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抚民专官之设置
在处置日益严重的人口逃、流问题的过程中，明朝廷除了前述遣返原籍、清查附籍等举措外，设置专官抚治也是一项重要对策。抚民专官设于不同层次的行政区，情况亦各不相同。就其性质论之，一种为招抚、抚绥本籍外流复业者而设；一种为抚治落居地流移而设。
设专官抚治逃民之议始于宣德年间。据《明宣宗实录》记载，针对复业逃民因抚绥不妥而仍有逃窜的现象，由监察御史陈斌提议，户部、兵部等议定：“拟南北直隶遣御史二员，各布政司府州县皆添设佐贰官一员，专抚逃民。”此专官显然是为招抚、抚绥本籍外流复业者而设，但被宣德帝否决。宣德认为：“凡郡县官俱以抚民为职，何用增设？官多徒为民蠹。”(154)但此事拖到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大概由于问题愈益严重，宣德皇帝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不得不同意吏部的增设专官方案，一次就在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浙江、江西等地的府州县增设、转设抚民佐贰官共计1106员。不过，宣德皇帝的态度仍有保留，明确将其规定为权且之举，一旦抚辑造册完毕，即取回别用。可见抚民专官之制，一开始即存在争议，其后之设废无常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统四年（1439年），添设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布政司所属并顺天等府州佐贰官各一员，抚治流民。
正统四年（1439年）三月，升王聪为湖广右参议，招抚逃民。(155)
景泰六年（1455年），设置襄阳府房县抚民县丞一员，这是今见较早的明确为安抚流移而在流移落居地设置专官的记载。据《英宗实录》记载：“景泰六年闰六月乙卯，设湖广襄阳府房县抚民县丞一员，以地旷山多，逃民所聚故也。”
天顺八年（1464年）十一月，又升工部员外郎刘子钟为湖广布政司左参议，专门抚治荆、襄、汉阳流民。(156)
成化元年（1465年）三月，以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157)
成化元年（1465年），添设陕西按察司副使一员，于汉中府抚治流民。(158)
成化二年（1466年）十一月，均州、竹山等十余州县，分别增设抚民同知或抚民县丞。(159)
成化六年（1470年）四月，增设陕西按察司官一员，并赐以玺书，专治汉中流民。同时增设抚民同知一员，分理其事，并会同守备等简练士马，修浚城池，以防不测。(160)
成化十七年（1481年），添设四川按察司副使一员，于重庆、夔州、保宁、顺庆四府抚治流民。(161)
弘治八年（1495年），添设河南布政司参政一员，于南阳府抚治流民（原设有抚民参政一员，后革）。(162)
各地情况不同，对抚民专官的置或废，态度亦互有差异。《明实录》记载：正统四年（1439年）闰二月丁未：“增置北直隶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五布政司招抚逃民官六十四员。”(163)到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便有裁省湖广布政司所属府州县抚民官之事。此次所裁，实即正统四年所设，因为当时给事中廖庄又提出“官多扰人”的问题，事下吏部，征询各布政司意见，湖广布政司以为抚民官实为冗旷之职，无补时事，故只有湖广一地裁撤。(164)此外，成化七年（1471年），项忠大规模搜剿流民行动之后，秦巴山区如均州、房县、邓州、竹山等州县的抚民同知、县丞等抚民官亦被裁革。(165)
当然，成化、正德年间秦巴山区的流民起事不是孤立的，同一时期许多山区都有发生，如闽浙赣交边的武夷山区，湘赣粤交边的南岭山区，都曾先后爆发规模不等的起义或暴动。著名者如叶宗留起义，流动数省的刘六、刘七起义，赣南的华林、玛瑙及饶州、抚州等地的暴动，无不震动朝野，造成持续的地方社会动荡。
【注释】
(1)先后封禁的如江西、浙江、福建交界的铜塘山，浙江宁波、台州连界之南田山等。
(2)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46。
(3)万历《大明会典》卷19。
(4)万历《郧阳府志》卷30《艺文》。参见万历《湖广总志》卷91；同治《郧阳志·祠祀》；乾隆《续商州志》卷9《艺文》。
(5)《明太祖实录》卷105、卷112。
(6)《明太祖实录》卷113。
(7)乾隆《商州志》卷1《沿革》。
(8)史载川东北各府州县复置、编里等变化如下：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一月，升夔州为府，复置保宁府剑州及所属江油县（编户二里）、巴州（编户十四里），保宁府苍溪县（编户六里）、昭化县（编户六里，后减为二里）、南部县（编户九里）、绵谷县（洪武二十二年再次被并入广元县），夔州府奉节县（编户四里）、大昌县（编户五里）、新宁县（编户七里），顺庆府西充县（编户八里）、营山县（编户三里）、仪陇县（编户六里）等。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34，嘉靖《四川总志》卷6、卷7、卷10。东乡县，成化元年（1465年）置，隶夔州府，编户五里。南江县，正德十年（1515年）置，隶保宁府，编户四里。太平县，正德十年分东乡县地置，编户二里。龙武府平武县，万历十八年（1590年）置。参见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68，《明宪宗实录》卷19，《明神宗实录》卷222，嘉靖《四川总志》卷6。
