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景展望

（二）研究前景展望

上述研究成果，或从手工业、农业发展，或从农民起义方面，或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或主要就某一时段上的某一问题（如明代成化年间或清代乾嘉时期的流民），或主要就某一地区的某一问题（如陕南），对山区的社会或经济加以考察，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得出了不少有价值、有启发性的结论，为进一步的探讨打下了相应的基础，也是本课题得以深入研究的有利条件。

但是，毋庸讳言，就全面、准确认识、把握山区而言，已有研究还很零散，总体上讲，广度、深度都还远远不够。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缺乏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空间上大多未能将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甘肃五省交边的秦巴山区作为一个整体区域进行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秦巴山区这样的区域是非常必要的。清代学者严如熤多次指出：

陕西之汉中、兴安、商州，四川之保宁、绥定、夔州，湖北之郧阳、宜昌，均犬牙相错，其长林深谷，往往跨越两三省，难以界画。故一隅有事，边徼悉警。守土之吏，疆域攸分，即能固圉保民，讵能越境而谋？故讲久安之策，必合三省而通筹之也。⁽¹⁴⁴⁾

山内州县地瘠赋轻，大者周围一二千里，小亦常五六百里，地方辽阔，令尉固耳目难周，营汛亦晨星落落。遇地方失事，数日开报，数日至失事处所，常远不可追捕，故居恒互相隐讳，浸淫酿成大案。迨以疏防参劾，事已无济。且省各有界，犬牙相错，不能越境而谋。勤能之吏，亦只自固其圉。各边徼距会城远者二三千里，近者千数百里，不请命则专，请命则缓不及待，况事连两省，大府咨商往返，动需数月，故为南巴山内区画远猷，不在添兵将以防制之，而在设文员以〤安之；不在即一隅而专谋之，必当合三省而共谋之。⁽¹⁴⁵⁾

严氏一再强调“虑遗于在远，而患生于所忽，老林之在三省其明征矣。鉴前毖后，通三省而筹之，为曲突徙薪之计，建久安长治之谋，则谓为三省共图其安也可，谓为本境各固其圉也亦可”⁽¹⁴⁶⁾。“安置南山之大计，莫如适中之处设重臣以一事权”⁽¹⁴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道出了将川、陕、楚、豫、甘五省交界之山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意义。明代郧阳巡抚之设，将数省交边之九道、五府、八州、五十一县通辖于一督抚之下，绝非无缘无故。清代情况虽然有所变化，并未专设督抚等官，但明清之际、嘉庆年间的秦巴山区社会动荡及其最终底定，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其二，时间上缺乏将明清贯通的长时段考察，对于正确认识秦巴山区的人口过程、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环境演变及社会变迁进程，把握秦巴山区社会经济的特征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生态环境变化及其与经济过程的关联并非表现为机械的、直线性因果关系，尤其不能做立竿见影式互动的理解。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些不会很快就显现出来，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自然界的变化是缓进的，即使突然出现的变化，也大多属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时，许多影响的体现又是曲折的。当人们觉察到某一问题时，也许它此前早已发生；而一些问题也可能早已出现，只是人们尚未认识到而已。历史上盲目过度的开发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是复杂的，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

明代秦巴山区集聚的数以百万计的流移，并不是为了参加刘千斤、李胡子等人领导的流民起义而来，而是为寻求生计而来的，他们经济开发活动的规模、后果以及环境影响等都无可忽视。明清交替虽一度中断了秦巴山区的开发进程，但与明代相比，接之进行的清代开发——无论方式、特点还是后果，皆未发生大的变异，基本相通。考察的时段越长，有些环境后果会看得越清楚。生态环境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一样。

即使社会现象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有不少清代文献记载的变化，其实明代已经发生或已经存在。如“同姓婚媾，习以固然；父子异姓，紊无统系”之类的习俗，不少人根据严如熤等人的记载，将其视作清代的问题，其实不然，万历《郧阳府志》中已有记载，并非始于清代。秦巴山区为流民集聚之地，而且在全国各大山区中举足轻重，甚至为各山区之最，明代如此，清代亦如此，仅仅知道明代而不了解清代，或者只知道清代而不了解明代，都是不够的，都无法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秦巴山区的人口过程和人口问题、社会变迁。一般说来，学者对清代秦巴山区的流民、移民研究较多，不少学者皆用郧阳地方志中“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黄、吴、蜀、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皆各以其俗为俗焉”这段话来说明清代山区的人口构成，不知此条史料出自万历《郧阳府志》，实指明代后期的人口情况，而非清代。只不过有关说法为清代地方志所承袭罢了。

