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要使一个人失去人性，不妨让他回到自然——让他成为一个与石头、植物和野兽打交道的人——要不就让他成为机器。自然和机械都是相对于独一无二的人而言的。自然是一种自我创生的机器，它的自动化程度比任何机械更完美。按自然的镜像来创造就是创制一种机器，正是通过学习自然的内在机制才使人成为机器的制造者。显然，当入学会畜养家畜和种植之时，他便获得了用于产生食物、力量和美的自制的机器。

埃里克·霍弗60

没什么能比计算机行政主管关于生命的宏论更温馨感人的了。人们现在不时听到说，不管互联网（.com）的气泡胀得有多大，它都大不出人脑去，你只管等着新一代电脑面世，犯不着为过时的机器花冤枉钱。当然，那些缺乏进取心的计算机帝国主义从不会轻易放过任何机会，君不见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为成人准备的消磨时间的玩具？满世界的报纸登载着一个又一个关于“技术”的故事以及有关计算机编程的专家心得。但计算机在生命现象上的应用可谓独一无二。电脑专家在这方面的狂妄自信让我不禁想起科幻作家罗伯特·海莱因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想办个马戏团，那你就得有大象。

没什么能比计算机主管人员关于生命的宏论更温馨感人的了

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生命现象是最值得谈论的了，因为它可算是体现突现法则的极品事例了。事实上，整个突现论思想就是由生物学家为解释生物现象而提出的，这些现象是指生物的某些特征——例如某些细菌的棒状外观或兔子见了狐狸就逃的本能——稳定且可遗传到子代。相比之下，化学的微观法则则带有随机性和概率特征。从中等尺度的化学里就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事例——凝胶、晶体的表面结构等而它们的爷爷辈则全都具有复杂有机体譬如人的功能。

生命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强烈的似曾相识的经验。最近我在分子生物学研讨会上就有过这种体验。大量的投影图片展示了酵母菌细胞繁衍周期中的6000种类型的信使RNA。图片之多加上报告的冗长不堪，让人感到极度厌烦，虽然它们是了解细胞的基本调节机制的一个窗口，但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些测量会得到这样的值，一个信号与下一个信号之间的可能的关联意味着什么，以及在这些测量中是否存在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知怎么，我像是被带回到20世纪70年代我出席的一个关于二氧化硅色心的研讨会，正看着光吸收图像随着施加到样品上的不同的力不停地上下翻动。这两者间主题不同，实验技术也相去甚远，但个中逻辑却是完全一样的。早年研讨会上讨论的不是生命机制的问题，而是化学和氧化物中结构缺陷的问题，这种缺陷大大损害了硅基微电路。幸运的是，它们很容易被检测出来，因为在其他透明材料的情形下这类缺陷对光有着强烈的吸收效应。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石头有色泽的原因。它们也是自旋共振信号的来源——所谓自旋共振，是指当材料被置于磁场中的时候，它具有吸收特定射频波长能量的能力。这项研究的目标是将材料的光吸收特性与自旋共振信号关联起来，并由此指明哪种缺陷引起哪种信号。但由于有太多的缺陷需要被隔离开来单独研究，因此这一研究采取的是“扰动”样品的做法——例如，在窑内烧上几天或把它放在核反应器里过上两天——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类比到生物学上的实验，就是将酵母菌毒到或饿到濒死状态。然后期望在出现自旋信号的同时能相应地出现一两个光信号，使人们能够将同样的缺陷与这些信号间的关联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无疑是十足的灾难。所有事情都变了，并且每一件事都与另一件事相关联。这就像商场发布全商场商品九折优惠的广告来“干扰”布卢明黛尔（Bloomingdale's）的销售。61这在以前有巨大的作用，理论家们自然欣喜若狂，给出了所有看似与事实一致、实则彼此间异如霄壤的解释。今天，这种观点的多样性一如既往，它们不过是设计糟糕的实验所表现出的征兆——人们还是回答不了任何问题。

