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结构的城镇差异
近代时期，太原是山西最早产生现代工业的城市，同时也是职业结构变化最大，新式职业人数最多的城市。从清末时期开始，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太原的工人大量增加，成为山西工人数量最多的城市。就太原的工人来源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于外省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一是来自于本省的工人。由于近代时期山西本省的工人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所以很多工厂在开办之初，大都雇有不少的外省工人。如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太原育才机器厂和育才炼钢厂在建厂之初，“其人员是以高薪由天津、山东、汉阳等地聘来的”(86)。
为了解决本市工人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太原在大力招募外省工人的同时，还积极在本省招募本省的“艺徒”入厂学习技能，以此来作为补充工人的重要来源。不过由于企业性质不同，所以在招募工人的方法上两者之间有一定差别。“山西各项劳工招收艺徒，其办法分公私两种，公家制度，入平民工艺厂、贫儿院、蚕业工厂等机关，每届招收艺徒，仿佛如学校之招生，先期张贴广告，限定资格，任人投考，合格即可收留学习，其紧要资格如：年岁大概在十四五岁之间，籍贯大概只要本省人，身家清白，身体要健康者，程度要识字者。录取之后，须妥实保人，实习后每月即有津贴，概逐年加增，如第一年月给津贴一、二元，第二年月给津贴，概逐年加增，如第一年月给津贴一、二元，第二年月给津贴二、三元，第三年月给津贴三、四元，其满业期限大概定三年者为多，如年限已到，艺术不精，亦有留级之制，但实际上则甚少，如有缺额或增额时，即可留厂工作，其留丁者，即以工师相待，唯其工资亦须逐渐递增，不能骤然与老工师一律，此公家招收艺徒之制度也。至私家各种艺徒，大概均系亲戚朋友之子弟，由情谊介绍而来，并无一定资格，惟年岁一项，略有规定，大概自十二三岁以上至二十岁之间，皆可习艺”(87)。可见，在招募“艺徒”这个层面的工作上，太原官僚资本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具有现代色彩。
近代时期，太原工人的工资水平从总体上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查晋省在十年前工资极为低廉，其数皆以制钱或小洋计算。普通工资，不供食者大约每月制钱六千文至八千文，供食者减为三千文，亦有四五千文者。嗣后物价昂贵，改为小洋计算，近三年来粮价日昂，各种工资多达大洋计算，而其数亦多增加”(88)。和省内的其他地区相比，太原的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若外县工资，多较省垣为廉”(89)。在太原，工人所从事的工作种类不同，彼此之间的工资与生活水平存在很大差距。“晋省工人生活状况，分为两种：一种如铁路上执役、汽车开驶管理等执役，及铜元局、修械所、电灯厂中各项执役，是等工人所入较多，每月薪工自十余元至二三十元不等，其衣食住自亦较为丰赡，大概所住之屋每间每月需房租六十角，食粮多用白面，有时兼食牛、羊、猪等肉品，所衣普通用爱国布，兼有穿黑色洋缎者，多戴呢帽，穿皮鞋，每人每月衣食住之消费约占其每月收入之资十分之三四，其余十分之五六乃用以仰事俯畜之资，此等工人皆系天津一带人为多，亦有湖北、上海雇来者。至于本地劳工多为下等劳动之业，如拉车、赶脚、泥工、木工、铁工、石工、磨坊、酿造、制柳器、制席、矿工等，每月工资所如不多自四、五元至七八元，其所住非破屋即土房，或土窑等，所食非莜面即小米或山药但，其下咽品只有盐、醋、辣椒粉三种，间有食蔬菜，而食肉品者，每年不过数次，所衣非土布即直隶之平山布或河南之禹州布，其每月衣食住之消费约二元之二元五角即足，其余为赡养室家之补助费，其余工资较优者，如印刷、缝纫、靴鞋、裱糊等，每月收入六七元至十元，其衣食住较下等劳动工人稍优，住居有较好之房屋者，衣有用洋布，食有用白面者，大概每月消费亦占其所入十分之三四，其余亦为赡养家室之费，此晋省劳工生活之大概情形也”(90)。这样，由于待遇和收入的不同，太原形成了不同的工人阶层。
近代时期，太原还出现了一批从事工厂管理人员、记者、律师等职业新式职业群体。太原的工厂管理人员，主要分布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公营”企业中。虽然这类人在太原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少，但他们却大都是一些受过较好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例，“西北实业公司的首任经理梁航标是山西大学毕业的经济管理专家；后任经理彭士弘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科毕业的技术专家、实业家；协理张书田是山西大学机械科毕业后、又经汉阳兵工厂深造的兵工专家；襄理王惠康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的化工专家……科长和科长以下的职员，也大部出身于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91)。这些新式职业者的工资水平都相对较高。仍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例，“西北实业公司把利润分配的侧重点倾向了所属厂矿的职员，特别是高级职员，至于一般工人微乎其微。西北机械厂厂长一人所得红利为所属职员平均数的131倍，占红利总额的24％，厂长、主任、职员18人共拿红利61％，而数百工人只能拿到15％。正因为如此，厂长、职员竭尽全力为企业出谋划策，经营管理，创造效益”(92)。
