂流海外的。唐代佛教盛行，除了像玄奘那样的旅行家取道陆上丝绸之路赴印度取经以外，由南海去印度的也不少。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开始，僧人义净两次远航印度诸国，前后历时25年。据他本人自述，他是从广州乘船出发，直航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然后再转今印尼一带到印度的。另据《大唐求法高僧传》记述，当时西行求法的僧徒达60人，其中半数是取海道前往，“广州通海夷道”上的鲸波，挡不住这群舍身求法者的步伐。其时来广州旅行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Ibn. Khordadhbeh）在其名著《道里邦国志》中认为“汉府（Khanfn，即广州）是中国最大的港口”。

这条通海夷道，深刻改变了岭南文化的各个层面，使之更具多元性，至今仍在多方面留下外来文化印记。上述义净在印度取经求法多年，于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回到广州（后又去今印尼），带回经卷等400部，译成经、律56部，凡230卷，悉数送归洛阳，使印度佛教进一步在我国传播。唐政府在广州外侨聚居地方设“蕃坊”，由他们推举“蕃长”管理。“蕃坊”成为阿拉伯文化荟萃之地，那里有朝天街、光塔街、玛瑙巷、甜水巷等源于阿拉伯语含义或称呼的地名；建有蕃宅、蕃市、蕃学、蕃仓等阿拉伯式建筑，其中的怀圣寺和光塔最有代表性。怀圣寺一说建于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为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最早建筑，大殿形式类似穹庐，有西域风格，而其顶又为重檐歇山顶，形式与南方干栏式建筑相同，说明它结合岭南地理特点而建。同一时期兴建的光塔，高36.3米，为圆形砖塔。塔顶过去饰以金鸡，可测风向和起导航作用。光塔所在之地，唐代时在珠江边上，前面一片汪洋，建造者就地取材，以蚌、螺壳为原料，掺以糯米建成，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一大贡献。光塔虽没有避雷针，但千百年来久经风雨侵蚀而岿然不动，专家认为由于它建立在水眼上，才得以防避雷击。怀圣寺与光塔珠联璧合构成伊斯兰文化景观，不仅为岭南建筑文化增添异彩，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因为它是阿拉伯人东方航路的终点，伊斯兰教东传及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宋方信孺有咏光塔诗云：半天缥缈认飞翚，一柱轮囷几十围。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另据宋代岳珂所著《桯史》测知，唐宋时期居住在广州市光塔附近的阿拉伯人的屋宇极为宏丽，楼高百尺，布置大方，连后花园也是池亭阁榭、花木掩映。常有外商登上光塔祈风，祷告之声全城可闻。住在附近的外商多蒲姓，非常富有，每宴客，“龙麝扑鼻，奇味不知名”，且爱以烤全羊待客，烤羊“皮色如黄金”；妇女尤爱打扮，“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张九龄开通大庾岭道后，即有不少穿着奇装异服的外国人往来其间，想是北上经商的阿拉伯人等。侨居广州的外商还有信奉犹太教、基督教和拜火教的，这也或多或少在岭南文化中留下了痕迹。由于他们在岭南多从事香药贸易，传入阿拉伯药方，不少经济植物也移植岭南，如芒果、油橄榄、底称实（无花果的一种）等，这促进了我国医学、药物学和农学的发展。唐代名医孙思邈《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陈藏器《本草拾遗》、段成式《酉阳杂俎》等对此都有记载。此外，还传入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历法、音乐、美术、舞蹈、服饰、语言、饮食以及其他风俗等。例如当时和后世广州使用香药，斗鸡，蓄养黑奴、蛮婢等风俗即来源于这个外商群体。这些黑奴时称“昆仑奴”，由一些外商从非洲、马来半岛、南洋等地贩来广州，或再转内地出售，成为富贵人家的奴仆。唐代诗人张籍《咏昆仑奴》诗云：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难解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黑奴和其他外商一起云集广州，大大增添了这座城市的舶来文化风味，这是其他城市难以相比的。