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警钟在回响

珠江诞生以来，以自己的伟力造就了壮丽的风光和灿烂的文化。其浩浩恩泽，世世代代沐浴着两岸亿万儿女。但是，或由于大自然的变迁，或由于人类不合理活动，珠江也会受到伤害，变得纵横任性，泛滥成灾，为祸人类。砍伐森林，破坏植被是导致生态平衡失调和恶性循环，乃至诱发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也是危害珠江母亲生存的第一杀手。

地处热带亚热带的珠江流域，上古几乎全为森林覆盖。有人作过研究，认为大抵2700年前，岭南森林覆盖率为91％。直到隋代，《隋书·地理志》载：“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瘴疠”是由森林湿热之气郁积而成，主要指疟疾，实由森林中动植物腐烂形成有毒气体，以及毒虫野兽等对人类的危害的总称。史载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兵员因“瘴疫”死亡过半，想见瘴气弥漫下的岭南森林是何等郁闭稠密。唐武则天时，很多贬岭南的官吏“辄苦瘴疠，莫敢往”。唐初诗人宋之问坐贬泷州（西江罗定）时，在《早入清远峡》诗中即有“两岩天作带，万壑树披衣。秋菊迎霜序，春藤碍日晖。翳潭花似织，绿岭竹成围”等句。北江沿岸森林十分繁茂，大抵珠江流域都是这种荒古景象。土著越人深居溪洞间，刀耕火种，砍伐森林是主要谋生手段。因为刀耕火种的重点不在土地而在森林，所以森林的消失已从交通线两侧和盆地中央向外开始。城市建设用材自秦汉以后也逐渐增加，广州南越国宫署和王宫御花园遗址出土的大量木构建筑，其用材即取之于广州附近；广州南海神庙附近港口码头护岸用桩，经C14测定为1110±80年，属海南紫荆木，说明广州附近特殊用材可能不多，需从海南调进，大陆森林群落成分开始出现减少趋势。

宋代珠江流域踏上较大规模的开发道路后，土地利用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两广始有耕地面积的记载，其中广东官民田约314.5万亩，土地利用率约为10％。这意味着有大片森林被砍伐，成为新的耕地。如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记岭南木类有21种，竹类有6种。这些种类虽为后来唐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和周去非《岭外代答》等所重录，但并不是全部而是择其要者，说明有些种类数量已经减少或地位下降。岭南有些地方已开始成为木材生产基地。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花木门》说瑶族溪洞的杉木劈板“与省民（编户之民）博易，舟下广东，得息数倍”，融州和桂林各县的胭脂木“可旋作器”；左江、右江溪洞的思櫑木，“以为弓弩、标枪之材，为天下最”。同书《器用门》记钦州有两种奇材：一种是紫荆木，“易直合抱，以为栋梁，可数百年”；另一种是乌婪木，“用以为大船之拖，极天下之妙也。……此拖一双，在钦（州）值钱数百缗，至番禺（广州）、温陵（泉州）价十倍矣”。这种为商业利益驱动的采伐森林行为谅已达相当规模。但对森林破坏最严重的仍是大面积的刀耕火种。宋范成大在《劳畬耕》诗序中说：“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厥。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在粤北，据道光年间的《南雄州志》追记元代时当地“无旷原沃土，刀耕火种最为勤苦”；光绪《惠州府志》也记载了元代东江地区瑶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的情况。岭南古代很多居民被称为“畬民”，在东江等客家人聚居地区不少地名也以“畬”字为首尾，可见刀耕火种流行地区非常广泛。“畬田”即顺坡开荒、火烧山开垦的土地，因无农田基本建设和灌溉，所以产量很低。宋代时人居岭南的客家人大增，他们主要分布在东江、梅江、北江流域山区，以开辟梯田为生。这意味着大片森林被砍伐，辟为可耕耘的农田。宋范成大在从苏浙赴桂林的路上，见“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随着梯田面积的扩大，森林消失的步伐也加快了。

明清时期，珠江流域人口大量增加，尤其是清乾隆以后，人口几乎直线上升，远远超过耕地面积增长速度。巨大的人口压力，迫使扩大毁林垦荒面积，结果是梯田海拔越来越高，形成“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犹力耕”的文化景观。特别是晚明以后，番薯、玉米、烟草等作物首途闽广传入和普遍种植，又加快了梯田开垦和森林的消失。这种由人口对耕地压力增大而造成毁林垦荒的现象遍及全流域。珠江源地云南土地资源严重不足，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朝廷下谕说：“滇省山多田少，水陆可耕之田俱经垦辟无余，惟山麓河滨尚有旷土，向令边民垦种，以供口食。”在清政府这种鼓动下，垦山运动风起云涌。谢体仁《威远厅志》记道光十六年（1836年）有人上奏“云南地方辽阔，空山密箐。未经开垦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蓺种包谷之类”。在贵州山区，自清雍正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四川、湖广流民纷纷涌入垦荒种粮，所种玉米“按畛连畦”。道光年间的《黔南职方纪略》记载，“贵州兴义等府（南盘江流域）一带苗疆，俱有流民溷迹。此种流民系湖广土著，因近岁水患，觅食维艰，始不过数十人，散入苗疆租种山田，自成熟后获利颇丰，遂结盖草房，搬运妻孥前往……不绝于道。”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也指出：“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夹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在广西，也出现大片森林被砍伐的现象，或被引种番薯、玉米，或成为无林之地。清赵翼于乾隆年间出守镇安府（右江德保地区），所见镇安沿边与安南（越南）接壤处皆是高山密林，古树老藤交织。在左江支流黑水河靖西县境，一路上古木参天，许多是珍贵树种，其中一丛紫楠木，胸径5～6个人才抱得住。途人在树下煮饭，只要砍下一根竹子，装进水和米，投入火中，即可食到别具风味的竹筒饭。但树皮也燃烧起来，火盘旋而上，烧了一个月，大树倒下，火仍不熄。赵翼见此情景，在所记行程的《檐棚杂记》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使此木在江南，不知若何贵重，而遭此厄，可惜也！”在广东，更由于森林的商业利益和手工业对木材需求而使大量森林遭到砍伐。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指出：“流溪地方（今广东从化流溪河），深山绵亘，林木翳茂，居民以为润水山场，二百年斧斤不入。万历之季，有奸民戚元勋等招集异方无赖，烧炭利市，烟焰熏天，在在有之。每炭一出，沿溪接艇。不数年，群山尽赭，山木既尽，无以缩（蓄）水，流溪渐涸，田里多荒。奸民蹈一时小利，而贻不可救之大害。”康熙年间的《香山县志》云：“故香山自梅花以东，台南以南，多深山大林，或穷日行，里翠蒙蒙，杳无人迹。嘉靖中，异县豪右，纠合乡民，无所不到，其矩木以为材，其杂木以为炭，获利甚富。趋者日众，台以南山渐以童。”西江沿岸丘陵地带森林向称茂密，也招致同样命运。光绪年间《德庆州志》记：“山岷多烧枫桃淋灰作碱，烧都棯树根为冶炭，利之所在，搜剔靡遗。木根尽则山枯，遇雨而沙随漂败，荒田亦日增。”这些都是为牟利而毁林的典型事例。明清时佛山是全国仅次于河北遵化的冶铁中心，所需大量木炭主要来自西江和三角洲各地，如罗定、番禺、从化、新会、香山、新宁（台山）等，皆依水路运来。佛山冶铁的兴旺发展使城市小气候“虽寒又燠”，原因是“以冶肆多也”。这自然破坏大量森林。岭南地区还有放火烧山习俗，除了烧垦，或以火狩猎，或烧灰取肥，或烧山利牧。因灌丛茎秆烧掉，利明春长出嫩绿新芽，供牛羊食用。也有因御寒、驱兽、驱蚊不慎引起山火的，甚至有故意纵火的。因历史上珠江流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以及反对异族入侵的斗争，军事征战频繁，森林每每成为攻守作战的条件而遭到破坏。明代西江一带瑶人不堪官府压迫，反抗不断，明朝廷派兵残酷镇压。光绪年间《德庆州志·纪事》载，德庆西江沿岸丘陵地带，“地扼江道之咽，数千年大木丛，瑶（人）倚以行劫临司，将吏过端溪（即德庆）者必钩船掠杀，而下江为甚，行旅阻塞。（吴）桂芳（明嘉靖时兵部右侍郎提督）以为瑶所倚者，西江茂林，今惟督兵沿岸开山伐木，且耕且守，制其出没，此不治之治也。于是自南江口下至新村降水一百二十里各辟地深入八十里，立营十营兵各百或二百戍之”，这是毁林屯田的典型事例。

