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棚民”与“客民”

（二）清代的“棚民”与“客民”

与明代相比，清代的情况有诸多类似，如《大清律例·户律》亦有“脱漏户口”律，规定：若一户不附籍，家长应受杖刑，而后附籍当差。该户如果为有田应出赋役之家，则家长杖一百，无田不应出赋役者杖八十。隐蔽漏籍人口者亦有杖刑，所隐之人同罪，而后发还本户，附籍当差。又有关于“逃避差役”的律例，其律称：“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条例又称：“因兵荒逃避之民，有司多方招抚，仍令附籍，复业当差。或年久逃远，府州县造逃户周知文册，备开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有司委官挨勘流民名籍男妇大小丁口，排门粉壁，十家编为一甲，互相保识，分属当地里长带管”。清代公文亦常有“逃户周知文册”、“挨勘流民名籍”、“附籍”、“招集流移”等说法。⁽¹⁸³⁾然而，细究起来，不同之处更多：

其一，“棚民”成为指称流移人口的新的、使用较为普遍的概念。⁽¹⁸⁴⁾《清史稿·食货一》称：“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而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舂粉、析薪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雍正四年（1726年）定例，照保甲法一体编查。”由此可知，“棚民”之称肇始于闽、浙、赣等地，广东之寮民，性质与棚民同。但棚民名目起自何时？史无明文。就今所见，“棚民”极少见诸明代文献，清初文献中始见明确使用。至康熙年间，因赣西地方棚民屡次参与反清暴动、起义事件，棚民在湘鄂赣交边山区大量存在的事实被披露，棚民成为镇压、驱逐的对象。⁽¹⁸⁵⁾康熙、雍正之交，由于查处温上贵起义事件，棚民问题再次甚或进一步突出地暴露出来，并由此得以震动朝野，引起统治者高度重视。棚民名目亦随之愈益多地出现于各种文献中，逐渐成为进入山区的流动人口或迁移人口的主要名称。如《户部则例·安插棚民》：

浙江省棚民，核其租种已逾二十年，现有田产、庐墓，娶有妻室者，即准令入籍。其年份未久，业已置产缔姻者，俟扣满年限，亦准呈明入籍。

《大清会典》卷17：

人户于寄居地方置有坟庐已逾二十年者，准其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回避。

棚，各省山居棚民按户编册，令地主并保正结报。

寮，浙江、福建、广东沿海，附近炮台、塘汛、各岛寮民，令文武官稽察，照内地保甲之例……

《大清律例》卷20《兵律·关津》：

浙江、江西、福建等省，棚民在山种麻、种靛、开炉扇铁、造纸、做菇等项，责成山地主并保甲长出具保结，造册送该州县官，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戸编查，并酌拨官弁防守。该州县官于农隙时，务会同该营汛逐棚查点，毋得懈弛。如有窝匪奸盗等事，山地主并保甲长不行首告，照连坐律治罪，该管官失察，交部议处。

文献记载表明，棚民的存在要远早于棚民之名的出现。据康熙十七年（1678年）《驱除棚寇功德碑》记载：“百年以前，居民因土旷人稀，招入闽省诸不逞之徒，赁山种麻，蔓延至数十余万，盘踞深谷……”康熙《宜春县志》亦载：棚民“万历末始至宜，初寥寥散处，冬归春集。迄崇祯实繁有徒，群萃蓬处……”⁽¹⁸⁶⁾萍乡县棚下《郑氏族谱》的记载可为佐证：“据前辈传闻：吾祖国龙公，于万历时自龙岩与陈、张二姓入萍，初住茅棚，每岁腊闭户回闽……”⁽¹⁸⁷⁾由此不难得知，早在晚明万历时，后来被称之为棚民的、福建等省的流移人口，已经大量进入江西山区，从事各种垦殖、开发活动。顺治十三年（1656年）袁州府属宜春、分宜、萍乡、万载四县就编查棚民2443户，4536丁口。⁽¹⁸⁸⁾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棚民，或者说他们区别于其他流移民的最大特征在于直接进入山区，搭棚居住。显然，这种特征只是形式上的，究其实际内涵，棚民的情况亦各不相同，且其实质亦不外乎今天所谓的流民、移民两种。试以江西、浙江等地方官员有关棚民的报告为证。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裴度奏：

