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与山民家庭副业

玉米与山民家庭副业_明清长江流域山区

四、玉米与山民家庭副业

山区玉米种植面积大，丰年产量可观，然而不宜久贮，好在充作一般食物之外，玉米还可酿酒、饲猪，从而部分解决了收贮的问题，也因此更深刻地影响到山民的经济和生活。

关于玉米作为粮食之外的用途，地方志及其他有关文献都有记载，大致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直接用玉米作饲料养猪；另一种则是用玉米酿酒，再用酒糟养猪。养猪也好，酿酒也好，皆非仅供自家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市场交换而养，为市场交换而酿。

关于前一种情况的记载，如陕西汉中一带，“山民5粥之外，盐布零星杂用，不能不借资商贾。负粮贸易，道路辽远。故喂畜猪只，多者至数十头。或生驱出山，或腌肉作脯，转卖以资日用”⁽⁹³⁾。凤县，“邑惟畜产丰饶，牛、羊、马、骡，家有其物。尤善养鸡、猪，其值甚廉，贩买者咸接踵至，自汉南来者尤多”⁽⁹⁴⁾。又如川东北太平、城口一带，“地多险峻，稻不过十分之一，全赖锄挖山坡，遍种杂粮，以资衣食。但津河不通，粮食无从运销，惟以包谷饲猪，变易盐茶布匹”⁽⁹⁵⁾。昭化县，“民间善养猪，家设猪圈一所，少者四五只，多者数十只”，“宰杀不尽者，贩户橐金采买，向他处卖之”。⁽⁹⁶⁾河南淅川，动物类出产以猪为大宗，“民间饲养最多，除供本境食用外，运赴湖北老河口销售”⁽⁹⁷⁾。

关于后一种情况的记载，如“山中多包谷之家，取包谷煮酒，其糟喂猪，一户中喂猪十余口，卖之客贩，或赶赴市集，所得清蚨，以为山家盐、布、庆吊、终岁之用”⁽⁹⁸⁾。这是就整个秦巴山区而言的，各州县的记载如南郑，“南坝山地高阜低坡，皆种包谷，为酿酒、饲猪之用”⁽⁹⁹⁾。定远厅，“家家皆有酿具，包谷成熟，竟糜于酒，谓酒糟复可饲猪，卖猪又可获利，于是日在醉乡……”⁽¹⁰⁰⁾。安康县，“酿酒之弊，俗名烧锅。因玉黍性难久贮，作酒则糟可肥豕，舟载襄樊，利亦数倍，故民争骛焉，而不知亦为民食之害”⁽¹⁰¹⁾。道光《石泉县志》记载：

山居之人，贪包谷利厚，遍山种植包谷。包谷至春夏必要翻青，剩存不论多少，取以烧酒、喂猪。⁽¹⁰²⁾

农之利在包谷，而害亦在包谷。盖包谷之为物，一穗千粒，不堪久贮，经夏则飞为虫。乡间秋成方庆，即煮酒饲猪，醉饱一时，而俗亦遂敝。山内以包谷米蒸酒，采草药作曲，药性最烈，和米蒸七日成酒，名曰七日红。饮少辄醉，癫狂迷性，故破产荡家多由于酒。⁽¹⁰³⁾

光绪《洋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以致酒醉后弄杖舞刀，寻衅殴杀。“山内斗案，十有九醉，竟有醉至死者，有司屡行严禁不能止也。”当然，敝俗之咎不能尽委之于包谷，更何况高山居民确有饮酒之需要，这里强调的是包谷对山民生活的影响，无意于其他。

在鄂西北竹溪等地描写地方风物、民间生活的诗文中，即可常见玉米饲猪、烧酒的景象。《卜吉岭》诗云：“岁稔鸡豚贱，民醇约保尊。”⁽¹⁰⁴⁾《向家寨》诗则生动地描述了村市之中一个既酿酒、又养猪的家庭的生活场景：“一上一峻岭，一下一危桥。村落成小市，人聚声嘈嘈。屋坚石为瓦，木贱松亦樵。主人揖客入，床蓐环猪槽。厨头煮黄粥，鼎沸香如醪。环坐分而食，大嚼如老饕。问君何嗜此，自言习烧熬。人皆沽余酒，余则哺其糟。彘也食人食，妇子乐陶陶。”⁽¹⁰⁵⁾

