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献关于秦巴山区人口土流构成的记述

清代文献关于秦巴山区人口土流构成的记述_明清长江流域山区

（五）清代文献关于秦巴山区人口土流构成的记述

大量流移进入山区落居，亦可以从各地有关人口构成、人口增长的记载中得到证明。

嘉庆十七年（1812年）刊《汉南续修府志·风俗》称：汉中府“土著无多……所云老民不过元、明、国初，若新民则数十年内侨寓成家。南（郑）、褒（城）、城（固）、洋（县）、沔（县）平坝之中，老民尚多，南北两山及西（乡）、凤（县）、宁（羌）、略（阳）、留（坝）、定（远）之属，则老民十只二三，余均新民矣，新民两湖最多，川民亦多。次湖籍则安徽、两广，次则河南，贵州间亦有之”。《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则称：“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尽管说有明确分数，却也只能作定性理解，无法也不能据以作定量分析。

关于郧阳地区人口构成的说法却值得一辨。鄂西北郧阳府自明代以来便是秦巴山区“流寓多而土著少”的代表区域，自万历《郧阳府志》留下“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黄、吴、蜀、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皆各以其俗为俗焉”的记载后，此后有关地方志多有承袭，但有的并未注明时代或出处，注明来自“旧志”者，又表述互有差异。同治《郧阳志》载：

旧志谓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北之民一，土著之民二。今则四川、江南、山西亦多入籍，亲戚族党，因缘踵至，聚族于斯。⁽⁸⁵⁾

同治府志前有嘉庆府志、康熙府志，康熙《郧阳府志》载：“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皆各以其俗为俗焉。”⁽⁸⁶⁾康熙府志修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所述人口来源显然不可能是当时的情况，只能是沿袭旧志的说法，但却省略了“德、黄、吴、蜀”诸区域。此外，在康熙《郧阳府志》中还是“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山东、河南北之民二”的分数，到同治《郧阳志》中却变成了“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北之民一”。同治《竹溪县志》则保留了康熙《郧阳府志》记载的原貌：

旧志：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今则四川、江南、山西、广东、湖南，本省武昌、黄州、安陆、荆、襄之人亦多入籍。⁽⁸⁷⁾

对“德、黄、吴、蜀”的省略，当然不能看作仅仅是文字的简化，只要将上面引文中的明代部分和清代部分相对照，就不难看出，如果“德、黄、吴、蜀”尚在，后文的“今则四川、江南”以及“本省黄州”的说法则要改变，所以，还不仅仅是给后世没有看过万历《郧阳府志》的研究者带来不便或混乱的问题。

其实，对于清代的人口来源，乾隆《郧西县志》已有较为全面的记述，不必拘泥于旧志的说法。该志云：

按：人户以籍为定，迁流移徙，出于不得已，必至期乃入其籍。西邑之民，于省则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山东、江南、浙江、江西、广东、福建，俱有其人；于郡则襄阳、荆州、安陆、德安、武昌、黄州，俱有其人。五方杂处，其中淳良者固多，刁顽者亦不少，所以讼狱日滋，案牍之繁，较之从前加十倍焉，而户口按籍称为老户，觇其生息，权其力征，重邦本也。⁽⁸⁸⁾

于省已达十数省，于省内的府则仅差一施南未涉及，流移来源不可谓不广。此外，同志中还可以找到不少旁证。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知县王必昌《详请移建县署文》称：“休养生息百十余年，近而秦豫，远而江浙，襁负来归，既庶既繁。”⁽⁸⁹⁾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知县张道南《营制说》云：“迩者五方杂处，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湖南以及本省之武（昌）、汉（阳）、黄（州）、襄（阳）各属州县，锄山稞地者接踵而至。”⁽⁹⁰⁾类似记载还有：“自上津西南至两岔滩塘一百四十里，又一百二十里夹河关塘，三十里为大黄沟塘，均临汉水，山水要害，向来人烟稀少，如此巡防亦觉周密。迩者五方杂处，各省各府锄山稞地接踵而至。夹河一塘，又与陕之白河连界，刁徒匪棍允萃渊薮……”⁽⁹¹⁾

