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植被研究简史(年月日)

陕西省植被研究简史(1983年12月10日)

一

植物界是地表自然综合体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宇宙物质迁移和能量循环中关键的一环;同时也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物质财富的重要源泉。地表植物界规律性的组合就是植被。人们大都可以分辨出森林、灌丛、草原、草甸、荒漠和苔原等这些基本的自然植被类型，也可以明确地区别出农田、草场、果园、防护林等人工植被类型，当然次生植被普遍存在地早已为人们所公认。

植被是对整个地球表面或某一地区植物群落类型的概称。植被反映了地表植物群落的空间分布和时间上的动态演替，其规律性则在于植物群落内有机物质的合成、积累和转化中能量与水分循环同外界各自然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和运动的具体表现。植被受其所在环境条件的制约，同时植被也影响其所在的环境条件。

二

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都是在本学科领域里发掘客观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通过各种社会实践为人类创造和积累物质和精神财富，以提高人民生活，发展社会生产，为推动社会前进服务。

植被本身是活的有机界有规律的群集，是十分重要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前提之一。

植被研究的主要任务则在于发掘、认识并掌握运用植被的内在规律，为发展农、林、牧等各业生产服务。在我国当前则突出地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特别是要为农业现代化服务，使农业现代化更有力地推动和保证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加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物质基础。如在林业建设，方田林网化建设，野生植物的引种驯化，草原管理和草牧改良，推广和扩大某些优良作物，农作物和改茬建制，田间结构的设计和实施管理等工作中，如何通过研究天然和人工植被的特征，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实际效益，总结农业生产中各种植被类型的特征、经济效益及其同自然条件有关系，以制定各种植被类型的改造利用和管理的方法、措施。

植被研究还可以揭示地表植被或某一地区(国家、省、区、市等)范围内的植被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建立正确的全球和某一地区的植被的概念，深刻地认识植被的内在规律和外界条件对植物的影响;通过调查、实验、分析、比较和考据，以揭示全球或局部地区植被的发生学规律，并透过这些规律探讨地表历史情况及其发展过程，从而深化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植被研究的理论，提出人类同灾害性自然条件作斗争的技术措施，为营造各种防护林体系，进行农林牧综合性水土保持，固定和绿化沙漠，改良气候和土壤，绿化城镇，建立人工饲料基地，改造和利用荒漠，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开发荒地及地下水，开发矿产及动能资源，进行农业区划、土地资源开发和国土整治等各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原则;通过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丰富社会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实践中，总结经验、积累资料，以提高学科的理论、技术和实践水平，从而促进植被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植被研究在国防建设及国际交往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化战争和现代化武器，无论兵源和给养的供应、隐蔽和运行，无论进攻、防御和游击方案的制定，均应有详细的植被文献和图件作为依据之一，否则，便会有极大的不便和严重的盲目性。植被在干扰卫星探测方面也有显著的作用。当今不仅科学技术发达和比较发达的国家均已出版世界及国家植被专著和适当比例尺的图件，而且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致力于植被研究和植被图的编绘工作。国内建设事业的发展与国际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有力地促进着我国植被科学的前进。

三

陕西省植被研究在于提示陕西植被的现状和规律，以促进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历史赋予植被研究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回顾陕西植被研究的简单历程，从而启发人们，在已往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面对现实，继往开来，以便更有力地开创陕西植被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一切自然科学都产生于群众性的社会生产实践之中，都是通过资料的积累和总结而逐步形成的。植被基本知识和植被资料的积累伴随着人类的发生和社会的发展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植被成为独立的学科和专门的科学研究对象，还是近百年的事，在我国则仅60年。陕西省植被的研究开始于建国前后，有组织的植被研究还是从解放后50年代开始进行的。