也有的研究成果，题名为明清时期的研究，但明清不分，先后混为一谈。倡导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并不是要打乱历史的时间序列，甚或抹去历史发展的时间坐标。

其三，研究领域尚存在诸多空白。有关研究成果看上去很多，但由于不少是重复研究，许多应该研究的重要领域还基本上是空白，如明代山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经济林特产经营与山区社会经济生活、流移与山区资源结合的方式及其特征、山区资源开发的环境后果、秦巴山区的自然灾害与地方社会等。

二是研究深度明显不够。换言之，将明清时期具有较多共同性质的整个秦岭—大巴山区（包括川东北、陕南、鄂西北、豫西南各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考察，特别是从人口、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演变相互关联的高度进行的综合研究，尚未见到；其间亦有不少史料、史实等具体问题有待于详加论证，关于人口政策与流民问题、流移与山区开发、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演变的关系等一系列认识亦需进一步深化。例如，与江西西北部山区相比，秦巴山区清初同样处于地荒人稀、劳动力缺乏的状态，自康熙年间始，亦有地方官府实施的招徕垦殖，外来客民助当地土著耕垦完赋的现象亦普遍存在。而且，秦巴山区的客民，无论其数量之多抑或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高，皆非赣西北山区所能比。到后来，土著与客民之间由于经济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的问题，在不少地区亦曾十分突出，相关的社会治安问题，焦点同样集中到了客民身上。然而，秦巴山区却未像赣西北山区那样：土客矛盾一度激化到几于不可调和的程度，土客分治及其冲突（观念、户籍、科举）持续至民国而不泯。

三是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有的论著存在对反映各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问题的史料辨析不够正确、把握不准的现象，有将明代史料与清代史料混用者，有将清代前期史料与后期史料混用者，亦有将不同省区的史料混用者。

本选题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力求对明清时期的秦岭—大巴山区加以整体上的综合性研究，同时也是对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山区开发问题的个案考察，并将其置于当时全国性人口增长、农业垦殖扩张、资源开发高潮的大背景中加以探讨，除了以往经济史所重点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外，同时也注重人类活动影响环境的过程和后果。不过，考察明清时期山区资源开发的环境后果，目的不是要否定资源开发本身，相反，而是立足于探讨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在肯定资源开发的客观合理性及其积极意义的前提下，探讨山区资源开发利用历史上的得与失，得在何处？失在哪里？因何而得？又因何而失？人的活动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方式破坏环境的？相关各种因素又分别居于什么地位？目的正是为了更好或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山区资源。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彭雨新先生学习中国社会经济史，在先生的指导下，自农田水利史入手，研讨明清时期的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史，因探求平原湖区的来水来沙问题而溯及上游山区，较早注意到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的演变。先后发表了《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影响》⁽¹⁴⁸⁾，《明清农业垦殖论略》⁽¹⁴⁹⁾，《清代湘赣边山区的棚民与经济社会》⁽¹⁵⁰⁾，《明清长江中游山区的灌溉水利》⁽¹⁵¹⁾，《治山减灾与长江流域持续发展》⁽¹⁵²⁾，《明清汉水上游山区开发与水利问题》⁽¹⁵³⁾，《明代秦巴山区的封禁与流民集聚》⁽¹⁵⁴⁾，《明代秦巴山区流民的附籍与分布》⁽¹⁵⁵⁾，《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¹⁵⁶⁾，《明代秦巴山区的流民与资源开发》⁽¹⁵⁷⁾，《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¹⁵⁸⁾，《清代秦巴山区的经济林特产开发与经济发展》⁽¹⁵⁹⁾等与山区资源开发与发展、环境演变相关的习作，逐渐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为完成本课题的研究打下了相应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