近代珠江流域水陆交通条件颇有改善，木材作为商品流通加剧了森林的消失。广西是著名的木材之乡，历史上许多木材多水运至广东。融江流域盛产“柳州杉”，昔有“食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的说法，柳州杉即以木质佳、杉围大闻名。柳州杉多顺流放排而下，大部分转广州出口。桂江支流恭城河流域也盛产杉木，放排至梧州，转销广东。两广交界的都江、大宁、桂岭等地也产杉木，顺贺江放排至广东封开，转销西江沿岸各埠。森林破坏或消失，直接影响到动物生存。广西明嘉靖、清雍正、嘉庆各朝《广西通志》均开列产“虎、豹”，但到1949年版《广西通志初稿》只记“虎，各县山乡偶见”，显示森林植被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向不利于这些大型兽类栖息转变。30年代新编《广西年鉴》也真实地写道“南宁、百色、龙州等区，秃地荒山，触目皆是，人造天然林均不多见”。1936年赖彦于主编的《广西一览》说广西山岭面积约1.97亿亩，绝大部分是荒山秃岭，除约4800万亩的石山及已有树木的山岭以外，至少有1亿亩尚属濯濯童山，占广西山岭面积的一半以上。有研究结果显示，清康熙年间广西森林覆盖率约为39.1％，到抗战前夕已下降为5％左右，236年间森林面积减少了1.125亿亩，平均每年减少47.7万亩。这个速度是惊人的，其后果当然很严重，所以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认为，广西经济建设一个首要任务是种植森林，恢复植被。近代广东战乱频仍，平原居民纷纷逃入山区避乱，致使那里的森林也遭受大面积破坏。1941年《广东年鉴》写道：“广东原为贫林省份，天然森林既不注意保护经营，荒废之山又不注意造林，直接造成木荒薪贵，材用缺乏，间接酿成山崩河淤，水旱频仍，影响及于农田之收成，关系民生甚大。”据估算，清康熙中广东森林覆盖率为54.5％，到抗战前夕下降到10％，森林减少速度与广西相近。1914年英国人肖（N.Shaw）写有《中国森林树木和木材供应》一书，记载了20世纪初我国森林分布概况，其中说到广西、湖南的森林因山区的居民反复放火驱赶猛兽日趋减少而难以恢复。广东虽有保存良好的风水林，但木材也很短缺，重要原因是放火烧山，殃及森林。民国初年，粤海道尹王典章曾巡视广东各地，在日记中说，在潭江流域台山一带，见不少地方“植物稀少，莽莽山原，绝无林木”；在东江龙门县以上，“顾弥望童赤，林业不修”，森林破坏很严重。1924年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提到，我国“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孙中山活动范围主要在南方，他的谈话勾勒了珠江流域森林被破坏的程度，给国人敲起了毁林后果严重的警钟，号召“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翌年孙中山逝世，他的号召在旧中国未能实现。早在汉朝时，刘安就在《淮南子·本经训》中认为，一个王朝走向衰败时，预感末日的统治者往往不择手段地掠夺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供自己享用。他们“焚林而猎”、“构木为台”、“烧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销铜铁”，弄得“山无峻干，林无柘梓；燎木以为炭，燔草以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时；上掩天光，下殄地财”。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行为，“足以亡天下”。我国历史上定都关中的王朝，当初倚靠西北林丰物阜，得以兴盛发达，后来因各种需要，滥伐森林，积久童山濯濯，寸草不生，河流壅塞，气候变劣，民生凋敝，文化断裂，称盛一时的王朝一个一个灭亡了。这个教训值得人们深思。所以1943年林学家姚传法曾提出警告，如果“西部、南部的森林继续滥伐净尽，大好之长江、珠江不久也一定会变成黄河相似的中国灾害”。

新中国成立后，珠江流域的森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并且掀起一次次植树造林运动，许多荒山重新披上绿装。但由于工作的失误，破坏森林的现象仍很严重。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大片森林被砍伐，仅贵州省即消耗森林蓄积量2713万立方米，相当于贵州35年木材总产量。广西全区范围内靠近公路、交通方便之处的森林几乎一扫而光，一根根原木被充作薪炭投入炉中。结果事与愿违，炼出来的钢铁不堪使用，森林迹地或成为荒山秃岭，或变成次生林，但其结构和功能远在原始林之下。文化大革命期间，营造所谓梯田式的“大寨田”风靡各省，毁林耕山几乎达到历史鼎盛时期。至今广西北流、容县、苍梧等地毁林造平原遗迹到处可见。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怕政策变化，又刮起一股瓜分、大砍森林的台风。在流域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仍保留刀耕火种和烧山放牧、狩猎习惯，森林火灾也时有发生，广西1990年有730次，受灾面积2.43万亩；贵州1988年有1196次，受灾面积42.6万亩；云南1990年有389次，受灾面积0.97万亩；广东1989年有235次，受灾面积4.1万亩。乱砍乱伐森林现象也相当严重，1989年贵州有2956起，1990年云南有7809起，广西有8766起，广东有4474起。一些地区为解决肥料问题，也在疏林地铲草皮烧制灰土。广东南雄市盛产黄烟，为提高其产量和质量，当地习惯施用灰土，以每年种植7万亩黄烟计算，一年就破坏草皮6300亩。经过几次森林破坏，流域内昔日一些青山绿水变为穷山恶水。广西黔江流境马山县从1958年起全县森林几乎砍光，森林覆盖率从50年代的35％下降到9.2％。该县乔利乡木棉河20多平方公里流域范围内，举目荒山秃岭，仅见稀疏小草。实际上又何止马山县如此！近年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森林在维持生态平衡中的关键作用，森林生态意识加强，毁林现象有所减少。各省区也都制定了绿化荒山、发展林业的规划，使大片荒山秃岭又绿野盈盈，景色招人。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流域森林覆盖率已达28.7％，但对于维护一个生态系统平衡所需40％森林覆盖率标准来说尚有一定距离，流域各省区仍须为此倾注更大的努力。

森林是地表的保护层，如同保护人的肌体不受病菌侵害的皮肤一样，不但维持地表的稳定、土壤养分和循环，而且是一座无形水库，涵养着大量水分，时时在调节江河和地下水的流量。森林在流域生态平衡中的这种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夫山，草木殖焉，鸟兽蕃焉，财用出焉。……兴吐风云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楚辞·九章》日：“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而多雨。”即森林影响到降雨。秦始皇巡视天下，在湘江遇暴雨，迁怒于山林而毁树，想来也是由此联想而产生的行为。后世倡导保护森林的人和事不乏其例，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木语》中即指出：“西宁（广东郁南）稻田所以美，以其多水，多水由于多林木也。凡水生于木，有木之所，其水为木所引，则溪涧长流，故《易》曰木上有水井。”他进而说：“川竭由于山童，林木畅茂，斯可以言水利。”但毁坏森林、掠夺自然而遭大自然报复的事实却又史不绝书。这其中最严重后果的即是水土流失，在珠江环境变迁历史上留下了凝重的一笔。

珠江流域丰富的降雨，广布和易于风化的花岗岩、砂岩、页岩、石灰岩和第四纪红土等，以及陡峻的地形等因素都是造成水土流失的自然基础。但人类破坏森林、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各类基建工程、采矿，以及管理不善等人为因素又加剧了水土流失的过程和后果。两者叠加，将流域水土流失问题推向更为严重的境地。

珠江流域古代人口稀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非常有限，所以直到明代始有较多的关于水土流失的记载。明末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关于从化流溪河地区因毁林烧炭导致溪流干涸、田地荒芜的事件为广东水土流失最早的记载。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出现的时间比森林破坏要滞后，到清代中后期这方面记载渐见增多。清光绪年间《德庆州志》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夏大雨，金林山始崩”，“金林遍皆沙岗，淫雨比岁，堕颓日甚，腴田大半变沙陆”。又载，“迩年，沙阜大半摧塌，田霾于沙，不可耕作，民多逃亡，力食粤西（广西）者以万计。”同书还记载，清咸丰五年（1858年）德庆人口约33万人，到1949年仅剩17.6万人，近100年减少15.4万人，约减少47％。可见西江在广东德庆地区水土流失仅有百多年历史，但后果相当严重。据考证，德庆在这百多年中有几万亩农田被崩岗泥沙埋没，百姓难以为生。另据1959年新编《五华县志》载：“宋朝住在华城的某官员，曾因乌陂河河水清丽，筑泮池引沅坑水养鱼观赏。”显示当年那里山林茂盛，河水清碧，才有引水养鱼之举。该志又说：“乌陂河70年前载重2000斤的木船可以通行无阻，到解放时河床已淤高五尺，不可通航。”而五华的琴江、歧江频繁的水灾已发生于清同治年间。这虽然是韩江流域出现的水土流失事件，但也印证广东普遍发生同类问题，当是近一个多世纪之内的事情。清楚记录这种现象的还有粤北南雄盆地紫色页岩地区，清道光年间《直隶南雄州志》云：“南北头河底日淤月高，较嘉庆十三四年（1808年和1809年）所见又不侔矣。层叠山肤胥在似土似石之间，色焦质脆，濒流罔阜，复少草，多童加以菸植，弥繁雨下，沙随遂使阔深渐成浅狭，诚恐更历年所城下难复通舟。”由于地表草被损毁，在雨水冲刷下，页岩大量被侵蚀，堆积河床，妨碍通航。在广西，发源于云贵高原，流经广西中部的红水河即因沿途水土流失、河水浑浊而得名。清嘉庆年间广西壮族诗人黄体正曾作《入红水河》诗，把红水河的浑浊和荒险写得十分传神。诗曰：闻道源头浊，崩泥出洞蛮。更无波眼媚，只有石头顽。水落江成隧，天连岸似山。如经武溪恶，添得鬓毛斑！红水河支流清水河在今来宾县境注入红水河，两种河水泾渭分明。作者的另一首《邕江竹枝词》（按：此邕江不是流经南宁的邕江，而指今来宾县境迁江）亦展现了桂中地区水土流失的状况。词云：清水河边林木幽，浊水河边滩石浮。将船抛向波心去，不见清流见浊流。左江流域也因森林受破坏，不但水土流失严重，而且气候也出现变异。清光绪年间《归顺直隶州志》载，归顺（今靖西）“昔之草莱夹道，树木阴翳，遍地蔽天，今则剪伐殆尽，况生齿繁盛，村落错居，寒暑应候渐异襄时。故昔时即炎暑不闻衣葛，虽至严冬可以无裘，今气候渐变，裘葛亦需矣”。右江上游也出现同样状况。民国时《田西县志》记田西（今田林）气候“中部较热，雨量亦少，东西南北各部，山高林茂，雨量较多，气候变冷。种植效率比中部较优，诚天然之地势与森林所造成也。”这与中部人口较密、森林植被受破坏的状况也不无关系。