(9)《明太祖实录》卷71。
(10)《明宣宗实录》卷216。
(11)《明太宗实录》卷18。
(12)《明宣宗实录》卷26。
(13)《明宣宗实录》卷66。
(14)关于山区寨堡，本课题将有专章论述，详后。
(15)光绪《德安府志》卷3，引明旧志。
(16)明·张大纶：《重修县治记》，见乾隆《兴安府志》卷25《艺文志》。
(17)《明太祖实录》卷100。
(18)《明太祖实录》卷252。
(19)《明太祖实录》卷255，参见《宁羌州乡土志·历史·兵事录》。
(20)《明太祖实录》卷100。
(2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2。
(22)明·王恕：《处置地方奏状》，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9。
(23)明·高岱：《鸿猷录》卷11。
(24)曾熙：《创置竹溪县治记》，载康熙《郧阳府志》卷37；参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9；同治《竹溪县志》卷12《艺文》。
(25)明·王佩：《按察分司题名记》，见万历《襄阳府志》卷47《艺文》。
(26)明·朱英：《救荒疏》，见乾隆《桂阳县志》卷12《艺文》。
(27)《明宪宗实录》卷53，成化四年四月乙卯。
(28)《明宪宗实录》卷52。
(29)参见拙作《明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逃移》，见《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30)《明太宗实录》卷109。
(31)《明宣宗实录》卷102。
(32)《明英宗实录》卷16。
(33)《明英宗实录》卷28，正统二年三月戊午。
(34)《明英宗实录》卷110，正统八年十一月辛未。
(35)《明英宗实录》卷134。
(36)《明英宗实录》卷134。
(37)《明英宗实录》卷247。
(38)《明英宗实录》卷274。
(39)《明英宗实录》卷277，天顺元年四月戊午。此事他书亦有记载，如黄瑜《双槐岁钞·妖僧扇乱》载：“天台山僧韦能谋乱，称真明帝主，亦建寺募众，与府军前卫军余王斌同逆，事觉，能就擒，斌得脱，祝发为僧，名悟真，结庵于褒城之胡城山，诱流民作乱。建置百官，称帝改元，立所淫女子王氏为后，攻掠傍近诸县，得数千人。为汉中府官军所擒，上命诛斌及同谋者，余皆充军。天顺元年四月也。气机乖戾，愚民从逆如响斯应，可谓异矣。”（黄瑜《双槐岁钞》卷8）
(40)《明宪宗实录》卷89，成化七年三月乙酉。茅元仪《掌记》卷6记此事云：“刘千斤之变，发于成化元年。当天顺间，饥民聚郧阳，巧黠已自相雄。锦衣千户杨英以使事至河南，闻其事，归上疏，请命有司赈恤之，因散遣其众，愿占籍者听。以英庙之英竟不报。后用大兵，多杀戮，及开设郧阳抚臣以安之，不出英数语也。”（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劳堪《宪章类编》卷30所载似为一事，只是将杨瑛写作了王英：“成化元年（1465年）四月，荆襄流民刘千斤反。初，北方流民聚襄、邓山中，几数十万。有锦衣千户王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众，宜选良吏赈恤其饥，渐图所以散遣之。辞甚谆切，不报。至是，追颂英之先见者，比于茂陵徐福云。”
(41)查继佐：《罪惟录》卷31；参见明·郑晓《郑端简公今言类编》卷2；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皆转见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8页。
(42)余子俊：《地方事》，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61。
(43)乾隆《直隶商州志》亦云：“成化间，巨寇王彪倡乱，汉南流民依聚猖獗，特遣杰亲履其地，招抚流移。”（卷11《原杰传》）其他地方志有类似说法。
(44)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5)关于此次战事中山区人口死亡的数量，当时也有不同说法。如项忠在成化七年（1471年）的《抚流民疏》中曾指责征讨刘千斤之役擒杀流民至数十万之多。具体数目，留待进一步考证。
(46)本段所引皆出自王恕《处置地方奏状》，见《王端毅奏议》卷1，参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9。
(47)《明宪宗实录》卷50、卷53、卷61。
(48)张廷玉等：《明史》卷178《项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30页。
(49)明·项忠：《报捷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46。
(50)《明宪宗实录》卷98。
(51)记此事者较多，据《先忧集》云：“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虑百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役，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上命右副都御史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佥议，籍良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秦蕙田：《五礼通考》卷250《凶礼五·荒礼》）