粤语中没药（末药）、葫芦巴（苦豆）、绿甘（大理石）、霖（好或对）、污糟（肮脏）等至今仍在使用的俚语亦吸收了阿拉伯语等。当然，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以及其他生产技术也假道海上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马克思曾认为，中国四大发明在西方传播是对中世纪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也是对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促进。总之，它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只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开始，此后历宋元明清一直处于不败地位，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衰落下去，此是后话。而最能反映唐代广州海上交通和海洋文化发展的莫过于南海神庙。该庙在今广州黄埔新港和旧港之间的珠江口漏斗状深水湾，隋唐时为广州外港。外国商船到广州来，先在这里停泊，经过检验后才能驶进广州城下。隋初（一说南朝梁时）为祭南海神于广州外港附近扶胥镇修此神庙。从前，庙中有木波罗树，相传是南朝时波罗国人达奚司空所种，故此庙又称波罗庙。庙中原祭火神祝融，世人不察，以为水神，虽误，但约定俗成。南方为水国，这座神庙遂成为航海保护神所居。庙中还祭达奚司空，传他因迷恋庙前秀丽江景，误了归期，望江悲泣，死于江边。人们认为这位海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予以厚葬，并穿上中国衣冠，请进庙中供祭，显示中西文化的结合。南海神庙规模宏大，代有修葺和扩建，巍然成为我国四海神庙之首，也是我国四海神庙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座。中国古代帝王每年都派官员南来祭祀。宋康定二年（1041年）南海神赐封“加洪圣”，故南海神庙又称洪圣庙。实际上不只广州有南海神庙，珠江三角洲地区也甚多，清代顺德就有14座；但越到三角洲边缘或外围，南海神庙少了，或者绝迹，说明它与水上交通和水产业有很大关系。广州的这座南海神庙世称东庙，因为在今广州西关一带过去也有另一座南海神庙，俗称西庙，今已毁，但规模不及东庙。宋人杨万里吟咏波罗庙诗云：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诗人把波罗庙比作汉代长安著名的建章宫，自然是个夸张的说法，但也反映出波罗庙所在地区很繁华。从宋代起，波罗庙所在扶胥镇就列入羊城八景之一，称“扶胥浴日”，明代一度中断，清代复又列入。庙前江段称波罗江，有小丘突入江中，上建浴日亭，至今犹存。波罗庙正对平坦的东江三角洲，无物障目，故夜气未消，即见朝霞映水，波光粼粼，异常壮观。宋苏东坡游此，曾作《浴日诗》。明理学家陈白沙至此，作《浴日亭追次东坡韵》，诗云：残月无光水拍天，渔舟数点落前湾。赤腾空洞昨宵日，翠展苍茫何处山。顾影未须愁鹤发，负喧可以献龙颜。谁能手抢阳和去，散入千岩万壑间。陈白沙作此诗正是得意之时，与苏东坡被贬南来心境恰好相反，同一景物，给读者印象迥异。而庙前“海不扬波”牌坊，则是航海者和参拜者共同愿望所归。

史载，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到十三为“波罗诞”。远近环集如市，来自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大小船只，连泊十余里，不能就岸者，则架长篙接木板，经过几十重船才能上岸，船尾都竖起香灯。入夜，万盏明灯与江水相互辉映，爆竹连天，急管繁弦，嘈杂之声，通宵达旦，犹如天宫海市。乘机运来销售的百货、杂物琳琅满目，也有人借此交结朋友，旧有“先游波罗，后娶老婆”之说。祀罢南海神，再登浴日亭，看江面千帆竞发，听铜钲四响，确实壮丽非凡，赏心悦目。南宋诗人刘克庄《即事》诗记述了庙会盛况：香火万家事，烟火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