历史上的水土流失在各种文献中都无专项记述，更缺乏具体的翔实数据，仅在方志“灾祥”、“大事记”以及后来的“水文”、“森林”条目中偶有记录，故很难反映全流域水土流失概貌。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得到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流域内各省区均对水土流失做了调查统计。近年珠江水利委员会对有关资料做了综合，得出珠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1954年为4.11万平方公里，1957年为3.76万平方公里，1980年为3.19万平方公里。1985年应用先进的遥感等先进技术，重新确定珠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5.71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总面积的12.9％。水土流失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数字也是水土流失历史积累的结果。据珠江水利委员会编《珠江志》统计，在流域各省区中，水土流失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县市，云南有27个，贵州有29个，广西有37个，广东有16个，江西和湖南各有1个。水土流失面积在各水系分布差异很大，兹列表如下：西江流域是水土流失最广泛、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因为那里碳酸岩分布广，很容易被水侵蚀，土层浅薄，一经侵蚀很快成为光板地，光山裸露，降雨潜流入地下，地表则很干旱，连人畜饮水都感困难，经济很难发达，广西、贵州境内即有大片这种岩性地区，被列为扶贫对象。外表乍看很坚硬的花岗岩，因组成矿物复杂，冷热不均，也很容易风化解体，形成深厚的风化壳。在水力、重力作用下，土体发生崩坍流失，形成崩岗，俗称烂头山。珠江流域崩岗有瓢形、弧形、条形、破碎形等形态。严重流失的崩岗，其崩壁高数十米甚至上百米，外表看来很险峻，危害极大。雨季到来，岗体被流水冲刷，大量泥土流出山沟口，掩盖农田，影响耕作，一些村庄成为废墟。崩岗泥土流失量很大，西江德庆崩岗一平方公里每年可流走8～10万吨。这样的崩岗不但难以治理，费用也很高，每平方公里约需10多万元。所以崩岗地区的老百姓生活都很苦，旧社会只好离乡背井。德庆人口近百年约减少一半就是这样造成的。广西东部和东南部，西江在广东罗定、四会、新兴、恩平，北江在粤北英德，粤中清远、花县，东江增城、深圳、龙川、紫金等也是这种形式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例如龙川县1983年核实全县有水土流失面积722.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3.4％，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据这个县林业部门调查，1959～1982年，全县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4.2％，荒山则增加了71.2万亩，有216万吨表土付之东流，相当于每年剥蚀表土2.5毫米至3毫米，损失有机质约1.1万吨，约折合160万元。据1985年统计，全县受水土流失危害农田达10.8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23％。而为治理水土流失，至1985年龙川县耗工约300万个劳动日，完成土石方约355万立方米，以及一系列封山育林等工程，现在已初见成效。由此反思，乱砍滥伐森林使这个县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现在的问题是，珠江流域水土保持工作虽已取得很大进展，一些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得到治理，例如1985年广东省政府提出“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战略目标，即给广东水土保持工作带来新的转机，但在强调发展经济的现阶段，由于管理工作的疏忽或法治的松弛，许多地方仍存在掠夺式的经营，新的水土流失仍有增加趋势。例如开垦坡地广种木薯，开山采石，乱挖矿产，以及各项基本建设等，多有忽视水土保持现象。据1991年11月广东省水土保持会议资料显示，那几年每年新增加的水土流失面积达300平方公里以上，水土流失量为180万吨。这种“先破坏，后治理”或“光破坏，不治理”的失控状态如不及时扭转，将不仅重演历史的悲剧，而且有可能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大自然是辩证法的试金石。100多年前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科学地总结过毁坏森林的历史教训，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回首珠江流域破坏森林和由此引致水土流失等历史，与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事件是何其相似，他的科学论断又具有何等的卓识远见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珠江各水系的流量都很丰沛，且季节差别不大，各水系地理格局辐辏于经济重心珠江三角洲，故河运历来为流域内主要运输方式。从各江上游扬帆，风烟万里，直入南海沧溟。自古以来，这些交通大动脉一直为繁荣流域经济、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及与海外的联系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由于河道是水土流失的主要承受体，所以河道的淤浅、抬高也随着水土流失的发展而加强。珠江水系许多河道、灌渠和水库等，正是由此而被削弱、降低、甚至废弃了自己的通航、灌溉等功能的。这无论在过去或者现在，都是治理珠江的一项重要内容。

古代珠江各水系的整治，主要为清除礁石、险滩，疏通航道。水土流失造成航道淤浅、航程缩短尚未明显发生。明清时期，这种记载随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而增多。大庾岭下南雄盆地，是水土流失的重灾区，致使浈江航运每况愈下。但这主要发生在清中后期。清乾隆进士李调元，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任广东典试，一路春风得意，逾岭下浈江非常畅顺，其《岭南舟行杂志》诗可为证：每逢滩急下深沱，七尺乌篷快似梭。昨夜修仁渡头泊，隔船时送摸渔歌。但南雄县西浈江支流凌江这时淤浅已较严重，乾隆时提督、广东学政钱大昕（1728～1804年）的《南雄舟行》诗展现的是浅滩行舟景象：水浅沙停一线滩，十夫推挽力空殚。谁知咫尺凌江路，下水翻同上水难。清后期顺德人温进桮在《度岭后大雨连日舟行畅然》中写道：浈江浅水逢冬涸，寒奡荡舟久不闻。所以到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修《直隶南雄州志》已记由于不合理开垦坡地种烟，造成水土流失，壅塞河道：“近四五十年，日渐增植，春种秋收，每年约贷银百万两，其利几与禾稻等。但种烟之地，俱在山岭高阜，一经垦辟，土性浮松，每遇大雨，时行冲刷，下注河道，日形壅塞，久则恐成水患。”鸦片战争前二年（1838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奉清廷之命来广东查禁鸦片，在其日记中，记载下大庾岭至韶关这段水路交通状况：“由此（指南雄州城）赴省（广州），皆下水，惟韶关以上水浅，只可坐小舟，俟过韶关，大舟乃可行。”林则徐这段文字印证州志所记浈江淤浅已很严重。这种状况以后有增无已，新中国成立后也未能稍减。据《珠江志》披露，浈江在1951～1983年32年间，河床一般淤高2.2米，平均每年淤高6.9厘米，以往轮船可上达浈江上游乌径，下抵北江重镇韶关。现在只在雨季勉强可通行木船，旱季只能放排运输竹木，新中国成立初修的沿河11个码头已全部淤浅废弃。现在有的河床几与河岸等高，上种蔬菜，主航道仅有涓涓细流，昔日那种烟水迷茫、风帆浪舸的景象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而作为“南北通衢凡在四民舟车之冠盖靡不星聚而云集”的南雄州城，也萧条冷落，沦为一个普通县城，只有那浈江之滨、广州会馆门前废弃了的码头在提醒人们追忆它那过去的辉煌。