窃查江省棚民，由来已久，上年臣到任，值温上贵一案，即严饬阖省文武各官稽察保甲整饬营伍并檄司通行查议……臣身任地方，细访情形，各有不同。有入籍年久，现在纳粮当差者；有入籍未久，去留无定者；有远在山箐，星散各居者；有土民雇其佣工，地主招其垦田者；有山主利其力作，曲为隐庇者；或种靛麻，或种茶烟，或佃耕、做纸，统名之曰棚民。要在因地制宜，顺情立法，地方官得人，方能有益。⁽¹⁸⁹⁾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十三日浙江巡抚李卫奏：

棚民淳顽不等，原非尽为匪而来也，皆福建、江西贫民，因本地人多田少，不能养活，故相率就食于外方。历今三十余年，其中有先携眷而来者，有种地获利搬取家眷同居者，又有住居年久，置买田地并与本地民间结联婚姻者，此等皆不回籍，惟内有无室家之辈，年终回去，留下数人守棚，次年复来。其出门时或携带些须干粮，徒步跋涉而至，未肯轻用盘费。⁽¹⁹⁰⁾

雍正十二年（1734年）六月二十五日江南总督赵弘恩奏：

江西山僻州县，类多棚民耕山种地，日渐开垦升科。且棚民之粮，较土民完纳尤先，安居乐业，读书愈众。凡入籍二十年以上者，雍正九年荷蒙皇恩，准其额外考试入学在案。臣访闻土著佻+豪强之辈，多以异籍之民遇事欺陵，臣思棚民入籍既久，又复急公完粮，即属良民，岂容若辈欺陵。⁽¹⁹¹⁾

棚民的落居形式、所从事的开发活动、与山地主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等，各不相同，其中最关键的是“入籍年久，现在纳粮当差者”和“入籍未久，去留无定者”两种情况并存，而且皆无例外地称之为棚民。也就是说，清代的“棚民”这一概念，其内涵包括了迁移的定居者和流动不定者两种人口。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不少地方，棚民与流民、移民甚至游民诸概念是可以混用的，以秦巴山区为例，《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州、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¹⁹²⁾“棚民本无定居，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处，即其已造房屋者，亦零星散处……外省流民入山，多寄宿林岩……”⁽¹⁹³⁾在这里，“棚民”即是“流民”。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卓秉恬疏言秦巴山区棚民问题，指出：“地皆硗瘠，粮徭极微，无业游民给地主钱数千，即租种数沟数岭，岁薄不收则徙去，谓之棚民。”⁽¹⁹⁴⁾在这里，“棚民”又类同于“游民”。

其二，“客民”含义丰富。《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和《三省边防备览》的作者严如熤长期任职于陕南山区，自知县至按察使，对山区的自然、社会、历史、民情等相当熟悉，其对秦巴山区人口构成等状况的了解和理解亦较为透彻、准确，不妨作为主要的参照系加以考察。⁽¹⁹⁵⁾严氏论及山区人口的身份，常用概念有土著、客籍、棚民、流民、客民、游民等，不过，大多是分别从不同意义上使用相关概念。首先是土著，与之相对应的是客籍。“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¹⁹⁶⁾但是，严氏对土著亦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其土著概念也有相对性。“山内垦荒之户，写地耕种，所种之地，三两年后垦荒成熟，即可易流寓为土著。偶被雨水冲刷，不能再耕，辄搬去，另寻山地。地户有山地一段，招佃常数十家。”⁽¹⁹⁷⁾“辟林垦荒，毋扰木、铁、纸、耳各厂，凡所为开财源广生计，俾棚民各安生业也……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亦思为子孙之计，亦畏有贼匪之害……”⁽¹⁹⁸⁾似乎由棚民到土著，只是居住条件的稳定与否，不存在入籍的问题。这样的表述显然与前述其“客籍”之说不无冲突。