随着时代变迁，江面渐淤，黄埔港不断南移至今日位置。但南海神庙在广州海外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并没有泯灭。现除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建筑群以外，尚存唐代韩愈碑、宋开宝碑、明太祖御碑等30多块，东汉大铜鼓、玉刻南海神印，以及不少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和广州历史的珍贵文物，堪为岭南海洋文化的一座历史博物馆，现已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野象和鳄鱼都是地质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动物，进入人类历史时期，它们继续繁衍生长，占据珠江流域大片山林、河流、海湾和湖沼。虽然人类活动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一定威胁，但直到唐宋时期，仍有大片地区野象横行、鳄鱼为患，人类并没有成为那里真正的主人，荒古的云雾仍笼罩着这部分土地，因而成为野象和鳄鱼的乐土与乡邦。

珠江流域自古多像。不过这是亚洲象，具有硕大的身躯、伸缩自如的长鼻和一对长大的门齿。成熟的亚洲象，肩高约3米，身长约7米，重可达5吨，除海洋里的鲸鱼以外，它是现今最大的动物。雄性象牙最长可达3米，一双重约75公斤。它是大象御敌的武器，也是挖掘和翻动树木的工具。当然，亚洲象比非洲象要小，但它们都属衰亡的种属，地质时期残存势力的代表。象性喜水和游泳，每天都要大量饮水，洗浴，能涉水渡河，珠江流域的低山、沟谷、河边都是它们的栖息地。夏商时期，我国野象分布到黄河中下游，春秋战国时期退缩到淮河南北，象的特性自为中原人熟悉。河南简称为“豫”，就源于产象。秦始皇统一岭南，在粤西、桂南建立像郡，即以这一带多像得名。东汉王充《论衡》说“苍梧多像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近年来，在广东南海市官山镇和高要市朗塘镇等地出土的象头骨和像胫骨半化石，经认定为汉至唐代遗物。汉代中原野象已经灭绝，不得不从岭南输入，以作为宫廷里的仪仗队。但对岭南野象的记载，主要在唐宋时期，反映人类不断开发资源，破坏森林，垦辟田地，使野像失去家园。也就有可能为人类认识和记入历史文献。北江流域开发较早，南朝刘宋时王韶之的《始兴记》最早具体记载了野象分布的地点：“始兴郡伊水口（约相当于今韶关市涑水入北江口一带）有长洲，洲广十里，平林蔚然，有野牛、群象。”这是四世纪左右之事。野象栖息在北江洲滩间。到唐代《本草图经》：“世传荆蛮山中亦有野象，然楚、粤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唐东罗马帝国及其在非洲的领地）、大食（今伊朗等地）诸国乃多白象。樊绰《云南记》皆言其事。”唐刘恂《岭表录异》称：“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同是唐代的段公路在《北户录·象鼻炙》中也有类似记载，不过还说岭南所产象牙制作的笏（手板）的质量，不亚于舶来品，炙象鼻滋味类似烤乳猪。这些记载表明古代岭南野象可能不止一种。至于云南产象记载更早，据《史记·大宛列传》所记，在今洱海、滇池之间有“乘象国”，曰“滇越”，其地望当及南盘江。当地不仅产象，且以象代步，故张骞称它“乘象国”。唐樊绰的《蛮书》（即《云南志》）说云南一些部落“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据近年出版的《广东历史地图集·自然图组》载，亚洲象在岭南唐宋以后消失的地区，主要在梧州至茂名一线以东，包括西江中下游、北江、东江及韩江流域，记载地点有始兴、阳山、肇庆、佛山、恩平、东莞、惠州、揭阳、潮州，福建漳州等。即唐代云南、广西、广东、闽南仍有野象分布。宋代因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不断向纵深扩大，野象盘踞地盘日渐收缩，但仍有不少地区有象群出没。《宋会要辑稿·刑法》记，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四月二十七日诏：“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群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能卖。自今许送官，以半价偿之，有敢藏匿及私市与人者，论如法。”南宋淳熙年间陆佃撰《埤雅》一书，叙述粤北始兴、阳山一带，俗呼象为大客。南宋《舆地纪胜》、《岭外代答》等书，记载了郁林州博白县、钦州等地有野象。《舆地纪胜·广南东路》还追记了五代南汉大宝五年（公元961年）东莞县一带因“每秋有群象食田禾”，于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捕杀野象的史实。但是，那时野象很多，今年捕杀一批，明年又来另一批伤害禾稼。