北江在佛岗县支流潖江流域历史上也是水土流失很严重的地区。这条小河上游的山地，20世纪60～70年代开荒累达7万亩，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结果使潖江通航里程不断萎缩。1958年木帆船可上至县城石角镇，1964～1965年则后退约17公里至汤塘镇，70年代初更退至龙山镇，以后潖江基本丧失通航能力。北江在清远花岗岩丘陵石角镇民安乡，新中国成立前林木砍伐殆尽，湍急的山洪将山坡切割成三条大冲沟，并把大量泥沙冲入附近一条名为落排河的小河中，使河床淤高，洪水时出现内涝，农田备受其害。当地人称这三条冲沟为三条毒蛇，为患无穷。新中国成立后历经艰苦治理，才使泥沙埋没了的农田复垦，烂头山郁闭成林，鲜绿满山。据调查，北江水系在粤北原韶关地区，1965年以前河流通航里程为2100公里，到1980年统计，已降为1329公里，减少了约1／3，而且由于河流冲积物增加，边滩和江心洲发育日趋旺盛，大妨于航行，有的变成游荡性河道，完全失去了航运价值。

东江作为粤东交通大动脉，1913年已开辟小火轮航运，往返于龙川老隆、河源、惠州之间。后来公路运输兴起，东江仍不失为重要交通线。但东江上游山地、中游丘陵盆地和谷地的森林植被破坏严重，冲沟发育，大量泥沙淤积河道。东江下游河床近30多年普遍淤高2米，在龙川，以及邻近的梅江流域五华河道淤积更严重，甚至出现“地上河”，即河床高出两岸农田。倘一决堤，两岸田园庐舍顿成泽国。东江航运，到80年代初轮船仅从广州到惠州，以上河段只通行木船，枯水季节连木船也难通行。个别小支流甚至被泥沙湮没无闻，在地图上消失。东江支流增江流域在几百年前森林茂密，虎、豹、熊、猿猴等野兽成群，有“砍不尽的南昆（山）竹，卖不完的高明（河）木”之称。民国时期的《增城县志》仍载“增江水清而东江水浊，泾渭分明”，即东江干流两岸水土流失比增江严重得多。故直到1957年机动船还可抵增江中游派潭镇，此后河床大量淤积，甚至连下游增城至石滩也不能行船。据有关调查，增江河床普遍淤高2米，下游河床自清雍正初年以来的260多年间平均每年淤高2厘米左右，按此推算淤积层厚达5.2米多。增江上下昔时有10多个被视为“深不可测”、蛟龙出没的深潭，至今已淤积成浅滩。据实测，1964～1970年，增江下游从官海口至麒麟嘴河段普遍淤高20～70厘米，个别河段如沙塘、深坑则多达1.27～1.48米。这是这段时期大量伐林的后果，难怪当地群众说“一次洪水一尺沙”。人类活动和大自然的伟力是何等的惊人，增江下游在1000多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坐贬潮州舟经增江口，有诗云：“云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围。三江灭无口，其谁识涯圻。”又曰：“舟行忘故道，屈曲高林间。林间无所有，奔流但潺潺。”宋以后逐渐形成下游平原河网区；今已成为阡陌纵横、村镇连绵的鱼米之乡。但值得世人记住的是，这是包括东江在内大量流失土层堆积而成的肥田沃土。

西江作为珠江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水系，无处不在其河床上留下深刻的印记。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境内大小河流都不同程度的淤积，尤以小河为甚，普遍淤高1～2米。其中据玉林市1988年调查，淤积江河139条，平均淤高1.32米。据《珠江志》载，1956～1964年广西全区通航里程为9513.7公里，可抵53个县市，但到1979年由于河床被抬高等原因，已缩减至5677.5公里，平均每年减少255.7公里。另据有关报道，广西全区珠江水系土壤侵蚀面积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达9352平方公里，红水河1982年输沙量已达60万吨，右江百色站输沙量超过125万吨。柳江、龙江、融江、桂江等河流的输沙量也很大，每遇台风暴雨即汇成洪峰奔腾而下，冲击河床，淹没田园、城乡。西江在广东德庆悦城河，淤高3米多，有些河段的河床高出农田1～2米，成为“地上河”。西江支流绥江的泥沙倾泻在下游四会县境，带来严重的灾难。光绪年间《四会县志》记载：“乃数十年来，本江（指绥江）之为患日甚，追今上光绪乙酉（1885年五月）初旬，水日夜骤长丈余，邑内基围同时并决，其故何哉？上游诸山童且崩，沙泥随水入江，江底愈积而愈浅，淫霖为灾，潦至弥速，江浅则容水少而泛滥之势成。”受西江、北江洪水顶托，绥江泥沙在这三江交汇地带形成洼地，当地称“塱”，即沼泽，成为钉螺生长的渊薮，导致血吸虫病盛行，“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1905年四会大旺、迳口等地的罗屋村、无江村、杨家村等10多个村血吸虫病流行，死亡3979人，绝户的有314户；今四会大旺农场圳湖村原有100多户1300人，到1949年只剩下几户66人；北江中下游地区受血吸虫病摧残的村庄200多个，荒废农田10万多亩。新中国成立后花大力气整治环境，才消灭了这种可怕的传染病。

珠江水系各河道携带的泥沙，顺流而下，很多堆积在珠江三角洲，不但使它不断向海推移，出露大量土地供人类围垦耕种，而且河道也发生很大变迁，给三角洲社会经济以重要影响。上古姑且勿论，近1000～2000年，现代三角洲河口位置即随泥沙沉积不断南移。东汉时咸潮可到清远飞来峡，宋代入侵广州城区，那时广州人因饮用咸水而常患肠胃病。倒是苏东坡得知这个消息，写信给他的朋友广州太守王古，建议把白云山的泉水引入城供民汲用。他详细说明建石槽、连竹管等办法，结果“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广州由此被视为全国最早有自来水的城市。明代以来，除了河口继续南移以外，一些支汉河道也因淤积而消亡。西江和北江的支汊道思贤滘、白泥水、芦苞涌、西南涌和佛山涌等即属这种变化之列。其中思贤滘，明末至今淤高6米，其余的自北向南依次衰退以至于湮没。佛山在明代兴起为一座闻名天下的工商业重镇，即得利于西南涌淤浅，佛山涌成为联结广州与西江、北江航运的通道，佛山恰在这样一个“入府孔道”、“扼省之吭”的咽喉地位上发达起来。入清以后，佛山涌渐渐淤浅，清中叶已很严重，民国初年则发展到“秋冬水涸，鸡犬可过”的地步，佛山涌航运渐被其他水道取代。佛山失其水运交通中心地位，城市的经济生命也就完结了。三角洲河道变迁成为制约佛山经济和城市兴衰的一个强大因素。近百年来，三角洲河床淤浅日趋严重，水位也在逐年升高。测潮位记录显示，20世纪70年代水位上升幅度最快。西江、北江水系河口区平均高水位70年代即比60年代高10～15厘米，平均低水位则高6～20厘米；同期东江水系河口区的平均高水位和平均低水位也相应高5～8厘米和2～5厘米。进入80年代，水位上升趋势逐步缓和并稳定下来。因为50年代以来三角洲大规模围垦和筑闸，后又联围，使河道被侵占，河水宣泄受阻，逼使水位上升，80年代人类这些活动减少，水位升高减弱。水位上升，洪水威胁增加，不得不加高、加固堤围。每到汛期，防洪成为三角洲头等大事。所筑堤围越来越高，例如捍卫广州、佛山等重要城市和三角洲300万人口、100万亩农田的北江大堤，在清远石角水文站，1915年乙卯大水的洪水位为13.48米，1954年为14.73米，1983年为15.86米，大堤逐年在增高，现已按100年一遇洪水设计培修加固，并配备完善的通讯照明系统，新修了防汛公路，有效地保卫三角洲安全和经济繁荣。这类防洪大堤在三角洲至为触目，也是一种雄伟的人文景观。

大量泥沙淤积不利于航运，但泥沙作为一种建筑材料和工业原料，近年却又在珠江三角洲身价百倍。因为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建设，房地产业的勃兴，以及各项基础工程在三角洲全面开花，都需要大量的沙石。河床沉积泥沙成为这些工程用沙的主要来源，挖沙成为地方致富之路。一时大小挖沙船云集三角洲各江面，日夜不停地抽取那里的沙源。这种滥挖行为，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破坏了河床的稳定，造成河岸崩塌、堤围开裂，严重危及沿岸防洪和城镇安全。这已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及时制止了这种乱挖滥挖行为，有效地保持三角洲水系的稳定，同时又结合航道整治，科学合理地开发那里的沙矿资源，为三角洲经济腾飞贡献颇大。

新中国成立后拦截河道兴建大量水库，星罗棋布于流域各地。它们在灌溉、防洪、发电、航运和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但也有不少水库被水土流失的泥沙所淤积，缩短它们的寿命甚至报废。北盘江流域的贵州贞丰县管路水库，库容50万立方米，年淤积量4.17万立方米，竣工12年后即报废；南盘江流域云南陆良县响水坝水库建成20多年，淤积泥沙712万立方米，占总库容的36％，水库功能严重萎缩；广西百色东河水库1958年建成，20年后淤积厚5米，淤积泥沙1181万立方米，占有效库容的32％；郁江西津水库，1961～1979年共淤积泥沙1.24亿吨，平均每年689万吨；1983年广西岑溪县对90座塘库调查，淤积量190.5万立方米，占这些塘库总库容的9.2％，70年代后10多年时间这个县有140座山塘和120多条环山灌渠因被泥沙填满而报废；北江流域韶关市每年被淤积渠道长6330公里，影响灌溉农35.32万亩；西江肇庆市淤积严重的水库有214处，减少库容1400多万立方米。这些水库淤积所带来的巨大隐患，威胁河流防洪安全，已成为近几十年来治理珠江的一个新问题。