以下将按几个历史阶段，简述陕西植被研究的历史过程。

植被知识的萌牙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于大约七千多年前的原始公社时期。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视野狭窄，只能对出生地点及生活直接有关的植被事物进行认识和简记。西安市东郊的半坡遗址，距今六千多年，发现当时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万件之多。“半坡人”采取野生植物等用以充饥，保存下来的不仅有许多果核、兽骨和腐烂的谷子(粟)及栎树的木材和叶子等，而且有石、骨做成的生产工具，证明他(她)们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尽管还很原始)，并有打猎、捕鱼和家庭饲养业等生产活动。他(她)们依靠集体力量改变荒野，种植谷子，建立村庄，抗御自然灾害。这些虽无文字记载，但在实际上建立了对周围植被的认识和开发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干预自然植被、影响自然植被、选择有用的植物成分，开始了人工植被的萌芽。

植被知识的积累时期。从西周开始，人类活动不仅是黄河流域，而且到达秦岭等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西周《诗经》上记有植物名称百余种;《山海经》为当时旅行考察的记录杂志，既有我国北方诸地(包括现在陕西境内的古雍、梁诸州)山川植被环境的记载，又有各地药物、农产的概述，开始把植被与环境联系起来认识;《周礼·地官篇》写着“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管子》一书不仅说明当时京师附近(今关中)，乃至全国不同的植被基本单位，如森林、草原、沼泽和草甸等，而且在植被生态和研究方法上有了极重要的成就，同时《管子地图》中绘有山林川泽，即地物符号中已有了植被的标志;《管子·地员篇》对生态因素叙述更多，记载了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土壤类型、地下水及其草本、木本和栽培植物间的关系，最早提出“样线法”的植被野外观察研究方法，至今仍未失去意义;1965年发现与“龙山文化”关联的长安沣西遗址下部，和1976年在武功县(邰)、邠县、旬邑(豳、永寿、岐山、扶风)发现的材料系新石器时代周人在渭河流域活动的文化遗址，有文字记载，对农耕颇有贡献，教民稼穑，管理农业，当时已“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并把自然植被应用于生产。

公元前200多年春秋战国时代的郑国渠(后又称郑白渠)，对于改变当时农业植被的水分条件，增加农业生产一倍以上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历代封建王朝不少建都于陕西，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文物典籍中资料极为丰富。西汉张骞通西域，打开“丝路”，把我国丝、漆带到西南亚洲等地，把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等带回我国内地，在关中普遍繁殖推广。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山川物产的记载，关中及其附近地区则较为详尽。公元前1世纪西汉后期的《氾胜之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总结了我国古代旱地农业耕作知识和多种农业植被建群种或优势种的增产技术。东汉班固的《汉书》详细地记述了各地的无机和有机财富。公元3世纪裴秀第一次绘出的中草药地图称《禹贡地域图》，为植物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公元8世纪的唐陈庄器的《本草拾遗》中记载有很多药物知识，内容很多涉及长安、关中及邻近山区的生态条件和有用植物。唐宋时代不仅海上交通日盛，同时国内大兴《地方志》，既全面而系统地集资料，又通过比较分析进行了科学归纳。元、明以来，方志工作更多，唯其体例仍因袭于宋代。现今关中各县大部、陕北陕南部分县市大都存有原木刻板本或图事个性的所谓新版本，其中对自然植被资源和农业植被类型、熟制、作物组合、生态布局和产量均有记载，从中大体可以窥见这段历史时期陕西、尤其关中及邻近地区自然及人工植被的梗概。1596年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出版，书中记有药物1892种、附图1126幅，是科学上的重要典籍，对陕西植被研究也有重要意义。1742年清代出版《授时通考》是有关农业、园艺及工业的重要著作，内有栽培植物学和地理学考证。清代西方科学传入我国，传统的、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和富有民族特点的我国科学受到压抑，长时期积累下来的大量资料未能充分、系统地加以挖掘和总结，这项工作未被更多的人所重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深深地影响着科学事业的发展。20世纪初，俄国B·П·科玛洛夫(KamapoB)第一个对中国和蒙古作出了植物分区，他把该地区分成三个亚区，其中之一就是蒙古南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中国亚区，涉及到陕西省北部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我国以后，植物学与植被学工作严遭摧残，极少专门机构，几乎教育设施，地处我国内地的陕西更是如此。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许多科学工作者还是力争做一些工作。抗日战争前后，1934年刘慎谔从包头至吉兰泰到新疆，发表了《中国北部及西部植被地理概论》，也涉及到陕西北部植被。1948年至1950年苏联A.A.尤纳托夫(Юнатов)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植被的基本特点》一书中也论及了陕西省植物区系，即植被的组成成分问题。刘慎谔研究森林与环境，他同黄秉维也分别发表过中国植被区划的文章(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属中国植物区划性质的文章)，其中都包括对陕西植被的分析研究。孔宪武研究过渭河流域的杂草。牛春山发表过陕西树木志。闻洪汉还对渭河流域的草本群落进行过详尽的植物社会学研究(发表在西北农学院专报上)。40年代在延安乐天宇等对陕甘宁盆地植物专门进行了研究，解放初发表了《陕西甘宁盆地植物志》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专门植物和植被研究工作。农业居显著地位的我国，亿万农民群众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对栽培植被的农作、园艺、林业等各方面作了巨大的创造和贡献。然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作为植被科学，尤其是近代区域植被的研究，无论从全国到地方，从学科到分支，都只能是做了初步的准备和酝酿。国外植被学研究，现代植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逐步传入我国或即将传入我国，但整个祖国大地上的植被研究的这株新苗，尚待新的历史耕耘者抚育和扶持出土。

