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水系有8个出海口，为我国各大河流之冠。这些出海口沿南海之滨东西延绵100多公里，口外港汊众多、岛屿环列，统称万山群岛。它们不仅是海防屏障，也是航运要冲和补给基地。澳门即为珠江出口伶仃洋西侧的一个小半岛，与香港隔江相望，后被誉为珠江口的两颗明珠，蜚声全世界。澳门半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1～2公里，原来面积约为2.8平方公里，经世代填海造地，扩大至6平方公里。澳门半岛以南还有凼仔、路环两个离岛，面积分别为3.78平方公里和7.09平方公里。据1994年统计，澳门地区总面积为23.5平方公里，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饶有兴味的是，澳门原来也是孤悬海外的小岛，后因西江出口磨刀门堆积旺盛，大量泥沙把它与陆地相连，成为陆连岛。这条连接澳门的沙堤后被取了一个优雅的名字——莲花茎。
澳门后来以“莲”字命名的地名甚多，如莲花山、莲华峰、莲叶峰、莲峰山等。清顺德诗人廖赤麟的《澳门竹枝词》便将澳门比作出水莲花。词云：波光错绮涨晴霞，莲叶形浮出水花。一角天开航海径，果然天外是中华。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都有莲花，这都与澳门形胜似莲有关。澳门半岛上无河流，仅西侧有磨刀门一河汊濠江流经，与今珠海湾仔相连，是澳门与珠江三角水道之交通要道。
澳门古称“濠镜澳”。“澳”即可泊船的港湾，粤方言称小河为濠，澳门半岛东西两岸有南、北两湾，状圆如镜，故曰濠镜，合称“濠镜澳”。另说澳南有四山（岛）离立，纵横构成十字形水道，故合称澳门。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中“十字门开向两洋”即指这种地理形势。澳门这一地名含义显示它自古即为海上交通要冲。黄启臣《澳门通史》引清初文学家尤侗《外国竹枝词》云：香山濠镜辨光芒，妙女儿乾进游方。最是同侪多意气，郑庄千里不斋娘。这首竹枝词说明正德年间已有阿拉伯人到澳门进行贸易。明弘治元年（1488年），福建渔民在半岛上建有妈阁庙，以祭拜航海保护神妈祖（即后称天妃或天后），香火甚盛。65年后，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葡萄牙人航海到澳门半岛南端登陆，闻当地人说“妈阁”，即用葡文注音为“Macau”，英文则为“Macao”，译为粤语为“马交”。此外，澳门还有镜海、镜湖、濠海、海镜、濠江、香山澳、龙崖门等名称。这些不同称呼表明澳门早已为我国人民所认识、开发和经营，绝不像一些外国人所说，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澳门是一个荒岛。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先后属广东番禺、宝安、东莞、香山县辖境。16世纪，在西欧殖民主义者追求黄金的狂热中，葡萄牙人捷足先登，在占领马六甲以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7月其远征舰队进驻今香港屯门达4年之久，不时闯入珠江内河，向明政府军挑衅，爆发了中葡屯门和新会西草湾之战，以葡萄牙失败告终。当时组织军民抗敌的海道副使汪鋐在屯门之战胜利后，曾做诗高歌壮唱：辚辚车马出城东，揽辔欣逢二老同。万里奔驰筋力在，一生精洁鬼神通。灶田拨卤当秋日，渔艇牵篷向晚风。回首长歌无尽兴，天高海阔月明中。但葡人从未停止在珠江口一带的活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舟触风涛，请求借地曝晒水渍货物，并行贿中国政府官员，才取得在澳门的赁居权。以后葡萄牙人每年缴纳地租白银500两，但澳门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中，由香山县管辖。而绝不是像过去有些历史著作所认为的，葡萄牙人一开始就统治澳门，长达400多年。因为直到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换文生效以后，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才受到破坏，葡萄牙获得“永驻管理澳门”的特权。但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利用中国积弱，不断侵夺中国对澳门的领土主权却是事实。1844年葡萄牙女王颁令设立由澳门、帝汶和梭罗组成的海外省，省府设在澳门，翌年又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委任澳门总督，强筑军港，封锁在澳门的中国海关，驱赶海关官员，拒纳地租，逼走香山县驻澳门的县丞。清咸丰元年（1851年）和同治三年（1864年）葡萄牙人分别攻占凼仔和路环两岛，光绪九年（1883年）又强占望厦、龙田等7村，光绪十五年（1889年）占领青洲岛。至此，葡萄牙占得的地区相当于今天整个澳门，形成了今天澳门行政区范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迫使清政府让出了澳门主权，使澳门成为一个属于中国领土却由葡萄牙政府管辖的特殊政治地理区域。所以，澳门是继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被迫割让香港之后丧失的另一块领土，即葡萄牙实际统治澳门只有104年。这百年国耻，已随着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而成为历史陈迹。
在帆船时代，濠江宜于航行，澳门是个良港。自葡萄牙人到来开埠，发展海上贸易以后，很快成为广州外港，不但成为广东及珠江流域乃至全国外贸商品集散地，而且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中继站，其国际贸易地位比广州、日本长崎、菲律宾马尼拉、印尼雅加达更为重要。由澳门出发有通印度、欧洲、长崎、马尼拉、拉丁美洲和大小巽他群岛等国际航线；对内“接于牂牁”即西江，把珠江水系与外洋连成一个整体，水运十分方便。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说：“以故内洋舟达澳门尤为便捷，遵澳而放洋十里。”澳门的进出口货物，大部分通过广州向各地集散，所以澳门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广州贸易，澳门也就成了广州的外港。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闽由海澄（漳州）开洋，广（州）由香山澳。”屈大均曾旅居澳门，目睹了葡萄牙人在岛上的所作所为，更了解澳门作为商品转运站作用，曾作《澳门》诗组，其一云：广州诸泊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天事，前山一将功。他把抵制强敌的希望寄托在守住澳门与香山交界的前山，切断他们粮食供应线上，想见贸易即为澳门经济生命线。其时澳门中外商贾云集，甚至连各国在澳门的女修道会、修道院的牧师也以经商为其职业之一。明王临亨《粤剑篇》说：“广属香山澳为海舶出入襟喉，每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剧作家汤显祖也到过澳门，见到许多来华做生意的商人，后在他的剧作《牡丹亭》中，描写明钦差识宝使臣苗舜宾到澳门多宝寺主持“赛宝”大会，许多“番回”即外国使臣献宝时报出多种宝石名目，为后人留下澳门奇珍异宝荟萃的一笔。汤显祖还作有《看番禺（广州）人入真腊》诗，也是广州与澳门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剪影。其诗曰：槟榔舶上问郎行，笑指贞蒲十日程；不用他乡起离思，总无莺燕杜鹃声。澳门贸易经济的繁荣一直持续到了清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禁海”令解除后，许多夷船已不停澳门而直泊广州城下，澳门港开始衰落。适到雍正以后，沿海开禁，准予自由航海贸易，澳门受各国竞争影响，丧失往日繁荣，澳门港也不复为广州外港了。
兴盛贸易使澳门迅速向海港城市发展，城市人口从开埠之初500多人增至万历中的2万多人，不仅葡萄牙人“负老携幼，更相接踵”而至，而且“诸夷相继通商于粤，皆倚澳夷为东道主”。万历年间，地理学者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澳门“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聚落万矣”。澳门作为国际公共留居地，汇集着来自不同国度、种族、民族、肤色的人群，其中以中国人占绝大多数，葡萄牙人只有一小部分，此外，还有马来人、印度人、非洲黑人、日本人、暹罗人等。他们带来的异国风情和城市繁荣景象也反映在汤显祖咏澳门诗作中，他写葡萄牙商人诗《香奥逢贾胡》曰：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后两句展示了当年澳门的夜景。另一首《听香山译者》，写的是葡国少女，诗曰：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西方女子打扮入时，与内地迥异。乾隆时澳门城市已覆盖全半岛，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描写其“屋多楼居，楼三层，依山高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以巧丽相尚。垣以砖，或筑土为之。其厚四五尺，多凿于周，垣饰以垩。牖大如户，内阖双扉，外琐牎障，以云母。楼门皆旁启，历阶数十级而后入，窌窱诘屈，已居其上，而居黑奴其下”。各式教堂、修道院、城堡、灯塔、园林、博物馆、纪念碑、酒店、娱乐场、公园等相继落成，加上弯曲狭窄、具有南欧风格的石子路，更能体现这座中西结合、华洋共处的城市风貌。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吴历（1622～1715年）游历澳门，留下《澳中杂咏》30首，均是写澳门之诗。以下三首，再现了澳门的自然、人文风景线：关头阅尽下平沙，濠境山形可类花。居客不惊非误入，远从学道到三巴。第二层楼三面听，无风海浪似雷霆。去来毕竟输鸥鸟，长保群飞入画屏。捧烛高烧迎圣来，旗幢风满炮成雷。四街铺草青如锦，未许游人踏作埃。城市绿化和管理都很好，无怪人们称澳门为珠江口外的明珠。
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西风东渐，澳门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除了作为国际贸易港口外，还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中心，首先是西方宗教传播基地。1576年罗马教皇即在澳门成立主教区，控制了整个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地的教会，经澳门入广东转内地的传教士络绎不绝。利玛窦、罗明坚就是由澳门入肇庆，并经常往返于两地。不但澳门当地人，而且珠江三角洲的居民也前往澳门从事宗教活动。《澳门纪略》载：“礼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安）、香（山）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惟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礼拜之后，有即行返掉者，有流连二三日者。既而进教，其平日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礼拜”。至各种节日，教堂内更是教徒云集，盛极一时。
继天主教之后，基督新教也于1807年由英国人马礼逊传入广州，后也在澳门立足，发展教徒，香山人蔡高、高明人梁发即为马礼逊发展的中国最早的两位基督教徒。后来俩人又分赴广东各地传教，从而打开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大门。
西方科技文化也经澳门传入广东。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广东佥事兼管海防的顾应祥亲见葡萄牙军舰闯入广州珠江河面，发射大炮弹，威力巨大。时得通事（译员）献大炮一门（时称佛郎机）及火药配方，继在省城试用，获得成功，此为西洋大炮传入广东之始。入清后，清廷批准在南京铸造佛郎机，史称：“兵部议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驾，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广东成了铸炮术北传中心。除利玛窦从澳门传入的天文、地理、数学和各种西洋工艺器具以外，西医也最先在澳门、广州传播。明隆庆三年（1569年）在澳门设立圣加扎医院，后又设立麻风院，为西医传入中国之始。1805～1806年种牛痘也在澳门居民中开始，并很快传入广州，十三行商人郑崇谦还翻译出版了《种痘奇书》。1810年十三行商馆请人传种，开中国种牛痘先河。此后30年，种牛痘者达100多万人。这项医术被推广至全国，使无数儿童免于天花，深得民心和赞颂。南海入伍秉镛曾赋诗代表万民的这种感情：人事补天天无功，天心牗人人乐从。牛痘自种始夷城，传来粤海今成风。等此批却导大竅，化尽阴厄调鸣蒙。爷娘未省喫惶恐，保尔赤子硕且丰。邱君挑剔最纯熟，两臂按穴霏轻红。以气盛气血咸血，岂必炫耀矜绅工。吁嗟乎！时医临时补苴耳，尚欲奏效相争雄。曲突徙薪计最早，汝独不有群儿童。葡萄牙人在澳门兴建许多欧式建筑，特别是教堂，其中建于1594年的圣保禄教堂（俗称大三巴）保存至今。
这些气概非凡、宏伟巍峨的建筑经教士首先传入广东，广州十三行夷馆即多仿此而建，后又传入北京。在世界园林史上堪称划时代，被益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即由意大利教士郎世宁（Tosepb Castigline）设计、法国人巴德尼（J．Denis Attiret）、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协助，中国工匠建筑而成，惜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成为一片废墟。
西方哲学、伦理学、音乐、美术等也随教士经澳门传入内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在澳门著《斐录（哲学）汇答》和《空际格致》，宣传水、气、火、土宇宙四大要素哲理，是为古希腊哲学家思想传入中国之始；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傅汎际（Francisus Furtado）抵澳门，后与李之藻合译《寰有铨》，介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又著《名理探》，诠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这都是传入中国最系统的西洋哲学著作。据澳门史专家黄启臣教授统计，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到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近200年间耶稣会教士撰译的各种科学文化（不含宗教）著作共187部，其中明代出版的有102部，清代85部，涉及自然、人文、技艺等多个领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澳门完成后再传入内地的。广东作为它们传播的首途之区，所受的影响当然最深刻。但是澳门毕竟是华人为主的社会，岭南文化根深蒂固，人们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占上风的仍然是本土文化。清咸丰年间汪兆镛有两首《澳门竹枝词》云：皮金剪纸作龙舟，铙鼓喧阗夜未休。吊屈遗闻谁得解？劳民靡费果何求？中秋寒意比残秋，倚竹佳人翠袖愁。一笑岁时本无定，观灯更似上元游。时葡萄牙人租占澳门已300多年，但岁时风俗仍如内地。所不同者，当时澳门海域水深流急，端午节不能作龙舟竞渡，改作挂纸扎龙舟，在陆上玩耍。中秋节家家张挂彩灯，不像广州儿童提着灯笼到处走，恰似上元节观灯。当然，澳门人也同样做礼拜，过西方各种节日，中西文化景观二元并存，各按自己的规律和方式发展，形成了澳门文化的独特形态，在我国地域文化上别具一格。
毋庸置疑，葡萄牙人占领下的澳门，同时也是一个形形色色的罪犯、骗子、流氓、冒险家聚集的地方和罪恶的渊薮。葡萄牙殖民者利用澳门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诱骗华工出洋充当奴隶，还开设许多赌场、妓院、烟馆、酒楼供这些人娱乐，让他们挥霍一空，重回内地犯罪，而澳门也就成了黑社会势力横行的天下。由于赌彩业兴旺，成为澳门贸易业衰落以后主要的经济支柱，所以澳门被称为“东方蒙特卡罗”。但不管怎样，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其桥梁就是澳门。这正如中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1993年为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未刊稿）一书所写序言说的：“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时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断过（中国文化当然也传入西方，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谈的问题）；五四运动，不管声势多么大，只是这次文化交流的余绪。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最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见黄启臣《澳门通史》）。这个评价是十分公允的，相信读者在读完上述文字以后，也会认同这个科学的论断。