清后期岭南著名学者陈澧（1801～1882年）有感于人们在珠江上游过度毁林开荒，在下游盲目拦海造田，致使江水入海无路，洪灾频仍，写有《大水叹》诗，其中有云：非水逼人人逼水！君不见大庾岭上开山田，锄犁狼藉苍崖巅。剥削山皮剩山骨，草树铲尽胡能坚？山头大雨势如注，洗刷沙土填奔川。遂令江流日淤浅，洲渚千百相勾连。又不见海门沙田日加广，家家筑垒洪波上。海潮怒挟泥沙来，入此长围千万丈。…………不然粤地际南海，自昔水潦常无虞。今时水即旧时水，何至比岁淹田庐。辟莱任地本良策，其奈厉害相乘除。一方受利数郡害，徒使吾侪常向隅。鸣呼！亲民之吏慎勿疏，再谋开垦吾其鱼！诗人大声疾呼注意保护生态环境，“非水逼人人逼水”之警句，一语中的，道出了珠江水患的根源，即人类不合理活动。但珠江水患自古有之，比诗人笔底下的波澜早得多，甚至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在珠江流域各民族中就有关于伏羲、女娲、盘古、布碌陀等征服洪水的神话传说，反映生活在河滨的古代居民很早就开发利用珠江，并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与水患作斗争。但神话不等于历史。珠江流域最早的洪水记载见于东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广西平乐、永安（今蒙山）大雨夹大风雹，山水暴至。这次水灾主要发生于桂江和蒙江沿岸。后《宋书·五行志》记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始兴大水，平地五丈”。当时始兴郡包括今粤北地区，即继桂江以后，北江也是珠江水系最早出现洪灾的河流之一。此后类似的水灾史不绝书。据不完全统计，自汉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珠江流域内大范围的水灾有408次。宋代以后记载日渐增多，全流域大概每隔16年发生一次大水灾，2～3年发生一次小水灾，均造成大小不等的损失。但各省区记载详略、次数很不相同。据《珠江志》统计，云南自元代起记载大水灾35次，小水灾210次，平均16年一大灾，2～3年一小灾；贵州自明代起记载大水灾17次，小水灾66次，平均27年一大灾，7年一小灾；广西自汉代起记载大水灾16次，小水灾290次，其间元代起每40年一大灾，2年一小灾；广东自宋代起记载大水灾33次，小水灾402次，平均约30年一大灾，2～3年一小灾。按水系划分，西江水系无疑占了全流域水灾的大部分，除了西江流域范围最大以及自然条件特征以外，珠江流域自西向东、从北往南的开发格局也决定了人类活动对河流环境以西江所受影响最为深刻，水灾也最严重。

珠江流域宋代以后开始大规模开发，自此生态环境变化越来越大。排除自然要素的影响，人类活动强度与洪水出现频率呈正比，即人类越是大规模砍伐森林、破坏环境，洪水出现的周期就越短。据梁必骐主编的《广东的自然灾害》统计，广东大水灾，宋代每17.8年一次，元代每5年一次，明代每1.7年一次，清代每1.1年一次，民国时期每1.3年一次。总的趋势是，近、现代的大洪灾明显频繁于古代，这也反映了整个珠江流域洪灾发生的历史动态。

历史早期记载的洪灾，多为局部性的，如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广东连县、连山的一次山洪暴发“漂没七百余家”。宋嘉定二年（1209年）“五月，连州大水，败城郭百余丈，没官舍、郡库、民庐，坏田亩聚落甚多”。但宋代大范围洪灾也同时发生，如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闰七月，广南诸州（约今广东大部）大雨水”。宋庆元五年（1199年）“广东诸州皆水，赈之”。到明清时期，很多水灾是流域性的，反映人类活动范围大为扩展，掠夺性的毁林耕山导致大自然更强烈的报复和严厉惩罚。据《珠江志·大事记》载，明天顺八年（1464年）五月，广西境内桂、柳、浔、郁各江和红水河下游，洪水泛滥，淹没禾稼，地荒民饥；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六月，广东境内西江、北江发生洪水，24个县受灾严重，方志称“为百年所未有”，“大水山崩，川溢，潮至中宿峡”；明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和七月，两广同时发生大水；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十九年（1611年）、四十一年（1613年）、四十二年（1614年）和四十四年（1616年）两广都发生大水。明利玛窦在肇庆目睹了大水惨景后在日记中写道：“西江河水上涨，漫进所有房舍，淹没一切田地，许多房屋倒塌，造成重大损失。这样一来，许多可怜的人到我们（教）堂里来避难。”有次水灾梧州城南门水深4.5米，庐舍田禾尽遭淹没。入清，洪灾为祸更烈，嘉庆十八年（1813年）五月，西江、北江同时盛涨，广东有18个县受灾。道光十三年（1833年）五月和七月，西江、北江和东江下游同时泛滥成灾，是一次全流域性水患，广州城两次受淹，广东境内20多个县受灾，仅高要境内就决堤21处，淹田30万亩，倒塌房屋万余间。道光十七年（1837年）、咸丰六年（1856年）、同治三年（1864年）和光绪三年（1877年）两广4次大水，相隔时间都不很长，每次殃及地区都在20多个县以上。光绪三年那次大水乐昌城内可以行舟，曲江城外水深6米多，英德平地水深1.2米多，北江流域低地一片黄汤，连州山洪陡发，淹死万余人，酿成人间惨剧。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广西境内各江26个州县猝遭洪水袭击，梧州水漫过城墙，桂林城河水高6米；同年五月和七月，广东境西江、北江、东江下游两次发洪水，22个州县受灾，冲决围堤、浸没田园、淹死人口无数。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发放白银6万两予两广赈灾。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大雨经旬，两广各江洪水同时涨发，受灾人口上百万，损失难以历数。1915年6～7月间，从南盘江、红水河、桂江、蒙江到西江中下游及北江、东江等先后发生洪灾，继而发展为2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史称“乙卯年大水”。各江水位猛涨，梧州水浸至三层楼房，梧州以下西江堤围溃决，一片汪洋，仅有屋顶树梢露出水面，家具杂物随流漂荡，浮尸满江；广东淹田1022万亩，珠江三角洲受祸尤甚，受灾农田648万亩，灾民382万、死伤10万人；广州多处被淹，长达七昼夜，西关一带水深3米，天字码头水深1.9米，大批商店、民房被淹或倒塌，小北门外浮尸千余具；在水患严重之时，广州著名的十三行发生大火，焚毁街道25条，店铺2000多间，灾后清理尸体千余具，繁华南国都城一时成为人间地狱。沿河各县市地方志都记载了这次全流域性的历史大灾难。新编《顺德县志》引时人记述“灾民栖宿高岗，攀援屋顶树杪，呼救之声惨不堪闻”。民国时期《高要县景福围志》载，肇庆“郡城一隅，尽成泽国，屋宇颓圮，人畜漂流，瞻乌哀鸿，触目皆是，童号妇泣，惨不忍闻”。1947年6月也发生流域性水灾，广西各江受灾62个县，受灾耕地636万亩，灾民305万人；广东受灾耕地1206万亩，灾民422万人，损毁房屋15万多间，堤围决崩1071处，长1444公里，死亡2.24万人，灾情遍及87个县市。北江支流潖江赤襟村全村被洪水冲毁，淹死男女老幼1000余人，浮尸江面，惨不忍睹。1949年夏，西江、北江水灾，造成广西32个县市受灾，受灾耕地392万亩，灾民265万人；广东受灾耕地259.79万亩，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受灾人口143万，损失稻谷35.5万吨。幸好灾后不久两广解放，人民政府迅速发动军民堵口复堤救灾，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新中国成立后流域性的水灾也发生过多次，以1968、1976、1979、1982、1988年等灾情至为严重，但在各级政府和沿岸群众努力下，灾情很快被克服，重建被毁坏的家园，再也没有出现旧社会那种惨绝人寰的景象。只有那些保留在红水河东兰、都安，左江宁明、龙州、崇左、扶绥，桂江桂林，西江肇庆、高要等沿江各处宋代以来的洪水水位刻记，才使人们把河堤溃决时人畜绝望的呼号永远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但是江河洪水威胁仍然是流域的心腹之患，现有防洪设施老化，防洪标准偏低，河道淤浅，人为设置障碍，盲目围垦，城市防洪建设滞后，侵占岸线，缩小江面等仍使防洪面临着不少困难，也加剧了洪水的肆虐。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珠江水灾严重程度也是惊人的。如1988年8月西江大洪水，降雨主要在红水河及柳江流域，洪水侵袭全西江流域，红水河、柳江、黔江、浔江、西江干流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或第二大洪峰，梧州水文站测得每秒4.25万立方米流量。洪流如滚滚黄龙，席卷沿岸城乡大地，广西有38个县市、463万人受灾，祸及农田337万亩，倒塌房屋1.8万间，冲毁公路838处，桥梁169座，堤坝崩决3792处，水利工程380处，损毁电线7676公里，黔江、枝柳铁路中断，大化、恶滩、洛东水电站被迫关闭，直接经济损失9.5亿元，被洪水殃及的广东西江沿岸和珠江三角洲各县市亦受不同程度损失。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上万座水库也成为一种新的隐患，1979年9月东江流域西枝江特大水灾即有16座水库、259处山塘、2564处堤坝被冲垮；1982年5月北江流域大洪水，也使758座山塘水库、201条堤围溃决于一旦，更有数量更多的水利工程设施、水电站被冲垮，京广铁路韶广段也中断半个月。所以现代珠江洪灾造成的损失都是综合性的，尤其对人口稠密、经济高峰区珠江三角洲，这种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森林涵养水土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故有“绿色水库”之称，人为破坏森林也可能加剧局部性山洪暴发。这种突发性灾害，水位可在短时内猛涨，水势汹涌，破坏力极大，后果十分严重。1952年6月广西兴安、灵川、临桂等地暴雨后山洪暴发，大榕江镇水位在3分钟内陡然升高2.5米，很多人猝不及防，造成245人死亡，淹没农田13万亩。北江支流绥江怀集县，山林向称茂密，是广东有名的木材基地，1955年7月、1962年5月均受日降雨量数百毫米暴雨袭击，但均安然无恙，可是1982年5月一次三日才降227毫米暴雨，却发生山洪暴发，诱发山崩、崩岗，沙石淹埋了大片田地。原因是那里的森林采伐过量，少量降雨即可引起重大灾难。山洪暴发也可以引起泥石流灾害。这主要出现于各江上游地形陡峻、风化强烈、地表裸露地区，也是珠江流域自然灾害之一。北江在清远飞来峡（清远峡）北岸有著名的佛教丛林飞来寺（又称峡山寺），苏东坡作《峡山寺》诗赞叹：“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附近还有飞霞观、藏霞观等建筑群，构成一组旅游胜地。但因选址失当，历史上飞来寺三次被泥石流冲毁。最近一次发生在1998年5月，一次山洪夹带近千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将这座重建几百年的古寺再次摧毁。事后测得泥石流中最大一块巨石直径达2.2米，当天降雨量约为900毫米。这是飞来寺被毁的主要原因，但附近森林植被受不同程度破坏也促成了这次灾难。时下飞来寺正在重新筹建之中。又据《云南天气灾害史料》统计，从西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至1951年的1675年间，云南森林覆盖率一般都在50％以上，没有发生泥石流灾害。但到1973年，当森林覆盖率下降至27.8％时，频频出现崩塌、垮山、泥石流等灾害，1974～1979年每年都有这些现象，1979年10月还发生一次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损失。