(52)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93；《明宪宗实录》卷160，参见万历《郧台志》卷9《奏议》。另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三年六月丙申条称，原杰“凡招流民以户计一十九万一百七十有奇”（卷167）。
(53)针对“项忠招谕荆襄流民九十万，户选一丁戍边，余令归籍给田，驱迫不前者即杀之”一事，时人批评颇多，一说云：“流民屯聚为盗，固法所必诛，但既歼其渠魁，擒其支党，其余从恶者亦当分核严惩，若无辜之众，自应急筹善后之宜，使咸知安生理而受约束，始可以永靖乱源。项忠乃于九十万人漫无区别，非戍即驱，不前者辄行擅杀，处置实为失当，使非原杰抚绥著籍，控置有方，其何由使流民永遂宁居不且激而致变乎。”（《评鉴阐要·明》卷11）
(54)明·王世贞：《？山堂别集》卷80。
(55)明高岱的《鸿猷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记荆襄流民事，皆至原杰抚治为止。近人论著有述及此事者，亦多终止于成化十二年原杰抚治。
(56)分别见《明宪宗实录》卷166、卷197、卷226、卷260；《明孝宗实录》卷19、卷28、卷102、卷21、卷27、卷147、卷161、卷222等。
(57)《明孝宗实录》卷28。
(58)万历《郧台志》卷3《宪体志》。
(59)《明武宗实录》卷11、卷18。
(60)《明世宗实录》卷125。
(61)《明神宗实录》卷89。
(62)明·杨瞻：《四忠祠记》，见道光《巴州志》卷9《艺文》。
(63)《明世宗实录》卷113。
(64)道光《褒城县志》卷1《沿革》。
(65)《明世宗实录》卷337。
(66)明·魏学曾（官兵部尚书）：《三河平贼记》，见道光《紫阳县志》卷8《艺文》，参见张沛编《安康碑石》卷2，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乾隆《兴安府志》卷25《艺文》。
(67)嘉庆《东乡县志》卷21《武功》。
(68)该墓志刊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见张沛编《安康碑石》卷2，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8页。
(69)民国《紫阳县志》卷6《艺文志》，参见张沛编《安康碑石》卷2，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穆宗实录》卷34、卷38、卷40、卷42等。
(70)《明宪宗实录》卷167。
(71)或云白河县之设置与时任陕西副使罗明的建议有关。康熙《陕西通志》卷52《名宦三》载：“罗明，字时昭，福建南平人。成化丙戌进士，历升陕西副使，治汉中。汉中多深山茂林，为逋逃薮。明奏立白河县安辑之。寻以嵩洛窃发银矿，因诬连平民，论死者四十余人，明为辨雪，止坐三人。迁本省按察使。值岁饥，人相食，明力求拯济，条救荒二十事上之，多所施行。”
(72)《明宪宗实录》卷160，参见万历《郧台志》卷9《奏议》，又见《先忧集》：“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佥议，籍良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郧、津之地置郧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着参错而居。又即郧阳城置郧阳府，以统郧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于郧阳，以为保障之地。”（转见秦蕙田《五礼通考》卷250《凶礼五·荒礼》）
(73)张沛编：《安康碑石》卷4，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74)《明宪宗实录》卷155。
(75)《明英宗实录》卷28。
(76)《明英宗实录》卷151。
(77)《明英宗实录》卷247。
(78)《明宪宗实录》卷53。
(79)何史训：《迁县治记》，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5；弘治《夷陵州志》卷4载有何史训《远安新县记》，文字略同。又《湖北文征》卷1录同治《远安县志》所载何史训《增修县治记》有“成化丙戌，石和尚、刘千斤召衅，朝廷征兵讨之……时人民避乱窜逃，止余里半。既为招集，流民内附，增为八里”等内容（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0)参见樊树志《明代荆襄流民与棚民》，见《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81)明·戴冠：《濯缨亭笔记》卷1。
(82)《明宪宗实录》卷99。
(83)《明宪宗实录》卷103。
(84)若干年后，李维桢论及此事时指出：“余尝讨国家故实，在天顺间，岁恶不入，四方之民，荡析糊口，而郧实为逋逃薮。山谷厄塞，林箐蒙翳，既赘聚不可禁，又无所受要束，则黠桀者自推择为雄长，而刘千斤乘之而起，有众数十万，遂僭号，伪置诸官属。我以是有白圭之师，师以捷闻，而善后之策未讲，诸负固不服者无解已时。我以是有项忠之师，忠所诛戮、谪戍凡万余人，复尽驱其无名数者，累重难徙，道