在珠江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争。但这些战争主要发生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一个政治集团和另一个集团之间。潮起潮落，滔滔江水在冲刷和带走战争的创伤以后，或多或少也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到19世纪中叶，一场性质完全不同、对手也完全改变了的战争出现在珠江江面，这就是中英鸦片战争。它是蓬勃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与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发生在东西方两大世界结合部的战争，珠江则是它的主战场。战争以清朝失败告终，自此，中国门户洞开，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珠江河面上也游弋着飘扬外国旗帜的军舰和货轮，打开了珠江历史耻辱的首页。
鸦片是从花朵娇楚动人的植物罂粟果中提取的生物碱，有镇痛等功效，本为药物，有益于人类。罂粟在唐代就传入我国，但主要用来治病。吸食鸦片大抵是明末烟草传入我国以后，那时澳门已成为远东毒窟，明朝廷曾派人到澳门来采购鸦片，谅是供京城达官贵人享用。据《大英百科全书》“中国条”载，中国人吸食鸦片作为一种嗜好，始于1729年，由葡萄牙人输入，每年约200箱，以后数量不断增加。18世纪英国完成产业革命，急于寻找海外市场，扩大殖民地，并很快取代了已经衰落了的葡萄牙，成为海上霸主。而利润可高达10倍的鸦片走私贸易也渐为英国所垄断，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直线上升，1798～1839年的42年间累计达41.9万箱，其中大部分从海上、内河运入澳门、广州。马克思曾痛斥“由于这些‘西方大国’的人传到中国去的一种毒药（指鸦片），其使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开来，对于中华帝国的道德、健康和物质福利立刻发生致命的影响”。后来派到广东禁烟的林则徐也洞悉鸦片危害，奏称“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国）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样一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中国人民利益与靠维护鸦片贸易牟取暴利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爆发，并以广州珠江水域为主战场拉开序幕。
英国是个老牌殖民帝国，与广东军民交手由来已久。明泰昌元年（1620年），英国商船“独角兽”号第一次抵达澳门；崇祯十年（1637年），英舰四艘闯入广州水域炫耀武力，并炮轰和强占珠江要塞虎门炮台，企图用武力强迫中国与其通商，但因中国军民反击而未果。此后，英舰不断在珠江口内外游弋，炮轰广州、虎门，登陆澳门，英军残杀中国人民、蓄意破坏和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1838年12月12日，英美等国暴徒因阻挠广东当局绞杀烟贩何老金引起广州上万名群众包围英美商馆大示威。由于朝廷中禁烟派占上风，道光皇帝也倾向于禁烟，乃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天资聪颖，博学多才，24岁中举，27岁考取进士。虽厕身官场，但关心民生，廉洁自律，革故鼎新，政绩卓著，有口皆碑，被称为“林青天”。任湖广总督时即严厉禁烟，朝野震动。道光十九年（1839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经过约2个月的行程，从北京抵达广州，在天字码头上岸，受到广东军政要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他未暇休息，即紧密配合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采取种种果断措施，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并发誓“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迫使英、美烟贩交出鸦片237.6万多斤和一大批烟具，逮捕和严惩了一批因受贿而包庇鸦片走私的官员，驱逐颠地等英国烟贩出境，迫使英国驻广州商务领事义律等溜回澳门。1839年6月3日至23日，林则徐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并允许外国人员参观，在虎门海滩开挖了3个长宽15丈的水池，池前开一涵洞通海，将所缴获鸦片全部投入池中，撒盐成卤，再加石灰，使之焚烧成渣沫，流归大海。顿时，只见虎门海滩上烈焰腾空，烟雾弥漫，在场的成千上万中国军民欢声雷动，连那些在场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也大为叹服，有的人走到林则徐面前恭敬地脱帽致礼。时与林则徐一起坐镇虎门销烟的两广总督邓廷桢，按捺不住斗争胜利的激情，写下一首《虎门雨泊呈少穆尚书》诗曰：戈船横跨海门东，苍莽坤堆积气通。万里潮生龙穴雨，四周山响虎门风。长旗拂断垂天翼，飞炮惊回饮涧虹。谁与沦溟净尘块，直从呼吸见神工。诗作气势磅礴，面对波浪滔滔的江水和险要虎门形势，这位总督豪情满怀，对林则徐的斗争胆识充满敬佩之情。而林则徐也答诗一首，题为《和嶰筠前辈廷桢虎门即事原韵》，诗云：五岭峰回东复东，烟深海国百蛮通。灵旗一洗招摇焰，画舰双恬舶焯风。弭节总凭心似水，联樯都负气如虹。牙璋不动深航肃，始信神谟协化工。虎门销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和巨大力量，也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林则徐作为这场伟大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他坚忍不拔的爱国者形象，而且也以销烟壮举，唤醒亿万中华儿女为民族生存而斗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一页。为纪念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后在虎门建起“林则徐公园”和“林则徐纪念馆”（即“鸦片战争博物馆”），馆前复原了当年的两口销烟池。现在这里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令前来参观、凭吊的人唤起无尽的追忆和敬意。
蓄谋已久、企图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并不甘心其失败，反而利用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战争。1839年10月英国国会通过侵华军事预算案；1840年4月，一支由义律为陆军统帅、伯麦为海军统帅、48艘军舰和运输船、4000名陆军和540门大炮组成的远征军从南非好望角和英属印度出发，经过2个月的航行，于6月抵达香港，中英之战一触即发。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于英军进犯，林则徐洞若观火，早有准备。他在广州和潮州商人资助下，招募5000名水勇，日夜操练，以充实广东水师力量。为了鼓舞士气，他在演武厅的大柱上题联曰：小队出郊坰，愿七草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销珠海有余情。林则徐虽为文官，却熟读兵书，具有军事指挥才干。在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以珠江口伶仃洋北的虎门至为重要，它是广州出海咽喉，以大虎、小虎两座岛山相对而称虎门。从明初永乐年间以来即在虎门建筑营寨，驻兵防守，称虎头门寨。后寨被废弃，清初为加强海防，重建虎门寨，使之成为军事要塞。林则徐到来后，又扩建和加固了虎门炮台，利用江面上横档、武山等小岛设置了三道防线，层层设防，构筑工事，仅新建的靖远炮台就配置了60门大炮，在江面最窄之处放置铁链、木排，同时还加强了虎门东西两翼的守军。这一水陆配合防御体系，可谓金锁铜关，固若金汤。而为了控制香港海面，他还特地在尖沙咀、官涌建立两座炮台，安置大炮56门。除了自铸大炮，他又派人购得西洋大炮数百门，更新了各炮台装备。为了孤立英军，林则徐亲抵澳门，警告葡萄牙当局，不得与英国相互勾结，破坏禁烟运动。林则徐深知广东受鸦片之害最深最重，百姓也对此最僧最恨，故感到“民心可用”。当杀气腾腾前来，凭借坚船利炮优势的英军发动进攻时，林则徐公开张贴告示，号召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对英军“人人持刀痛杀”。在清朝官员中，像林则徐这样敢于发动、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抗英斗争的人物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林则徐是近代群众革命运动的先驱者。英军对壁垒森严、众志成城的珠江防务，望而生畏，不敢贸然进犯，乃移师北上，只留部分舰只在珠江口外窥视，伺机挑衅。同年9月以后，英军先后进攻九龙、穿鼻洋、官涌、澳门关闸等炮台，均被中国军民击溃。在英舰猛烈炮轰关闸炮台时，林则徐亲至虎门坐镇，指挥若定，击中英舰“架历”号，使之冒烟败退。
1840年7月，离开珠江口北上的英军，攻厦门不克，后陷浙江定海，8月抵达天津大沽，威胁北京。清廷内部投降派乘机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林则徐。被英军吓慌了的道光皇帝向英军妥协，换取英军“返棹南还”，并以禁烟“处置失当”为由，将林则徐撤职，转赴浙江候旨，后被遣戍新疆。林则徐离开广州时，万人空巷，前来劝慰送行，仅敬赠的颂牌就有52面，上书“烟销瘴海”、“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勋留东粤，泽遍天下”等。甚至连当时西方评论家也称林则徐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1847年9月英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这样写道：“谁没有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林钦差，这是一个不仅在天朝帝国，而且在四海都广为传播的名字，以致从辽阔的东方到遥远的西方，人们都特别看重他。我们相信，连这个国家三亿六千万子民的统治者，都从未获得像这位政治家那样高的声望。……他具有哲人的才思，决断精明而又果敢，并以百折不挠的气概去贯彻他的政策，他具有远超国人的远见和卓识，具有无限的报国之心，具有罕见于中国官员的公正无私的崇高精神！”林则徐这位禁烟反帝的民族英雄，在中国人民心中永远是一座高大的丰碑。
1840年11月29日，接替林则徐抵广州与英军讲和的直隶总督琦善是个十足的投降派。他一反林则徐所为，撤去海防设施，拆毁炮台，裁减水师三分之二，招募的水勇全部被遣散，极大地削弱了清军战斗能力和防御条件，也使英军有可乘之机，一再挑起战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7日，英军以优势兵力猛攻虎门口外的沙角和大角炮台。沙角炮台守军副将陈连升与其子武举人陈长鹏，以及600名官兵坚守阵地，奋勇抵抗，终因强弱悬殊，陈连升中弹牺牲，陈长鹏投海殉国，千总张清龄阵亡，沙角炮台陷落。与此同时，大角炮台也失守。两炮台一失，虎门势如垒卵。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栋亲自坐镇靖远、威远两炮台，对驻守炮台官兵晓以大义，使之同仇敌忾，与侵略者决一死战。2月25日，英舰以猛烈炮火进攻虎门各个炮台，炮台上千名官兵在关天培督战下浴血奋战，殊死抵抗，伤亡惨重，在得不到琦善增兵支援条件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门大炮。关天培亲自发炮，身负重伤，鲜血染红战袍，仍不退却半步，怒目持刀，手刃数敌后被炮弹击中，为国捐躯，时年62岁。虎门保卫战终告失败，中国军人的鲜血染红了珠江口，光照日月，魂系南疆。林则徐闻知关天培壮烈殉国，悲痛欲绝，亲书一挽联云：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魂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魄相送面如生。双魂指与关天培同时殉国的游击麦廷章。据说英军将领也为关天培壮烈牺牲折服，为他穿上官服，吹奏军乐予以安葬。后福建龙溪人蔡若愚写《泊舟虎门有怀关军门天培》诗，对虎门之战为国捐躯的将士表示深切敬意和怀念，诗曰：怒涛犹卷大江云，旧恨空淘酒半醺。险阻翻成荒斥堠，英雄谁吊故将军。亡羊有鉴牢须补，驱鳄无方笔欲焚。倚泊夜深重大息，中流砥柱望弥殷。是役阵亡官兵约700多人，后收得残骸75具，埋葬于虎门沙角白草山麓，称“节兵义坟”，为后人瞻仰、凭吊。而其余壮士或变为荒丘磷火，或化作滚滚江涛，在闪烁，在咆哮，雄风余烈，永远伴随着珠江。
虎门各炮台失陷后，英军溯江而上，长驱直进，沿途没有受到多少抵抗，直至广州城下，开始列阵发炮攻城。广州清廷官员丧魂落魄，由取代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求降，于1841年5月27日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规定外省军队退出广州城外200里，交英军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国在广州商馆的损失，英军退出虎门等。
英军退出广州，但仍在广州附近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甚至盗掘坟墓，掠取财宝，激起当地人民极大义愤。1841年5月29日，一小队英军在城北三元里抢劫并调戏妇女，受到群众自卫反击而逃窜。第二天，前来报复的英军约1000人被三元里群众包围，鏖战于牛栏冈附近，英军少校毕霞等许多敌人毙命，残敌逃回城内四方炮台。三元里人民凭着机智、勇敢，使用原始落后武器，打败了装备精良的英军。这一壮举，强烈地震动了当时老诗人张维屏的心弦。他以凌厉的气势和酣畅的笔锋写了著名的《三元里》诗篇，内云：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众夷相见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不知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倏然逝。诗人所斥责的原来是第三天，从佛山、番禺、花县等地赶来支援三元里的群众约数万人把英军龟缩的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殊料广州知府余保纯闻讯派兵前来解围，使英军得以死里逃生。诗人愤怒地鞭挞了清政府的卖国行为，仰天呼喊：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结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和赔款等。自此，悬挂米字旗、星条旗等外国国旗的军舰、商船不断在珠江上横冲直撞，蹂躏着中国的领土主权。珠江在抽泣，也在咆哮，一场更加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随而席卷整个珠江流域，扩大到全中国。远在欧洲的恩格斯闻知岭南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悲壮事迹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写道：“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伟大导师的预言，很快为历史所证实。而作为这场战争最悲壮一仗的虎门抗英遗迹，也为后来的志士仁人扼腕凭吊、慷慨悲歌，对以后的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都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康有为过虎门时，即写下一首感慨很深的诗篇：粤海重关二虎尊，万龙轰斗事何存！至今废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罗大佑一首赞颂香港的歌曲《东方之珠》风靡全世界华人社会，其中有句歌词云：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它说明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香港是一个海港，她与大陆有不可分割的族缘、血缘、亲缘和文化渊源关系。而联结她和大陆的纽带，就是万古不废的珠江。