严氏论及棚民、流民，除了前引棚民即是流民之义外，棚民又似专指垦荒、从事种植业的流民。与之相关、并列的还有一种似乎和棚民完全不是一回事的客民名目：

山内防维之策，总以安辑流民为第一要务，流民开山、作厂，既各安其业，奸徒亦不能以煽惑……山内差役，多客民充当，无风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亦多附和为奸……贤明监司、太守十数人，落落分部三省边境，轸恤民隐，勤于稽查，俾在官人役不能逞其奸蠹伎俩，则土流安业……⁽¹⁹⁹⁾

鼓铸之利不惟不可禁止，尚有当讲求者……而产铁矿之地则甚多，听外间客民就地炉冶，雇募工作，固足养活无业之人，而作炉必近老林，砍伐以供薪木之用，久之而老林渐开，肥以春烧，可种之土愈广，棚民亦收耕作之利矣。⁽²⁰⁰⁾

既然说“客民”充当差役剥削“棚民”，“客民”开厂作炉又为“棚民”开可耕之土、收耕作之利创造了条件，那也就是说二者是不能混同的。可是，在同书别的地方，作者又以“客民”称呼开荒种山的农业劳动力：“康熙年间，川陕总督鄂海招募客民，于各边邑开荒种山，邑多设有招徕馆。”⁽²⁰¹⁾康熙年间设招徕馆招募客民开荒种山之事，地方志中亦可找到佐证，光绪《凤县志》卷8《风俗》载：“山地阔广，垦辟良便。往者总督鄂公招募客民开种，自是客民多于土著。久之助守望……”可见，即使是在严如熤这样对川陕楚交边山区有专门调研的官员、学者笔下，也没有或者说无法形成对流动、迁移人口的划一说法。

不过，综合各种记载来看，秦巴山区的棚民，最为突出的特性应该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产业、住居的临时性，甚者经常变换不定。“境内土著甚少……盖客籍甚多，川楚及邻邑多投老林垦种，迁徙无定，即《府志》所谓棚民。”⁽²⁰²⁾与初入山区之流民尚未定居及无产业者统谓之棚民相对应，“其开荒成熟、住久有业及小贸易营生者，汉（中）、兴（安）平坝人别之曰新民，郧（阳）、宜（昌）人则称之为客民”⁽²⁰³⁾。“皇朝于乾隆以前亦莫能详，就嘉庆以来至现今之人类考之，缘俗称谓则有老民人、新民人二类。所谓老民（人）者，即城乡各村镇土著之户，语音衣服风俗仪节，近乎秦川，其所谓新民人者，即南北二山中乾隆以前（后？）外省迁来之户，开垦荒莱，渐治田庐，久之物以类聚，来者渐增，语沿其乡之音，事循其乡之礼，零星而居，因地成市，其所招佃，尽属川北棚民，年丰则添，岁歉则减，此来彼往，罔非蜀人气象，衣冠宛然巴里，虽皆汉户，与土著俨二类矣！”⁽²⁰⁴⁾

明代已有“客民”的名称，主要指外地来的、已经附籍的人口。胡世宁巡抚四川时曾上《定册籍以均赋役疏》，特别论及清理逃绝人户田产、赋役问题。他建议：“……逐一清查明白，已卖田粮，即行开付。其未卖者，通计本里逃绝田地，若勾百亩上下，则召佃一人，立户当差，编作正管。五十亩以下，编作畸零。其人不拘本乡或附籍客民。如客民，则于册内开称一户某人、某籍，原系某府州县人，今佃种本里逃绝户某人田产，附籍当差。本乡则称一户某人某籍，原系本州县某里某人户丁，今佃种本里逃绝户……”⁽²⁰⁵⁾此时此地的“客民”，尚看不出明显地指称外来的从事手工业或商贸人口的含义。