不幸的是，这种坏的实验作风像瘟疫一样传染到了尖端科学。其基本理由是，要想从细节上搞清楚一件复杂的事情是如何运作的，得花多少时间和人力，或者说要投入多少钱，这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利益摆在那儿，大家几乎总是想着让别人去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把自己腾出来筹划各种有潜在高回报的所费不多的实验项目。忽视这种经济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在商业圈里，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如果波音公司开始担心为什么空气分子的集体效应会产生流体动力学，那么波音也就该垮台了。在极端情形下，譬如基因转录，没人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这方面的规范及其逻辑漏洞即使有也只好有待以后来填补了。特别是在生命研究领域，微观法则与复杂的高级行为之间的某种脱节已经变成了一种科学研究的常态。

我最熟悉的坏的实验作风还不在生物学领域，而在核武器研究领域。回想起来，我在利弗莫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曾偶尔遇见那些长期从事核设计代码的人，他们有许多关于设计方面的有趣故事。这些代码里有许多东西是我不能在此随便讨论的，但它们可粗略地类比为细胞功能，就是说它们呈巨大的等级序列：首先它必须有一个开始，然后如此这般地变成两个紧密同步的复合，等等。这些人都是大好人，因此故事总是那么富于吸引力和持久性——每次遇到总是一片欢闹。故事内容不外乎某人在技术方面的严重失误，因此因人而异，有些错可以说不可能得到更正，因为设计者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根本就不打算做必要的修改。其实，这类错误从来就不是枝节性的，而是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或正确的能量概念——就像呆伯特（Dilbert）漫画62里描述的那些引人开怀大笑的事情。

然而，听多了这些故事，我开始意识到，这类愚蠢的行为并非只取决于个人的局限性，而是一种根植于学科本身的社会现象。人们关心的是这些程序是否能够引导人们做出重要的结果，而不是它们是否合逻辑。在过去，它们已经被调节到适用于特定实验的大规模输出，如果不做这种调整，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不适用于这些实验）。对核武器内部进行调查以检验程序中所含的理论是否正确的实验从来就没做过，而且也看不出以后要做的迹象。这种实验做起来绝对十分困难，说一点你就会明白，实验会产生大量高热，人们没有足够时间在仪器烧毁前取出信号。但真正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实验必须重复进行才有意义，才能对各方面细节都能给予必要的注意，而这样的话成本将高得不得了。有幸的是（或者说，不幸的是，就看你持什么观点了），由于可用能量绰绰有余，核武器设计上对误差要求放得较宽。如同在许多工程问题上的情形一样，“真理”取决于商业需要，而不取决于实验事实，特别是对某个学科分支规定的实验就更是如此。只要炸弹引爆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就可以靠边站了。这好像是说笑，但事实就是如此。

这种不良的实验机制在二氧化硅缺陷问题上也有表现。抛开那些复杂的学术名词，所有这些缺陷都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如何在半导体制造工艺上消除这些缺陷——工程公司最终是利用古老但管用的爱迪生式的经验论来解决的。一个例外的情形是闪存氧化物（flash memory oxide），它是利用缺陷来存储信号的，因此有意做入缺陷，具体是些什么缺陷及其制造技术则属商业秘密。

然而，酵母菌的信使RNA实验则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不良实验，因为它清楚地显示出基因学家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用不着对这种断言大喊大叫出言不逊，当你看到这种实验时你就知道它是一种糟糕的实验。症状总是一样的。测量结果不可重复，这些结果经不起常识性分析，也无法量化。所谓活体分析与非活体分析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调纯属狡辩。生物学里有许多可高度量化例子：核糖体基因代码、精确的DNA复制、蛋白质晶体结构、自组装病毒体的形状，甚至还包括老鼠和人这样的高级生物体的复杂行为。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从基因到生命这一整套的控制机制还不清楚，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取得这种知识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