地处川东北，接壤陕、楚二省的大宁县，“客籍素多两湖人，风尚所习，由来久矣”⁽⁹²⁾。太平厅所辖周围三千余里，界连陕省，“近年开垦日广，客户增多”，道光二年（1822年），分拨厅属七、八、九三保增设城口厅。⁽⁹³⁾达县“今自兵燹之后，土著绝少，而占籍于此者，率多陕西、湖广、江西之客，业已五方杂处，未免各俗其俗”⁽⁹⁴⁾。或云：“川省无土著之民，五方杂处，其性轻于去就。”⁽⁹⁵⁾四川各地的有关记载甚为普遍，此不赘举。

《秦疆治略》对道光初年陕南秦巴山区各州厅县的土客人口状况多有记述，为全面展示山区外来流移的落居情况，特选录于下：⁽⁹⁶⁾

西安府宁陕厅：“丛林密箐，跬步皆山，居民五方杂处，土著者仅有十分之二。”

商州镇安县：“幅员辽阔，千有余里，跬步皆山，土著者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依山结庐，星散而处。”

洛南县：“四境皆山，平原甚少。山内皆系川楚客民开垦地亩，尚不滋事。”

山阳县：“地方幅员辽阔，处处皆山，与湖北郧西交界。向来树木丛杂，人烟稀少，不过一万余口。近则各省客民渐来开山，加至十倍之多，五方杂处，良莠不一。”

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惟客民过多，五方杂处。”

汉中府定远厅：“山深林密，路径险阻，四至难以道里计。境内约周一千余里，向以邻境之安危为安危，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

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均系当佃山地，开垦为生。”

南郑县：“在汉江以北者，称为北坝，人民土著居多。自汉江以南，亦系平原，称为南坝，多系四川、湖广、江西等处外来客民佃地开荒……各省客民流寓其间，五方杂处，民气最为嚣陵。”

略阳县：“多川湖客民，五方杂处，刁诈异常，讼牍甚繁。”

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聚五方，素称难治。”

宁羌州：“与川甘两省交界毗连，五方杂处，最易藏奸。”

兴安府安康县：“北乡皆崇山峻岭，土地瘠薄，土著流寓参半。”

砖坪厅：“土著民少，客户民多。”

平利县：“地接壤边陬，幅员辽阔，民人多系楚蜀迁居之户，全赖开山种地以资生。”

白河县：“界连楚北，五方杂处，最易藏奸。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率多争佃踞庄。”

石泉县：“自白莲教乱，富者去而之他，贫者流而为匪，川楚无业之徒纷纷而来，开山种地，肆其刁悍。”

同书所记述秦岭北麓及秦巴山区周边部分州县的状况亦可资佐证。蓝田县东西北三乡皆为平原，但其南乡系崇山峻岭，与清代新设之孝义厅及商州、洛南、镇安等州县毗连，“犬牙相错，且有远至二百里以外者，江楚客民殆居大半，虽无开设木厢、铁厂处所，佃地佣工之辈，来去靡常，每易潜藏匪类……至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夹沙带石而来，沿河地亩屡被冲压……”

同州府属华州在洛南县之北，其南部“南山崇岗叠嶂，已往居民尚少，近数十年，川、广游民沓来纷至，渐成五方杂处之区。该民租山垦地，播种包谷，伐木砍柴，焚烧木炭，均属有业可安”。

长安县南界镇南县，其“南乡……惟子午峪石鳖峪道通兴汉，商贾络绎，市多榷酤，最易藏奸。山内川楚客民开垦山地。良莠不一，宜严行保甲，时常抽查……”