山民购买食盐、布料等日用品，婚丧及人情交往等事务对货币的需求，也是促成山区用玉米酿酒，养猪业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年岁歉收，民有艰食之虞，谓之谷荒；年岁丰登，粟谷太贱，民间缺于使用，谓之钱荒。谷荒赖有公私积贮，钱荒则赖山原自出之财用所以济其穷也”⁽¹⁰⁶⁾。山区玉米种植面积及收获量较大，山民自食外有较多剩余；山区交通条件不便，直接贸易粮食运输困难、成本较高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或促成了秦巴山区酿酒、养猪业的发展，也奠定了养猪业在山区农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洛南的何树滋《禀恳山地免升科》指出：“县跬步皆山，平川可耕之地不过百分之一。其可耕者，大半皆山水冲刷，非同平原。民间力耕之外，半恃采樵、饲猪，屡丰之年，仅供正赋，岁歉则多逋逃。”⁽¹⁰⁷⁾养猪“亦山中大贸易，与平坝之烟草、姜黄、药材等同济日用”⁽¹⁰⁸⁾。

与酿酒、养猪副业的发达相应，不少人以贩猪贸易为生业。嘉庆初年的白莲教战争中，有些白莲教头目就是贩猪者。如祁中耀，房县人，36岁。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纳根基银一两入教，拜胡立为师。“因贩猪前赴襄阳，也在姚之富家见过刘之协”⁽¹⁰⁹⁾。高名贵，41岁。自湖北襄阳迁居四川云阳县硐溪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始信教，至嘉庆初，传下来男女大小约有一万余人的教众。“平日务农，并贩猪生理”⁽¹¹⁰⁾。亦见有贩酒者，据商南县张家沟人张文斗供词称，“50岁，在郧西地方生理度日。上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月间，我到商南县属挠铃河地方卖酒……”被崔姓、周姓、井姓三人劝习白莲教。⁽¹¹¹⁾城口等地贩往外地的主要物品之一即生猪。

上述所引史料同时表明，襄阳是主要的生猪销售地点。此外，还有老河口、汉口等地，分销数量甚为可观。时人称：“猪至市集，盈千累万，船运至襄阳、汉口售之。”⁽¹¹²⁾所以，山中有靠酿酒、养猪致富的。

通过用玉米酿酒、养猪而发家置产者，应首推砖坪张氏。张氏原籍湖南湘乡县，咸丰十年（1860年）张敦杞迁居砖坪厅乱石沟，始以佣工和秋冬时节捡包谷、住窝罩棚糊口、度日，数年后积储包谷数石，用来酿酒，销售兴安等地，因质量上乘，很快著名。不久，便依靠开烧坊酿酒、用酒糟饲猪发了家，广置田地，成为吃租3000多石的大财主。其次子张忠乾与其兄忠元分家后，亦成功经营。至光绪晚期，拥有火纸作坊3处，烧坊2处，油坊4处，石炭窑1处。在兴安府设有贸易货栈1处。置耳朳100余亩，吃租1500余石。同时经营来回运销山中山货特产及山中必需的山外制品的商业活动，获利可观。其庄园占地20余亩，大小天井4方，鱼塘一口，柑橘园2个，雇有常年伙计近100人。⁽¹¹³⁾

玉米之外，山区亦逐渐找到了洋芋进一步加工以提高产值的途径，这就是制作淀粉。同治《房县志·物产》载：

洋芋，产西南山中。房近城一带有稻田，浅山中多包谷，至山深处包谷不多得，惟烧洋芋为食。形似白薯而圆，大者如拳，小者如鸡蛋，如枣栗。近则有力之家多收芋稞为粉，亦间有积以致富者。

相邻的兴山县也有类似做法：“邑之羊芋不自近年始者也，自好事者作为粉，有力者挟之奔走荆楚湘汉之间，价甚廉也。其后，销路日益开，而利亦日益重。”⁽¹¹⁴⁾只是加工需要投资，尚限于“有力之家”而已。

有论者或以为清代玉米大量种植及由此引起的酿酒、饲猪副业的兴盛，导致秦巴山区许多地方山民饮酒成风，甚或有“醉乡”之称。前揭道光《石泉县志》及光绪《洋县志》有关山民饮酒的记载似乎支持这样的说法，其实不然。秦巴山区许多州县嗜肉饮酒之习由来已久，明代以前即如此。宋人王禹翶《田词》记述商洛山区山民协作耕种之事指出，先期要“酿黍稷、烹鸡豚”，“至则行酒啖炙，鼓噪而作”，故有“鼓声猎猎酒醺醺”之句。⁽¹¹⁵⁾天顺《大明一统志》亦已有“汉中之人朴质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畋猎，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的记载。⁽¹¹⁶⁾《白河县志》亦说当地“常时唯以浊酒探亲而已”⁽¹¹⁷⁾。明末清初，山阳县等地最为萧条之时，“城内外惟沽酒市腐，屠宰稀少”，似乎亦与他地有别。