太原还有不少的律师和新闻工作人员。律师的产生是中国司法制度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注。1910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明确提出律师的概念。进入民国以后，中央政府陆续颁布《律师暂行章程》《律师章程》《律师法》等法规条例，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山西律师行业的发展。据1919年统计经山西省高等审判厅登陆的律师有56人，而到1929年统计，山西全省职业人口中已有律师150多人。民国时期，山西的这些律师大部分都集中于太原。据1935年统计太原经登录挂牌从业的律师有33处之多。太原的律师有上等、中等和下等之分，中下等律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相对较低，上等律师的地位较高，收入也较为丰厚，“上等律师身世优厚，谙悉法律，且多与法院推事、检察官以及社会上层息息相通，他们以受理大案为主，虽件数不多，而所涉事繁，所得甚丰，每办1-2件，则够一年半载之生计”(93)。
清末时期，随着太原新闻事业的发展，太原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有不少都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勇于揭露社会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如在清末的“交、文禁烟惨案”事件，就是由太原的《晋阳公报》揭露的(94)。进入民国以后，太原的新闻事业更加发达，从事新闻工作知识分子更多。不过，这时太原的新闻工作者，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派别，于是太原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构成变得更加复杂。如1917年创办的《山西日报》“阎锡山任督军兼省长时期，当时军政两署的机关报”(95)，比较倾向于山西省政当局。而创刊于1930年的《民国日报》则是国民党省党部部办的一份报纸，比较倾向于国民党中央当局(96)。另外，还有不少私人性质的报纸，其新闻工作人员在政治立场表现方面，更加复杂而多变。
除了太原之外，山西其他城镇人口的职业结构也有一定的变化。近代时期，除了太原，山西的大同、新绛、榆次以及长治等城市也有现代工业出现。现代工业在这些城镇的出现，使这些城镇也产生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和太原一样，这些城镇的工厂在招募其他地区工人的同时，也都积极地招募本地的工人学徒，以逐渐替代外地工人。如新绛大益成纺织厂的工人“从榆次及河南彰德附近募集者占大部分；逐渐采取雇入附近的居民，使之学习技术，以替换前者的方针”(97)。在榆次的一些工厂里，甚至本地工人已取代外地工人，占据工厂工人的大多数。如晋华纺织厂“最初依靠从石家庄大兴纱厂及河南、天津方面招募；现在的职工状况，是山西人占七分，直隶人占三分，南方的职工只是在动力车间少量地使用”(98)。在管理问题上，不同地域的工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斗争。20世纪30年代，当一个日本人前往新绛大益纱厂参观时，发现大益纱厂的河南和山西工人之间，在“本人到达此地的二天前，发生了大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了重伤。为了处理善后，工厂正在休业之中。这使我失去了参观的机会，实为遗憾”(99)。
和这些城镇产生了一批工人相适应的是，这些城镇还产生了一批现代的资产阶级。就资产阶级的来源而言，不仅有商人资本家，同时还有大地主及山西省的政府官员。以1919年成立的晋华纺织厂为例，投资晋华纺织厂的主要有贾俊臣、徐秉臣、郝星三、徐一清、崔文征、赵鹤年等人。在这几个人当中，贾俊臣、徐秉臣、郝星三都属于商人；徐一清、崔文征是政府官员，徐一清是山西省银行经理，崔文征是财政厅厅长；而赵鹤年是榆次的大地主。山西城镇还产生了一批由工人出身的资产阶级，如平遥县的聚兴铁工厂是由在天津新式工厂当过工人的孙希发等人集资开办的(100)，平遥的中兴工厂是由在天津学习过织袜技术的马鸿年开办的(101)。从工厂的规模来说，官僚资产阶级开办的工厂，由于资金相对雄厚，大都规模较大，设备先进，而其他人投资开办的工厂则规模相对较小，技术也相对落后。
这些城镇在现代产业工人增加的同时，手工业者仍保持着相当大的数量。如大同“皮货业历史悠久，不但执大同手工业之牛耳，且在全省手工业中亦占重要地位。在前清末叶至民国初年，颇为发达，其时皮庄八十余家，每年皮货总值，约花银百余万两，其产货多，销售之易，可谓黄金时代”(102)，大同皮业如此发达，以此为生的手工业者应该不在少数。新绛县“毡帽业，业此业者极多；榨油业各乡间油房极多，为绛人一生业；皮货制作业，以此为业者数以千计；火柴业，业此者数以千计”(103)。不过应该看到到是，这些城镇的手工业者虽然由于手工业的发达一度数量极多。但由于作业方式落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机器工业的发展，这些城镇的手工业逐渐衰弱，以此为生的手工业者的数量日趋减少。以大同皮货业为例，“至民十以后，出口货日渐稀少，国内销路狭隘，兼之外蒙封锁，生皮来源少”。