香港是珠江口东侧的一个小岛，面积只有75.6平方公里，加上九龙和新界，即常称的香港地区，陆地面积为1071.8平方公里。在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区区小岛，6000年前就有人居住，先后为番禺、宝安、东莞等县所辖，出土过许多精美的石器、陶器和青铜器物，是岭南古代文明的一个亮点。但香港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是我国海上交通要冲，是沟通珠江水系的良港。也许是造物主的有意安排，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水道，即今维多利亚港，是地壳下沉形成的港湾，所以海水很深，可达40米左右。有幸的是，受地球自转偏向力（柯氏力）的影响，从珠江口带出来的泥沙主要向粤西沿海漂移，而很少在东部香港一带沉积，加上港湾内外岛屿罗列，成为风浪的天然屏障，故湾内风平浪静，利于舟楫停泊。相反，澳门港因在珠江泥沙沉积地带之内，港区淤浅，与时俱增。在帆船时代，这倒不影响航行，所以澳门港曾经是世界性航运中心。但18世纪以后，海上交通已进入汽船时代，但于澳门港水浅，大船无法停靠，航运地位日下，由于澳门经济也一落千丈，其地位遂为香港取代。其实香港自古以来即为珠江出海航线所经之地，唐代闻名中外的“广州通海夷道”即经香港岛对面的屯门水域。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坐贬潮州，取道广州，据传在屯门停留时，有“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的诗句。刘禹锡也在《踏潮歌》中描写道：“屯门积日无回飚，沧浪不归成踏潮。”“踏潮”即无风引起的波浪，是长浪作用产生的一种涌浪，虽碍于航行，但早为岭南人所认识和克服。香港佛堂门建于的北宋“天后庙”，为香港最古老的建筑，供奉着航海保护神天后娘娘。元代在屯门设置巡检司，配备150人，超过广州地区香山、番禺、南海、新会等县的海防人数。明中叶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香港首先成为他们窥视的对象。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武装船舰8艘进泊屯门湾；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1521～1522年）爆发了中葡屯门之战，葡萄牙战败才转向澳门寻求泊薮。而继葡萄牙人之后，英国殖民主义者也早就看中了香港是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和避风良港，继明崇祯十年（1637年）英舰第一次炮轰虎门、武力试探中国开辟对外通商口岸的态度以后，随即开始了在广东沿海的侦探活动，搜集香港的水文、气象、地理等资料，绘制香港地区的海陆地图。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已对香港了如指掌，并认为香港“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资防守”，“无论出口入口，香港水陆环绕的地形，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早期香港岛并无统一称谓，有黄泥涌、香港围（村）、赤柱、红香炉、赤柱山等名称。清道光初年英国水兵初抵岛上，寻找港口，途经香港围，询问其地名，被疍民告知“香港”。英人即用粤方言疍音“Hong Kong”记下来，以后“香港”变为全岛总称。至于“香港”一词含义，一说源于港岛是东莞香料（莞香）的集散地，故名；另说岛上有条清溪，水质好，香味宜人，常为岛上居民和过往船只汲取，被誉为“香江”，其入海口处随之被称为“香港”。无论那种来源，香港作为中文地名，都说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得到的最大利益是从清政府手中得到了香港岛及其港口。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丧失的第一块领土。《南京条约》是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而英国军队于1841年1月25日鸦片战争尚在进行中便强占了香港岛，所以香港是被英国先强占而后割让的。港岛之北为香港屏障——九龙半岛，其南端尖沙咀也是个良好泊薮，故亦为英国人觊觎。1856年10月23日，英国以本属于中国内政的“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先的战场也在广州珠江河面，英舰越过虎门，攻占沿江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遭到广州军民的顽强抵抗。1857年2月，法国也以法籍天主教马神父非法潜入广西传教被地方官处死为由，与英国组成5600人的联军，进攻并最终占领广州达3年之久。在此期间，广州城郊石井、东莞、香山、新安（宝安）等地人民曾给英法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清政府的投降政策最终导致了这些斗争的失败。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同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签署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将九龙割让给英国。翌年1月19日港英在九龙举行仪式，正式接收九龙半岛。但贪得无厌的英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乘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之机，积极策划扩界活动，于1898年6月9日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从1898年7月1日起将界限街以北（或称北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东起大鹏湾、西到深圳湾、南至南丫岛及其附近235个岛屿的大片土地租借给英国，租期为99年，即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这块租借地后称“新界”。但由于新界423村10万居民的反抗，到1899年4月16日英国才正式接管新界，与港九地区连成一体。同年12月27日，英国又将原来未列入租借范围的九龙城寨单方面宣布纳入香港辖区，但为清政府拒绝，以后港英当局多次强迁当地居民和拆除城寨都没有得逞。这样，经过以上割让、租借，英国共侵占中国领土1061.83平方公里，后又填海造地9.2平方公里，形成了今天香港陆地面积约为1071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
清政府的投降和割地赔款，在激起首受屈辱的珠江儿女的坚决反抗的同时，爱国知识分子也以诗歌为投枪、为匕首，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政策。诗人张维屏《越台》诗之一云：往者蛮夷长，依然中国人。背秦聊帝号，朝汉自称臣。讵意重洋水，能生内地尘。越古烽火息，回首一酸辛。如果说这首诗发端于赵佗归汉，对洋人远涉重洋到来，挑起内地战火而深深叹息的话，那么诗人另一首《江海》诗，则旗帜鲜明地号召驱逐洋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诗云：江海妖氛恶，阎疾痛深。人情重迁徙，世路叹崎嵚。风鹤三更梦，云鸿万里心。多多与桑葚，能否息鸮音？鸮是一种猛禽，在这里喻英国侵略者，诗人希望广大群众支持那些爱国志士，打败外国侵略者。英国人侵占香港以后，把原来一些地名改为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地名。如香港岛最高的太平山，英国人在此升旗，故名升旗山，俗称扯旗山。光绪十三年（1887年），顺德学者简朝亮游历香港，登上太平山，对英占香港的行为抒发强烈的感愤，作《有感》诗云：太平山已易新名，云雨虽灵限海滨。今日升旗山上望，不知谁是落旗人。作者预言，殖民主义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山上的米字旗也必将降落。这一愿望已于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得以实现，距离作者写此诗整整110年。
但后来的历史进程也显示，鸦片战争以后，香港作为广州的外港，依靠国际贸易、走私鸦片和贩卖人口等发达起来。据统计，1858年进入中国的鸦片高达7万多箱，其中3／4是经香港入口的，香港成了世界最大的毒窟，比澳门毫不逊色。更有大批华工经香港被转卖到南、北美洲，许多人死于途中。虽然开埠之初，由于环境恶劣，香港商业甚为不景气，以致有些英商动议英国政府放弃香港。但不久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大批移民和华资涌入香港，为当地经济带来活力。香港很快成为南北货运和贸易的中继港，相继开辟了香港至我国沿海各港和澳门的航线，以及至欧美和日本的远洋航线。尤其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西欧至香港的航程缩短了5000公里以上，促进了香港航运业的大发展。1880年约有中国进口货物的1／5、出口货物的1／3是经香港转口和分配的。到1900年欧美各国与中国的贸易货物已有1／2经香港转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香港已发展为一个“万商云集”的国际性贸易港。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旅行家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就记述了他游抵香港时的景况，只见“海中商船多只，樯如插箸，一望无际。聚市之处，屋皆三四层，背山面海，鳞次栉比。至晚灯火齐明，由海滩层叠而上，不下数千万盏，大观也。”1864年香港开始使用煤气灯照明，入夜港岛才大放光明。1879年美国人爱迪生发明电灯后，很快传入香港，1884年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成立，“东方之珠”夜景在电灯照耀下更加璀璨迷人。在国际贸易业刺激下，近代工业以及市政工程、公共服务业、银行、房地产、博彩业等在香港相继兴起。1911年广九铁路建成通车，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联系更为便捷有效，港岛内及新界公路网络也基本完成。1928年正式启用启德机场，开始空运服务，使香港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空间距离大为缩短，珠江流域的客货流自此通过香港的陆海空运输走向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香港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大批资金、设备入迁，给香港经济带来一度繁华。但到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实行军事统治，香港社会经济受到巨大破坏。香港人口从1940年的180万下降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英国恢复对香港统治时的80万。故香港人把1941年12月25日即日军占领整个香港的那一天说成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个圣诞节”。
香港取代澳门的地位，成为一座华洋共处城市。中西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和整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香港文化，为珠江文化增添异彩，并以巨大的文化势能，辐射珠江大地，在各个层面上改变它的文化面貌，故香港更是西方文化向内地传播的基地。战后，广东即利用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吸收西方新式工业技术，建立起造船、发电、机器、铸钱、火柴、造纸、榨油、制糖等工业，1912年广东即有各类工厂2426家，30年代又建立起橡胶、硫酸、烧碱、水泥等工业，在全国居重要地位。这些西方工业文明以及同时传进的西医等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改变了珠江沿岸和沿海一些地区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而且对开拓人们的文化视野和启迪民智，从而带来社会文化风俗的异动，也起到了先锋和示范作用。尤为重要的还有香港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机会和场所，对广东和内地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产生了很大影响，广东遂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早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即利用港澳宣传维新变法，推动内地维新运动。光绪五年（1879年）时年22岁的康有为游历香港，后在他自编年谱中说：“览（香港）西人宫室之镶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康有为透过香港看到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深感清王朝的腐败，才萌发了改造国家、变法维新的思想，抱定“经营天下”的大志。另一位维新人士黄遵宪，曾任清朝外交官，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历9月从美国越洋抵香港。面对已被英国人侵占43年的香港，黄遵宪愤而作《到香港》诗云：水是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官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清朝的国旗——黄龙旗何时才能插上香港的土地啊！
孙中山和与他同称为“四大寇”的陈少白、尤列、杨鹤龄早期也在香港接受西式教育或谋生，激发起他们的反清情绪，奠定了他们倡导革命、改造中国的思想基础。如孙中山先后就读于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后又介绍陈少白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后来孙中山回忆道：“数年之间，每个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只有香港这个特殊城市，才为革命党人提供先进思想武器和政治活动天地。及至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国内大批文化人南下香港，使香港两度成为华南地区进步文化的中心。如香港在沦陷于日军前夕，国内大批文化人士云集，创办文化艺术团体之多，各种文化活动之盛，新闻、出版、教育事业之繁荣，实属空前，传诵一时。香港沦陷后，中共中央组织了一场抢救文化人士的大行动，由此显示其时香港文化艺术的盛况。著名作家茅盾后在《脱险杂记》中说：“这是抗战以来（简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香港作为一座多元文化共处的城市，世界各种文化流派和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自由地发展，从城市建筑、人们衣冠履带、社情民俗、宗教信仰到饮食娱乐、宣传广告无不如此。20世纪30年代王礼锡作《香港竹枝词》云：欧美新装各自矜，旗袍过市亦婷婷。短衫右衽腊肠裤，标准差符生活新。这是一幅万国衣装图，西装、旗袍、腊肠裤以及袖短不及腋、裤长不及胫的女装，都可招摇过市。香港地狭人稠，寸土寸金，具有商业头脑的香港人充分利用每一处城市空间，在斜坡之下也摆起书报摊。有一首《香港竹枝词》曰：满头珠翠晚看山，陡峭斜坡驻足难。可喜留人山上路，琳琅到处有书摊。昔时流行香港是“文化沙漠”之说，仅凭这首竹枝词所展现的文化风景线，此说就有失公允。
粤人好鬼信非常，拜庙求神日日忙。大树土堆与顽石，也教消受一枝香。
这是清人杏岑果《广州土俗竹枝词》里的一首，说明鬼神文化在岭南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也为洋教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因为洋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许多地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故传入之初处处受到抵制，教案不断。但在有神论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加上西方传教士依仗外国侵略势力为靠山，通过施医赠药、兴办学堂和其他慈善事业，甚至收买、行贿地方官员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等，故仍能达到传教目的。如果说利玛窦开启了洋教在中国传播的先河，其后西方教士也偷偷摸摸从澳门、香港等地进入内地传教的话，那么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规定西方传教士可到内地自由传教，则使中国的大门为洋教洞开，并首先在珠江流域广大城乡传播，同时拉开了中西宗教文化碰撞的序幕。
肇庆是天主教传入我国最早的地区。明万历二年（1574年）圣诞节，罗明坚先来肇庆，谒见政府官员。第二年9月日他才带利玛窦重来，开始传教。9月10日是天主教圣母诞日，故我国过去以此日为天主教传入纪念日。与利玛窦在肇庆传教的同时，罗明坚后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从肇庆进入广西桂林传教，但尚未活动即被驱逐出境。清顺治四年（1647年）南明永历帝从肇庆逃至桂林，后坚守桂林而死的大臣瞿式耜就是北方来的天主教徒。永历帝曾派人至澳门向葡萄牙借兵抗清，随军教士瞿纱微后留在宫中传教，为太子、太后施洗，故桂林也是天主教在广西最早的立足点。清初虽一度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但在临近澳门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却难生效。据宗教史专家陈垣研究结果，到雍正十年（1732年）在广州已有男女天主教堂8处，男教徒1万人，女教徒2000人，广州成为天主教在我国最大的中心。
