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金融业的发展与太原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近代时期，在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不断走向衰弱的同时，以银行、银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业却在不断地兴起和发展。
清末民初时期，山西近代金融业发展比较缓慢。从清末“大清银行”在山西设立开始，到1919年山西省银行成立。山西省境内只有中国银行山西分行、山西官钱局、晋胜银行3家规模不大的银行，均处在勉强维持、缓慢发展的状态之中。以山西官钱局为例，山西官钱局1913年由山西军政府拨资21400两现银开设。设立之初，由于其营业以经理司库款项为主，与商界来往很少，所以发展十分缓慢。据1914年3月统计，山西官钱局共发行纸币11万元，1917年又缩为6万余元”(152)。晋胜银行的发展也相当缓慢。据《山西通志·金融志》反映，晋胜银行成立于1913年，曾发行纸币，因不能兑现，信誉欠佳，所以不久即行停业(153)。
1919年山西省银行成立以后，山西省的金融发展开始进入到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是山西省银行。山西省银行是1919年山西省政府为解决财政问题而设立的一家银行。山西省银行最初的性质是公私合办，由政府拨款和民间募捐两部分组成。山西省银行公私合办的性质一直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初。1922年，阎锡山“以省行不应有私人股本为名，把私人股票一律收买，给予票面十足现金”(154)，从而使山西省银行由原来山西省地方政府操纵变成山西省政府直接控制。
山西省银行成立后，通过发行“晋钞”，划一币值，逐渐确立起自己在金融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在山西省银行成立之前，山西各地使用的货币十分混乱。“当时，在货币的使用上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各县使用的银钱，计算单位极不统一，有的以银两为单位，有的以银元为单位，有的以制钱为单位……另一种是各地的私营商号，只要有些资本和信用，他们就发行银钱票子。还有商号来往交易，不见现款，通过钱庄过拨，成为‘拨兑钱’的。当铺、粮台、钱庄出钱贴子，代现款流通。因无限制，所出帖子，往往超过其兑付能力，从而亏空倒闭，坑害商民”。(155)山西省银行成立后，以“划一币制”为名，取缔了私营银钱商号发行的钱贴子，代之以省银行的晋钞，垄断了纸币的发行权(156)。
1930年中原大战后，山西省的金融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倒蒋战争之前）随着阎锡山势力的扩张，晋钞在平、津、冀、察一带，也有大量的晋钞流通。倒蒋战事失败后，流通在省外的晋钞，同军队一样，全数涌回山西，豪绅大贾，争用省钞囤积实物，甚至将棺材都强买一空，因而市面极度混乱”(157)，经过这次晋钞贬值，山西金融一落千丈，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1932年阎锡山重新掌握山西省政权后，对山西省银行进行大力整顿，山西省银行才又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1919年山西省银行成立时，只有资本120万元，1935年山西省银行资本总数为240万元，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山西省银行的资本总数增加了整整1倍。
民国时期，山西省银行发展速度相对较快，首先是因为山西省银行的管理相对科学。在行政管理上，山西省银行具有一定的现代色彩。山西省银行的最高管理机构由董事会和监事会组成，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山西省银行的经营，由山西省银行总管理处进行，山西省银行总管理处下设总稽核、总文书、总营业、总会计及司券、司库，时称“四总两司”。除了吸收现代化的管理方法之外，一些票号好的管理经验也被山西省银行吸收和利用，如实行“顶身股”制和“年终分红”制等，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其次，作为山西省政府的官办银行，山西省银行“以经营普通银行事业，调剂全省金融为宗旨”，在成立之初，就享有承领国家兑换券；受官厅委托，代省发行债券；受官厅委托，经理及发拨各种款项等各种特权。种种特权的存在，使山西省银行在经营活动中，享有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如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阎锡山为了收集大量银币作军费开支，下令山西省所有的对外金融汇兑一律由山西省银行经办。对于不经过山西省银行，私自携带现金出境的人员，特别制定办法规定，凡查获私运现款出省者，除将现款及运款人扣留，立即呈报省政府外，在省会应送公安局，在各县应送县政府，依照下列各项处罚之：一百元以上至一千元者，罚百分之二十；千元以上至三千元者，罚百分之四十；三千元以上至一万元者，罚百分之六十；一万元以上至五万元者，罚百分之八十；五万元以上者没收之(158)。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来强化山西省银行对金融汇兑的控制。
再次，山西省银行的信誉较好。与山西省境内的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官办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充裕，信誉较高。如山西省银行在开办之初，发行准备金高达70％(159)。“查世界各国至钞票现金准备，大多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最低者如荷兰为百分之二十，澳洲仅得百分之十五。最高者如南美诸国，也不过百分之五十。是知我国发行准备中之现金准备比例，在世界各国中允推为最高”(160)。比例较高的银行准备金，有力地维持了山西省银行的信誉，保证了山西省银行在早期的稳步发展。20世纪30年代，鉴于晋钞毛荒，人们对山西省银行信心丧失，阎锡山实行“实物准备制度”，“过去现金准备时，准备金仅为发行额的百分之六十，现在改以实物为准备，而且时百分之百的十足准备，较之停兑之前的准备更为确实可靠”(161)，用尽方法，竭力树立山西省银行在人们心目中的信誉。
最后，在经营方法上，山西省银行比其他银行更为灵活。银行的贷款分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两种。所谓的抵押贷款，是指贷款人需要一部分物品进行抵押才能进行贷款。这类贷款手续繁杂，办理起来比较麻烦，优点是贷款方的风险较小。信用贷款不需要物品进行抵押，只需要贷款人凭借自己的信用，即可进行贷款。优点是办理起来相对方便，缺点是贷款方的风险较大。由于信用贷款方便灵活，所以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一般倾向于通过信用借贷来进行贷款。山西省银行利用人们借贷的这个特点，大力发展信用借贷，从而使山西省银行的业务得到迅速发展。据《山西通志·金融志》统计，在抗日战争之前，山西省银行共贷款约5988170元，占全部银行系统贷款总额的71.13％，其中信用贷款5958911元，占全部银行系统信用贷款总额的88.05％。