銩稨县：“向来皆是老林，树木丛杂，人迹罕到。自招川楚客民开山种地，近年各省之人俱有。虽深山密箐，有土之处，皆开垦无余。道光三年（1823年）查明山内客民十五万有奇，兼有大木厢三处，板厢十余处，铁厂数处。供厢之人甚伙，其中良莠不齐，稽查匪易，惟有严行保甲，慎选乡正，时常抽查，方保无虞。又须广为储积，一遇荒年，即赈济平粜，不然，十余万之众难保不滋生事端。”

陇州：“西南二乡大半川、湖客民，开垦山地，零星散处，依山结庐。”

岐山县：“地近南山，土著与寄居习气不同，山壤与平原民风稍异……南乡有纸厂七座，厂主、雇工，均系湖广、四川人，往往藏匿匪徒，且路通南山，稽查尤宜严密。”

凤翔府属宝鸡县：“南界凤县一百三十里……西南一百里至黄牛铺即系栈道，重山叠嶂，道路崎岖……山内多系川楚贫民佃种山地糊口，缘山内砂石多而土少，各就有土之处垦种，即于其处结茅栖止，零星散处，迁徙无常，尚属安分，并无强梁自逞之徒。境内向无木厢，止有柴厢十四处，纸厂三处，其资本俱不甚大，工作人等亦属无多，皆极安静。”

眉县：“南至八渡河，当太白老山，地俱苦寒，人烟稀少，编户十八里。道光三年（1823年）查明男女大小共一十一万五千余名口，而山内仅六千余口，且住址俱近山口，半多邻境居民，川湖客民十只一二，稽查甚易。斜峪口内有小柴厢二座，营头口内有小柴厢八座，汤峪口内有小柴厢二座。每处工匠至多不过十余人，尚不滋事。地方风俗淳厚，词讼甚少。士习亦端，皆能读书明礼，号称易治。”

晚清长期在兴安、汉中任知府的童兆蓉在《请添设汉阴、安康各厅县分司以资弹压禀》中论及地方治安问题时指出：“往时地僻人稀，地方官政令易周；今则老林均已垦辟，到处有人满之患。”⁽⁹⁷⁾而这人满之患则主要由于外来流移落居所致。

以上引述的较为系统的史料向我们表明：秦巴山区的人口构成中，外来流移占绝对多数，特别是分布在山地的人口，更是如此。同时，记载中提到的流移来源的籍贯有四川、湖南、湖北、陕西、江西、江南、山东、山西、河南、广东、广西、安徽、贵州、福建、浙江、甘肃、河北等，已涉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与明代相比较要广泛得多。因此，可以说，清代的流移迁徙已形成全国性的人口运动，因人口流动而造成的影响也是全国性的，尤其流移集聚的秦巴山区，受到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后来设置的宁陕厅、孝义厅尤其突出。宁陕厅，“统计烟户，大约楚蜀人居十之五六，江南、江西、山西、河南、两广人十之二三，土著者十之一二，最少者山东、直隶、浙江、甘肃数省耳”⁽⁹⁸⁾。孝义厅，“约计境内烟户，土著者十之一，楚、皖、吴三省人十之五，江、晋、豫、蜀、桂五省人十之三，幽、冀、齐鲁、浙、闽、秦、凉、滇、黔各省人十之一”⁽⁹⁹⁾。流移来源波及17省以上。

不过，若就秦巴山区整体而言，所谓客民、棚民、流寓的来源仍然是以两湖、四川、陕西、江西等省为主，其间有省内的人口流动，但更多的是省际间的流动，而三省间人口的交叉流动非常显著，引人注目，即陕南山区流移以湖广为最多，四川亦不少；鄂西北流移则以秦人为多，江西次之。上述许多记载皆可说明这种格局。