基督教在我国通常专指新教，即16世纪从罗马公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教派，又称耶稣教。基督教传入我国较迟，1807年英籍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即为基督教传入我国之始。此后，德籍教士郭士丘，美籍教士裨治文、雅裨理、卫三畏、伯驾等先后于1830年和1834年到达广州，伺机传教，虽得不到机会和发展，但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编纂《华英字典》等，也算是西方宗教文化在广州登陆和在我国大规模传播的准备和前奏。特别是《圣经》这部基督教的经典，包含着丰富的西方文化内涵，它的翻译出版，对国人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成为继澳门之后洋教高度发达的中心和向内地传播的基地。随着传教限制的解除，洋教潮水般从港澳涌入内地，首先是珠江三角洲，继而向西江、北江、东江地区扩散，形成一种扇形辐射格局。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均以十字架为旗帜，以宣扬天主和基督福音为名，争取群众入教。各式教堂也在它们所到之处接踵而起，形成新的文化景观，给珠江文化增添了靓丽的一笔。据1987年出版的《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年）》一书统计，到1920年，广东境内共有43个基督差会，它们的活动范围覆盖全省5／6的面积；共设122个差会总堂，957座正式教堂，10730处布道区，拥有教徒61262人，占同期全国基督教徒的1／6强；外国传教士648人，中国传教士2676人；开办医院或药房47所，拥有病床2722张；其创办的全日制学校的学生总数为14367人，另办护士学校一所，小学797所，中学37所，大学1所。广东成为基督教在我国传播最广的省区。根据上书统计资料，基督教在广东各民系有如下分布格局：广府系即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区为基督教在广东的主要分布区，其中又以珠江三角洲至为集中。《中华归主》中写道：“广州三角洲地带及人口众多、村落稠密之地区，宣教事业蒸蒸日上，几乎每镇都有教堂，并以教堂为中心向附近乡村派遣中国布道员，积极宣传福音，甚至不少地区中基督教之势力及思想影响几乎达到无处不在之地步。”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基督教传入肇庆，办了几所中小学和一所医院，还进行过战争伤员救护等工作，继而沿西江传向封开等地。但基督教进入广西较迟，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才在北海立足，成为基督教传入广西之始。在此前的咸丰年间，基督教士曾试图进入梧州，因当地群众反对而未逞。传教的道路打通以后，美、英等国传教士四处活动，基督教很快沿江推进到广大城乡。到1919年广西已有基督教徒4722人，教堂62座。以后基督教势力继续扩张。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共有17个独立教会组织在广西传教，在今广西67个县市（约占全区县市总数的76％）设立堂点280处，有教徒5570人，开办神学院校11所，中小学等普通学校76所，医院11所，以及其他慈善机构。各教会互不统属，美国宣道会以梧州、南宁、桂林为基地，分别向各主要城市和乡镇发展。在梧州基地，传教活动沿北流江伸展到陆川、博白、北流、容县等地；在南宁基地，这种活动沿左、右江推进到龙州、百色、靖西以及云贵边境；在桂林基地，传教活动沿柳江向柳州、长安、宜山等地发展。此外，美国浸信会和复临安息日会、英国圣公会、循道会等也有自己的传教基地和活动范围。实际上，这些不同教会的活动范围往往是交叉重叠的，基本上覆盖了广西全境，仅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还为教会势力所不及。基督教沿北江推进，其前锋于1867年抵达清远设总堂，继后1893年至南雄，并越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南安府，1897年至从化，1902年至始兴和仁化，1903年在韶州设总堂，基督教势力很快流布粤北。在东江流域，1885年在惠州设总堂，继而溯江向河源、龙川、和平等地推进，大抵于20世纪初基督教势力基本覆盖东江地区，这里主要是英国和德国基督教会的势力范围。
基督教在岭南的传播可谓无所不至，除了以各种方式深入山区以外，还特别注重利用岭南河网稠密的特点，进行水上传教。据说早在19世纪中叶，水上传播福音就已经在广州疍民中开始。但第一艘水上福音船是1898年在广州下水的，由一艘200吨位的“明车轮”改装，取名“启明”。当初主要在广州码头、港口布道，沙面租界即为一个固定布道基地。沙面白鹅潭一带是疍民集中之地，水上福音船不但向他们传播基督福音、吸收新教徒，而且还开办水上医疗服务以及其他救济事业。水上福音船属“中国华南水上传道会”，由美国的浸信会、神召会等差会的传教士组成。初时以广州为传道重点，以后逐渐向珠江三角洲及西、北江流域发展，抗战前后已扩展到西江中上游的梧州、南宁等地，凡疍民出没的江河几乎都有它们的身影。直到新中国成立初，随着疍民逐渐上岸定居以及形势改变，水上福音船才结束它的布道使命而消失。但它作为基督教在珠江流域特有的一种传教工具和布道方式，却在珠江宗教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最早传入中国的天主教也不甘后人，鸦片战争以后便大规模地渗入岭南城乡，到1919年广东全省即有天主教堂464所，教徒约10万人；翌年全国天主教徒为197.1万人，广东有12.4万人，占6.3％，居全国第一位。继明末罗明坚之后，天主教真正进入广西是清咸丰四年（1854年）法国教士马赖（Chapdelaine）从贵州进入广西西林县传教。此后，天主教在广西传教事业全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所垄断。到1920年，天主教已传入广西33个州县，修建教堂54座，有教徒5100多人；到1949年，扩展到48个县市，有教堂116座，教徒3.5万多人，开设修道院12所，普通学校34所，医院3家和小型诊所100多所，并开办了其他一些慈善事业。天主教在广西布道，兵分三路而进。一路从贵州，取道北盘江河谷，进入桂西北的西林、西隆等州县；一路从广州经粤西进入北部湾沿海，即灵山、合浦、北海一带；一路经肇庆溯江入桂东梧州地区。在珠江上源云南也有天主教足迹。1695年法国天主教会即筹建云南教区，随后法籍教士雷勃朗任云南主教。自此，天主教深入云南腹地。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大肆活动，很快传播到云南30多个县市，教徒达3万多人，外国神职人员100多人。到1900年昆明已有教堂17所，教徒1.2万人。珠江源地曲靖、陆良、路南等县也纳入天主教布道范围。
天主教非常注重在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靠施以小恩小惠网罗教徒，形成全家、全村入教方式，故不少村庄成为清一色的教友村。例如北部湾中涠洲岛原是一座海盗出没的荒岛，后有少数贫民入居。清同治年间闽粤交界地区发生土客械斗，大批客家人被驱逐，无处安身，法国神父错士（Hasse）即以种种许愿，劝说1500人入教，并带领他们登上涠洲岛，开垦荒地，建立家园。自此，岛上居民基本上都成了天主教徒，涠洲岛也成了法国传教士的一个传教基地。在珠江三角洲，这样的教友村也不少，新中国成立前，顺德即有甘竹、龙眼、马齐、容奇、桂洲五大教友村。其中甘竹村200多人，均信奉天主教，村内另建宿舍，供参加瞻礼的教友临时住宿，圣事活动场面热烈隆重。
洋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毕竟有很多差异，许多地方不符合我国民族传统、民族习惯和民族感情，特别是洋教教会反对教徒祭孔和祭祖先，将这种活动视为异端，这是洋教受抵制的深层原因。加上洋教徒的胡作非为，或威逼利诱，逼人入教；或禁奉祖先，强改风俗；或强买田地，盘剥租赁；或玩弄妇女，伤风败俗；或包庇坏人，干预地方政事。有的教士直接参与英法军队对华作战，也有的负责收集情报、充当向导等等。教会的这些劣迹，不但加深了教会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引起地方政府的不满，所以反对洋教的斗争在各地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下半叶，广东发生焚烧和捣毁教堂、杀死传教士的案件有42起；1856～1919年，这类教案在广西有45起。它们是两广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组成部分。其中影响最大的教案，是1856年广东籍广西西林知县张鸣凤处死罪恶累累的法国传教士马顿的“西林教案”，亦称所谓“马神父事件”，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之一。此外，广西贵县、上思、凌云、蒙山，广东镇平（蕉岭）、河源、紫金、博罗、连州等州县也都发生过不同类型的教案。汉、壮各族人民反抗洋教的斗争，尽管有的斗争方式是幼稚、落后的，但这种正义斗争挫败了教会的种种阴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洋教的传播，在珠江近代史上留下了壮丽的一页。
西方宗教的教义虽不足取，但伴随它而来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观念，对扩大人们文化视野，增广见闻，打破一些地区长期封闭局面，却不无一定历史作用。明清时期已经成熟、定型了的珠江文化，由于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兼容性等文化品格，故能对外来异质文化表现出宽广襟怀和博大气魄，不但能与之和平共处，而且能从其身上吸取有益养分，以此充实、壮大、发展自己，使自己的文化品格更加多元化。珠江人民反对西方教会的种种无耻勾当，但并不排斥先进的文化成分。恰恰是吸纳了西方近代先进的文化成果，珠江文化才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例如西洋的宗教建筑，体现了欧洲古典建筑文化风格。它们作为一种新文化景观在珠江各地兴起，不仅是洋教在当地立足的象征，而且也显示了中西文化的结合。据《中国文物地图集》统计，广东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西洋教堂就有58所，散布在35个县市，大部分在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区。而据《广西通志·宗教志》统计，至1992年底，广西境内有西洋教堂94座，分布在大部分县市，其中有一部分属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教堂的建筑形式和风格丰富多样，坐落于城市者，鹤立鸡群在众多普通建筑物中；位于乡村者，每建于山丘、高地之上，有居高临下之势，都突出了它们“神圣空间”的形象，与当地风水塔相映成趣。这些形式主要有：一、哥特式。广东现存10座，广西3座，如广州石室天主堂、佛山中华基督教堂、江门象溪天主堂、广西涠洲岛天主堂、北海基督教堂，桂林基督教堂等。哥特式建筑特点在于它那高耸入云的尖塔及屋脊的尖顶和弯而高的拱门。在视感上这尖塔似乎可将信徒带上高深莫测的神秘天堂，产生与天国沟通的宗教气氛。大门的雄伟雕刻，廊柱上逼真的浮雕，墙壁、屋穹上那缤纷多彩、风格严谨的壁画，以及色彩美丽的玻璃镶嵌，都造成色彩斑斓、若明似暗的空间环境。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广州石室亦称圣心大教堂，是我国现存最大花岗石构筑的哥特式天主堂，被称为“东方巴黎圣母院”。它占地270平方米，高57.95米，塔尖上嵌大时钟，报时远近可闻。石室东侧角石上，刻有拉丁语Jew-Salem（耶路撒冷）1863，而西侧的角石上刻有Roma罗马）1863。意为天主教创立于东方耶路撒冷，而兴盛于西方罗马。当年修建时，分别从两地取一公斤泥块作奠基用。这也是东西文化在广州移植、生根的一桩佳话。二是仿哥特式，现仅存中山石岐天主教堂和环城区鳌溪村基督教堂，但楼顶没有钟楼。三是罗马式，广东现存揭西和汕尾两处，不在珠江流域以内。广西则有梧州天主教堂为此形式，圣心殿为圆柱形，殿顶为悬拱形，给人以一种权威感觉。四是俄罗斯式，类哥特式，现仅存广西贵县贵城天主教堂。五是意大利式，现仅存流溪河畔从化县街口镇基督教堂。六是中西合璧式，兼具中国宫廷式与西洋式建筑风格，广东现存23处，院落外观红墙绿瓦，悬山顶，但又有尖顶式钟楼和哥特式或罗马式门窗，显示西方宗教建筑色彩。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一套独特的活动内容，包括布道、洗礼、礼拜、募捐、救济，以及一系列宗教仪式，如静坐、唱诗、宣召、考候、召请、认罪、赦罪、默想等，充满了虔诚气氛，信徒在这样的意境中求得心理平衡和满足。这些前所未见的宗教建筑，不但为当地增添异彩，而且也成为仿效的对象。晚清以后，欧洲历史人物、罗马字钟等形象已在建筑装饰中出现，套色玻璃等外来材料使用也日见广泛，反映了包含宗教建筑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如1913年竣工、坐落于广州珠江河畔的粤海关大楼顶上的钟塔即采用罗马字钟报时，时人备感新奇。而以上那些宗教生活，渐渐成为当地世俗文化的一部分，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能为一些人接受和追求。到民国时期，入教的人越来越多，洋教也获得发展，它的某些经过改造了的内容和形式，也融合为珠江文化的一部分。
岭南首得海外风气之先，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在广州想方设法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招募通晓外语人才，设立“译书馆”，亲自主持翻译西方书报，如将英国人慕瑞（Hung Mur）编撰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成为我国最早翻译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后来林则徐又委托好友魏源在《四洲志》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编撰成《海国图志》100卷，80万言，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的国情，被誉为“国人谈瀛海故实之开山”之作。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专门介绍此书，指出“此两书（另为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稍有地理知识，实始于此。”尤为可贵的是，魏源十分鲜明地提出编撰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制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同时还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特别对美国民主政制、总统和官员选举深表赞叹。魏源的卓识远见和反封建的进步思想，推动了以后洋务运动的开展，不啻在受到沉闷禁锢的中国封建社会响起了一声春雷。
鸦片战争以后，作为这场战争首先爆发地的广东，比其他省区更早地陷入半殖民地的痛苦深渊，也同时产生了一批最早觉醒、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的志士仁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恰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大部分出生、成长在珠江三角洲，是珠江母亲哺育出来的人民的伟大儿子。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官禄钸村人，官禄钸为珠江三角洲北部广花平原上一个小村庄，村民大部分为清乾隆年间迁来的客家人。客家人俗重读书，青少年时代的洪秀全曾在乡里私塾受教育，先后四次赴广州参加府试，都落第而归。目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洪秀全心潮像珠江的波涛一样不能平静，他决心摈弃科举仕途，开始从事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在广州应试时，洪秀全得到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基督教牧师梁发散发的《劝世良言》小册子，这是一部将《圣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糅合在一起的著作。但洪秀全认为《圣经》和《劝世良言》所宣扬的非暴力主义的“忍耐和谦卑”并不适应于中国的形势，于是对基督教进行改造，于1845～1846年在家乡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三部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这“三原”是对西方神学理论的再创造，针对封建社会的贫富不均，提出了带有“均平”色彩的创见，假借“上帝”之名，力求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而要达此目的，则要“诛妖”，这妖就是封建统治者，它与上帝是对立的；他要实现的天国不是《圣经》所言的在天上，而是在人间；为了“诛妖”，必须采用暴力，开展武装革命。洪秀全的革命理论，借助于西方宗教外衣，注入了武装革命的精髓，实在是化腐朽为神奇。他不但继承和发扬中国农民革命传统，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了一次伟大的实践。1843年，洪秀全开始革命后，和李敬芳铸了两把各重数斤、长三尺的“斩妖剑”，并作《剑诗》云：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捦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煌极，日月星辰奏凯歌。天父天兄带做主，太平一统乐如何！诗中再次表达了他决心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统一的农民革命政权的强烈信念。