由于清代以来珠江水患日重，防洪问题成为朝野关心、议论的热门话题，尤其到近代几次大洪水之后，珠江治理的议论达到高潮，各种治理方案纷纷出台，其核心是如何防洪。有人从保持水土的立场出发，认为应植树造林，作为治河的根本；也有人分析珠江水流入广东西江和珠江三角洲境内，河道欠宽，淤塞严重，故宣泄不畅，从而得出开凿人工河道的结论，并建议从西江支流新兴江向南开凿一条运河接通漠阳江，将西江水排入南海；也有不少人认为珠江河道日浅，影响防洪，提出疏浚河道，既利于航运又可防洪的办法。康有为根据在国外所见，提出参考埃及尼罗河治水经验，力主在珠江流域修建水库，蓄水调洪来解决珠江治理问题。他还介绍了水文观测、报汛防汛、工程管理和控制运作等具体方法，突破了开新河、疏河道建议的局限，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并获得社会上部分人的支持。可以说，康有为是将西方近代水利科学技术引入治理珠江的先驱者之一。但更多的人还是从珠江人民筑堤围垦，与江海争地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肯定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方法最为适宜和有效。这些不同方案都各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实施的以疏浚河道和筑堤为主，也收到一定效果。但在旧社会水利事业得不到重视，加上战乱频仍，社会不宁，民生凋敝等原因，珠江水患仍然年复一年，沿江人民和水利科学工作者只能面对滔滔洪水感叹而已。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珠江回到人民手里，才在以上各种方案基础上得到科学合理的整治，使之进入了更多地造福于人类的新时代。

珠江流域山清水秀，终年花果芬芳，更多灵泉甘液，在人类活动干预微弱的古代，珠江水质甘润甜美，以其为原料所产佳酿，闻名天下。如唐代乐昌灵溪酒，博罗桂酒，即以武溪、东江水酿造，均被录入唐代李肇的《国史补》中。宋代酒皆官卖，惟岭南地处偏远不在此限，故家家酿酒，称为“万户酒”，并竞相高下，使贬谪于此的名贤迁客，也嗜酒流连，这当然离不开好水。即使明清以来水土流失日趋严重，但对水质的影响还是很小的。所以珠江人民，好酒照酿，好茶照泡，在文人学士笔下，珠江仍是一条清澈、洁净、风光绚丽的河流。清乾隆年间一位壮族诗人作《忆漓江山水偶成》曰：两岸峰峦削不成，碧波彻底照人清。少年便作天涯客，但到漓江双眼明。到了漓江，诗人双眼顿感清亮爽豁，完全置身于一个优美环境中。清道光的宁明人黎申彦作《丽江竹枝词》曰：丽江江水碧如油，来往人乘一叶舟。登岸问郎何处去，郎官侬要过江州。丽江在今左江广西崇左县一段，江水澄碧，峰青竹翠，风光秀丽，故名。就算清代日渐淤积的浈江，在南雄人何士墉《秋夜泛白水滩》诗中，也是一条跳动着生命脉搏、充满诗情画意的河流。其诗云：清流曲曲抱村回，白水滩声转若雷。蟹舍棹灯穿苇去，酒船载月渡江来。高低霜叶枫林晚，远近秋香蓼岸开。更是旅人愁不寐，晓钟飞去古城隈。

珠江作为一条热带亚热带河流，不仅水量丰盈，而且水温、水质条件也都很好，是鱼类等水生生物的乐园。自古以来珠江盛产多种名贵鱼类，甲于其他河流。如珠江水系特有的嘉鱼（俗称卷口鱼）、斑鳠（俗称魽鱼），名贵的唇鱼、鲥鱼、鳜鱼（桂花鱼）、花鲈被称为“西江四大名鱼”。相传苏东坡吃过珠江鲥鱼，赞不绝口，做诗曰：芽姜紫醋炙艮鱼，玉碗擎来二尺余，尚有桃鱼春色在，此中风味胜炖鲈。此外，尚有珍稀中华鲟、赤魟、无眼平鳅、桂林波罗鱼、大头鲤、鱇鳂，以及对生态环境要求严格的西江鱼苗等，它们盛产不衰成为珠江环境质量优良的重要标志。所以珠江历来为我国淡水渔业一个重要基地，我国最大一个水上居民群体即疍民就世世代代以捕鱼为业，形成了独特的疍民群体文化。

宋代以后，人类不合理活动开始对珠江水体造成污染，这主要是矿冶业发展所致。宋苏颂《图经本草》记，“春州、融州皆有砂，故其水尽赤，每烟雾郁蒸之气，亦赤黄色，土人谓之硃砂气，尤能作瘴疠，深为人患也。”春州在广东漠阳江流域，融州在广西融水、罗城一带，属柳江上游，河水因炼汞被污染成红色。炼铜对河流污染也有所闻，宋代广东韶州永通监和惠州阜民监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铸铜场，对北江和东江不无污染。到明末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时指出，曲江“岑水场在县翁源北，源出平经，一名铜水，可浸铁为铜，水极腥恶，两旁石色皆赭，不生鱼鳖、禾稼之属”。这类事件在明清珠江流域矿冶业发展中虽然不是个别的，但就整体而言，即使到了近代，流域内一些污染性的工矿业相继发展起来，对河水、土壤等的污染也还是局部的，并且一般说来可以自身净化，保持良好的生态系统。所以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污染源很多的广州珠江河段仍然碧波荡漾，鱼虾成群，疍艇云集，泳客常来，一派绚丽风光。时广州市长、诗人朱光在《广州好》诗集中即热情讴歌了珠江的风韵和魅力。1983年广州荔湾区还被国家体委评为“全国游泳之乡”。珠江代表了广州作为“花城”的城市形象。

