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在太原的曲折发展

三、高等教育在太原的曲折发展

近代时期，太原是山西唯一有大学教育的城市。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下令：“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各省于省城均设大学堂”⁽⁴⁷⁾。按照清政府的命令，山西省巡抚岑春煊积极筹办山西大学堂。1904年山西大学堂筹建完毕，迁入太原侯家巷新校址，成为当时国内省一级创办最早的大学。

山西大学堂具有浓厚的东西合璧的特征。山西大学堂开办之初分东西两斋。中斋由华人负责，西斋由传教士李提摩太负责。中斋在办学体制上仍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教育色彩，教学内容，方法沿袭传统书院进行。课程分为经、史、政、艺四种，教学方法循规蹈矩，不分课时，不分门类。学生上课是唱名进入教室，教师坐在教室中央暖阁里授课。西学专斋教习多为外籍教师，有15名之多，他们的教学内容、方法基本上与英国高校相同，分课时、课程教学。由于所授课程全新，因而学生对各门学科需要从头学起。上课既无中文课本，也不发讲义，主要靠外籍教习讲授。学生则是在课堂上听讲笔记，课后互相对照补充。当时所授的课程主要有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工学、格致、法律、世界史、英文、美术、地理与博物等科目，这些课程对中国学生来讲都是闻所未闻的。为了突出中西方的区别，多年更是中斋上课以击鼓为号，西斋则以电铃为号。西方人带来的电话、发电机等也成为省府的时尚⁽⁴⁸⁾。

山西大学西斋从1904年开办到1911年正式移交给官方前后7年，在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经理、筹划下，山西大学迅速成为全国质量最高、声誉最好的一所大学。“北京有一些反对西斋的势力在活动，在那里，总是有人妒忌西斋及其取得的成就。西斋取得的成就，当时在中国，是无可匹敌的。招收举人、秀才为学子，从ABCD学起，从加减乘除学起，经过七年学习毕业之后，就掌握了他们各自所学的学科，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办学步骤。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其他大学做得到。北京方面是产生不出同样成果的。他们感到烦恼，企图贬低山西的成就”⁽⁴⁹⁾。指出山西大学由于成绩优良，甚至遭到了其他方面的嫉妒和压力。当时任西斋化学教员的瑞典博士新常富也说：“山西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⁵⁰⁾

清末时期，山西大学堂能取得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早、最好的大学之一，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山西省政当局的大力支持。清末时期，山西省最高行政长官和山西大学西斋教学负责人李提摩太的私人关系特别良好。如1901年山西巡抚岑春煊电请李提摩太到山西解决教案问题时，曾说“晋人皆信阁下为人正直”⁽⁵¹⁾。正是建立在良好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所以李提摩太才可以在山西省行政当局的大力支持下，全权负责山西大学西学专斋的教学、行政、经费等一切事务，而不受任何干扰。“西斋教务悉由外人决定，教育方针，是要学生毕业后能够升入英国的伦敦大学，并不过问学生所学是否符合中国的需要”⁽⁵²⁾。二是山西大学的经费充足，地位高崇。山西大学是在庚子赔款的基础上设立的，“共罚全省银50万两，每年交出款5万两，以10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转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由于办学是建立国际条约基础之上的，所以山西大学的办学经费不仅充足，而且稳定。山西大学的地位在当时相当的高崇。以山西大学的学生为例。“学生来源，一部分是接受令德堂书院的举人秀才。一部分是由各县选送一些未及参加科举的学员。学生每月发给纹银4两，表示优待”，学生毕业以后授予举人身份。三是山西大学的教育观念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山西大学西学专斋是以英国办学模式开办的一所学校。学校分预科、专科两个阶段。预科学制三年，专科学制四年。专科分采矿、工程、法律、冶金等科。学校理化课有试验教学，还举办有体操、网球、足球等各种体育活动。在教学管理方面实行分班级授课的原则，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和课程表，授课时间每周36学时，上、下午各3个小时；学生被要求按时作息，按时上课，课前要预习功课，课后要复习功课。同时学校还十分注意教师的选聘工作。“当时山西大学数十名教职员中，其中英美等外籍教师有20余人”⁽⁵³⁾。这些教师大都学有专长，善于通过试验进行教学，所以深受学生欢迎。

清末时期，除了山西大学在太原得到发展之外，其他一些专科性质的学校也纷纷设立。1906年山西农林学堂成立，更名为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同年山西医学专门学堂成立。1907年山西警务学堂改名为山西高等警务学堂。1908年山西省立工业专门学堂成立，1910年又改名为商业学堂。不过，这些学校的规模大都相对较小，就影响来说也根本不能和山西大学相比。