洪秀全的革命理论是在广东创立的，但早期革命的实践主要在广西。1843年他与冯云山、洪仁玕等在花县创立拜上帝会，翌年进入封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地区秘密传教，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准备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紫荆山地区处于桂平、武宣、平南、象州等县交界处，方圆数百里，区内“地广土沃”，聚居着汉、壮、瑶等民族，其中不少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区外有柳江、黔江、浔江诸水环流，是个攻守自如的险要之区。拜上帝会另一位首领冯云山在自家房前贴一副对联曰：暂借荆山栖彩风，聊将紫水活蛟龙。表明要以紫荆山作为聚义造反的根据地。经数年酝酿、准备，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旋称天王。在突破清军重围之后，是年9月攻克永安（今蒙山），进行了各项军事、政治、经济体制的创建工作，继而转战广西昭平、荔浦、阳朔、桂林、兴安、全州等地。1852年6月5日从全州循湘江北上，打长沙、渡洞庭、克武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1853年3月19日一举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国都，同时颁布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平分土地为核心内容的《天朝田亩制度》，建立乡官，形成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管理体制，又分兵北伐和西征，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由于各种原因，太平天国在坚持斗争14年、席卷17个省区后，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打击下，于1864年6月以天京陷落、洪秀全逝世而宣告失败。
洪秀全的革命思想，是从西方宗教、中国传统农民革命思想和经书三大部分吸取精华融合而成的，他将历次农民起义要求的平等、太平与西方基督教的“天国”糅合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太平天国观”。这完全是中西文化融会结出的奇葩，它盛开在西风东渐最早、最强的广东，开辟了岭南文化的新篇章。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西学东渐记》的作者容闳说太平天国“使全国人民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思想”。孙中山指出：“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曾在香港加入基督教，直接接触西方科技文明，著有《资政新篇》。为了给困境中的太平天国寻找新的出路，他提出了“立政治国之本”的新主张，即不仅效法西方科技实业，而且还包括观念更新，推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捍卫太平天国政权的基础上，走近代化富强道路。洪仁玕这种“变道思想”比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变器思想”更前进了一步，这也是中西文化在岭南结合的新起点和珠江文化历史发展中的里程碑。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瓜分中国的行动，广西、云南，乃至整个珠江流域都纳入英法等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着全国。在各地风起云涌的挽救民族危亡斗争中，在岭南又诞生了一批站在时代前列、叱咤风云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们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奔走呼号，为救亡图存、为富国强兵而斗争。这其中有早期的香山（今属珠海）人容闳（1828～1912年），他不仅以一部《西学东渐记》闻名于世，而且是我国“教育救国”的先行者。在他的努力下，清政府于同治九年（1870年）成立留学事务所，先后向美国派遣120名少年留学生，其中2／3为广东籍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自此，出国留学蔚然成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另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香山（今属珠海）人郑应观（1842～1921年），著有《盛世危言》，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振聋发聩，连光绪皇帝也下令臣僚阅读。此书多次再版，开清末变法图强的先河。但在这个倡议变法维新的潮流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西樵苏村人，自幼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较早、又最先接受西方经济文化影响的珠江三角洲，有30年时间是在广东度过的。1879年康有为到香港考察，接受了西方科技文化，深感资本主义国家“治国有法度”、“治术之有本”，产生了维新变法思想。1888年他利用上京考试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法建议，但奏文未能呈及皇帝手中。1891年以后，康有为在广州创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培养了一批维新变法人才，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就是他的第一个坐床弟子。在广州期间，康有为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反对食古不化的古文经学保守思想，提倡因时而变的今文经学思想，这是他实行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这其中糅合了西学和经学，具有哲学上的中西结合和进化论上的创新，在当时影响很大。梁启超说其师“似大海之潮音，作狮子吼”。1894年和1897年康有为两次到广西讲学，由广州经梧州至桂林，寓居于桂林叠彩山景风阁，还拜会了当地鸿儒硕学，先后办起圣学会、广仁学堂、《广仁报》等，开广西近代学堂和近代报刊之先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打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皇帝，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号召变法图强，自此揭开了广及全国的维新变法序幕。但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至9月，光绪皇帝才采纳康、梁等人意见，颁布维新法令，推行新政。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软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人被杀，史称“六君子”。这场经历了103天的变法以失败告终。谭嗣同临刑前，写下了千古绝唱的《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士严复，有感于变法失败，在《戊戌八月感事》诗中，对维新党人深表同情和哀悼，鞭挞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罪行，诗曰：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掀起的波涛地动山摇，其影响如同火山爆发，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的基础。13年后，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灭亡。而作为这场维新运动发动者和组织者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不但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代文化巨人。他们所要建立的是英国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比洪秀全农民平均主义的太平天国要进步得多，康有为除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外，还有《戊戌奏稿》、《春秋董氏学》、《礼运注》、《大同书》等重要著作。梁启超一生著述甚丰，留下了140多万字的著作，无论在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后结集成《饮冰室文集》出版传世。其中梁氏主办鼓吹维新变法的《新民丛报》，最高发行量达1.4万册，风靡全国和海外。斯诺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中曾介绍该刊“（毛泽东）读了又读，直至差不多背得出来”。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海外，写了一组著名的《爱国歌》，其中一首歌曰：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吾中华！给我团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作者以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口吻，热情赞颂了祖国的地大物博，并以日本、英国崛起为借镜，激励同胞奋发图强，并预言20世纪的新世界，中华民族必将“雄飞宇内”。至今读之，仍洋溢着感人的精神力量。可以告慰作者的是，他的预言，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变为光辉的现实。正因为如此，康梁变法一直受到后人赞扬。维新老人张元济在追忆这场变法的诗中写道：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已故中山大学教授、著名戏剧史专家王起（王季思）在总结岭南文化的历史发展时，也高度评价了康梁变法。其诗云：岭南文化，蔚为国光，融通中外，莽莽苍苍。韩潮苏海，奔腾千载，崛起康梁，笼盖近代。取精用宏，继往开来。资我长辈，育我英才。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接踵而起。珠江大地这块文化土壤又培养了孙中山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878年到檀香山投靠其兄孙眉，接受资本主义教育。1883年回国，先后在香港、广州、澳门读书和行医。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清政府腐败和人民的痛苦，使孙中山这位深受中西文化教育的革命先行者在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即立下“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以后又在广州成立兴中会分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也在内地相继成立。1899年即戊戌变法失败后第二年，孙中山亲作《革命歌》，以唤醒民众。歌曰：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这是孙中山仅存的两首诗之一。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统一了各地革命团体，并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上，孙中山第一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民族主义；建立共和国政体的民权主义，“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三民主义标志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最终确立。他所追求的是建立美国、法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比康梁的君主立宪模式又前进了一步。从制度文化意义来说，三民主义给珠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文化。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始终以南方为活动基地，除兴中会发动的两次武装起义以外，同盟会又先后在两广、云南发动了8次武装起义，史称“十次起义”，几乎全部发生在珠江流域。它们是：乙未（1895年）广州之役，以叛徒向清吏告密，起义流产，陆皓东、程奎光、朱贵全、丘四等人被捕，壮烈牺牲。庚子（1900年）惠州之役，起义队伍多至两万余人，后以弹药不继，被迫解散，史坚如谋杀两广总督德寿，后被捕壮烈牺牲。壬寅（1903年）广州之役，同盟会部分会员急于为史坚如等烈士报仇，私下联络东江、北江等地会党约定在广州举事，以失密未果，有多人被捕或被杀。丁未（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为配合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起义，同盟会香港分会提前发难，攻占潮州黄冈（今属饶平），成立军政府，以清军倾力镇压，起义军弹尽无援，伤亡过多，被迫撤退。丁未（1907年）惠州七女湖之役，继黄冈之役之后，起义军在惠城10公里外七女湖举事，大败清军，攻克多个圩镇，后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镇压。丁未（1907年）防城之役，起义军藉钦州地区抗捐斗争有利形势，策动清军倒戈，攻克防城，继攻灵山，后以弹药不继，起义军退入十万大山。丁未（1907年）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之役，起义军一度攻克镇南关多座炮台，并得守军内应，孙中山亲自带黄兴、胡汉民等前来视察，以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撤出战斗。戊申（1908年）钦州马笃山之役，黄兴率领华侨青年200多人从越南潜入东兴，攻占马笃山，起义军发展至600多人，后因弹尽绝援，被迫解散。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甲午战争后清廷在广州训练新式陆军，其中约有3000多人被发展为同盟会员，占新军总数的一半以上。是年除夕新军与警察发生冲突，同盟会乘机策动新军起义。从郊区进攻广州城，以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伤亡惨重告败。辛亥（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孙中山亲自策划，在香港成立统筹部，拟是年农历3月15日举事，后因种种意外延期到3月29日（公历4月27日）起义。起义总指挥黄兴率领革命党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有“炸弹大王”之称的独臂勇士喻培伦胸前挂满炸弹，奋勇当先，与相遇清军巷战通宵。翌日拂晓，参加起义的130多人中有100余人战死或被捕牺牲。事后同盟会员潘达微通过善堂收得烈士骨骸72具，葬于东郊黄花岗。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举国震动，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孙中山曾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广东军政府开始修建烈士陵园，孙中山为陵园正门手书“浩气长存”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是年为黄花岗烈士周年祭，黄兴撰挽联云：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时至今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此瞻仰的海内外游人络绎不绝。历年吊咏黄花岗的诗词甚多，著名岭南诗人刘逸生《黄花岗七十周年祭》诗曰：几回雨覆风翻后，重拜黄花奠一樽。荐血轩辕骨化碧，献身革命剑为魂。红陵西对双峰峙，浩气长存万马奔。此日英灵终笑慰，更看群彦整乾坤。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继后，清王朝被倾覆，中华民国成立，自此，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是孙中山武装革命思想的伟大胜利，比起康梁的君主立宪和改良主义无疑又前进了一大步，也极大地充实和推动了岭南文化的发展。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孙中山不得不再以广东为基地发动北伐，讨伐袁世凯，即所谓“二次革命”。广州成为革命和反革命势力反复争夺的中心，珠江、西江和珠江三角洲水面战舰游弋，不时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发生在两广、云南的大小激战难以历数。西江重镇肇庆成为宣布独立的滇、黔、桂、粤等省联合组成的军务院所在地，梧州、桂林、柳州、惠州等珠江水系交通口岸城市经常易帜。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又以广东为基地，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但最后仍归于失败。此期间，孙中山在广州先后成立过“护法军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和“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并担任军政府大元帅、非常大总统等职，广州成为全国性政治中心。
