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晋中地区城镇的分布特征
晋中地区也是山西土地相对贫瘠的地区。如祁县“土瘠民贫，俗尚勤俭”(47)，平遥“水崩沙浅，生理鲜薄，民生其间终岁勤劳”(48)。晋中地区不仅土地贫瘠，而且人多田少的矛盾也十分突出。为了生活的需要，晋中地区农民纷纷外出经商以求维生。许多商人在拥有大量财富之后，优先选择将经商所得的利润汇回故乡。“由于经商者大多只是暂时外迁，经商所得利润回流率很高，成为山西各地农村居民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重要原因”(49)。民国《徐沟县志》指出，“就当地及太原盆地言，虽然在有形贸易商绝少输出货物，但将最大的过剩的在籍而少人购买的大多‘劳务’输出于外，而换入有形的金银可以补救逆势的贸易，使补充有形项目的最大差额，故不谓其货物之入超。犹中华民国货物海关货物虽然入超，而有华侨大量的入汇，可以填补者相同”(50)。在大量商业利润回流的基础上，山西成为全国著名的富裕省份。
虽然晋中地区是山西最富裕的地区，但城镇分布却并不稠密。据表2-3，晚清时期，晋中地区面积4.71万平方公里，有159个城镇，平均城镇密度0.0034个/平方公里。晋中地区的城镇密度远小于晋南地区0.0053个/平方公里。
表2-6 晚清时期晋中地区城镇分布情况表
说明：1.岢岚、孝义、石楼县缺乏，没有统计。
2.县域面积来自李玉文编著的《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第30-32页。
3.这里出于经济上相似性等原因，把霍州归入到了晋中地区。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太原盆地是晋中地区城镇最密集的地区。在晚清时期，除了平遥之外，位于太原盆地的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汾阳、介休等县的城镇密度，全部在0.00058个/平方里以上。平遥县的城镇密度较小，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平遥县市的商业功能比较强大，市镇的发展空间受到压缩，造成市镇数量较少。晚清时期，在正太铁路通车之前，平遥是太原盆地南部的商业中心。由于平遥的经济功能较强，商业机会较多，所以使县城周围市镇的发展受到压制，而无法得到更多的发展。二是土地平坦，没有山岭阻隔，周围乡村和县城的商业往来比较方便，商业交易集中于县城，使本县的市镇数量较少。
太原盆地周围山区大部分县份的城镇密度，都在0.00058个/平方里以下。就太原盆地东、西两面山区而言，东部山区的城镇密度，远小于西部山区。太原盆地东部山区包括平定、孟县、寿阳、辽县、和顺、榆社，共有46个城镇，105070平方里的面积，平均密度为0.00044个/平方里。太原西部山区包括临县、离石、宁乡、岚县、兴县，共有30个城镇，116430平方里的面积，平均密度为0.00026个/平方里，东部山区的城镇密度几乎是西部山区的2倍。晚清时期，虽然太原盆地东、西部山区城镇少，密度小，但由于从碛口至太原、从太原至娘子关的商路十分繁忙，所以这条商路沿线地区出现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城镇。如碛口镇就是因为位于这条商路的起点处，而成为非常著名的城镇的。据民国《临县志》记载，“县境万山罗列，舟车不通”(51)。在一个如此贫瘠的地方，原本是不应产生规模很大的城镇的，但由于“湫水入川出口之处，以及东南山之石门堪称为孔道，官商往来必出其途”(52)，于是在此基础上，光绪时期碛口镇的商业逐渐发达，成为一个十分繁盛的商业巨镇。
民国时期，晋中太原盆地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之中。如徐沟县“羊及山羊，县人稍有畜之者，大宗来自境外，三十年前，蒙古羊北来，县南关有羊市，为省南各县之总汇，今则已无”，“三十年前，马群来自蒙古，骡驴来自陕甘，农家耕用骡马居什九，牛最少，今因购买力弱而多用牛，且昔时用畜驾交通者，今则多备外来足踏轮矣”。由于交通路线的改变，外来商品输入量减少，徐沟县逐渐失去了商业中心的地位。在商业衰弱的同时，徐沟县的商业利润回流量也在减少，“今日商人赋闲，劳务之金大减”(53)，商业利润回流减少对城镇商业的影响很大。以县城为例，“县城肆厘，自清以来，相沿为十行九市。……自入境之金大减，比户购买力渐窘，各行之所售亦只供用当地低程度消费，同光以前繁荣市况已不可再”，“自入境之银渐少，集会之各物市轮廓亦已渐缩小”(54)。徐沟县经济的衰弱，是整个太原盆地经济衰弱的一个缩影。太原盆地其他县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和徐沟县经历相似，即在商业地位下降和外来商业利润回流减少的双重打击下，本地经济不断地走向衰弱。
民国时期，虽然本地的手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却发展缓慢，不足以抵消商业衰弱所带来的损失。如介休县“洪山香房共百四十家，行销最广，近销售于本省各县远及于河南两湖等处，瓷器窑共二十三家亦多为多年工业，惜不知改良，进步甚迟，师屯土色最佳，近时资本家缺失，故废业者多”(55)。由于商业衰弱比较剧烈，而手工业发展相对缓慢，所以民国时期太原盆地一些县份的城镇数量保持不变，基本上没有变化。如太谷县在晚清时期有白村镇、阳邑镇、范村镇、白城镇4个镇，民国时期太谷县有阳邑镇、范村镇、白城镇、候城镇4个镇，城镇数量和晚清时期基本相同。介休县晚清时期有张兰镇、湛泉镇、义棠镇3个镇，民国时期介休县的市镇数量保持不变，仍有张兰镇、湛泉镇、义棠镇3个镇。