清代文献中，许多场合的“客民”首先与“土著”对应，同时又有专指外地来的、从事手工业或商业活动人口的倾向。前者如光绪《凤县志》所云：“山地阔广，垦辟良便。往者总督鄂公招募客民开种，自是客民多于土著。久之助守望……”⁽²⁰⁶⁾后者如同治《竹溪县志·风俗》云：“其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百数十家，缘山傍溪，列屋为肆，号曰‘客民’，别土著也。”嘉庆《竹山县志·风俗》亦有同样的说法。乾隆四年（1739年）刊立的城固县《创建蜡神祠碑》落款则有“客商街民”之称。⁽²⁰⁷⁾道光《宁陕厅志》载：地方里甲设有保正、甲长、牌头、总约、散约等，“至集场所在，客民丛杂，设立客头，禁凶（酗）酒、赌博，逐往来游匪。厅属各集场共客头二十三名。凡遇地方紧要公事，总、散约会同保正、客头、地主查明实情，公同禀官”⁽²⁰⁸⁾。这里的客民，显然是指集场所在的外来商贩。咸丰四年（1854年）刊立汉中镇宁陕营《禁止淘金告示碑》，乃据厅属文王坪地方乡约、客民禀报而起。其碑文署名，除庄头冯维业外，乡约有陈宗琦、聚泰祥，客民则有朱泰来、顺兴恒、同茂昌、魁顺福、复成来、裕兴永、义泰祥。⁽²⁰⁹⁾从客民名称看，似多为商铺名号，而非真实个人姓名。设立客头之地，绝不仅宁陕一地，山阳地方的客户亦专门设客头统之，其职责与乡约、练首同。嘉庆《山阳县志》载：“乡练所统，皆土著之有田有粮者，客户不与焉，于是乎隶之以客头。客头官为给札，始皆以淳□老成、众所推服者为之，禁奸戢盗、排难解纷，良多裨益，法至善也。今则半皆奸黠之徒……”⁽²¹⁰⁾

将客民与手工业、商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有其社会现实基础，这就是在不少山区，当地居民不擅长或不善于手工业、商业类经营，此类业务大多操于外来者之手。换言之，外来客民中有许多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经营的。川东大巴山区，“居民少逐末，百工匠艺多别省别邑之人，商贾亦多外来。以棉花、布帛、杂货于场市与四乡居民赶集交易，复贩药材、茶叶、香菇、木耳、椒、蜜、猪、牛等物，往各省发卖”⁽²¹¹⁾。不仅清代，明代长江流域就较为普遍地存在这种现象。如湘南山区，“崇山回阻，别于江陆之通走也；偏壤独治，戾于舟车之互沓也；兹往取所习于宁者治之足矣。或曰：桂阳，湖南之徼邑也。其民之土著者固稀，所在坊市墟井之集，善出材智称雄长者，率皆客至之民，而江之右居什九。其疆壤南交宜韶，北引衡桂，连亘数百里，山谷险邃相并错，故旁迩地或弗靖，不逞之氓即往往薮伏其中，林呼莽啸，莫可薅”⁽²¹²⁾。明清时期，在中国南部的许多地方，“江右之民”作为客商的普遍存在，几成一道普遍风景。又如鄂西南山区，“百工技艺，土人甚少；制器作室，多属流寓。近时土著之人，间有习艺者。商贾多属广东、江西及汉阳外来之人”⁽²¹³⁾。“工商皆自外来，土人绝少”⁽²¹⁴⁾，一些少数民族聚集的僻远山区，较早进入的外来人口往往是从事手工商业的。