明清时期，许多地区的猪羊饲养副业都有发展，但这种家畜饲养兴盛的具体情况却各不相同，甚至有较大差异。例如饲猪，在不同的地域或不同的经济结构中，会有不同的目的或意义。在明末清初经济发达的太湖地区，养猪也好，养羊也好，除了直接的肉用、经济效益外，积肥都是重要的目的之一，甚至是比直接的肉用、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目的。《沈氏农书》记载，饲养湖羊11头，能积肥300担。根据同书所示例证，如果仅计肉用，当时太湖地区养猪是蚀本的，所谓“亏折身本，此其常规”。但是，养猪所得猪栏肥“每窠得壅九十担，一年四窠，共得三百六十担”。正因为如此，当时才有谚语云：“养了三年无利猪，富了人家勿得知。”猪羊粪成为农家肥料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故《沈氏农书》指出：“古人云‘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则养猪羊乃作家第一要著。”⁽¹¹⁸⁾太湖地区亦有酿酒，并以酒糟养猪的，“猪专吃糟麦，则烧酒又获赢息，有营无亏，白落粪壅，又省载取人工”。可见，同样是酿酒、养猪，秦巴山区是用剩余的玉米来换取直接的经济效益乃至货币；太湖地区则是以积肥为第一目的，为的是提高土地肥力和种植业集约经营程度，增加亩产量。两地养猪的经济含义大不相同。

【注释】

(1)马允刚：《建修正教寺记》，见光绪《定远厅志》卷25《艺文》。

(2)许又将：《汉阴近代盛衰述略》，见乾隆《汉阴县志》卷8《艺文》。

(3)曹希昆：《新设砖坪县丞衙门记》，见乾隆《兴安府志》卷26《艺文》。

(4)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十三日王士俊奏折，雍正十年三月八日王士俊奏折，参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朱批谕旨》。

(5)《清高宗实录》卷818、卷819，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己丑。

(6)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1《风俗》。

(7)康熙《山阳县初志》卷2；嘉庆《山阳县志》卷6《田赋》。

(8)嘉庆《山阳县志》卷6《田赋》。

(9)道光《宁陕厅志》卷2《地亩》《户口》。

(10)岭为川陕楚三省交界处。陈明申《夔行纪程》称：“鸡心岭高插云表，肳萶崔巍，为川楚陕三省分疆，洵天设之险。岭南隶川，北隶陕，东连楚地。”又光绪《大宁县志·地理·山川》云：“在县北二百四十里，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万峰攒聚，三省咽喉。土人云：陕西界多树林，湖北界产茅竹，四川界尽生茅草，亦天然鸿沟也。”

(11)光绪《大宁县志》卷1《地理》。

(12)光绪《太平县志》卷2《风俗》。

(13)道光《城口厅志》卷6《风俗》。

(14)嘉庆《东乡县志》卷14《田赋》，卷29《风俗》。

(15)同治《增修万县志》卷9《地理志》。

(16)道光《巴州志》卷1《风俗》。

(17)道光《巴州志》卷4《田赋志》。

(18)罗文思：乾隆《商州志》卷3《田赋》。

(19)罗文思：乾隆《商州志》卷3《田赋》。

(20)卢坤：《秦疆治略》。

(21)卢坤：《秦疆治略》。

(22)卢坤：《秦疆治略》。

(23)卢坤：《秦疆治略》。

(24)《留坝厅足征录》卷2《诗征》。

(25)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险要》、《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2页。

(26)毕沅：《兴安升府奏疏》，见乾隆《兴安府志》卷25《艺文》。

(27)嘉庆《续兴安府志》卷2《土产》。

(28)嘉庆《东华录》，转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8页。

(29)叶世倬：《新建宁陕厅城记》，见道光《宁陕厅志》卷4《艺文》。

(30)张琛：《署宁陕厅抚民同知即事》，见道光《宁陕厅志》卷4《艺文》。

(31)《佛坪乡土志》。

(32)《黑河栈坝图说》，见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1。

(33)陈仅：《紫阳县志序》，见光绪《紫阳县志》卷首。

(34)卢坤：《秦疆治略》。

(35)光绪《夔州府志》卷21《武功志》。

(36)玉米和番薯等粮食作物在中国引种推广的问题颇受学术界重视，亦有较多研究成果发表。较早者有罗尔纲《玉蜀黍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胡锡文《甘薯来源和我们劳动祖先的栽培技术》（《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等。其后如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七，1985年），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历史论丛》五，1985年），游修龄《玉米传入中国和亚洲的时间、途径及其起源问题》（《古今农业》1989年第2期），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二，1990年），闵宗殿《海外农作物的传入和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古今农业》1991年第1期）等，先后围绕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路线、传播与分布，番薯是否中国原有作物，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路线、传播与分布展开讨论，解决了相关的基本问题。

(37)黄皖子：《致富纪实》。

(38)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

(39)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卷上。

(40)陈宏谋：《劝种甘薯檄》，见《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20。

(41)参见胡锡文《粮食作物》（《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3种），农业出版社1959年。