相望。”有编者小字批云：“项襄毅招抚流民时，垣中亦有议其多杀戮者，项公上书力辩。今观此记意者当时之议不尽诬耶！”（李维桢：《新修郧阳抚治都察院记》，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466，第5119页）
(85)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载：房县“洪武十年复县之初，编户四十三里，后因兵荒逃窜，裁编七里，成化十三年编户一十二里”。据此，房县确曾有过编户43里的时代，只是二说之间的时间无法吻合。照万历《郧阳府志》的记载，即使因兵荒裁编七里之后，仍有36里，为什么到成化年间编户大减？
(86)《流民进入湖广等处禁山寄籍并捏词具告问罪枷号充军例》，《荆襄流民潜住禁山充军正犯枷号家小随住例》，见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293页。关于《皇明条法事类纂》的编者、卷目等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参见及拙作《旧抄本《皇明条法事类纂》未分卷文书初考》（《人文论丛》2002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
(87)项忠：《抚流民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46。
(88)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9《郧阳府》。
(89)《明孝宗实录》卷147。
(90)周东（汉中知府）：《汉中府新编洵阳县双獭里名记》，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
(91)《敕都御史徐蕃》，见万历《郧台志》卷3《宪体志》。
(92)王从善：《都御史徐蕃去思碑记》，见万历《郧台志》卷10《著述》。
(93)吴桂芳：《条陈民瘼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42。
(94)《明神宗实录》卷89。
(95)万历《郧台志》卷4《宦绩》。
(96)嘉靖《邓州志》卷11《陂堰志》。
(97)参见《重修县治记》、《李公去思碑》，文载乾隆《兴安府志》卷25。
(98)曾熙：《创置竹溪县治记》，载康熙《郧阳府志》卷37。参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9，同治《竹溪县志》卷12《艺文》。
(99)梁材：《议处郧阳流逋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105。
(100)《明英宗实录》卷29，正统二年（1437年）夏四月戊寅。
(101)《明宪宗实录》卷206。
(102)项忠：《抚流民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46。
(103)雍正《湖广通志》卷41《名宦志》。
(104)吴桂芳：《条陈民瘼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42。
(105)胡世宁：《胡端敏奏议》卷3。
(106)嘉靖《陕西通志》卷33《民物·户口》。
(107)项忠《善后十事疏》以及《流民进入湖广等处禁山寄籍并捏词具告问罪枷号充军例》，《荆襄流民潜住禁山充军正犯枷号家小随住例》，参见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293页；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46。
(108)参见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页。
(109)《添风宪以抚流民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62。
(110)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62。
(111)邹溶：《理洋略》下，见康熙《洋县志》卷8《艺文志·杂文》。
(112)道光《褒城县志》卷7《食兵志》。
(113)毛奇龄：《后鉴录》卷2，转见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86页。
(114)《明武宗实录》卷102。
(115)余子俊：《地方事》，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61。
(116)周洪谟：《安中国定四夷十事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44。
(11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5《四川》。
(118)章潢：《图书编》卷47《陕西》。
(119)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8《历代战防》；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卷17《纪事》。
(120)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首。
(121)李维桢：《阶州斩崖及陇右边情》，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466，第513～514页。
(122)明·高岱：《鸿猷录》，第259页。
(123)《明宪宗实录》卷91，成化七年五月甲午。