民国初期，太原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度陷入低潮。特别是金永就任山西巡按使后更是如此。“金永思想顽固，反对新学，把教育视同敝屣，把学生看成仇敌，对大专各校摧残尤甚。如（一）1914年勒令山西工业和商业专门学校停办，把工校学生送入山西大学，商校学生并入法政学校。（二）1916年2月创设甲种工业学校，委赵铮为校长，旋于同年6月下令停办。（三）1915年，当农业专门学校学生举行毕业考试时，金永主张以国文课为主，凡国文不及格的概予开除，不准留级。学生认为农校应以农业为主科，提出反对意见，金不采纳，致使该校校长米如玉气愤而死。（四）金永对各校学生都要进行甄别，尤特别注意法政学校，于1915年夏季以‘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题，考试法专学生。试卷由金永亲自复核，他认为不满意的，便在试卷上用笔一抹作为废卷。结果一千一百余名学生，被开除三百数十人，占全校的三分之一。就是幸而未被开除的学生，在毕业考试时，仍以国文为主，且限制毕业人数不得超过十分之六，其余皆作为不及格，这真是从来未有的奇闻”⁽⁵⁴⁾。

民国时期，山西新成立的大学不多。从1919年到1930年山西成立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主要有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山西留日预备学校、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私立山西山右大学、山西私立兴贤大学、私立美术专科学校、私立艺术专科学校等8所学校。这些学校大多学生较少，影响较小。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山西的外国文言学校。外国文言学校1920年由德国音乐博士卫中负责校务，“卫中走马上任后，立即深入到学生中，仔细揣摩他们的性格、爱好、特点，然后根据和学生接触的印象，将他们分为巴黎班、英法班、伦敦班、纽西兰班、纽约班、门兴班、汉堡班等7个班。随后他又着手改革旧时所设的课程，除外文一科保留外，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体育诸课全部砍去，设了讲道理、音乐、舞蹈、马术、拳术、射箭、做鞋与纳鞋底、制作瓜皮帽、土木工等课程”。经过卫中博士的苦心经营外国文言学校一度充满勃勃生机，为太原的高等教育发展又注入许多新鲜的空气。“卫中以其广博的知识，生动的教育方法以及和学生平易相处的姿态，赢得了大家的爱戴和尊敬。一时间，土皇帝坐镇的太原府竟也活泼地充满了许多令人惊喜的新鲜气息”⁽⁵⁵⁾。

民国时期，山西大学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衰退的状态之中。“教师所授课程都一成不变，教材内容陈旧不堪。只是抄袭些英文书籍、教本采用英文，讲义也用英文；教师只限于课堂讲授，不知有辅导之事，试验绝无仅有。记得当时有一架检流计放在一间小室内当作活宝，既不作试验，也不轻令人见，教师对学生既不负责，只求安然无事，保住地位而已”。不仅教学质量很差，学校的教学设备也相当落后。“学校的设备很差，虽有一座小型蒸气发电厂，也不利用去做试验，只是装潢门面，发一些电，供给本校使用而已。领导既不争取添购设备，阎锡山也不肯拨款发展教育。他们认为教育事业是赔本生意，有一个名义大学，撑个门面就行了。因此这一时期，山大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

民国时期，山西大学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除了教学经费不足外，教育管理落后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辛亥革命后，山西大学取消西斋，交还给山西省政府自办。“但当时学校的负责人非为阎锡山所委任，即为安福系政客所把持，或为英国留学生所操纵。有些校院长志在做官，专作交际活动，奔走于权贵之门，鲜问校事”，教师们疏于校务，学生则懈于学习。“学生学习态度很不正确，主导思想是名利思想，求学是为了升官发财，混上一张文凭就算了事，无组织，无纪律，绝对自由，小团体风气盛行，同乡会很多，学生小灶林立，十余人甚至五六人即组成一个小灶，学生鉴于毕业即失业之现象，求学期间就找门路，以攀高结贵，奔走权门为荣，读书风气极为低落”⁽⁵⁶⁾。这样，在学校管理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山西大学失去清末时期蓬勃发展的局面，日益没落。1930年山西大学校改称山西大学，由国立第三大学成为一所非常普通的地方性大学。

总之，从以上山西各等级教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山西城镇教育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近代时期，山西城镇教育发展速度很快，但教育水平却相对较低，主要表现在初级小学教育发展很快，中学都处于缓慢，甚至停滞发展状态，而且就小学教育发展来说，也基本上处于粗放型发展状态之中。

2.太原、太谷、汾阳、运城、大同等城镇的中等教育迅速崛起，成为山西中等教育最发达的城镇。这几个城镇虽然中等教育都比较发达，但却各有特点。如太原是山西中等教育最发达的城市，不论是公立、私立，还是教会学校都比较发达；太谷教会中学比较发达；汾阳公立和教会中学都比较发达；河边村的私立中学比较发达等。

3.太原是山西唯一有大学教育的城市。山西大学在晚清时期比较发达，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之一。进入民国以后，山西大学教育不断衰弱，由国立大学改为省立，成为一个非常一般的地方性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