山西晋中地区城镇商人的数量仍然较多。但随着社会的变化，晋中地区商人的社会角色和影响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晚清时期，就山西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来说，虽然经营范围相对广泛，但主要还集中于金融方面。以太谷曹家为例，“曹家资本到清道光、咸丰年间达到全盛，其资金曾发展到1000余万两白银，商号在全国各地星罗棋布，不下几十处。其经营地区由莫斯科到大江以南，由济南、徐州至兰州、新疆、经营项目有：票庄、银号、钱庄、典当、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其中以账庄、钱庄为最多”(104)。祁县的渠家“从渠源祯、渠源潮一代开始，渠家步入极盛期。在咸同之交，渠源祯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渠源潮则是长盛川票号的东家。他们亲兄弟还和堂兄弟渠源淦、渠源洛合组百川通票号，投资存以公票号，同时还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庄、钱铺、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与票号相辅而行”(105)。晋中城镇的商人除了专注于金融领域外，还积极投入到对俄贸易中去，如榆次常家“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常家。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年间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余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106)。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商业的破产，山西商人的影响急剧下降。以太谷为例，“太谷商业始兴于前清康乾，发达于咸道时代，自粤匪兵焚后，江南一带商业凋敝，影响于该县商号甚巨，因之商业衰弱”(107)。商业的衰弱，使太谷商人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1929年晋中绅士刘大鹏在日记中曾这样记道：“阳邑镇中宅舍拆毁甚多，售卖木石为生。太谷一邑以此为生者十居七八”(108)。由此可见，山西一些地区的商人已沦落到入不敷出，不得不拆家卖舍的地步。于是在此情况下，山西商人的投资方向开始发生转变。一些商人一改以前投资于金融、商业的特点，开始投资于现代工业以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如太谷县的电灯公司就是于1923年由大商人潘轶群开办(109)。特别是保晋公司在成立过程中，晋中商人更是出力甚大。“其时库款无余，所依赖者，全属票商。交款之日，福公司暗托往来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票庄，而票庄当日竟不动声色，不爽时刻，纯然以彼外国银行所周转之票交付”(110)。没有山西商人的大力支持，根本就不可能有保晋公司的成立。
近代时期，山西的一些矿业城镇和商业城镇的人口职业结构很有自己的特点。近代时期，随着山西煤炭的开发，山西兴起了一批矿业城镇，这些矿业城镇的人口结构具有明显的现代城镇的特征。在这些城镇当中，阳泉最具有代表性。阳泉直到清末时期，还是一个小村庄，自从清末山西成立保晋公司对阳泉进行大规模的煤炭开发以后，阳泉镇的人口结构开始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在由一个小村庄变成一个矿业城镇的过程中，阳泉工人的数量以及企业管理者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和山西其他城镇不同的是，阳泉的工人从一开始就是由本地人构成。例如“保晋公司矿工以当地人为多”(11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煤矿开采所要求的技术水平不是太高，一般附近地区的人们即可进行煤矿的开采活动；另一方面与阳泉地区长期的煤炭开采传统有关，“阳泉煤矿区土地贫瘠，当地乡民久仰开采煤炭为生。在长期的采煤生产过程中，这里出现了血统的煤矿工人，他们祖祖辈辈从事挖煤劳动。保晋公司开办之前，阳泉地区的小煤窑全靠人力作业，条件十分恶劣，环境十分艰苦。保晋公司开办之后，开始使用机器，各方面条件都比小煤窑优越，于是这些血统矿工就纷纷离开小窑，来到保晋公司谋生”(112)。
阳泉矿工的工资水平应该相对较高。“在矿工中，采煤工占70％以上。在采煤完全依靠人力的情况下，采煤工对煤矿经营的好坏极其重要，保晋公司就把采煤工称为矿工的‘中坚’。保晋时期，除保晋公司之外，阳泉地区尚有星罗棋布的大小煤矿。包括保晋公司在内，各煤矿都把身体健康、技术熟练的采煤工作为重点争夺的对象，进行激烈争夺”(113)，这种情况下，矿工的工资应该也不会太低。与此同时，阳泉的煤矿工人在生产作业之前，还能得到较为科学的岗前培训。如阳泉的保晋公司“为不断稳定矿工数量，保证生产正常进行，保晋公司在蒙村设立招工点，分期分批招收工人，进行培训。从1919年3月1日起，每期招收300人，培训三个月。培训教材有《矿工须知》《矿务大意》等。除了学习教材，还选择有实践经验的工头讲授采煤基本技术”(114)。由此可以看出，阳泉等地的工人培训已突破学徒式的培训，开始向较为科学的岗位培训方式迈进。
由于保晋等煤炭公司的开设，阳泉还产生了一批现代企业管理人员。他们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工资收入也相对较高。仍以保晋公司为例，“保晋的经理、协理、总稽核和总工程师，以及各矿厂的坑务主任，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是国内大学毕业，有的是国外大学毕业，并且大多是矿业专门学校毕业，又具有多年的矿业实践经验。其中总公司经理常旭春是山西大学教授，协理白象锦是英国威尔士大学矿科毕业生，总稽核杨仁显是英国伦敦帝国大学毕业生，总工程师兼工程课长张景良是英国威尔士大学毕业生”(115)。在工资分配方面，各级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明显的高于工人。以1934年保晋公司的职员的工资为例，“当时各级职员的工资状况（平均月薪）：经理300元，协理280元，总稽核260元，总工程师225，课长136.25元，股长51.62元，坑务主任79.5元，坑务员34.43，事务员18.80元，练习生12.30元”。与此相对比的是，保晋公司各厂矿采煤工人的工资，“据1918年至1922年统计，他们的日平均工资在0.275元至0.439元之间”(116)。采煤工人的工资水平在煤矿工人中的属于是比较高的，但即便是和等级最低的职员的工资相比，他们的工资仍还是较低的。