珠江环境被严重污染的警钟是近20年敲响的。沿岸工矿企业的废水、城市生活的污水、广泛使用的化肥和农药，以及大量工业、生活垃圾等都是珠江的重要污染源。这些污水、废渣很多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或渗透到地下，污染河水、地下水和土壤，而水土流失的加剧又增加了污染物的浓度。两者同恶相济，使珠江体内积聚的有害物质与日俱增，严重损害河流的生态环境，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制约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废水中的悬浮物、硫化钾、氰化物、砷、铅、铬、镉、铜、镍等重金属离子，农药中过量的六六六、滴滴涕（DDT）、五氯苯酚以及其他有机农药，化肥中过量的氮、磷等都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和相互转化污染水体、土壤。人和其他生物、农作物等吸收了这些有害物质，将产生严重后果。例如人和动物肝脏吸收了这些有害物质，可能引起肝炎、肝大、肝硬化和肝肿瘤；鸡、鸭等禽畜和鱼类受它们污染，可引起基因变异，形成肿瘤，甚至致癌。例如污水养鱼，鱼嘴下唇伸长，鳃大、肝大、肾大，骨质畸变，鱼鳔退化甚至消失，根本不能食用。1958年一些地方开展的“污水养鱼”、“污水灌溉”即留下沉痛的教训。植物受水和土壤环境污染，生长畸变，如通心菜受铬污染，茎、叶变得很长；畸变的黄瓜全身突起，不是太短就是过长，其貌不扬；也有些作物可能因畸变带来高产，这更容易被人忽视，甚至视为喜讯，实际上隐伏着严重灾难。

80年代以来，随着珠江流域产业发展、城镇建设和人口增加，珠江水质受污染的程度日益提高，受污染的河段也在扩展。据1985年估算，全流域日排放废污水量达1062.24万立方米，其中工业废水约占80％，其余为生活废水。同年成立的珠江流域水质监测中心曾对总长6637公里的119个河段进行评价。结果得出，属于二级水质的河长4736公里，占评价河段总长的71.36％；三级水质的河长1121公里，占16.89％；达不到地表水质标准的河长780公里，占11.75％。显然，这个结果近年已发生很大变化，估计污染物超标的河流有增无减。1985年的评价还显示，珠江水系各干流每日被排入的污水量，依次是珠江三角洲各河流、北江、郁江、柳江、红水河、南盘江、桂江、西江、东江、贺江、黔江和浔江。珠江三角洲近年经济起飞，城镇鳞次栉比，仅外来民工就超过1000万，产业和人口给珠江三角洲河流带来不堪负重的压力，令它气喘如牛，在超负荷状态中运行，亟待减压和整治。

制糖、造纸、化工等工业部门是珠江流域有机污染的主要来源。1985年珠江流域共有糖厂146家，造纸厂19家，其中40家糖厂和兼营10家纸厂在三角洲。开榨季节大量污水排入各河涌，使河水又黑又臭。更有大量电镀、采冶、食品、造纸、纺织、化工等厂矿星罗棋布于各地，日夜不停地以河涌为排污渠，倾倒、排放各种污水。例如四会市南江工业园电镀城建有9家电镀厂，最近的离北江只有几米，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北江，危及下游上千万人的健康。环保人员在三水西江边排水渠取样，发现水体已被污染变黄。此事在传媒披露后（见2000年1月26日、27日《羊城晚报》等），朝野震惊，主管部门成为众矢之的。近年流域中下游，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市饮食、旅游服务业非常兴旺，到处饭店酒家林立，且多集中沿河分布，追求口福与赏景于一体，于是大量生活污水排入江河，这已成为近年珠江污染的一个新源头。广州著名的水源和风景旅游度假区流溪河，向以山清水秀闻名遐迩。近年，沿河旅游宾馆、酒家、大排档接踵而起，不但蚕食岸线，而且排放大量生活污水和垃圾，使好端端一道清流，废物充斥，浮油满江，又黑又臭，游人掩鼻而过，严重损害了它的形象和名声，也危及广州几百万人的食水供应。广州珠江另一支流猎德涌，也由于生活垃圾和废水污染严重，蠕动着密密麻麻的红虫，被戏称为“红河谷”，令过往行人大倒胃口。传媒报道以后，有关部门正着手对这两条河涌进行治理。实际上，许多污染严重的河流往往是工业和生活废水、废物一起排放所致。曾作为佛山黄金水道的汾江，70年代以来，佛山的纺织、轻工、化工等工业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剧增，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都排入汾江，使之变为一条又黑又臭的“龙须沟”。此外，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增加了新的污染源。过去农民还进城收集粪便作为肥料，现在使用化肥，城市粪便处理成为难题。城市新住宅都设抽水马桶，粪便未经处理就排入江流。广州仅此一项，生活污水中每天就增加人粪尿2000吨。

1980年有关部门对珠江流域主要河流作有机污染等级调查，属四类污染的仅有珠江三角洲以广州为中心的部分河段；属三类污染的有郁江、柳江支流龙江；属二类污染有西江下游，桂江、右江、邕江等，其他河流污染尚少，如北江、东江和南盘江、北盘江等。1985年，污染类别发生明显变化，原属四类的广州附近河流上升为五类，珠江水已不能作为饮用水源，不宜游泳，一些支流不见鱼虾踪影，疍民绝大部分另谋生计，多少年来荡漾在珠江河面的咸水歌已风光不再；西江肇庆以下也上升为三类，南盘江大部分河段则上升为二类，原因是在河流沿岸建立了不少污染性工业。近年原来水质良好的东江有些支流和河段也加入严重污染行列，东莞石龙以下东江河段水质已从60年代的二类下降为目前的三四类，甚至五类。重要支流淡水河在深圳龙岗区与惠阳市交界河段，水质超过五类标准。这在珠江三角洲也不是个别现象。在北江流域，铀、钨、铅、锌、金等有色金属的开采和冶炼，对水体污染比较严重。英德山区经常有人土法提炼黄金；清远新州镇几千人上山采金，一条狭长山谷，竟有200多个炼金池排放污水。流域各土法采金点都有类似情况，如广西藤县、苍梧、隆安、上林等县。含有剧毒氰化物的污水四处流淌，更随暴雨倾泻而下，所到之处寸草不生，鱼虾绝迹，危害极大。

珠江水系虽然流量终年丰富，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农田灌溉、工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量的不断增加，正逐渐变成为水资源紧张地区；而水土流失和污染日趋严重，又使可用水资源不断减少。东江水质较好，上游修了新丰江、枫树坝、白盘珠3个大水库，但要满足下游用水仍感困难。香港人口近700万，要求年供水11亿立方米，深圳人口也逾百万，要求年供水4.5亿立方米，还有东莞和许多繁华城镇用水数量也很庞大。北江水源尚称良好，但旱季流量只有每秒30立方米，要供应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城镇用水显然不足。现已修筑飞来峡水库，可望缓解这些城镇用水困难。西江江阔水深，水道可再充分合理利用，但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珠海、澳门等全赖西江供水，故其水资源问题也不容乐观。珠江三角洲很多河流污染严重，不得不舍近求远，异地供水。如广州市6个自来水厂有5个水源被污染，需向东江借水。因用水困难而告急的城市还有深圳、佛山、珠海等。水资源丰富的珠江流域现在竟成为缺水之区，主要是人为的结果，颇值得人们检讨再三！

珠江流入南海，也将有害物质带入海洋，在河口区和近岸浅海产生不同程度污染，这主要发生在近20～30年。据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开展的广东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结果，珠江口及其附近海域，无论水体、潮间带或底质的受污染程度都高于其他河口岸段。珠江口岸段河流冲积物水稻土中所含重金属、六六六、滴滴涕和油类都偏高。我国按水体所含污染物多少，把海水分为三类，珠江口主要属于二类，即海水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港口作业和海洋开发，但已受轻度污染。污染物沉积在潮间带上，是为底质污染，珠江口岸段汞、铜、铅、锌含量都很高。潮间带是生物重要栖息场所，海洋农牧化的主要基地，珠江口潮间带的生物的污染属于二类或三类，即有一种或二种污染物超标。珠江口自古盛产牡蛎（蚝），宋梅尧臣《食蚝诗》赞“唯闻靖康（今深圳南头一带）蚝，宿息思一饱”。著名的宝安沙井蚝驰名省港澳，惜由此受到沉重打击，已失去名产品牌。珠江口外浅海区，海水和底质污染很突出，以重金属油类、有机汞（农药）和硫化物污染为主；海洋生物污染以其体内含有机氯农药、滴滴涕和铅偏高为标志，当然不同生物有各自的标准，但均有超标现象。海水交换甚至将珠江污染物带到外海，已有调查发现，东沙、中沙群岛海区的水质和底质都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也有一二项要素超标。这在目前虽不很突出，但海洋开发是21世纪一个重要产业部门，所以珠江环境质量也直接影响到南海方兴未艾的开发事业。