川东北流移又以湖广、江右、陕西之人为多。大约偏南部、近长江的地区，湖广之外，江西及东南诸省来者较多；偏北部、近巴山的地区，湖广之外，则以陕西为多。民国《云阳县志》称：“明季丧乱，遗黎荡析，存于今者略可指数，余皆康乾以来徙自吴楚。”⁽¹⁰⁰⁾该志表列了本县境内178个族姓迁移、落居的时空简况，其中记明土著者2族；原籍始迁时空等皆不明者9族；知原籍者共163族，其中湖广2族，湖北80族，湖南43族，江西13族，四川10族，福建7族，广东3族，安徽2族，陕、豫各1族，湖广、湖北、湖南合计125族，占总数的76.7%。若以县论，则以湖北麻城最多。在太平、城口厅一带，“外来入籍者谓之客家，附近州县及湖广、陕西、江右之民，始则贸易或佃耕，继则置业者居多，乡俗不同，土音各别”⁽¹⁰¹⁾。更接近陕南的广元一带，来自陕西的流移甚至比湖广的还要多。⁽¹⁰²⁾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三省间的交叉性人口流动，绝非局限在秦巴山区范围内的人口循环，而是以山外流移迁徙入山为主体的人口运动。

若进一步具体到府县一级言之，同样可以找出各府在流移来源方面相互间的差异，或曰人口来源构成的空间差异。如陕南的汉中、兴安、商州三府州，“兴汉两郡，民情土俗大致相同，汉则川民居半，兴则楚民较多。杂处五方，逞刁好讼”⁽¹⁰³⁾。商洛山区以楚皖豫诸省流移为主，如镇安县，“流寇之后，居民离散，自咸宁迁来者为多也……现在客籍日多，先由咸（宁）邑迁来者俱成土著。客籍中湖北、安徽两省籍尤居多数，查均系乾隆二十七八年（1762～1763年）以后迁来者。土著呼客籍为下河人，客籍呼土著为本地人”⁽¹⁰⁴⁾。又如《山阳县志》所云：“此地附籍，皆豫楚无赖贫民。”⁽¹⁰⁵⁾商南县则有“此处结邻多皖籍，卜居何惮一迁移”的说法，⁽¹⁰⁶⁾故又有“小太湖”之名。川东北山区之南部地区以楚境流移为主，如云阳县，落居境内者两湖流移最多。北部地区则以陕楚流移为主，如阆中县：

明末之乱，全川几靡有孑遗。阆之所为土著者，大半客籍。以其毗连陕西，故陕西人为多。此外，江西、湖南北又次之。率皆康熙、雍正年间入籍，其有明入籍者，则为老户。惟刘氏来自元时，最为久远，元以前则无矣。⁽¹⁰⁷⁾

若以自然地理的山区分区，陕南汉兴之南山山区、巴山山区亦有差异。《山阳县志》记载了本县部分氏族的源流，列为表5-1以供参考。

表5-1　山阳县部分族姓源流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说明：本表据山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编第二章“人口源流”第88～91页的内容编列，原书有关人口源流部分的内容前后多有不一致之处，仅供参考。

又据该志记载：山阳人口主要由北人及其后裔、南人及其后裔构成，当地称北人或北人后裔为“本地人”，包括明代以前落居的老户、明清两代流徙而来的山西移民和清代以后迁来的北方人。1985年调查，全县自称“本地人”者近12万，占总人口的33%，其中以山西移民为多。清代初期由山西迁来山阳的有20多姓。南人习称“下湖人”，包括明成化年间安置的荆襄流移、清乾隆年间进山的江淮灾民和此后迁来的南方客民。1985年调查，全县自称“下湖人”者达23万，占总人口的60%。

同书第十二编“人物”（第342～344页）又载：银厂董家沟吴氏，祖籍湖北通山县湾里庄，乾隆间迁居山阳。光绪年间出了著名官员吴怀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官至二品。

二峪河杨氏，乾隆时由湖北大冶迁居山阳，种田、酿酒、饲猪致富。捐纳为监生，多有善举。其后代有杨继云，官至知县。

峒峪口徐氏，祖籍湖北通山县，嘉庆初年逃荒来到山阳。善举颇多。

高坝程氏，祖籍安徽休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因水灾逃荒来到山阳，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有程豫者中举，咸丰六年（1856年）成进士，官至布政使。