为绝后患，当地人把捕杀象骨集中起来，建立一个镇象塔，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制止象害。这个塔经历了千年风雨，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才被毁掉。南汉国还拥有一支十几万人的象骑兵，后被赵匡胤的军队打败。想见南汉驯象，颇费心力，象分布一定很普遍。象害为烈还有珠江水系外围的潮州。宋佚名《墨客挥犀》说：“漳州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唯独象遇之，逐人践踏，至骨肉糜碎乃去。”照此看，象也不是善类。另据《宋史·五行志》载：“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农设穽田间，象不得食，率其群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大抵到明代，岭南的野象仅主要在广西西部和南部。如《明实录·太祖实录》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曾诏思明、太平、田州、龙州诸土官，领兵会同驯象卫官兵往约今十万大山一带捕象，以供豢养驯狎。又万历年间《太平府志·物产》：“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万山象出害稼，命南通侯率兵二万驱捕，立驯象卫于郡。”出动这么多官兵浦象，想见明代左右江流域和桂南仍有很多是人迹罕至，因而成为野生动物的渊薮之地。入清以后，亚洲野象在岭南才基本绝迹，只有合浦地区有象群出没，不过不是当地野生物，而是自安南逃入的。

珠江水系也是鳄鱼的渊薮。上古时期，鳄鱼是岭南古越人崇拜的图腾，古壮语称为“梼杌”。与今壮语称蛟龙为“图额”读音相近，是一种潜伏在水中，特别是在河湾、深潭中的怪兽，凶残诡诈，伤害人畜，这当为鳄鱼。它既为图腾，分布一定很广泛。据动物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先生撰文介绍，2000年来，鳄鱼在我国华南地区曾广泛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4省区，其中有具体地点可考的，即多达20多处。在广州郊区，如平洲等地，即有鳄鱼头骨出土，在顺德、新会、南海有整条鳄鱼骨骼出土。新会大林出土的鳄鱼骨全长3米，存放在当地博物馆，据C14测定为3020±80年，而顺德勒流出土的为2540±120年，为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珠江河口区的鳄鱼。根据生态环境和鳄鱼骨骼特征，生物学界认为珠江流域的鳄鱼有两种：一种是湾鳄（Crocodilas Porosus），另一种是马来鳄（Tomistoma Schelegelli）。前者生活在海湾、河口咸水环境，体形较大，又能游泳，性情凶猛，伤害人畜；而后者生活在淡水环境，体形稍小，吻尖长，性情较驯，可人工饲养，主要在河流湖沼中分布。上述珠江三角洲出土鳄鱼的骨骼，可能两种都有，说明那时珠江三角洲为海岸沼泽地区。今天长江一带分布的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是栖居在淡水沼泽地带的鳄类，一般不侵害人畜，与生活在热带珠江地区的鳄类有很大不同。鳄类是卵生的，一次产卵可多至上百枚，藉日光即可孵化，一出卵壳，幼鳄即会觅食，数月即可长成大鳄。鳄蛋壳坚硬如瓦片，不易破烂，而鳄的生命可长达200年以上，故要灭鳄不容易。它可沿河深入各地，为祸一方，所以古代岭南人不但谈虎色变，谈鳄也色变。

岭南人长期与鳄类打交道，对其习性、分布早有所知，历史上记载也很多。郦道元《水经注·很水》说交州南海“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计”。这是三国时交州刺史步骘登高远眺广州城下水域岛洲所见景物，文中虽不免有夸大成分。但水中鳄类不在少数当是可信的。《梁书》引《扶南传》称鳄类“苍梧以南及外国皆有之”，即西江谷地及两广沿海都为鳄类分布区。但记载鳄类分布之盛、为患之烈是唐宋时期。珠江流域还有很多地区尚未开发，仍是鳄鱼、野象的世袭领地。唐代最著名的是韩愈贬潮州祭鳄鱼的故事。《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城）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穷”。韩愈于是写了《祭鳄鱼文》，把鳄鱼驱赶到海里去了，“自是潮无鳄鱼”。这当然是一种传说，因为鳄鱼并不会因一纸文章而消失。