另外，和山西的官僚资本结合比较紧密，也是山西省银行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山西省银行“以经营普通银行事业，调剂全省金融为宗旨”，从开办之初和山西省的官办工商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如1932年阎锡山以山西省政府和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的名义发行的“统一建设借款券”“公路建设库券”“省防借款券”“国防借款券”等明目众多的地方公债基本上都由山西省银行为首的四银号承购。为了加强银行资本和工商业资本的融合，山西省政当局还成立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既管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还管金融事业，把金融业和工商业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162)。通过和工商业的紧密结合，一方面官办工商业得到了山西省银行的资助，另一方面这些官办工商企业的发展，也必然带动山西省银行随之迅速发展。
与山西省银行发展迅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政府官办银行和私人银行，在山西省政府和山西省银行的挤压下却发展缓慢，甚至萎缩、衰退。以中国银行山西分行为例，该行早在1913年就在太原设立机构，办理存放、汇兑、货币发行以及代收盐税等业务。虽然开设的时间较早，但在山西省政府和山西省银行的打压下，该行的业务开展得却相对较慢。1923年中国银行被迫将在太原的分行缩编为支行，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又被迫改支行为办事处(163)。
近代时期，山西的银号也有很大发展。银号是山西票号衰弱之后，兴起的一种规模较小的新式金融机构。银号虽然规模较小，但由于数量多，经营手段灵活，在山西省金融领域内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据有关资料记载，1912年山西有银号9家，到1935年已发展到101家，其中总号86家，分号15家。其中，官营的有11家，私营的有58家，官商合办的有32家。资本总额计有756万多元(164)。民国时期，在山西开设的众多银号中，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是山西省政府开办的晋绥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3家银号。
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3家银号，是1932年阎锡山第二次上台后，为解决山西的实业建设资金而设立的金融机构。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成立于1934年，总号设于太原，资本500万元，“以发展晋绥两省地方所有铁路及扶助有关铁路之建设事业”为宗旨；绥西垦业银号成立于1932年，资本30多万元，总号设于包头，后迁太原，以“活动金融，扶植绥西垦牧事业”为宗旨；晋北盐业银号成立于1935年，总号设于岱岳，分号于太原，资本20多万元，“以扶助盐户经济，调剂盐区各县金融”为宗旨。民国时期，这3家官办的银号和山西省银行一起被称为“山西四银行号”。
民国时期，由于以山西省银行为首的“山西四银号”发展很快、规模很大，所以官办的“山西四银号”在山西的金融领域里，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以山西省银行为例，据《山西通志·金融志》反映，在1935年山西省全省共有官办、官商合办和私立银行27家。其中，山西省银行的分支机构占总数的70％，资本占总数的76％，存款占39％，放款占71％。官办银号在银号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当巨大。据《山西经济开发史》记载，1935年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3家银号连同分号，共有资本555万元，占全省资本总数的73.41％(165)。
近代金融资本发展迅速，使山西以太原为中心的官僚资本金融网络迅速扩张。以山西省银行为例，在1919年山西省银行刚开始设立时，只在太原和几个主要的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到1937年时，已在全省32个县城设有分行、办事处、寄庄等分支机构。借助于官僚资本的迅速发展，民国时期，山西迅速形成了一个以太原为中心的城镇金融体系。
但应当看到的是，这个以太原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以山西省银行的存款为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山西省银行共有存款1390971元，占39.02％，而此时其总资本却占银行总数的约76％。为什么山西省银行的存款比率相对于资本总额较低？山西省银行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信誉仍然较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如在运城“山西省银行办事处，于民国十二年成立，该办事处之资金殊属活动而无定数，近五年来之营业，以存款而论，因山西省银行在昔受倒闭影响，对于晋南住户，信仰未孚，故该行办事处于民国二十一年以前，极少外来存款，至民国二十二年时有7892元之存入，民国二十三年则稍有增加”(166)，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宁愿将钱款存放在其他金融机构中，也不轻易存入山西省银行。另外，从山西省银行的存放款比例来看，山西省银行的影响也相对有限。根据《山西通志·金融志》记载，民国时期山西省银行和其他银行的存款比率为：商业为0，住户为28.81％，农民为0，公团为78.15％，同业为0；放款比率：住户为0，工业为54.84％，商业为75.74％，农民为0，公团为98.21％，同业为69.31％。从以上山西省银行和其他银行的存放款比率中，我们可以看出，和山西省银行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公团和工商业机构，而广大的农民无论是存款或是贷款都不直接和山西省银行发生联系。这说明山西省银行的影响范围相对有限，广大农村地区基本上脱离于山西省银行的辐射范围之外。例如《山西历史辑览》曾这样说道：“内地的农民仍然没有欣赏现银的风习，不欢迎纸币，省政府正在极力强制使用。”(167)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山西虽然建立起了一个以太原为中心的城镇金融体系，但太原金融中心的地位还相对脆弱，以其他城市为中心的银行，如以太谷为中心的裕华银行，以榆次为中心的会元银号，以文水和祁县等城市为中心的农工银行，以及各式的银钱业在山西仍具有一定的影响能力，从而使太原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削弱。