珠江污染海洋的后果，从70年代后期即开始表现出来。污水污物经过分解，形成过剩的营养盐类。某些浮游藻类例如鞭毛藻、硅藻、黄藻、绿藻等得到这些营养盐类后急剧繁殖，常使海水变成桃红色、红褐色或者绿色，这种现象被称为“赤潮”。在赤潮末期，赤潮生物大量死亡时，尸体分解，消耗水中大量溶解氧，造成鱼、贝类窒息死亡，有时赤潮生物所分泌的毒素也可直接致鱼、贝类于死地。赤潮过后但见死鱼漂满海面，死贝满滩，腥臭不堪，有些发生赤潮的海区，甚至成为鱼虾贝类绝迹的“死海”。这绝不是危言耸听。1980～1990年广东沿海记录到的赤潮个案共26次，其中14次发生在珠江口。临近香港的大亚湾和大鹏湾，自1983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发生赤潮。1988年12月23～26日在大鹏湾盐田至南澳沿海发生的一次大规模赤潮，长20多公里，宽2～3公里，覆盖面积约50多平方公里，远望海面呈一片粉红色，尤以深圳鲨鱼涌码头附近至为触目。入夜，赤潮带在海浪冲击下，不时闪烁着绿色的荧光，站在海岸也随风可嗅到阵阵腥臭味。另据香港1977～1987年统计，在香港水域珠江口一侧共发生赤潮灾害82次，且频率一年比一年高，从1982年的9次增加到1987年的16次，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一年高过一年。1983年4月在大鹏湾和大亚湾同时出现赤潮，仅惠阳县就失收鱼货1.5～2.2万担。这对近海养殖业，诸如网箱养鱼、珍珠养殖更是一个致命打击。并非偶然的是，这些赤潮多发生在经济发达区域，而在经济落后地区非常罕见。原因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增加了对海洋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从而增加了赤潮发生的可能性。珠江的污染势必祸及海洋，在开发海洋大潮已经到来的21世纪，人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

珠江流域是一个生态系统。组成这个系统的地质、地形、水文、土壤、生物和人类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补充，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维持着这个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但自从进入人类历史时期，人类创造了文化，即用自己的力量和自然作斗争，从中摄取生存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此即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生存或适应自然的方式，也就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然而，自然界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同样要生存，要维持物种的延续，使生命不断进化和整个自然系统至臻完善。人类与自然界的这种矛盾，从来没有消失，这个矛盾处理得好，双方处在平等、互补的位置上，这个生态系统就能协调、和谐地存在和发展，山清水秀，万类滋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之，则走向自己的反面，从生态危机导致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最后连人类创造的文明也归于湮灭。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度哈巴拉文明和中南美洲玛雅文明都先后为流沙、丛林掩埋，这虽然有许多未解之谜，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和恶化，最后造成“生态灾害”，恐怕是一个重要根源。

长期以来，人类都是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征服、掠夺、占有大自然，并以此来谱写自己的文明史。恩格斯指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珠江文明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的第一步虽可从渔猎文明开始，但恰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农业才称得上“本来意义上的文明”。在珠江流域，无论是游耕农业（即刀耕火种）还是灌溉农业开始都很早，并且毫无例外都要砍伐森林，改变生态环境。但在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的古代，人类在强大的大自然面前显得很渺小，他们的刀斧和锄头未能在林莽丛生、瘴疠袭人的土地上留下深刻的痕迹。所以直到唐宋时代，在贬谪岭南的官员、文人学士的吟唱中，经常可以见到一幅幅山林中麋鹿成群、野猪出没、鸟雀鸣叫、灵长相亲的画面。作为农业文明摇篮的珠江，鱼儿悠悠，流水欢歌，浇灌着两岸的农田。即使宋代珠江流域开始较大规模的开发，但一般说来，被干扰、破坏了的大自然仍可依靠自我调节、更新的能力获得复原和发展，人与自然仍保持相对和谐与协调。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乾隆以后，珠江流域人口增长很快，远远超过耕地增长速度。不堪重负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大规模砍伐森林，耕地上山，过度放牧和围垦，进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经营。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超过一定限度，令大自然无法和谐，结果报复和惩罚人类。于是物种减少，水土流失，河流淤积，洪水泛滥，大片土地失去生产能力，动摇甚至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这就是所谓生态危机。过多的人口和失去土地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更极端的手段来掠夺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不但把生态危机提到新的程度，而且人的生存条件也越来越差，许多人流离失所，留在当地的人则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形成所谓经济危机；加上明清以来流域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战乱不已，民不聊生，饥殍遍地，社会危机四伏。这样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互激荡，把珠江流域推向灾难的深渊。这当然有许多原因，但从文化的意义来说，传统的农业文明，反自然和掠夺式的经营，无疑是这种文明所付出的代价，然而这在旧中国又是不可避免的。

传统农业文明在近几十年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并被强化以新的方式，文明的对抗过程变得更为迅即，后果也更为严重。每次经济体制的改变都伴随着大规模砍伐森林。“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农业学大寨”等，当它们被曲解了的时候，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就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所谓“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口号，完全把自然作为人类的奴仆，使之处于被剥夺、被征服的位置上，人类或者可以得胜于一时，但大自然总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或迅即，或滞后报复、惩罚人类。君不见，珠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在许多地方急剧下降，一些地方变为穷山恶水，洪灾越来越频繁，气候也变干燥。90年代初广东有几个春夏连续干旱，不少山泉枯竭，河溪断流，塘库干涸，农田龟裂，几乎所有的灾害都在珠江身上反映出来，珠江为此付出的代价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沉重。人类在创造农业文明的同时，也导致了对农业生态的破坏，甚至带来了某种危机，最终使人类陷入困境。

近现代工业文明在珠江流域的出现和发展，加速了对流域的土地、矿产、水体、森林等资源的消耗，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凭借工业技术进步所形成的巨大力量，对自然环境造成更大的负面效应。在人们津津乐道于“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的工业社会进步时，大量排出的污水、废物、废气也在日益严重地污染着珠江的水体和上空。昔日的碧水蓝天在不少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地方被横流的污水和有害浓雾所取代。近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崛起，但同时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环境质量的下降，并威胁着人们和其他生命的生存。环境压力现已成为制约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首要因素，并成为公私场合议论最多的话题。这不仅在三角洲，实际上在现代工业文明所到之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环境质量下降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又是珠江各河道。历史学家在研究了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后认为，“文明越是灿烂，它持续的时间就越短。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地方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踏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这是西方两位名叫弗·卡特和汤姆·戴尔的历史学家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中的论断。他们还提醒：“人类最光辉的成就大多导致了奠定文明基础的自然资源的毁灭”，甚至说“文明人踏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虽然在发展中的珠江流域还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但吸取其他地区的历史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也不无积极意义。

环境污染或生态危机当今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现象，因为从“文化是人类社会有序化的表现形态，是大自然有序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概念来检讨珠江流域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人类许多活动是与此相悖的。人类与大自然在流域内组成一个生态系统，过去只强调人类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开发资源，繁荣经济，改善生活，这当然无可厚非，并且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但却忽视或破坏了自然界的再生产，打乱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交换以及转化的正常秩序，使之从有序变为无序，反过来又动摇甚至摧毁了人类社会物质再生产的基础。所以这种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文化成果，是文化中的糟粕，是消极和落后的文化现象。例如1958年大规模砍伐森林炼出来的钢铁，使用污水养出来的鱼等即属其列；又如在河流开发利用上，上游与下游、灌溉工程与航运、用水分配、滩涂围垦与防洪、水产捕捞与水利工程等都需要有序化，要求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和合作，以实现流域各要素从混乱状态到有序状态，形成当今系统科学上所称的“耗散结构”。反之，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甚至以邻为壑等，必然引出许多相反的效果。过去为用水分配酿成宗族械斗，在防洪修堤、沙田围垦等方面更是矛盾重重，事件迭出，时下大量工业污染事件和许多破坏性建设等都是沉痛的教训。在环境污染方面，无论人类还是自然界都没有赢方。

西方有位哲人说“悲剧是人类最好的学校”。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在不同程度上污染了环境，造成了人类和自然的悲剧。面对历史的和现实的环境压力，人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双赢的文化模式，即生态文化。它摈弃了传统文化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承认人类生存和自然界的生存都是重要的，不能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人类与自然是有矛盾的，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破坏自然，与自然发生对抗和冲突，例如为了用水和防洪，必然要修筑水库，改变河流生态环境，但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办法是采取符合和保护人类与自然双方利益的对策，即既要充分运用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从自然界摄取更多的物质和能量，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尽最大努力，保护自然环境，维持自然界再生能力。在当前，当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失调的情况下，人类应调整自己的政策，作出让步，使大自然能“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在此基础上调节社会物质生产与自然物质生产的矛盾，保持流域人口增长、社会物质生产和自然物质生产的协调发展。

生态文化模式在实践上的应用即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近年兴起的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的重大科学和实践议题。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就是要寻求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珠江开发的历史显示，它有过滥用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经历和教训，也创造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这种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保持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取得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人工生态系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典范，值得总结和推广。现在，珠江流域内各省区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正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制定珠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描绘珠江21世纪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