生物技术人员经常不清楚自己所做工作的意义，这一点既不奇怪亦非偶然。就像上个世纪里半导体物理的情形那样，生物学现在正处于从科学研究向高回报的工程研究转变的过程中。许多人将这种区别仅仅看成是换换牌子，但实际上这是沧海变桑田，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在科学研究中，你是从告知别人你知道什么来获得动力，而在工程研究中，你是从阻止别人知道你知道什么来获取动力。在工程界，这种长期的混淆和忽视已见多不怪且无一例外，原因很简单，基于知识产权上的考虑，每个人都会对他人保守秘密。在我所居住的硅谷，技术欺骗和壁垒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都明白，在对实验的投资尤其是重大投资上示弱简直就是自杀。生物技术的工程价值不在于理解生命而在于开发新药，发明新的医疗手段，以及农业上新的作物品种。从这些目的上看，正确的过程调节理论并不比能开发出新的化学操控技术的粗略简单的概念更重要。事实已经证明，人们在没有完全弄懂细胞调节机理的情形下，能够设计出控制艾滋病病毒的蛋白酶抑制剂，诱使干细胞生长以取代体细胞，以及将a-胡萝卜素基因植入稻米中。人们甚至有可能发明出有效的治癌手段，尽管事实上癌是一种正常细胞调节的恶变，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杀死癌细胞，而不是要搞清楚它是如何变异的。但在所有这些令人惊异的技术成就的背后是科学上的开放性，就是说这些操作者事实上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就能有效果。

我发现这种情形真是极具讽刺意义，玛丽·雪莱对科学的易错性有所感悟写下了《弗兰肯斯坦》——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了解那些事实上他们不了解的事情。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种科学易错性已成为共识并被认可。这使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缺钱是一切恶行的根源。63人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雪莱女士的小说是写在今天会是一幅什么样子。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将不会是一个来自日内瓦的焦虑不安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来自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托马斯·杰弗逊科学技术中学的雄心勃勃的年轻奸商。他不是要去英格尔斯塔德大学学习他那高度创新的外科技术，而是去波士顿上哈佛医学院——这之前的四年空闲则花在了普林斯顿研究网球和女人上。他不是秘密地制造出一个怪物，而是利用政治渠道来获得全国卫生研究所下拨的大笔经费，然后在贝塞斯达（Bethes-da）开店发售大宗新股。他不是辱骂他造的怪物，而是把它制成小广告到处兜售他的创新性的技术突破，并宣布下一步将开办长寿诊所。这个怪物呢，也不会像一个幼稚的破坏者那样动不动就露出杀人犯的凶暴嘴脸，而是忙着写畅销的垃圾小说，上奥普拉的访谈节目，64竞争加州州长。维克多本人也不会去极地冰山上寻死，而是期待着去棕榈泉65过一种有道德的衣食无忧的退休生活，当然前提是他的律师能够摆脱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那些爱管闲事又没有切实措施的空想家们的纠缠。

对无视重要的科学事实抱容忍的态度，这种风气不仅受到经济上的激励还有着政治上的原因。在某些圈子里，缺乏知识被认为是好事，因为这可以阻止邪恶科学家去从事诸如制造三头六臂的婴儿或培养足以使人在几周内死去的病菌这样的恶事。当然事实是否真的就如此大可争论。全世界的实验室现在每天都在克隆猴子和家畜，估计克隆人的实验也在秘密进行中。各国政府出于军事目的一直在开发致命生物体。这种做法的自在程度从2001年罗恩·杰克逊（Ron Jackson）和伊恩·拉姆肖（Ian Ramshaw）偶然制成致命的鼠痘（mousepox）变种病毒这一典型案例就可见一斑。对生命过程的切实了解所招致的潜在危险正日益作为呼吁加强新的立法以控制生物信息传播的正当理由而不断被引证。

看着对生命科学实施的突击分类审查让人又一次产生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使很多人回想起核物理的公开记录被抹去的年代。《1954年原子能法》规定，“原子能的发展、利用和控制必须在指导下进行，以促进世界和平，改善公共福利，提高生活水平，并增强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这意味着如今在公共场合下透露某些关于自然界的事实甚至提及某些不该透露的事实都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整个相关知识已成为绝密。然而今天的防扩散运动较之50年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生物武器，这种当今时代的核技术，无法通过生产措施来控制。基因不像裂变燃料那样既贵又难以获得，而是花几个美元就可以搞定。当然，本书所谈及的这种安全感几乎肯定是虚幻的。没人能比爱德华·特勒对核分类的评价更到位的了，他认为核分类从来就不是有效的，它造成的远期后果是想和平利用它的人得不到有关知识，但一心想得到它的坏蛋的间谍活动却阻止不了。这一论调与我在利弗莫尔经年里听到的关于其他国家核武器项目的传闻是一致的，尽管有些国家至今还没有这类武器。例如，我的同事杰伊·戴维斯，赴伊拉克从事武器检查的专家之一，就曾报告说，接近核秘密，那是“没有的事”。