近代时期，山西工业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具有明显的重工业化倾向。在山西各城市中，太原的工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是山西工业发展最快的城市。山西其他城市的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工业结构也相对单薄，基本上以棉纺织业、粮食加工业以及煤炭开采业为主。山西的工业分布不均，太原及铁路沿线的榆次、大同等城市集中了山西的大部分工业，大部分城市所谓的“工业”基本上还处在工厂手工业阶段。
近代时期，山西城镇的商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祁县、平遥、太谷等传统的商业中心城镇逐渐衰弱成为一般性的商业城市。太原、大同、榆次等城市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商业地位迅速上升，取代祁县、平遥、太谷等晋中城镇，成为山西新的商业中心城市。由于山西商业处在整体性衰弱之中，所以大多数地区中心城市的商业发展相对缓慢。
晚清时期，祁县、太谷、平遥是山西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城市。祁县、太谷、平遥之所以能成为山西的金融中心城市，与山西商业的经营方式以及清末时期中国特殊的社会形势有关。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山西省银行等官办金融业的发展，山西逐渐建立起以太原为中心的城镇金融体系，太原取代祁县、平遥、太谷等晋中金融城镇，成山西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注释】
(1)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山西省经济资料》，第2分册，1963年，第4页。
(3)康耀先：《太原市的私营机器铁工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96页。
(4)任步奎：《解放前的太原工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87页。
(5)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94-595页。
(6)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7)张维邦：《山西省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8)张维邦：《山西省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9)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页。
(10)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18页。
(11)卢筠：《西北实业公司和山西近代工业》，《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24页。
(12)山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编：《山西军事工业史稿》，1893年，第2页。
(13)李蓼源：《孙中山先生民元视察太原事略》，《太原文史资料》第24辑，第5页。
(14)卢筠：《西北实业公司和山西近代工业》，《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7页。
(15)卢筠：《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34页。
(16)侯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59页。
(17)民国《安泽县志》卷2，舆地，物产。
(18)民国《安邑县志》卷3，生业略。
(1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92页。
(20)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页。
(21)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64页。
(22)徐月文：《山西近代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23)张秉权：《山西工业基本建设概况》，转引自徐月文：《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
(24)徐月文：《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页。
(25)民国《武乡新志》卷1，生业略。
(26)曹焕文：《西北实业公司》，《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41页。
(27)候振彤：《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60页。
(28)候振彤：《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61页。
(29)徐士珊：《我所知道的徐一清先生》，《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102页。
(30)任步奎：《解放前的太原工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96页。
(31)康耀先：《太原市的私营机器鉄工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96页。
(32)《山西通志·机械电子工业志》，第22页。
(33)康耀先：《太原市的私营机器铁工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96页。
(34)《山西通志·机械电子工业志》，第21页。
(35)曹涣文：《西北实业公司》，《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40页。
(36)康耀先：《太原市的私营机器鉄工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96-97页。
(37)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山西省经济资料》，第2分册，1963年，第94页。
(38)徐月文：《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39)道光《阳曲县志》卷2，舆地图下。
(40)任步奎：《解放前的太原商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125页。
(41)任步奎：《解放前的太原商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125页。