(124)明·劳堪《宪章类编》亦录有此说，文字略有差异。其说云：“成化七年（1471年）三月，杨璇巡抚荆襄，恐流民为变累及于己，因为危言以动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学及藩臬守巡官皆附璇议。遂迁发流民，各还故土。”（《宪章类编》卷20）
(125)参见《明宪宗实录》卷61、卷79、卷85等。
(126)《明宪宗实录》卷82。
(127)如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山东博兴知县陈文伟奏陈抚安流民对策，略曰：“荆襄流民非若蛮夷戎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者，今严兵固域，劳民费财，御之若敌国，然此可暂而不可久也。臣愚以为：不必屯兵久戍，不必遣将分守，欲为良图，请于南漳、竹山、远安、房等县与流民接界之处，遴选天下知县、县丞有智识、知事体、曾经旌异者，更易而用，加以奖励，使莅彼流民县分，设法招集，便宜处置，候有成效，不次升用。仍谕令有司暂宽其近县徭赋，足其衣食，使之观感兴起，倾心向化。令守备官用心操习官军，以张兵威，则恩威并立，而彼易化矣！且流民所恃以为恶者，树木丛密，路途险隘也。若进一里平一里之道途，遇一村定一村之户籍，正疆界，辨阡陌，使民各有分地，地各有定主，则将来者无地可容，而自不来矣。复于要地立州以总制，设卫以防御，则流民之非心以格，而守备官军可革矣。”（《明宪宗实录》卷84，成化六年冬十月乙卯）
(128)《明宪宗实录》卷89。
(129)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46。
(130)《明宪宗实录》卷108。尚褫，字景福，罗山人。正统四年进士，以直言著称，多次因言事受诬系狱。《明史·尚褫传》记此事云：“成化初，大臣会荐，擢湖广佥事。初有诏：荆襄流民，许所在附籍。都御史项忠复遣还乡，督甚急，多道死。褫悯之，陈牒巡抚吴琛，请进止。琛以报忠，忠怒，劾褫。中朝知其意在恤民，卒申令流民听附籍，不愿，乃遣还乡。”（卷164，《列传》52）
(131)《明宪宗实录》卷103，成化八年（1472年）夏四月丙戌。
(132)曹树基亦注意到类似问题。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386页。
(133)《明宪宗实录》卷103，成化八年（1472年）夏四月癸巳。
(134)《明英宗实录》卷151。
(135)《荆襄抚治流民例》，见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289页。
(136)《流民进入湖广等处禁山寄籍并捏词具告问罪枷号充军例》，见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293页。
(137)《荆襄流民潜住禁山充军正犯枷号家小随住例》，见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293页。
(138)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9《郧阳府文类》。万历《郧阳府志》卷30《艺文》，康熙《郧阳府志》卷37《艺文》，同治《郧阳志》卷1《沿革》等文献都载有此文，文字互有异同。其中，万历《郧阳府志》所载《创置郧阳府记》署名为周洪。
(139)《明宪宗实录》卷153。
(140)《明宪宗实录》卷153。参见原杰《处置流民疏》，载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93，万历《郧台志》卷9《奏议》，万历《郧阳府志》卷30《艺文》。
(141)《明宪宗实录》卷155。
(142)另据明劳堪《宪章类编》卷30记载：“成化十二年七月，北城兵马吏目文会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间，有流民邹百川、杨继保等聚众为恶。正统间，民人胡忠等开垦荒田，始入版籍，编成里甲。成化年来，石和尚、刘千斤、李胡子相继作乱，大臣抚治而处置失宜，终未安辑。今河南岁歉民饥，入山就食，势不容已，敢保无后日之患？谨条陈处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土地肥饶，皆可耕种，远年入籍流民，可给还田土，收籍管业。其新附籍，领种田土，编成里甲，量加存恤，欲回原籍者听。其发充军逃回者，就细本处卫所。其二，流民潜处，出没不常，乞选府州正官及军卫守御文武，皆得其人，则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为吴楚要害，道路多通，必于总隘处所，添设府、卫、州、县，立为保甲，通货贿以足其衣食，立学校以厚其风俗，则其民自日趋于善矣。’都察院是其议，请移文抚治都御史原杰酙酌处置。从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平郧阳盗》所载略同。
(143)雍正《山西通志》卷197《艺文志十六》，《碑碣七》。
(144)《明英宗实录》卷191。