近代时期，在大多数县份城镇数量基本保持不变的同时，太原盆地东部铁路沿线平定、寿阳、榆次等县份的城镇数量，却随着正太铁路的兴建，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民国时期，和太原盆地的其他县份一样，太原东部地区的商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正太铁路的兴建，交通得到改善，所以太原盆地东部县份的商业，仍保持着十分繁荣的态势。以榆次县为例，“商务盛衰关系民生至巨，吾榆自辛亥以还，对外贸易失败，人民生计顿受影响，所幸地属要冲，交通便利，当地商业尚得以维持不堕”(56)。正太铁路的修筑不仅推动了沿线地区商业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沿线县份工业的发展。仍以榆次为例，“榆人向重农商，轻工艺，旧志仅载大布犹为民间副业，余可矣”。正太铁路公车之后，榆次的工业得到长足发展。纺织业“二年之间，织机增至二百余台”，“其他织袜小工厂，到处林立，获利颇厚”；蛋粉业“县市西北窑上村，有庆兴制蛋厂一所，自建场屋设备整齐，为民国二十三年保定分此者，用打蛋机器，所制蛋黄蛋白行销欧美，为出口大宗云”(57)。
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城镇经济呈现出繁盛发展的局面。不仅一般市集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专业性市集也开始出现。如榆次县“本县市集向在市关及各镇，有粮集、年集、果木集之分。粮集以易米粮为主，分单双日举行，1、3、5、7、9为单日集，2、4、6、8、10为双日集。旧历年终，农民以肉食杂货、胡桃、柿饼、米黍及年画等分单双日，列肆售之，谓之年集。县东山庄头等村多艺果木，秋日果熟，各果木户及商贩广集源涡镇买卖，谓之果木集”(58)。城镇经济的发展推动新的城镇不断出现。榆次县在晚清时期有王胡镇、什贴镇、源涡镇等8个镇，进入民国以后，榆次县有源涡镇、长凝镇、北田镇、南要镇等14个镇，几十年时间榆次的城镇数量增加了80％左右。
晋中地区西部山区的城镇，呈现出缓慢发展的趋势。晋中西部山区是山西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以兴县为例，“在旧社会，交通不便，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加之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广大群众一直生活在半饥饿的状态中”(59)。临县也相当落后，“境内水陆不通，天时地理阻力特甚，以致民无远志，且无论航海渡关经商、作工者绝无其人。即本地城镇之坐贾行商数十年前皆系客民，土人安于椎鲁不知为也。乡民非纳粮不至县市，甚有终身未见县市者”(60)。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大量新式思想的传入，当地闭塞的社会风气得到改善。“近年民智渐开，城镇坐贾以及肩挑贸易本地人已居多数，而风俗之淳则远逊于前，是亦可以观世变矣”(61)。在人们商品意识提高的基础上，晋中地区西部山区工商业逐步得到发展。不过，晋中地区西部山区的工商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非常缓慢。以工业为例，“谨按消耗之品，烟酒为大宗，县境虽亦有烧锅，仅足供本地之用，故谱中不列要之。县境所辖地瘠户疏，农为本业，故出境土物，除米豆油麻外，别无特产。猪羊皆农家所畜，以取粪田肥料，虽有瓷铁矿产，亦土法冶造，粗劣异常，仅供农家之用。至烟草消耗之品，三交烟房又作辍无常，其产出确数原无一定，兹约略谱出，足征进化之不易，望有力者渐为扩充也”。商业也是如此。仍以临县为例，“临邑山岭崎岖，通商不便，固非若名都大埠得以便交易而广招徕，治城虽在适中之地，无银行、钱店为金融机关，不过以梭布、米面小小经营供四民取求而已。就合邑城镇之商业，碛口为县南门户，东北接县川，东南达离石，西南通陕甘，西北连河套，水陆交通颇称繁盛，市内、三交远不逮也；白文、招贤、南沟，又其次者；而兔儿坂、曲峪镇、安家庄、青凉寺、梁家会等处均在县西鄙，山场野市，商业零落不待言矣。他其如“市庄、安业、歧道，枣圪塔等处，或附庸于治市或统辖于各镇，市集且不恒存，何论会场”(62)。除了碛口镇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之外，临县大部分城镇的经济都相当落后。
由于城镇经济发展缓慢，所以晋中西部山区的城镇数量变化随之相当缓慢。如临县在晚清时期有白文镇、三交镇、曲峪镇、碛口镇4镇，进入民国以后，临县有白文镇、三交镇、兔儿坂镇、碛口镇、招贤镇、业罗峪镇6个镇。兴县在晚清时期有瓦塘镇1个镇，民国时期仍只有瓦塘镇1个镇。岚县“有五镇，惟东村镇交易较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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