(42)李裕民等：《山西风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43)李裕民等：《山西风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44)任步奎：《解放前的太原商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125页。
(45)任步奎：《解放前的太原商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126页。
(46)《山西统治·商业志商业贸易篇》，第264页。
(47)道光《阳曲县志》卷2，舆地图下。
(48)《山西通志·粮食志》上编，第65页。
(49)《山西通志·粮食志》上编，第80页。
(50)《山西通志·粮食志》上编，第79页。
(51)《山西通志·粮食志》上编，第80页。
(52)段克明：《抗日战争前太原经济概况》，《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9页。
(53)《山西通志·粮食志》上编，第81页。
(54)《山西通志·粮食志》上编，第80页。
(55)段克明：《抗日战争前太原经济概况》，《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10页。
(56)《山西通志·粮食志》上编，第82页。
(57)任步魁：《太原商会史略》，《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118页。
(58)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59)郭文周：《阎锡山在晋绥两省的经济统制》，《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113页。
(60)段克明：《抗日战争前太原经济概况》，《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11页。
(61)任步魁：《太原商会史略》，《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122页。
(62)徐月文：《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51页。
(63)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64)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85页。
(6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85页。
(66)民国《榆次县志》卷6，生计，市易。
(67)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85页。
(68)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66页。
(69)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69页。
(70)《大同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926年2月20日，第150号。
(71)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75页。
(72)任永昌：《新绛的航运业与铁货业》，《山西文史资料》第34辑，第170页。
(73)民国《新绛县志》，序。
(74)李燧：《晋游日记》卷1，乾隆五十年9月9日。
(7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27页。
(76)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28页。
(77)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山西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33页。
(78)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28页。
(79)太谷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太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页。
(80)太谷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太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页。
(81)太谷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太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82)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88页。
(83)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84)民国《榆次县志》卷6，生计考。
(8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49页。
(86)乾隆《解州安邑县志》卷12，艺文，《复盐池西禁门》。
(87)林传甲：《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51页。
(88)民国《安邑县志》卷3，生业。
(89)宋学璟：《运城的盐商和盐工》，《山西社会大观》，第40页。
(90)《山西通志·商业志·商业贸易篇》，第281页。
(91)忻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忻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92)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年代太行陕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
(93)《长治党史资料》第5辑，1984年，第22页。
(94)《山西通志·商业志·商业贸易篇》，第287页。
(95)民国《临汾县志》卷2，实业略。
(96)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海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页。
(97)民国《榆次县志》卷3，市集。
(98)民国《太谷县志》卷3，礼俗。
(99)民国《榆次县志》卷6，生计考。
(100)侯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32页。
(101)解光启：《晋商大军中的交城毛皮业》，《沧桑》，1997年第6期，第21页。
(102)侯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30页。
(103)侯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70页。