(145)《明孝宗实录》卷48；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44。《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3《户口考》载有礼部尚书周洪谟《条议流民疏》一篇，其说似与他载有别。疏曰：“西汉时，召信臣守南阳，流民自附八万余口。东晋时，雍州旧在陕西西安府，因流民来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松滋县旧在直隶庐州府，因流民来聚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其后南雍遂并于襄阳，松滋遂隶于荆州，此往事之可法者也。成化七年（1471年），从检讨张宽之奏，流民聚此处者械归故里，适值溽暑，因饥渴而死，妻子被掠，瘟疫盛行，船夫递+者惧其相染，故覆舟于江。后令都御史原杰招抚，计死者九十余万人，故当时四川、陕西地震五百余次，灾伤遍于天下，今事之宜鉴者也。今宜著令流民与各郡县相邻者，仿召信臣故事，听其附籍，仍复九年，待其安定，然后征之。远而不可附籍者，仿晋南雍州、松滋县故事，设州县，置官吏，编里甲，建庠序以治教之。今流民在在有之，四川、湖广尤多，凡流民所在，宜令附籍，量为赈给，宽徭省刑，承绝户田地者使纳其粮，刀耕火种者免之，则流民即良民矣。”该疏上于弘治四年（1491年）二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2894页）。
(146)孙原贞，名蠫，字原贞，德兴人。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历郎中、河南右参政、浙江左布政使、兵部左侍郎及尚书等。据张廷玉等《明史》卷172载，景泰五年（1454年）冬孙原贞上疏云：“臣昔官河南，稽诸逃民籍，凡二十余万户，悉转徙南阳唐、邓，襄樊间，群聚谋生，安保其不为盗。宜及今年丰，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为编户，给田业，课农桑，立社学、乡约、义仓，使敦本务业，生计既定，徐议赋役，庶无他日患。”又云：“时不能尽用。后刘千斤之乱，果如原贞所料。”（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86页）明茅元仪《掌记》载：“刘千斤之变，发于成化元年（1465年）。当天顺间，饥民聚郧阳，巧黠者已自相雄。锦衣千户杨英以使事至河南，闻其事，归上疏，请命有司赈恤之，因散遣其众，愿占籍者听。以英庙之英竟不报。后用大兵，多杀戮，及开设郧阳抚臣以安之，不出英数语也。”（卷6，转见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第2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又据查继佐《罪惟录·刘通》载：“天顺中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无所禀约束，其巧黠者遂自相雄长。锦衣千户杨英尝使河南，闻其故，疏请散遣其众，愿占籍者听。不报。”（卷31上）成化六年四月壬戌杨鼎奏疏云：“汉中僻在西南万山之中，为川蜀襟喉之地，而四方流民聚者不下数万。若治之太急，恐生变……请暂设副使一员或佥事一员，选老成才望之人，赐以玺书，专治汉中流民。其有久住愿附籍者，从其附籍……从之。”（《明宪宗实录》卷78，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157《杨鼎传》）
(147)张廷玉等：《明史》卷183，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52～4853页。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历官南京礼部主事、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左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刑部尚书等。
(148)乾隆《大清一统志》卷271《襄阳府二》。
(149)张廷玉等：《明史》卷186《潘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937页。
(150)光绪《广平府志》卷49《列传四》。
(151)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93，《明宪宗实录》卷160。
(152)《议处郧阳流逋》，见《明抄本嘉靖事例》，参见梁材《议处郧阳流逋疏》，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105。
(153)《明宪宗实录》卷226。
(154)《明宣宗实录》卷77，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丁卯。
(155)《明英宗实录》卷53。
(156)《明英宗实录》卷11。
(157)《明宪宗实录》卷15。
(158)《续文献通考》卷13《户口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2893页。
(159)《明宪宗实录》卷36。
(160)《明宪宗实录》卷78。
(161)《续文献通考》卷13《户口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2893页。
(162)《明孝宗实录》卷102，参见《续文献通考》卷13《户口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2893页。
(163)《明英宗实录》卷52。
(164)《明英宗实录》卷97。
(165)《明宪宗实录》卷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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