和阳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碛口是传统商业城镇的代表。碛口人口的职业结构，具有典型的传统商业城镇人口职业结构的特征。碛口的商业从清末时期开始兴盛。“清末民初是碛口镇发展的黄金时期，商贸经济进入鼎盛阶段。清代末年，碛口镇已有河北、河南、山东、直隶、绥远、包头、呼市、榆林、河口、河渠、绥德、府谷、孟门、汾阳、平遥、祁县等地的数百家商号”。虽然我们无法对碛口商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进行详细的调查，但有鉴于商业的发达，碛口的人口职业结构应以以商人为主。碛口这些商人所从事的行业以传统商业为主，“据民国初年调查，碛口的商店名目有：粮油店、皮毛店、盐碱店、瓷器店、骡马店、牛旅店、骆驼店、京广杂货店、文具店、钱庄、当铺、客栈、腰铺、酒店、丙子铺、糕点铺、酱醋店、酒糟坊、邮政局、电话局、分金炉、铁匠铺、木匠铺、靴鞋铺、染坊、石印馆、理发馆、镶牙馆、照相馆、炭站、毡坊、澡堂、赌场、妓院等”。碛口规模较大的6大行业，也基本上仍以传统的“药材、皮毛、麻油、盐碱、粮食和钱庄”(117)为主。
对商店店员的管理，仍然沿袭的是传统的商业管理模式。例如在商店店员在家眷携带方面，碛口的商号就一直遵循着晋商不带眷属的传统。“在这繁忙的五里长街上的300多家商号里，没有一个女售货员、女服务员，甚至没有带家的东家和掌柜，小伙计就更不必说了”。不仅如此，晋商传统的不嫖、不抽、不赌的不成文规定在这里也得到遵守。“那时，‘串窑子’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东家对掌柜的和伙计们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要求在进出店铺时，不能单独行动，特别是晚上外出，必须要挑上写有字号名称的灯笼，以示光明磊落。倘若有人偷偷摸摸地闯入‘红灯区’，一旦被东家发现，轻则严加训斥，重则解雇”(118)。
对于一般的城镇来说，人口结构仍保持着传统的士、农、工、商模式。以汾阳县陈家庄为例，该庄在进行人口统计时，仍按士农工商结构对本庄人口进行统计，“本庄农民三分之二，商民三分之一，士人、工民百分之五，杂业人员百分之四”。不过，虽然人口结构仍保持着传统模式，但各阶层的职业取向还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如士民“向指舍耕糊口，兼修举止，或操岐黄之术。今年由学校毕业，有充学校教员及机关事务者”(119)。
晚清时期，以“丁戊奇荒”为界，山西城镇的人口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丁戊奇荒”之前，山西的城镇人口规模结构基本上属于是山东模式；在“丁戊奇荒”之后，山西晋中、晋南地区的人口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山西城镇的人口等级规模迅速降低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上。
民国时期，受经济发展缓慢以及行政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山西的城镇人口规模结构仍小城镇为主。山西各地区城镇的人口规模结构各有特点。其中，晋中地区是山西各地区中人口规模结构最完整的地区。
随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变化，山西城镇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总的情况看，从事教育、行政等新式职业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在山西各城市中，太原是山西职业结构最复杂，从事新式职业人口最多的城市。山西基层村镇的职业结构相对稳定，仍保持着传统的士、农、工、商人口结构模式。
【注释】
(1)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1页。
(2)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2页。
(3)李玉文：《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4)光绪《山西通志》卷82，大事记。
(5)民国《永和县志》卷15，艺文录。
(6)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0页。
(7)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8-739页。
(8)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3页。
(9)毕士林主编：《中国人口》（山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10)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0页。
(11)光绪《永宁州志》卷31，灾详。
(12)嘉庆《介休县志》卷12，艺文。
(13)乾隆《太谷县志》卷6，艺文。
(14)《明神宗实录》卷570，万历四十五年6月丙申条。
(15)民国《翼城县志》卷4，区村。
(16)民国《临汾县志》卷2，户口。
(17)乾隆《蒲县志》卷3，建志。
(18)雍正《岚县志》卷10，镇店。
(19)光绪《续修太原县志》卷下，祥异。
(20)民国《曲沃县志》卷6，户口。
(21)曾国荃：《曾忠襄公全集》卷14，书札。
(22)《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转自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23)李玉文编著：《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24)《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转自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25)道光《大同县志》卷9，赋役·户口。