《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和《三省边防备览》之外，卢坤《秦疆治略》是又一部比较集中地记述秦巴山区人口、社会状况的著述，尽管卢氏在自序中似将外来人口称之为“游民”，有“南山开垦日广，游民聚积日多”之语。但此书乃“通行各属，令就地方实在情形详晰禀复，兹择其有关利弊者辑为此编”而成，故有关府州县对相关问题的表述，应具有参考意义。书中蓝田县称“江楚客民”，銩稨县称“川楚客民”、“山内客民”，商州、洛南县、韩城县称“川楚客民”，山阳县称“各省客民”，商南县称“客民过多”，定远厅称“川人”、“楚人”，留坝厅称“川楚安徽客民”，南郑县称“外来客民”，西乡县称“客民居多”，武功县“寄籍客民”，砖坪厅、岐山县称“客户”，略阳县、县、陇州称“川湖客民”，阳县称“外来客户”等。间亦有称外来人口为“流寓”者，如安康：“土著流寓参半。”还有称之为“新民”者，如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平利则称：“民人多系楚蜀迁居之户。”虽然不无差异，仍可看到将人口分为土著和客民（或曰客户）两大类的基本共性。所谓客者，包括了从外地流迁来此地谋生的、有正当谋生手段的人户，或垦种土地，或从事工商，并不专指从事工商者。

在少数民族地区，客民与流民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湘鄂川黔交界山区，相对于土居的苗、瑶、土族，外来的汉族等人口，皆称客民，其中，经商者占有很大比例。⁽²¹⁵⁾《户部则例·户口四》：“贵州汉苗杂处地方，贸易客民只准居住民村，不得假宿苗寨。”

①乾隆《御制诗余集》卷9《平定苗疆联句》：“客民取利撩蜂虿（向来苗民恭顺畏法，各安耕凿，与齐民无异。此次聚众滋事，皇父洞烛其弊，必系客民侵占地亩，盘剥取利，恣意欺凌所致，因严饬疆吏查察起衅之由，从重惩办。晓谕苗民具有人心，屈抑已申，自当同深感激悦服），郡吏养奸等瞽盲（客民欺虐苗众，肇衅事端，皇父以历任地方官漫无觉察，以致苗民忿激生事，因谕福康安、和琳详查客民扰累苗众，始自何时，即将历任大小各官，分别参奏严办示惩，苗疆可期永久绥靖）。”

《御制诗五集》卷97：“而何今之春，忽报叛苗恣。黔苗合楚苗，蠢动一时值。大抵因客民，用计占其地（黔楚苗人久安生业，二月初旬，忽据湖广总督福宁、提督刘君辅、湖南巡抚姜晟、贵州巡抚冯光熊等奏：贵州松桃厅逆苗石柳邓，勾结湖南永绥厅逆苗石三保迫胁各寨苗人抢劫客商，烧毁民居，仓猝之际，官兵未能一时调集，贼匪遂肆猖獗。因思数十年来，朕并未有欲将苗疆征剿以及改土归流之念，而彼亦断非无故自干罪戾，细加访询，始闻该处客民有以盐茶等物用计盘剥苗人地亩，间有控诉，地方官或不与之凭公剖断，以致苗人蓄怨已久，一旦肆逆冀图报复，此亦情事之所必有也）。”“至贸易、手艺、佣工客民，已经房主、乡约出具保结、编入户册者，准其在寨附居。”“客民所招佃户本系苗民者，仍令照旧承佃，不准另招流民耕种。”“广西省苗疆各属种山客民……”此处客民乃主要相对于土、苗而言，非仅流移之意，甚或无流移之意。

其三，游民，即无正当职业者，在清代已成较为突出的问题。游民被历代统治者视作破坏统治秩序的“洪水猛兽”，为各级官府力戒、禁绝的对象。清代亦不例外，而且愈益多地受到关注。对秦巴山区的游民，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有“闲打浪”之称谓，“山内各色痞徒闲游城市者，统谓之‘闲打浪’。此辈值有军兴，则充乡勇营夫，所得银钱，随手花消；遇匪则相从劫掠；值兵役亦相帮搜捕。不事生业，总非善良。闲打浪既久，便成匪，匪之众，即为教匪、流贼。能令地无游民，则盗贼自弭矣。”⁽²¹⁶⁾从前面引录的史料中已经看到，与流民、逃户、客民等概念一样，游民所指也不是统一的。

另外，山区还有一种人口，即专门来山区佃种土地的佃户，有的常年居住，亦有春来冬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