植被研究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伟大胜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武装了我国科学，为我国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精神保证，并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程。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学院1950年就把原西北植物研究工作站扩大成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1953年又把它改建为西北农业生物土壤研究所(内设地植物研究室)正式开始了植被研究工作。后又分出西北植物研究所，并设有植被考察并继续植被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对陕西黄土高原进行了考察(内设有植物组)，1954年中科院植物所黄河队对子午岭进行了专门的植被考察，正式出版了考察报告。同时，在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生物系、地理系分别开出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植物分布学及植物地理学等课程，使生物学和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逐步摆脱单纯的描述无机界或有机体本身的阶段，充实了地理环境中的有机界的作用，把教学、科学研究同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既促进了生产，又发展了学科，还培养了人才。随着我国建设事业和科学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先后组织包括陕西在内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治沙等大型综合考察队，对陕西关中以北广大地区进行了为期二三年的全面而系统的综合考察。这些考察队中均有专门的植被工作者，其考察报告中，都有专门的植被部分。1959年治沙队绘制了我国沙区1：100万植被图及有关资料(包括榆林地区沙地)。西北大学、北京林学院、中央林业科学研究院、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参加科学院榆林治沙站的工作，1959年编出毛乌素沙地1：50万植被图。北京大学1965年又编绘了该地区1：20万植被图。西北大学、陕西省农勘队60年代初期又对陕西北部的植被进行过专门调查，编写了考察报告初稿。有关专业研究机构还组织了汉江流域地理、子午岭植被、无定河流域治理、黄龙山林区，全省各地林业、草原、草场等的调查。陕西省各有关部门及西北农学院等有关院校还多次组织秦岭、太白山自然及生物资源考察。各高等及中等院校的有关专业结合教学及生产实习，对各地植被也进了调查研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农、林、牧、渔等生产单位也结合生产任务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考察工作。尤其在土地改革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发展、农业生产力获得一步步的解放和人民群众在战天斗地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改造自然植被，发展人工植被，保护次生植被等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科学服务于生产，生产繁荣了学科。1960年前后，随着全国区划委员会编绘的《中国植被区划》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侯学煜主编的《中国的植被》的出版，初步检阅和总结了解放以来我国植被研究的成果。1957年以来苏联的М·П·彼德罗夫(Педров)参加我国科学考察，对鄂尔多斯等地植被进行了描述和分区;E·M·拉甫连柯(Лавреко)1958年访华所做的报告和著书《植物群落的基本规律及其研究途径》对陕西植被研究起了借鉴和推动作用。在全世界及兄弟省、区植被研究的启示和指导下，60年代陕西省各有关单位也先后对秦岭山区(张振万)及关中、陕北(西北大学生物系、陕西省农勘队)及全省(西北大学地理系)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性的植被研究(偏重类型、区划及垂直分布的研究)，撰写了若干篇有关全面或局部的植被调查报告和系统研究成果(包括植被类型图和植被区划图)。其中更多的属于自然植被的调查报告的初稿，大多散失于各有关单位或执笔人手中;总结性的文章也多系对具体问题和具体局部地区植被简况的报导性文章;由于受当时条件和历史特征的影响，由于多种原因，全面系统的总结工作难以开展;对服务于生产的研究方向也大都是原则性的叙述，不便进行有力的论证和大胆的实践性尝试;来源于生产部门的报告和文章也大都是对于植被研究方法的尝试和对地植物学观点的初步运用。