(26)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海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页。
(27)光绪《长治县志》卷3，赋税。
(28)李玉文编著：《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5页。
(29)光绪《直隶绛州志》卷4，户口。
(30)民国《新绛县志》卷3，户口。
(31)民国《太谷县志》卷3，赋税，户口。
(32)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遥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9页。
(33)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2页。
(34)民国《临晋县志》卷1，区村考。
(35)民国《永和县志》卷2，田赋。
(36)民国《安泽县志》卷14，祥异。
(37)民国《翼城县志》卷4，区村。
(38)光绪《平陆县续志》卷2。
(39)光绪《续修汾西县志》卷2，城池。
(40)行龙：《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41)临县志编纂委员会：《临县志》，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42)宣统《保德乡土志》。
(43)陈庚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44)道光《大同县志》卷9，赋役·户口。
(45)民国《太谷县志》卷3，赋税，户口。
(46)阳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阳泉市志》（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47)民国《乡宁县志》卷1，乡镇。
(48)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2页。
(49)民国《曲沃县志》卷6，赋役略，户口。
(50)殷俊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三种社会调查述评》，《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52页。
(51)毕任庸：《山西农业经济及其崩溃过程》，《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7期。
(52)民国《武乡县志》卷1，生业略。
(53)刘天成：《汾阳县陈家庄乡土志》卷2，《山西文史》，村志特载。
(54)李玉文编著：《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第391页。
(55)民国《芮城县志》卷5。
(56)民国《武乡县志》卷1，生业略。
(57)民国《闻喜县志》卷2，生业。
(58)刘天成：《汾阳县陈家庄乡土志》卷2，《山西文史》，村志特载。
(59)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60)徐士珊：《我所知道的徐一清》，《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102页。
(61)民国《襄垣县志》卷2，生业。
(62)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41页。
(63)张维邦等编：《山西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64)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65)《西北实业公司机器厂管理处年报》，第1期，转引自《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
(66)山西省忻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忻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67)姚学奎：《大同娼妓拾零》，《山西社会大观》，第130页。
(68)李玉文编著：《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69)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70)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71)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72)林传甲：《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53页。
(73)民国《临汾县志》卷2，实业。
(74)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41页。
(75)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76)山西政书编辑处：《山西现行政治纲要》（分纂），第254页。
(77)民国《襄垣县志》卷2，生业略。
(78)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山西省经济资料》，第2册，1963年，第9页。
(79)武淑元等：《交城毛皮工及“公议社”纪实》，《山西社会大观》，第49页。