但孙中山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他在痛苦中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了培养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文武人才，孙中山在珠江之滨创办了两所闻名中外的学校：一所是广东大学，1925年孙中山逝世，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中山大学；另一所为黄埔军校，坐落在广州东郊黄埔长洲岛上，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国民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先后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为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黄埔军校由此被列为与美国西点军校、日本士官学校、英国皇家军官学校齐名的世界著名军校之一。军校具有铁的纪律，形成了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不怕牺牲的作风，被称为“黄埔精神”，为中外所景仰，也是近代珠江文化的一项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共合作以后，孙中山得以重新开辟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继续北伐，并取得重大胜利。这一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过程也是孙中山实现其革命理论的一次重大转变，即从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无论是旧三民主义还是新三民主义，恰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它作为孙中山伟大的思想体系，像珠江潮水一样，随革命形势发展而不断向前，在每一阶段都留下一块新的思想界碑。晚年的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寄予热烈的同情，提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即在中国未来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和革命实践，代表了我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是岭南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最大贡献。
珠江是一条巨龙，它从云贵高原一倾千里，分分合合，纵横任性，驯服则为利，反之则为害。故历代治河，为地方大政。珠江虽没有出现大禹那样的神话式英雄，但秦代灵渠这样的水利工程，同样显示出珠江古代江河文化的辉煌。到近代，西风东渐，它带来的雨泽，渗入岭南人的心田，不仅引起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推动社会变革的潮流，在珠江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悲壮故事，而且在改造、利用江河上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开了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水利事业的先例。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在他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中称游弋于珠江口的外轮“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可谓“天下之至神”。魏源也撰文介绍美国的轮船新式技术，“水路则火轮船前后梭织，故江河帆楫奔驶不绝，如街衢无异”。当外轮在珠江口鸣笛时，广东人甚感新奇，诗人张维屏欣然做诗，赞其“圆转机何捷，熏蒸气乃冲”。林则徐在广州时还吸取西方造船技术，仿造欧式战船，1840年4月26日在广州河面下水。离开广州时，建议按照他绘制的适于珠江水域作战使用的外国战船画样，购料集匠，“赶快制造”，是为近代广东新式造船业的先声。另外，林则徐多方搜集、收藏介绍外国经验的《泰西水法》，作为治理、开发珠江的张本和第一步。这些建议和试验，虽由于他离开广东而被搁置或未果，但却成为近代珠江开发事业的前奏。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对水利之重视和提倡，溢于言表。他指出：“农民只知恒定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农者，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如北之黄河固无论矣，即如广东之东、西、北三江，于古未尝有患，今则为患年甚一年。”针对这些症结，孙中山力陈学习西方国家先进农业和水利管理的经验和技术。他说：“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这样就可使“水患平矣，水利兴矣，荒土辟矣”。孙中山如此高度评价水利的意义，甚为难能可贵。特别是1919年在他亲手制定的《建国方略·物质建设》中，对长江、黄河、西江、淮河的治理提出具体规划和设想，这都成为民国时期治理珠江的指导思想。
自古以来，珠江大地笼罩着种种神秘莫测的面纱，尽管像明末徐霞客那样伟大的探险家和旅行家，对云南、广西、贵州各种自然景观做了深入考察和记述，达到当时我国最高科学水平，但其成果对近代珠江开发毕竟是不够的。所以沿河地区的水文、气象、地质、测量、制图等基础性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鸦片战争以后，这些工作相继开展，既有外国，也有我国科技人员在这些领域里留下深深的足迹，有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但更主要的是为珠江流域人民谋福利。这些工作在实际上反映了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在珠江大地的移植和生根，并被结合为珠江文化的一部分。
珠江流域测绘历史甚早，英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说秦代已对江河开始测量。1974年灵渠出土石质水准测量支架，即为2000年前这一地区地形测量的证据。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地形图》，其上有岭南唯一地名“封中”，即今贺江流域，说明汉初珠江流域的测量范围大为扩展。此后这种测量代有其作。到清康熙年间，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人参加使用经纬网络和投影制图已在珠江流域广泛开展，测得经纬度在云南有30处，贵州25处，广西28处，广东37处，全流域共120处。鸦片战争以后，珠江水系测量深入腹地，1856年开始，英国海军派出测量船只，测量珠江三角洲主要水道——西江、北江和东江各河段水道，并先后出版了珠江三角洲，北江三水河口至曲江、南海九江至广西梧州，梧州至龙州的浔江、郁江、左江等不同比例的水道图，后为美国海军复制，供船只航行、停泊使用。清末光绪年间，各省先后设“舆图局”，以我国科技人员为主实施测量。1914年在广州成立“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简称广东治河处），聘任瑞典上校柯维廉为工程师，开展河道测量以及地形测量与制图工作。1937年广东治河处改为珠江水利局，后来其业务范围广及整个珠江流域。自此珠江水系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域系统，有了一个统一的治理机构。1939年以后，统一采用正轴等角圆锥投影测绘1:5万地形图（即军用地图），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珠江流域只有部分地区完成了1:5万地形测绘工作。地图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我国自周代起即设地官“司徒”（图），掌管天下舆图。古代献图等于献城，荆轲刺秦王即把匕首藏在地图里，后因“图穷匕首见”而告失败。珠江流域这些地图的测绘完成，不仅是引入近代西方测绘技术的成就，也是我国实施对珠江流域主权管理的象征和手段。
河流的治理和开发必须掌握充分的水文资料。珠江流域自宋代起历代都有关于洪水的记录，有些地方还留下某次洪水水位的写画或刻记，红水河、左江、桂江、西江等有多处这样的水位记载。如广西东兰县板文村红水河一石壁刻即有道光十一年（1831年）以来9次洪水水位，其位置最高高出江面枯水期水位40米以上。这个数字意味着红水河暴涨具有何等骇人的排山倒海之势。又如桂林城区东部小东江与灵剑江汇流的天柱峰山北临江处，有“大宋崇宁五年丙戌岁六月二十九日大水泛至此”字样，也是非常珍贵的水文资料。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广西龙州海关在左江边立尺观测水位，是为近代珠江水文工作之始。广东治河处成立伊始，先后在珠江下游堤防区设立水位站，观测有关数据。30年代，水位站由珠江下游向中、上游扩展，在南盘江和西江各干支流设立了一批水位站。到1937年全流域水位站已达223个，为1911年21个的10倍。它们所提供的水位、流量、输沙量、降水量、蒸发量等成为整治珠江的科学依据。
珠江诞生以后，历经千年万劫，海侵海退、沉积、挤压、断裂、褶皱、火山地震等等，在地层里保存了无数信息，但从未有人揭示其秘奥。1869年著名德国地质地理学者李希霍芬（1833～1905年）抵达广州，经三水溯北江上韶关，再沿武水河谷经乐昌、坪石下湖南，对珠江流域进行了最早的地质调查。他指出，华南海岸是下沉的里亚斯（Rias）式海岸，这对海港选址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的研究显示，这一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希霍芬还提出广东境内大片红色沙砾岩、页岩属地质史上第三纪沉积物，并首次命名为“红色岩系”，它遍覆于粤北古地层上，北江即为发育于红色岩系上的“遗传河”。民国初年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对滇东做地质调查，足迹抵达南、北盘江上游地区，后在《曲靖河谷及其邻近高原》论文中指出，“尧林山脉”和“马龙高原”是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地带，自此，这两大流域在云南的分界得以确定。丁文江还对广西、贵州等地做了以找矿和铁路、公路选线为目的的地质调查，深入研究了这一地区的泥盆、石炭、三叠纪地层，为确定它们的地质年代作出重要贡献。从1927年开始，两广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对东江、北江、西江以及珠江三角洲做了基础地质调查和勘测，积累了许多关于地层、古生物、岩矿等资料，为复原珠江流域古地理环境和认识各干支流发生发育规律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在旧中国，地质调查是很艰苦的事情，这些地质学的先辈们都是从漫山遍野的荆棘丛中走过来，解开珠江许多旷古未闻的科学之谜的。
基于这些开创性的工作成果的支持，自民国时期开始，珠江水利事业渐渐能够从整个河流流域出发做综合考虑并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就在这个时期，才正式将西江、东江、北江以及它们汇集的珠江三角洲的蛛网般河道统称为珠江水系和珠江流域，并以此为框架规划和实施各项水利事业。
清末以来，珠江下游和三角洲人口增长很快，迫切需要扩大耕地面积，许多堤围应运而生。据有关统计，民国时期修筑的堤围，在西江约200公里，北江约100公里，东江约80公里。保护着近100万亩农田、300万人口的著名北江大堤就是清末民初以来逐渐修成的。捍卫广州、佛山等重要城市和珠江三角洲的堤围是引进近代水利工程技术所筑，包括使用钢筋混凝土材料、钢制闸门及启闭机等，比过去堤围坚固有效得多。1916年云南通海水利公司成立，从英国购得抽水机一台，抽杞麓湖水灌田，为珠江流域第一项使用机器提水的灌溉工程。1934年广西思乐县（今宁明县境）兴建海渊引水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筑坝，灌田2.5万亩。1939年在黔南惠水县最早兴建小龙引水工程，曾受到当地旧习惯势力干扰，后所灌田亩获得丰收，人们始信近代水利比土法为优，近代水利逐渐扩张到贵州其他地区。在广东采用近代技术兴建的灌溉工程广见于东江、西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各地。如1924年竣工的北江三水县芦苞水闸，全长107米，分7孔，安装6扇英国进口闸门，耗资107万元，以近代广州1915年大洪水为防御目标，规定限制闸流量1100秒立方米／秒，为珠江流域最大的一座水闸，它有效地减轻了北江洪水对广州市的威胁。但广东以近代技术兴建的灌溉工程主要完成于20世纪30～40年代，规模较大的有19项，其中灌田万亩以上的有9项，如东江东莞寒（韩）溪水闸、西江西窦湖口水闸等。1923年新会县卢边排涝站由德国人设计落成，安装英国制造的柴油机和离心泵，是为珠江三角洲最早的机械排灌工程。抗战胜利后，机械排灌站在珠江三角洲有较快发展，仅新会一县装机容量即达1500马力。民国时期，我国机械排灌事业发展相当缓慢，但珠江三角洲排灌站装机容量在全国各省中居第三位，再次显示出广东在吸收西方新式技术方面的优越地位。
清末，近代机动船舶开始使用于珠江航运，拉开了从传统木帆向机动船转变的帷幕。据民国时期《邕宁县志》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有英国兵轮一艘，借夏季水涨，从梧州驶入邕江，“遂为邕河通行轮船之始”。1902年英国渣甸洋行在梧州设立分行，经营湾泊和代理梧州至香港、梧州至广州以及西江上下游各航线的航运业务。其他外商先后仿效，很快控制了西江航运业务，在榨取高额利润之同时，对我国民族工商业和旅客采取苛刻和侮辱性措施，引起两广人民极大义愤，掀起谴责清政府出卖西江警察权、驱逐英舰出西江的斗争。1908年梧州商人成立西江航业公司，营运西江各航线业务，提出了“中国人搭中国船，自货自运，不受外国人欺侮”的口号，极力与外商抗争，到1938年西江航运已完全为我国人民经营。但西江各航道险滩甚多，如梧州至南宁的西江航运干线，有险滩62处，桂林至梧州桂江有险滩184处，平均1.85公里就有一处。1930年开始在左江及水口河、平而河两条通广西龙州作为中越边界的重要航道炸滩38处，使之成为坦途，也是西江中、上游第一项近代疏河工程，1936～1937年桂江也得到疏浚，大部分河段由半年改善为全年通航。
广州是珠江水系的航运中心。清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创办省港澳轮船公司，使用“香江”、“珠江”两轮来往于香港和广州之间。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广州富商苏惠农以巨资从香港购置火轮，组建“平安轮船公司”，为珠江内河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开始在珠江三角洲各航线上运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珠江水系两广地区开始使用花尾渡客货驳轮。这种木制客轮由拖轮在前牵引，无噪音及震动之苦，航行平稳，还有各种风味饮食供应，以及文娱消遣，故很受旅客欢迎。因船体结构新颖，彩绘鲜艳，船尾高翘，故曰花尾渡，风格别致，为全国其他河流所无，是珠江近代航运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上从南宁、柳州、梧州、肇庆，下及珠江三角洲各大城镇，都可见花尾渡的倩影。直到80年代，花尾渡才从珠江各航线上渐渐消失。至于北江，由于五岭南北旧式运输衰落，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开辟广州至清远小轮航线，后延伸至英德。东江则在宣统二年（1910年）始有小轮航行于广州至惠州、河源之间，使深处山区的居民也看到了此前被人描写为“中立铜柱，空其腹，设机焚煤，火激轮走，其快如风”的火轮船。中华民国成立后，珠江各航线外资垄断权被取消，内河航运可以自由发展。1914年在广州东塱创办广东船坞，开始自己造船，最大一艘“北合号”达1800吨，航行于珠江各内河和我国沿海及越南等港口。1918年粤海航运公司成立，开始使用柴油内燃机作为船舶驱动力，俗称这种轮船为电船。1920年出版的《续羊城竹枝词》已有“人力终输机器力，电船今已遍珠江”之句，珠江航运时代已大踏步向前了。尤为广州城市增添风采的是历时三年、耗资白银103万两的海珠大桥于1933年2月15日落成。这座横跨珠江的大桥从清光绪年间即开始动议修建，几经起落，后采用美商慎昌洋行设计，马克敦公司承包建筑，前后近半个世纪才成为现实。通车典礼之日，盛况空前，各界头面人物和市民都怀着自豪、惊叹、陶醉的心情瞻仰这座外形庄严显赫、构造穷工极巧、电控开合、可容大型轮船通过的珠江南北两岸唯一的大桥。可惜这个工业时代的艺术品、珠江河上的彩虹在1949广州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军队炸毁，在珠江历史上留下罪恶的一页。但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一年时间，就使海珠大桥修复通车，不过桥面已不能开合，而成为现在这个风格了。