在韩愈祭鳄后29年，另一位贬潮州的宰相李德裕，据刘恂《岭表录异》载，“经鳄鱼滩，损坏舟船，但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鳄鱼滩在韩江上游梅江，鳄鱼成群如故，溯江而上，深入今梅县一带。宋代，潮州知府陈尧佐网杀鳄鱼以后，鳄鱼数量才逐渐减少，但灭绝是在明初。当然，这是鳄鱼在韩江流域的历史变迁，在珠江流域也大抵如此。不过因为韩愈及其《祭鳄鱼文》的关系，鳄鱼名声在珠江流域远不如在韩江流域那样显赫。但实际上，同处热带的珠江各江河，鳄鱼活动同样是很普遍的。刘恂的《岭表录异》云：“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长，形状如鼍。而举止矫健，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极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恐惧落崖，多为鳄鱼所得（食）。”群鳄可怕的叫声，可使鹿闻之丧胆，马牛羊等牲畜也往往不能幸免，人不小心也可能遭到袭击。唐元和年间，柳宗元贬广西柳州，也称柳江一带“有鱼焉，锯齿，锋尾而兽蹄，食人”。到宋代珠江边还有不少鳄鱼出没。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106中记东江惠州归善县（今惠阳）有“鳄鱼池，池中多鳄鱼，因以为名”。同书卷164记西江支流“思良江，在（梧）州北二十里，一名多贤水。其中鳄鱼状如鼍..…南方谓之鳄鱼，亦以为鲊……恒在山洞伺鹿，亦啖人，汲者往往遇害。乳于沙上，卵如鸭卵”。该书以及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蔡絛的《国史补》等都记载唐代以后南流江上游博白、兴业等县常有鳄鱼出没，伤害人畜的事件发生。直到元代，邕州即今南宁邕江一带还有鳄鱼，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有个叫陈季的赴安南，途经州，在记行诗《邕州》中有“右江西绕特磨来，鳄鱼夜吼声如雷”之句。他还在《安南即事》诗中云：“鳄鱼鸣霹雳。”并自注说：“鳄鱼大者三四丈，四足，侣（似）守宫，黄色，修尾，口森锯齿，一名忽雷，其声如霹雳。鹿走崖上，闻其嗥吼，则怖而堕，便为鳄所噬。”与唐人所记鳄鱼生态相似。清人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也说“粤西峒溪”（两广相接地区）有“忽雷，即鳄鱼，尾有巨钩，能击人而食”。西江梧州过去的旧八景中，有一景名叫“鳄池漾月”。“鳄池”故址在今市区广仁路一带，昔为一条沟通西江的水道，经人工修筑成池，有数亩之广，可能为鳄鱼出没或豢养鳄鱼之地，故名。当地还流传说汉末三国间，广信（封开或梧州）有个无恶不作的庄园主范文，修了个大水池，养了10条凶狠的鳄鱼，名叫“鳄鱼池”。范文常将犯家规的家奴、得罪范府的百姓抓来投入池里，任由鳄鱼吞食，不知伤害了多少无辜生命。恶有恶报。范文的长工李上座投师学道，返回广信，将范文投入池里喂了鳄鱼，大快人心。这个传说不无根据。广信在西江出口，数流交汇，正是鳄鱼出没之处。在桂西天等、靖西、百色等左右江流域，还流传人鳄搏斗或人鳄婚配的神话故事。神话总归有它的现实根源，应是当地有鳄鱼的反映。因为鳄鱼可上溯江河数百公里生活。唐代韩江口鳄鱼可上溯到今梅江上游，珠江口鳄鱼沿西江分布到桂西也就不足为怪了。据近年出版的《广东历史地图集·自然图组》显示，大抵南宁一玉林一珠海一线以北地区，鳄鱼在宋以后才消失；此线以南地区，明朝以后才消失。表明珠江内陆和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比其西南沿海和近岸地区要早，程度要深，明清很多客家人从粤东北迁入钦廉地区垦荒，即与鳄鱼在这些地区消失的历史相符合。岭南鳄鱼最后灭绝的时间是在清末民初，在香港海域最近一次发现鳄鱼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而在海南岛则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视西沙群岛时击毙过一条湾鳄，自此，再也不见鳄鱼的踪影了。

今人不一定明白珠江水系历史上曾是鳄类的天下，故每谈及鳄鱼，总以东南亚鳄鱼为例。但精明的事业家也许是从鳄鱼生态或珠江鳄鱼灭绝史中得到了启示，近年在番禺香江野生动物园中建立了全国最大的人工养鳄基地，饲养的鳄鱼成千上万，再现了当年珠江野鳄的洋洋大观，吸引着大批游客。并建起了鳄鱼加工、销售等产业，成为当地经济一个的生长点，这也算是历史的无形资源为现实服务的一种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