(80)太谷县志编纂委员会：《太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81)武淑元等：《交城毛皮工及“公议社”纪实》，《山西社会大观》，第49页。
(82)毕苑：《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85页。
(83)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84)民国《徐沟县志》，第2章，民生志。
(8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5页。
(86)卢筠：《西北实业公司和山西近代工业》，《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29页。
(87)《晋省劳工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16号，1925年6月13日，第8-9页。
(88)《晋省劳工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16号，1925年6月13日，第111页。
(89)《晋省劳工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16号，1925年6月13日，第111页。
(90)《晋省劳工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16号，1925年6月13日，第13-14页。
(91)卢筠：《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34页。
(92)刘建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页。
(93)亢敬先：《民国时期的山西律师》，《沧桑》，1995年第4期。
(94)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95)《解放前太原的日报、晚报辑通讯社概况》，《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2辑，第922页。
(96)《解放前太原的日报、晚报辑通讯社概况》，《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2辑，第925页。
(97)侯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61页。
(98)侯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58页。
(99)侯振彤编译：《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第61页。
(100)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遥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4页。
(101)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遥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8页。
(102)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66页。
(103)民国《新绛县志》卷1，生业略。
(104)刘建生等：《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105)刘建生等：《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106)渠绍淼，庞义才编：《山西外贸志》（上），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本，第43页。
(107)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丙），第182页。
(10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页。
(109)太谷县志编纂委员会：《太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10)严慎修：《晋商盛衰记》，转自《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111)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112)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113)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114)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115)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116)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117)高春平：《明清以来山西碛口镇的商业兴衰》，张正明等：《中国晋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118)陈玉番口述《回忆碛口改造妓女》，《文史月刊》，2002年第8期，第33页。
(119)刘天威：《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卷2，《山西文史》，村志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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