鸦片战争后，珠江水系先后开辟了广州、三水、江门、梧州、南宁、龙川、蒙自等多处港口。它们的选址、布局、建设、管理等凝聚着近代科技的综合成果。其中以广州珠江口内黄埔港历史最悠久，也最负盛名。孙中山先生于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即提出在黄埔建设南方大港的主张，但好事多磨，直到1936年才最后敲定开埠计划，翌年获得建港资金，开始施工，包括一座可泊万吨货轮的码头。1938年广州沦陷，部分竣工的港区为日军侵华服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黄埔港做了一些恢复和扩建工作，虽始终未能实现孙中山建设南方大港的计划，但黄埔港作为旧中国珠江水系最大的内河港和海港，在珠江历史上树起了一块从近代航运走向现代航运的里程碑。
珠江水系巨大的落差，蕴藏着取之无穷、用之不竭的动力资源。它们在沉睡亿万年以后，到19世纪40年代开始苏醒，出现了水力发电的萌芽。这时期珠江水利局先后对西江水系的北盘江、都柳江以及北江水系的滃江、杨溪江、白沙水、田头水等做过水力发电资源的勘查，做过引入德、美技术和装备的开发计划；全国经济委员会和清华大学联合调查过南盘江、金沙江、怒江等水电资源；广西当局也进行过类似工作，但鉴于时局，这些调查成果和开发计划大都束之高阁，实际建成的水力发电工程寥寥可数。它们是1942年竣工的南盘江上云南开远水电厂，聘请德国工程师设计建成，装机容量为2690马力，为当时珠江流域最大的水电厂。抗战以前，广东建成的有东江博罗县浮山水电厂和北江乳源县汤盆水及韶关城郊水电厂，装机容量仅20～30马力而已。另外广西于1943年在贺江支流建成的光明水电厂，年发电量50～60万度。电力这种划时代的新能源，在使西方世界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在东方的珠江大地仅初露头角，但它毕竟如林中的响箭，宣示了珠江电力开发时代的到来。
珠江流域拥有众多的出海口和漫长的海岸线，自古即有与海外交流的优势和传统。最迟从唐代开始就有中国人主要是岭南人移居海外，他们在海外形成的群体，后被称为华侨。华侨往往称祖国为“唐山”，而他们在当地的集中居地则被称为“唐人街”。颜斯综《南洋蠡测》记“新忌利坡（即新加坡）有唐人坟墓，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可见华侨出国，应在唐代。10世纪中阿拉伯旅行家马素提著游记《黄金牧地》提到公元942年（五代南汉光天元年）他在苏门答腊巨港一带见到许多为避黄巢之乱而来的广州华侨。唐末黄巢起义军确实攻克过广州，这些华侨很可能是与侨居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一起亡命于此的。宋明以后，岭南华侨已遍布东南亚。《明史·外国传》载，洪武年间苏门答腊发生动乱，华人流寓于此者有数千家，他们公推广东南海籍人梁道明为首领，组织力量自卫。后又有巨港首领陈祖义，亦广东人，雄视一方。到清人谢清高著《海录》所记广东籍华侨分布地域更广，在东南亚即有数十国之多，所以说岭南是华侨的主要故乡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华人出国，珠江流域约有近600万华侨，岭南人主要是广东籍人居其大半，广西籍人也有百万之众，遍及世界各地。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吸收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和其他域外文化，通过探亲访友、书信往来等，保持与家乡联系，有的回乡办实业、教育、医院以及其他福利慈善事业，影响或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风貌。这种由华侨兴起和传播的特殊文化被称为华侨文化。华侨文化虽然形成于海外，但其源头或者根子仍是中华本土文化。广东作为著名的侨乡，华侨文化自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子系统，而它的影响广及整个珠江流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侨文化又是珠江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华侨文化拥有内地文化欠缺的许多优势，包括反映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成果、信息灵通、更新快以及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等。所以华侨文化通过以上各种方式注入珠江文化，不但给它增添了新的血液和养分，使之更有活力和开放性，而且对促进中西文化在珠江大地上的融合和改变当地的文化风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梁启超曾说过：“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又说“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故“欲验中国人之果有爱国之心与否，当于广东人之验也”。梁启超所言三件事都说明近世广东最具有爱国主义和开风气之先的文化特点。当然，西江水系中上游的云南、广西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相互间往来也有着悠久的历史，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和1938年修通的滇缅公路，都是旧中国对外交通的大动脉。云南、广西也是我国重点侨乡，同样深受海外风气影响，与华侨文化血脉相连。一部中国近代史，因为有了华侨的参与，才上演得有声有色，波澜壮阔，也表明华侨文化是时代的先进文化。
在鸦片战争以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华侨最先投资和引入西方技术，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广东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最早的摇篮。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南海西椎简村南洋归侨陈启沅在家乡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采用外国先进设备，就近利用原料，引进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上下班以鸣汽笛为号，设立全勤奖和超产奖等，获得很高的经济效益，带动了邻近地区缫丝业发展，使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民族机器缫丝业的重心，蚕丝成为岭南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清同治四年（1865年），火柴开始传入我国，称“洋火”。光绪五年（1879年），肇庆旅日华侨卫省轩在佛山创办巧明火柴厂，日产火柴1000多盒，是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火柴厂。此后火柴厂在广东接踵而起，很快改变了人们旧式取火的方法，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大方便。光绪二十六年（1890年），台山县旅美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办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电灯公司，进口美国发电设备，供电量可供1500盏电灯照明使用。厂主听说英商在上海租界创办电光公司，大赚其钱，乃决心自办电厂，与外人争利，充满民族感情。1919年，广州旅马来西亚华侨邓北鹏与他人合作，在广州创办“中国第一家广东兄弟树胶公司”，生产男式胶鞋底，很快风靡全国。此后华侨在广州开办的橡胶厂逐渐增加，广州成为全国最先拥有橡胶工业的城市和主要生产基地。繁荣经济必须发展交通。在清末全国各地掀起的向帝国主义收回路权的爱国运动中，华侨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光绪三十年（1904年），新宁（台山）旅美华侨陈宜禧回国拟办织造业，当他目睹收回路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场面以后，毅然决定自办新宁铁路，在《敬告新宁铁路股东暨各界书》中说：“愤尔时吾国路权，多握外人之手，乃不忖绵薄，倡筑宁路”，并提出了“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用洋工程师”的口号，以60岁高龄，自任总理兼总工程师，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终于在1911年筑成以县城为中心、南迄斗山、北抵江门北街的145公里长的新宁铁路。沿线附设多个码头和船坞，配合了潭江航运的发展，同时还开办机器、电灯、印刷等新兴产业，促进了以铁路为轴线潭江流域的经济兴旺。新宁铁路是继潮汕铁路之后我国第二条华侨出资兴办的铁路，虽然后在抗战中被毁，但侨乡台山人民的这一壮举却永远值得自豪。1909年当这条铁路第一期工程完成时，海内外为之轰动。美国《西雅图星期日时报》以《陈宜禧——中国的詹姆斯·希尔》为题报道说：“一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铁路正在广州西南兴建，它用的是中国人的资本、中国人的劳力和智慧，这就是新宁铁路。”人们特意在台城铁路总公司旧址门前为他树立铜像和纪念碑，永垂纪念。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世界第一架飞机，1907年恩平县旅美华侨青年冯如即在奥克兰建成飞机制造厂后发誓说：“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铜祖国。苟无成，毋宁死。”1909年他驾驶自己研制的飞机试飞，破了当时飞行航程的记录，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和赞誉。同年10月，冯如在美国成立“广东飞行机器公司”，1910年6月又制造了一架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孙中山前往参观时曾感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10月，他以这架飞机参加国际飞行比赛，获得冠军，震动整个航空界。辛亥革命胜利后，冯如拒绝美国某公司高薪聘任，毅然回国，并将广东飞行机器公司迁回广州市郊燕塘，同时带回两架飞机，提出“壮国体，挽利权”的办公司宗旨。1912年8月，冯如在飞行表演中失事牺牲。孙中山下令褒扬冯如的开创性伟大贡献，并追认为烈士，将其安葬在黄花岗烈士墓侧。冯如作为“中国航空之父”，不仅使岭南人引以为骄傲与自豪，而且反映了华侨文化的价值取向。时至今日，冯如的事迹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华侨虽身居异国，但心系故土，特别是深受中国传统的“叶落归根”观念影响，只要有可能，每每在家乡买田、盖屋、娶媳妇，或购置其他产业。这是早期华侨的一种普遍心态和行为，使得西方文化在侨乡留下了深刻烙印，其中潭江流域即五邑（恩平、台山、开平、新会、鹤山）侨乡大量西式和中西合璧式建筑即为华侨文化在建筑方面的杰作。当地昔时流行歌谣云：喜鹊喜，贺新年，阿爸金山去赚钱。赚得金银千万两，返来起屋兼买田。早在清初，潭江之滨的开平一带就出现了碉楼，如这个县的赤坎镇鹰村至今尚存一座三层高的碉堡式建筑，称迎龙楼。20世纪20～30年代兴建碉楼在五邑地区蔚为风气，除了以上原因，还由于当时地方不宁，碉楼可以防盗，保家保村，故多取名“振武楼”、“长安楼”、“永宁楼”、“安怀楼”等，起威慑盗匪的作用。据有关报道，仅台山一县，盛时约有碉楼5000多座，现以开平县最多，尚存2460座。不仅侨乡有碉楼，受它的影响，邻近非侨乡也有，少则一村有1～2座，多则几十座。台山县斗山镇仅有60多户的南华村，即有碉楼18座。这些碉楼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反映了华侨文化的时代特色。一种是传统屋顶式，为早期碉楼，有悬山顶、歇山顶、攒尖顶等，西方建筑形式开始被吸收，但仍以岭南传统民居造型为主；第二种是仿意大利穹隆顶式，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教堂屋顶简化形式；第三种是仿欧洲中世纪教堂式，体形较大，尖顶饰以十字架；第四种是仿中亚伊斯兰教寺院穹顶式，屋顶呈圆拱形；第五种是仿英国寨堡式，外观呈方形，上有圆柱形和半六角形瞭望台；第六种是仿罗马敞廊式，主要在挑台柱廊中有拱形、椭圆拱形空间，有瞭望和生活两种功能；第七种是哥特式，立面挺拔，尖顶直插云霄，意象升腾向上；第八种是折中式，有西方古典拱券，尖顶窗洞，卷花托脚，仿石柱式等；第九种为中国近代式，乃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外来建筑形式结合的产物，既有稳健的实体，又有传统柱廊挑台，还有坡顶与平顶相结合的屋顶。这些众多建筑造型和艺术风格，堪称世界建筑艺术博物馆，成为五邑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景观，如同当地人的钱包一样，不仅有人民币，还有美元、英镑、法郎、马克、港币、日元、澳元等等。当然，不仅五邑侨乡，珠江流域其他城镇的一些近代建筑，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历史源流。如城镇中大量采用的骑楼建筑本为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一种仿西班牙式建筑，民国初年由澳门引进广州。其以建筑宽广的廊道为主，相连成骑楼式街景，这既便于面对顾客，做活生意，又能结合岭南气候特点遮阳避雨，故很快得到推广。特别是它具有商住性质的门面，故商家尽力标新立异，以广招徕。计有古希腊罗马柱范、歌特式塔尖、阿拉伯的穹顶、巴洛哥的曲线、意大利的钟楼、西班牙的窗户等，林林总总，荟萃西洋建筑精华。触目之处，中外结合、土洋冲撞与融合尽在其中，反映出广州城市商业风貌。到20年代，骑楼已是沿江各通商口岸、省县治等城镇常见的建筑形式。华侨作为开风气之先者，对它的传播功不可没。
自古以来，珠江人民总是热情接待海外客人，引入大量新作物品种，首先在珠江肥田沃土上安家落户，再扩展到其他流域，从秦汉以来的棉花、柚子、枇杷、桂木、枣椰、无花果、茉莉花，到宋元时期的占城稻、花生（小粒种）、西瓜以及明清时期的番薯、玉米、烟草、杧果、南瓜、甘蓝等等，都铭刻着外来文化在珠江大地传播的历史印记。近世风气既开，引入外来作物品种达到历史高潮，包括橡胶、咖啡、可可、木薯、油棕、海岛棉、剑麻、爪哇蔗、金鸡纳、香茅、菠萝、番茄（西红柿）、西洋菜、荷兰豆等，广泛种植于沿江平原、台地和丘陵，从而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橡胶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在国民经济中有广泛用途，以它为原料的制品估计在五万种以上，天然橡胶的许多性能是人造橡胶不能完全取代的。20世纪初，华侨分别将巴西橡胶引人云南和海南岛获得成功，很快掀起了一个开辟胶园热潮。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在两广、云南建立橡胶种植基地奠定了基础。华侨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禁运和封锁，捍卫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珠江流域方言本来就很复杂，全国七大方言区，这里就包括粤方言、部分客家方言和福佬方言区。华侨往来，将侨居地语言，主要是英语渗入侨乡，继又扩散到流域内一切风气开放之地，形成多语文化景象。如邮票叫“市担”（stamp），手杖叫“士的”（stick），球叫“波”（ball），数目叫“林把”（number），车胎叫“呔”（tire），商标叫“唛”（mark）等。还有其他国家语言传入，马来语称钱为“侣”，越南语叫关系为“那更”，印尼语呼搬运工为“咕哩”等，它们都使当地语言丰富多彩、别具一格。
很多华侨是由于经济破产或受政治迫害而流落海外的。他们自身的不幸遭遇，使他们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而他们在国外也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备受殖民统治之苦，同时又看到资本主义进步与文明的一面，所以他们希望祖国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清廷及其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又使他们大失所望，故举凡变革现实、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华侨无不鼎力支持，不仅在财力、物力上如此，更有大批热血青年，远涉重洋，回归祖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抗日战争等史册上，无不血写着华侨的丰功伟绩，所以孙中山曾发出感慨：“华侨是革命之母。”请看：