在我国十年动乱时期，植被研究处于危机的境地。尽管如此，植被科学专业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民族和人类的未来而献身。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植物学会1973年在昆明召开了全国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术会议，决定开展全国及省区植被研究和编图工作。1976年初开始编辑《中国植被》、《中国植被图》(1∶100万)。陕西省的植被工作者们在大力支持全国植被编书和编图工作的同时，在省有关部门的重视下，由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省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果树研究所、畜牧研究所)、前陕西省生物研究所、陕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陕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陕西省水土保持局、陕西省农业勘察设计院、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及生物系)、西北农学院及西北大学(地理系及生物系)等组成了《陕西植被》、《陕西植被图》编辑协作组，积极开展了陕西省植被的补充调查和编书编图工作。与此同时，无论农、林、牧业生产部门及科学研究单位、高等学校都在业务活动和生产实践中开展了若干地区植被研究和对已往资料的总结和整编工作。1980年《中国植被》的巨著出版。《陕西植被》正在编写，《陕西植被图》图稿已大部编出，从此陕西植被的研究工作又深入了一步。

此外，1983年夏西北大学地理系植被地理考察组应地方的邀请，对铜川市的邻区和耀县植被进行了全面考察，从而开创了陕西省内以地区和县为单位服务于农业区划的植被研究的先例，编印出版了我国第一份县级1∶50000的《耀县植被图》，同年陕西省林业厅组织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又对太白山的植物和植被进行了考察。

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和深入发展，随着国内外植被科学研究的发展，在生态系统理论和定位研究，在遥感技术、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下，陕西省植被的研究必将迅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四

由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带动，陕西省植被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随着全国及各地自然资源、农业自然条件、农业区划及国土整治工作的开展，植被资源的调查进一步深入，植被研究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示和发挥出来，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对植被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当前陕西植被研究工作中的以下几个问题，似乎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一，陕西植被研究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水平还比较落后。从现有工作来看，其基本理论大体仍然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上，主要表现在：从理论上说，对我省植物区系成分的研究，基础工作仍然有限，除西北植物所的《秦岭植物志》基本出齐和对生态条件有了比过去稍深一些又较全一些的认识以外，其他研究工作进行的仍然较少;关于植被分类(无论自然的、人为的、次生的等)的理论和系统，亟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仅有的某些方面也需要补充深入;基本的调查资料和样地描述记录，量少而又不全面，定位记录几乎付缺，不仅数量和质量均低，而且基本方法也需充实提高;植被制图工作在应用现代化手段、航空照片、遥感技术等也是刚刚开始，仅有的部分植被图或全省植被图大多为小比例尺的，中比例尺的面积更小，大比例尺的全省图尚属空白;植被区划工作过去进行过局部的全省的尝试，由于理论上研究的不够，又缺乏现实的植被类型图作依据，加上传统观念的束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重大的分界上尚须统一的基础。在实践上，直接把植被研究成果，自如地用于农、林、牧、渔各种经营、国土整治和生产实践等还做的很不够，为农业服务尚属探索阶段，这固然同客观的吸收应用的自觉性不高有关，然而从植被研究本身来看，对实践生疏，解决问题不深入却应当认为是主要方面。凡此，都影响着植被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发挥。