其次，不可忽视文献记载中所谓的楚籍或湖广籍中的湖南因素，诸多迹象显示，清代被统称之为“楚”或“两湖”、“湖广”的流移中，湖南人口所占的比重并不比湖北小，甚或大于湖北。

另外，人口流动中的连环推动现象也不可忽视，如由于江西、闽广人口迁移湖广，从而导致或推动湖广人口向其他省区运动，四川也是一样。严如熤所说的再次迁徙也很典型。他说：“益州沃野千里，地肥美，民殷富，三楚三吴流徙之众麇聚其间。川东北边境土沃不及川西，而地广赋轻，开垦易以成业，故流徙亦多。汉川距吴楚稍远，其地之肥饶较川楚边境为胜，谋食更易，故吴楚之侨居蜀者，又复转徙汉川。”⁽¹⁰⁸⁾由吴楚而巴蜀，再由巴蜀而陕南，间隔时间长短不一；既来自蜀，又籍贯吴楚，情况复杂。因此，对流移的分布、来源构成，难以静止地、绝对地加以断定，千万不可忘记秦巴山区人口是不断流动的这一特点。

外来流移进入秦巴山区后，并非都是落居一地便永久性定居下来，其中有不少流移曾一而再甚至再而三地迁移。从较长时段上考察，这种不确定再移动型的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设治较晚的孝义厅的人口来源就很典型，光绪《孝义厅志》指出：

其初地僻人稀，分治开荒，皆由商洛转徙而止。而商洛之人，又皆江楚转徙而止。而各方之闻风而至者，亦复不少。⁽¹⁰⁹⁾

如山阳县赵氏先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由山西迁居陕西，居商州合河碾子坪，康熙九年（1670年）再由商州迁山阳。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全家人口多达220口，知县何树滋赠以“七世谐和”匾额。⁽¹¹⁰⁾前引汉中、安康碑石资料中有紫阳毛坝关龙氏，祖籍湖南沅州府芷江县，清初迁四川广安州，乾隆中再迁川东绥定府太平县，嘉庆初年又迁于陕南紫阳县。西乡县何氏，乾隆年间由湖南辰州府沅宁县迁至陕南佛坪东石门，嘉庆年间又迁至西乡县上高川乡狮子坪。汉中谭氏，清初由湖北迁居汉中郡城北郊，数年后再迁于龙江乡。

城口李氏，其先由湖北麻城迁居四川之大竹县石桥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再迁至川东北太平厅之九保高头坝定居。⁽¹¹¹⁾

城口林氏，原本居湖北黄冈县，乾隆元年（1736年）迁居太平厅九保平坝，后再迁七保沱溪河。⁽¹¹²⁾

砖坪王氏，原籍安徽霍山县杨家河兴贤乡第四十二都中祥社，其中，王家佑一支于清朝初年开始外迁：

由霍山县迁湖北郧阳府竹山县邓家河甘家沟中山社第五甲，白龙寨下居住，生子二，长仕秩，次仕程。秩公于乾皇三十七年（1772年）由竹山县迁陕西兴安府安康县小道河铺太平桥下，自置产业于吕家庄居住。后置塘石沟口、白岩狮子、安和堡，创造房屋，东西为户，立有祭产，子孙春祈秋报之赀。于道光初，始立砖坪，移立粮柱，买修街道，请兴场市，舍修庙宇，建修乐楼，又施场基于营房公款，以勉（原文如此——作者注）世代子孙差欠……⁽¹¹³⁾

造成部分流移多次迁徙的原因各不相同，除了战乱等政治环境因素外，有的是资源或经济原因，有“岁薄不收即徙去”者；有开垦山地耕种数年，“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又必别觅新山，抛弃旧土”者；⁽¹¹⁴⁾有的甚至“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地”⁽¹¹⁵⁾。山内土地辽阔，早期有相对多的移动空间，加之各种各样的朳、厂（场）、矿存在，流移又有较大的迁徙自由，甚至不排除少数流移有流动“惯性”，不容易定居下来。这种流移的特点对山区的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远的，对此，后文还将有所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