辛亥革命时期，兴中会成立之初，会员全部是华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其支部遍及华侨居地。在孙中山领导的10次推翻清政权的武装起义中，华侨是积极的参与者，著名的1911年黄花岗起义800名“选锋队”（敢死队）员中，华侨占了500人，都是蹈死不顾、杀身成仁的壮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华侨烈士有30人之多，大部分是广东华侨，也有广西华侨。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壮歌。革命需要宣传鼓动，华侨利用海外的特殊环境，创办报刊，大造革命舆论，推波助澜，唤醒群众。辛亥革命前在新加坡有《中兴日报》，槟榔屿有《光华日报》，曼谷有《暹华日报》、《觉民报》，缅甸有《觉民日报》、《进化报》，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有《泗滨日报》、《民铎报》，美国有《大同日报》、《少年晨报》等，马来西亚有书报社69处，荷属爪哇群岛有49处，缅甸有18处。很多华侨青年正是受到这些报刊启迪、培养，才义无反顾地回国参加推翻清廷的伟大斗争。革命需要经费。孙中山为此四处奔走，并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据有关统计，在孙中山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中，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达100多万元，1911年南洋华侨捐款5～6百万元。不少华侨“竭汗血，倾脂膏，捐钗环，短衣食”，以支持革命，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檀香山华侨邓松盛、香港巨商李纪堂、马来西亚华侨谭德栋等都有这种感人壮举。越南西贡堤岸有个卖豆芽的华侨小贩黄景南，将一生点滴积蓄起来的数千元全部捐献给革命，其事迹甚为动人。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不但纷纷集会、游行，发表文章、通电，严厉声讨日军侵略暴行，而且捐输大量款项、汽车、飞机和医疗用品，支援祖国抗战。据广东省银行统计，1937年收到捐款3.8亿元，1938年为5.1亿元，1939年和1940年各上升为10.2亿元。曾生将军领导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时，1939年初一次就收到华侨捐款20万港元。开平县旅美侨领司徒美堂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发动美洲华侨捐款15万美金，解决孙中山燃眉之急。抗日战争时期这位革命老人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募捐上，发动美洲华侨以各种方式捐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许多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还派人回国直接参军参战，活跃于东江、西江、五邑、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涌现了不少英雄人物，有的华侨喋血沙场，为国捐躯。如祖籍番禺华侨飞行员陈其伟，回广州后多次参加空战，与队友一起击毁敌机20架。1938年2月6日在韶关空战中他带伤驾机击落敌机2架后血洒长空，壮烈殉国，遗体葬于广州市空军坟场。
华侨杰出人物的气质、性格、思想和行为，华侨在内地兴办的各项事业，都反映了西方文化与珠江文化结合和发展的轨迹。而华侨文化在其中所表现的生机活力与重大贡献，又使近代珠江文化步入全国先进文化之列。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西方文化凭借珠江连接南海的丝绸之路，渗入珠江流域广大城乡僻壤。反之，珠江文化也假道这条强大的海上通道，通过商人、使者、传教士、华侨等，越海过洋，流布世界五大洲，并被吸收、融合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珠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并在新环境感应下结出的丰硕之果。
远自秦汉扬帆南溟，珠江文化即开始对外交流。我国出产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即从早期的徐闻、合浦港和稍后的广州港等输往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明清时又远达中南美洲和澳洲。近世西风东渐，珠江文化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滋润，发展为时代先进文化的同时，也以崭新装束、高位势能向海外传播，开始以西方世界为主要传播对象的历史新篇章。西方传教士出于扩大传教目的，首先经澳门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文化。1613年比利时籍传教士金尼阁从澳门乘船回国，在漫长的旅途中把利玛窦生前写下记录他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的手稿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1615年在德国出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并改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刊行。金尼阁还在欧洲演讲，引起很大震动，各国传教士由此蝟集澳门，伺机进入内地。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其中有一半左右时间是在澳门和广东度过的，故札记所介绍的，除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地理、政治、风习、物产等概况以外，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珠江文化的范畴，如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南雄兴建天主教堂，收教徒，宣扬天主教义以及当地人文、风俗等。1645年在澳门担任过耶稣会会长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出版了《中国通史》，也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据有关统计，16～18世纪耶稣会教士翻译中国典籍及撰述汉学著作有82种，它们都通过澳门这座桥梁流传到欧洲。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即根据这些著作写成《中国近事》，全面向欧洲人介绍中国儒家文化，并指出儒家在哲学方面远胜于欧洲：
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人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岭南人务实、好冒险、图进取的品格，亦即莱布尼兹所赞扬的中国人实践哲学方面的优势，它在珠江文化中得到充分表现，自然也为欧洲人所了解。明清时岭南著名才子书《花笺记》、《二荷花史》、《粤讴》等说唱文学流入欧洲，驰名国际书林，后分别被译成英、德、葡等国文字，流布欧洲各国，引起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这已见于上述，兹不赘。
久负盛名的岭南工艺品也经澳门输入欧洲，为欧洲人仿造和收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令其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派人到广州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运回巴黎凡尔赛宫，设专室陈列展览。英、德等国王宫也喜爱中国瓷器，由此掀起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1760年英国在博屋建立的“新广州瓷厂”，利用从广州运去的制瓷设备仿制中国硬质瓷器，接近中国瓷器水平。岭南漆器也备受欧洲人青睐，18世纪英商先在广州购买大块漆器运回英国，再改制成各种规格的屏风出售；有的英商将木制家具运来广州，经广州师傅上漆加工后再运回英国出售，获利倍增。中国壁纸（墙纸）也为欧洲人钟爱，早在16世纪中叶就由西班牙、荷兰商人从广州采购经澳门运往欧洲。这种壁纸上绘有花鸟、山水、人物图案，栩栩如生，深受英、法等国顾客欢迎。后来欧洲一些国家仿制中国壁纸获得成功，但质量仍逊于中国制品，故直到18世纪末仍需从广州、厦门等地贩运中国壁纸回欧洲。
岭南山青水秀，四时花果不绝，且多奇石（如英德名产英石），便于仿效自然造景与借景入园，所以建筑历来与庭园有不解之缘。无论三分院落，半壁残垣，还是窗台、天台、阳台之类，总是奇花异草、落英缤纷，成为岭南古典园林的重要构景。营造园林自昔就蔚为风气，明清时私家园林规模更大，建筑造型也更加讲究，著名的十三行商潘仕诚在广州珠江河畔的海山仙馆就是一个典型，美国威廉·C·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写道，其“规模宏伟，有布局奇巧的花园，引水为潮，叠石为山，溪上架桥，圆石铺路，游鱼飞鸟，奇花异卉，千姿百态，穷其幽胜”。这个岭南园林的杰作，代表了清代造园的最高水平，为西洋人惊叹和折服。正因为如此，岭南园林艺术在18世纪欧洲风行一时的“中国热”中被引入欧洲，并占有一席之地。时广州专司贸易的“荷兰馆”，曾将岭南园林艺术建构于荷兰。现代荷兰史学家包尔史著《中荷交往史》，其中写道：
1760年，第一个庭园在荷兰建成，但这个所谓的“中英园林”结合了中国和英国的园林传统，富有曲折的景色布局，令人目瞪口呆：有一座小桥，一个山洞，一座中国式庙宇，一座凉亭，一架吊桥，甚至还有一片哥特式建筑的废墟。荷兰最引人注目的这类中西合璧的园林无疑是巴伦的“中国园林”，这是17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务官员斯赫伦堡（R. Scherenbeng）建造的。在这座现已不复存在的园林里，在假山和池塘中有两座用红、紫、白等颜色油漆的中国式楼阁，分别被命名为北京阁和广州阁。这两座楼阁是在广州预先订制后，再用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散运到荷兰。类似的事例恐不是少数，岭南园林建筑文化自清开禁以后更多地走出国门。到鸦片战争前夕，在广州出现上述海山仙馆那样以水为主要构景的园林，聚集在广州的洋商也更多，地域来源更广，岭南园林艺术自然更多地传播到海外。
地理大发现以后，东西方的新航路开通，首当其冲的岭南农作物也作为文化象征传播到欧美地区。岭南人爱喝茶，1610年荷兰人从澳门贩运茶叶回国后，兴起喝茶风气。此风很快传至巴黎、伦敦、莫斯科。1700年英国桂冠诗人纳厄姆·泰特发表《喝茶颂》文章，大力宣扬喝茶的好处。此后，喝茶在欧洲成为时尚，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皆以喝茶为荣、为乐。葡萄牙人看中了这一点，1810～1812年在澳门招收了一批华工，将引进的茶树种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获得成功，后来巴西全境、墨西哥乃至南美洲各地都广种茶树，中国茶文化也大行其道。柑橘作为岭南佳果之一，比起其他省区所产有耐贮、不易烂的优点。明王临亨的《粤剑篇》说：“衢、闽橘皆善溃，广橘则否，五月犹可食。”15世纪以前，欧洲人还不知道有甜橙（柑橘类的一种）这种水果。首先是葡萄牙人到澳门将甜橙苗带回国内，种于里斯本，后又传到西班牙，生长甚好，果实硕大肥甜。西班牙人殖民南美洲，甜橙又传入南美，继而被引入美国加州，经改良后质量尤佳，称花旗蜜橘。加州现仍是美国出产这种水果最多的地区，但其源地却在珠江三角洲。
鸦片战争以后，华侨散布各大洲，各种往来日益增多，珠江文化随之传播得更远、更广，在海外发扬光大，开花结果。
不过，这主要是生活习俗、文化教育和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因为华侨在海外常被歧视，甚至受到迫害，需要借助传统人文精神的支持，维系族群的团结以对外。粤剧是广府系华侨喜爱的剧种，19世纪中叶以后即风行东南亚和美洲，如新加坡设有戏行组织“梨园堂”和“八和会馆”，马来西亚和美国旧金山等粤剧艺人也在当地设立“八和会馆”，属下多个剧班，且有男班、女班之分，风气较内地开放。20世纪初，广州、香港的粤剧艺人也组团到南洋等地演出，为辛亥革命筹款不少，孙中山曾看过他们的表演，并写信嘉许。广州粤剧名流邝新华等侨居南洋各埠十余年，艺名远播。辛亥革命后，粤剧在海外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上演内容既有歌颂革命党人的，也有讥讽清王朝丑态以及袁世凯称帝的。如一出《民主革命之父》，就扮演了革命党人暗杀袁世凯的故事，赢得很多观众。到40年代，粤剧一直在美洲、东南亚各地上演，涌现出的靓少佳、靓元亨、陈非依、马师曾、白驹荣等名艺人，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新加坡、马来西亚广府系华侨众多之地，被称为“粤剧第二故乡”。
珠江流域食物资源非常丰富，经人类定向加工制作，形成了闻名遐迩的饮食文化。无论粤菜、客家菜还是潮州菜，都随华侨而走向世界。华侨不但一直保留原有饮食习惯，而且把开餐馆、酒楼作为主要谋生手段之一。广府系华侨移居美国之初，不少人即在当地打鱼、种菜，或进口原料，经营饮食业，旧金山的粤菜馆就很多。光顾粤菜馆的，不只是华侨，外国人也是常客。他们对粤菜制作和烹调技艺赞不绝口，有一部1851年出版的名为《金色的梦和醒来的现实》的书，提及旧金山最好的餐馆是中国人开的风味餐馆，“小盘送上，极为可口”。不过早期粤菜馆出现在东南亚，后来才转向美国、加拿大、秘鲁、圭亚那，乃至欧洲各国，在当地林立的茶楼酒肆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产生于清末民初的广式月饼、广式早茶等，不但在唐人街中不胫而走，也为外人所喜爱。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有一位菲律宾商人一次就从广州购入月饼数千筒，以飨当地各界赏月所需。广州有家老字号的成珠楼，以生产小凤饼（俗称鸡仔饼）名扬天下。昔时东南亚、欧美华侨回国，多携小凤饼作为礼物回侨居地馈赠亲友，这也是岭南饮食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一种方式。
华侨办报、办学也使珠江文化在海外占有和获得了发展空间。19世纪70年代，仅英属南洋各地52个埠头就有华文报社68家，欧美等地更不在少数。这些报纸不但在维护华侨权益、宣扬中华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推动内地革命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康有为、梁启超先后到东南亚和北美一带，通过报刊宣传维新变法，给海外赤子以很大影响。1891年在美国旧金山的维新人士创办了近代华侨政党的第一份报纸《文兴报》，鼓吹变法主张。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1902年旅日华侨办有《新民丛报》，两报经常刊载梁启超的论战文章，拥有一大群国内外读者。1899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在美国创办了民主革命的第一份报纸《华美新报》（后改《中西日报》），此后，民主革命派办的报纸在南洋、日本等地相继兴起，皆倡导革命，反对保皇，对组织、发动辛亥革命功不可没。
华侨旅居海外，不忘桑梓。他们为延续祖国历史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十分注意华文教育。至迟到清代，华侨已在当地办私学，在越南、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地即率先出现了这种学校。清末，新式学堂在华侨社会中兴起，如日本横滨有大同学校，越南西贡有穗城学校，印尼有神州学校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派员赴美、加劝学，旧金山、纽约、芝加哥、西雅图和域多利等华侨聚居较多的城市先后办起侨民学校。民国时期，华侨在海外办学更蔚为风气，不仅有普通中小学校，还有女校和工商专门学校。办学层次多而门类广，不少学校以“尊孔”、“明德”、“坤德”、“广仁”等带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词汇命名。它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对国家民族有着深厚情怀的华侨子弟，其中一些人经过艰苦奋斗，成为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种植园主或科技人才，对侨居地开发做出重要贡献，对弘扬珠江文化的优良传统，维护祖国形象，也树起了一面面不倒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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