第二，专业机构不健全、专业队伍老化，补充又有限。人员和机构是事业发展的基础。陕西省内现有的植被研究专业机构仅在两个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所、中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内设有研究室或专题组，三所高等学校(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农学院)设有课程或有有关教师，但机构均不健全，人员少，又老化，又无长远研究计划和实际安排，更多的有关事业单位根本没有植被专业研究人员，个别虽有但却并不从事专业工作。陕西省现有中级以上植被研究人员总数10多人，不仅分散在很多单位，而且年龄老化，多在50岁以上，外业工作的条件已基本没有了，又不便组织起来。因此，近几年工作大都限于室内文献研究，新的样地调查补充已深受限制了。由于国内高校本专业很少，省内既无同类专业又少相近专业，课程开设有限，人员补充相当困难。个别高校已招研究生，但毕业尚有时日，近期内专业人员的补充，仍然困难。

第三，定位研究尚难以进行，设备和文献资料条件较差。由于机构不健全，人员有限，组织工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陕西省植被发育比较典型、分布较广、保存较好的各类夏绿阔叶林、草原、农田植被及面积很大的各类次生植被等，均应当设立定位或半定位研究，以深入探索其内在规律，为生产提供借鉴，但现实情况却是本省无力独立干，甚至于配合全国及邻省也有困难。这里除人员和机构问题外，尚有文献资料和设备严重不足问题。现有设备老化，大都是50年代兄弟学科的目测定性设备，技术水平和精度性能很差，而代之以新型电子设备几乎没有，不仅国外文献残缺不全，而且国内近期文献资料也很不齐全，仅有的也缺乏专门的汇编整理，管理力量和水平不足，发挥作用有限。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陕西植被的研究工作仍然难以列入计划，因而经费也就失去保证。

第四，陕西植被图的编绘工作进度慢的原因是人力、经费、资料不足。在已往工作基础上，近几年来，在各方面支持和配合下，虽然初步编绘了1：50万陕西植被类型图的大部分草稿(部分地区应用了航片和卫片资料)，缺乏资料的空白地区仍然存在。应用这个图底还编出了小比例尺的1：250万陕西环保植被图(已出版内部使用)，1：225万的陕西省中部(太白山以北，延安以南地)军用植被图(拟出版)，1：150万的陕西省植被类型图(已完成拟出版)等。然而由于人力的限制，大都是学校师生业余时间进行部分草绘、摘绘、断断续续进度很慢既缺编图设备，也缺乏必要经费，更没有绘图人员，只靠少数年老眼花的专业人员抽空进行，因而不仅进度缓慢，而且精度必然受到限制。

五

总观以上陕西省植被研究的简史、现状及当前的几个问题，特呼吁有关专业人员、领导单位、兄弟学科、爱好者们鼓起干劲、奋力工作、深入实际，进行原始的基本的样地调查，乘大好形势、克服暂时困难，发扬成绩，发挥优势，为开创陕西植被研究的新局面，为四化建设做出新贡献，为繁荣科学提高业务人员的理论和实践水平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2］李继侗：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发展，科学出版社，1958年。

［3］西北大学地理系：陕西农业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4］西北大学生物系：安康地区经济植物，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

［5］侯学煜：植物生态地理学的内容、任务、概念和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56年。

［6］侯学煜：中国的植被，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

［7］闻洪汉：渭河滩地植物社会构造的研究，国立西北农学院研究专报第一号，1947年。

［8］中国植被编委会：中国植被(绪论)第1—10页，科学出版社，1980年。

［9］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植物地理学植物学基础部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

［10］刘慎锷：中国北部及西部植物概论，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汇刊第2卷第9期，1934年。

［11］刘慎锷：陕西植物分布概要，西北地理，第1卷第1期。

［12］周昆叔：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的孢粉分析，考古，第9期，科学出版社，1963年。

［13］黄秉维：中国之植物区域，文史地杂志，第1卷第3、4期，1947年。

［14］钟补求：秦岭之植物地理，西北农林第2卷第1期，1947年。

［15］夏纬瑛校释：管子·地员篇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

［16］王成祖：中国地理学史，中华书局，1982年。

［17］崔友文：黄河中游干草原和森林草原的保土草种和造林树种问题，地理学报，23卷第1期，1957年。

［18］黄盛璋：历史地理论丛，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雷明德等：陕西省国土资源的简况和特征，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4期。

本文原载《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4期，转载《国土研究文集》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