(104)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105)侯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67页。
(106)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107)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108)民国《武乡新志》卷1，生业略。
(109)民国《乡宁县志》卷1，乡镇。
(110)民国《临县志》卷7，物产。
(111)民国《永和县志》卷5，生业。
(112)任汝梅：《票庄记录》，转自山西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
(113)光绪《五台新志》卷2，民生。
(114)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2，馆童说。
(11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44页。
(116)顺治《云中郡志》卷2，方舆志。
(117)道光《万全县志》卷11。
(118)蒋良骐：《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上谕。
(119)乾隆《陇州续志》卷1，风俗。
(120)民国《宜川县志》卷9，工商志。
(121)陕甘总督文绶《陈新疆情形疏》，乾隆三十七年，《皇清奏议》卷59。
(122)民国《沈阳县志》卷7，实业。
(123)李长鼎：《李长鼎集》卷19。
(124)张翰：《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
(125)光绪：《元氏县志》卷1，地理志。
(126)褚华：《木棉谱》，转自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127)同治《续辑汉阳县志》卷9。
(128)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风俗。
(129)袁干：《茶市杂咏》，转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1，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4页。
(13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1，台北新兴书局1958年版，第7961页。
(131)刘坤一：《刘坤一遗集》卷1，奏疏。
(132)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133)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134)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09页。
(135)曾国荃：《曾忠襄公全集》卷8，奏议。
(136)山西省商业专门学校编著：《晋商盛衰记》，太原监狱石印民国十二年，第10页。
(137)《清宣宗实录》卷184，道光十一年辛卯二月戊戌。
(138)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139)杨端六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专刊1931年，第一表。
(140)祁隽藻：《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奏折》，《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41)瓦格尔：《中国金融记》，转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142)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金融志》（上），第35页。
(143)陶澍：《陶之汀先生奏疏》卷22，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折。
(144)清档：《户部赴侍郎廖寿恒议提各省公款归官借的奏折》，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45)《论官商相维之道》，《申报》，1883年12月3日。
(146)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147)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8页。
(148)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149)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150)冯桂芬：《显志堂稿》卷11，《用钱不费银议》。
(151)民国《太谷县志》序。
(152)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
(153)《山西通志·金融志》，第69页。
(154)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山西文史精选—阎锡山的垄断经济》，第10页。
(155)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山西文史精选—阎锡山的垄断经济》，第17页。
(156)《山西通志·金融志》，第73页。
(157)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158)《山西通志·金融志》，第76页。
(159)中华民国史料丛稿：《阎锡山与山西省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160)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第39页。
(161)郭文周：《阎锡山在晋绥两省的经济统制》，《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116页。
(162)《山西通志·金融志》，第77页。
(163)徐月文：《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页。
(164)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山西文史精选—阎锡山的垄断经济》，山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65)徐月文：《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页。
(166)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53页。
(167)侯振彤译编：《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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