(42)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见《章氏遗书》卷24。

(43)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见《章氏遗书》卷24。

(44)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见《章氏遗书》卷24。

(45)镈（bó），一种中耕除草的农具。赵（tiǎo），除草、扒地。《诗·周颂·良耜》：“其3斯赵，以薅荼蓼。”

(46)（zhú），同斸。翻土，掘地。

(47)乾隆《洵阳县志》卷11《物产》。

(48)乾隆《洵阳县志》卷11《物产》。

(49)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20《文檄》。

(50)陈宏谋：《劝种甘薯示》，见《培远堂偶存稿》卷20《文檄》。

(51)道光《紫阳县志》卷8《艺文》。

(52)张鹏飞：《修关中水利议》，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8《工政十五·各省水利中》。

(53)光绪《兴山县志》卷14《物产》。

(54)同治《宜都县志》卷1下《地理志·物产》。

(55)同治《东湖县志》卷5《物产》。

(56)《清高宗实录》卷1268。

(57)杨磆（1699～1794年），字双山，陕西兴平县桑镇人。清代著名学者，早年师从理学大师李二曲，对农学理论有专门研究。著有《知本提纲》，其中的《修业章·农则》专门论述农业科学技术。

(58)张鹏飞：《修关中水利议》，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8《工政十五·各省水利中》。

(59)《陈报各属山民灾歉请筹拨籽种口食银两禀》，见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3。

(60)参见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见《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61)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2页。

(6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63)道光《城口厅志》卷18《物产》。

(64)道光《紫阳县志》卷3《树艺》；道光《通江县志》卷10《物产》。

(65)民国《西乡县乡土志·物产》。

(66)光绪《孝义厅志》卷3《风俗》。

(67)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

(68)光绪《紫阳县志》卷8《艺文》。

(69)王如玖（州牧）：《导民食葛粉机葛布说》，见嘉庆《山阳县志》卷10《风土》。

(70)张廷槐：《劝民种麦以济春食记》，见光绪《宁羌州志》卷5《艺文》。

(71)癋瀚：《阳平关纪事》，见光绪《宁羌州志》卷5《艺文》。

(72)道光《留坝厅志》卷4《土地志》。

(73)光绪《定远厅志》卷8《物产》。

(74)光绪《新修凤县志》卷8《风俗》。

(75)清·佚名《平利县乡土志》之《户口录》、《物产》。

(76)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77)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78)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79)咸丰《阆中县志》卷3《物产》。

(80)光绪《奉节县志》卷15《物产》。

(81)光绪《大宁县志》卷1《风俗》。

(82)光绪《大宁县志》卷1《风俗》。

(83)光绪《巫山县志》卷7《水利》、卷13《物产》。

(84)民国《云阳县志》卷13《礼俗》中。

(85)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86)光绪《太平县志》卷2《风俗》。

(87)光绪《太平县志》卷3《物产》。

(88)道光《城口厅志·凡例》。

(89)光绪《太平县志》卷2《风俗》。

(90)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民食》云：“郧阳亦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山农所恃以饔餮者，麦也，荞也，粟也，总以玉黍为主。至稻、麦，唯士官与市廛之民得以食之，大约与秦中南山风气相类。”

(91)同治《宜都县志》卷1下《地理志·物产》。

(92)光绪《兴山县志》卷14《物产》，又见卷18。

(93)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2页，参见《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94)光绪《凤县志》卷8《物产》。

(95)乾隆《太平县志·风俗志》。

(96)乾隆《昭化县志·风俗志》。

(97)光绪《淅川直隶厅乡土志·物产录》。

(98)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99)卢坤：《秦疆治略》。

(100)卢坤：《秦疆治略》。

(101)嘉庆《安康县志》卷10《建置考上》。

(102)《劝民预谋盖藏谕》，见道光《石泉县志》卷首《告示》。

(103)道光《石泉县志》卷2《物产》。

(104)同治《竹溪县志》卷13《艺文》下。

(105)同治《竹溪县志》卷13《艺文》下。

(106)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107)嘉庆《山阳县志》卷12《杂集志》。

(108)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109)《曾世兴、祁中耀续供》，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5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7页。

(110)《高名贵供》，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5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又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1～412页。

(111)《张文斗等供词》，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1页。

(11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113)《岚皋县志》编纂委员会：《岚皋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114)吴翰章：《兴山种艺说》，见《双溪文钞》，又见《湖北文征》卷11，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115)宋·王禹翶：《田词》，见《小畜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71～72页。参见《四部丛刊》本第2册。

(116)天顺《大明一统志》卷34《汉中府》。

(117)雍正《陕西通志》卷45《风俗》，转录《白河县志》。

(118)《沈氏农书·运田地法》，参见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5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