在工程的经济压力和知识的内在危险性的背后，确实存在着令人感兴趣的原因问题。面对缺乏世界范围的一致行动来防止基因调节知识的扩散这样一种局面，人们转而提出：为什么基因调节如此难以理解？基因到蛋白质的转换要经过两道步骤：DNA到信使RNA的转录（transcri ption）和后续的RNA到蛋白质的翻译（translation）。这后一步骤既是决定性的又很简单，它可归结为RNA向核糖体发出的少许控制指令，后者就是部产生蛋白质的小机器。大量实验表明，核糖体读指令时根本不用心，读到什么是什么。但大自然就这么厉害，它能将转录指令作得极为灵活又难解，使得专家们至今还未能就它们是什么取得一致。大自然为什么要这么做仍不得而知，但个中原因一定相当重要，还没有哪一种生物体例外。单就微阵列实验的总体预算——每年10亿美元——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有多难。

菲利普·安德森将这种情形尖刻地比喻为一宗谋杀案谜团：不走运的侦探不停地在寻找蛛丝马迹，而周围的人却像苍蝇一样老围着他问这问那。这位侦探过分拘泥于芝麻绿豆，使他看不到最重要的线索，屋当间儿堆放的尸体还在增多，尽管时不时有人经过时就会被绊一下。这个案子里的一个重要线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狗在那个晚上没出声——这本身就很蹊跷。对这种蹊跷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解释，那就是生物控制（转录即为其内容之一）利用了集体不稳定性这一物理学原理，因此本质上属暗推断范畴。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并非第一次遇到：在许多关于生物自组织临界性的新近出版物中都隐含着这一概念，较突出的是斯图尔特·考夫曼的著作。但我的这个概念稍许有些不同：就是把实验上的混乱本身作为解题的关键，这意味着对基因的调节作用作纯粹演绎性的微观理解本质上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当今的实验模式下是这样。集体不稳定性会产生一种相关性壁垒，使得理论的预言能力和可变更性被除去。它还会通过欺骗性火鸡效应使人以为发现了事情的正确解释，但实际上是一场空。换句话说，生命机制不可能由纯粹的物理学原理予以解释。它是这样一种情形：自然本身是监察官，而不是立法者或行政官僚。

集体不稳定性与调控之间的关联带有反直观的特性，让我把这个概念说得更具体些。我们来考虑飞机的自动驾驶仪。尽管大多数飞机被设计得能够平稳飞行，但遇到小股气流它们还是会发生颠簸，偏离航线。自动驾驶仪是一个机器人，它利用反馈来校正这些误差。当驾驶台的陀螺测知飞机发生偏航时就会发出小的电信号来做出反应。这些小信号被馈入放大器放大，然后用放大了的信号来驱动舵面和校正误差。放大器很关键，因为运动探头感知到的细微的物理力不足以推动笨重的舵面来调整气流。但放大器具有不稳定性。将小信号转成大信号在物理上可不同于对小激励的激烈反应。设计者通常都得检查了解放大器的失真性能，他的工作就是要使得自动驾驶仪保持正常工作。任何失误，譬如导线的误置或接线错误，都会使操作失灵或舵被毁坏，导致飞机坠毁。这些效应可看成是癌变的机械类比。癌变就是某个细胞内一小撮微小的基因缺陷通过你体内的调节机制被放大，最后杀死你。自动驾驶仪里的放大器是由晶体管、螺线管和液压阀等组件组成的，但这只是因为这些组件便宜好用。任何其他的物理系统也大致如此。人们不妨想象一下利用两个或更多个组织态之间的激烈竞争来造成对放大过程中扰动特性的高度敏感，这些组织态可以是两种晶序、两种磁体或两种化学反应组织。集体不稳定性，换句话说，就是大自然的放大器。从功能上看，自然出现的这种集体不稳定性与你从电子城里买来的便宜的放大器芯片的行为并无二致。

放大不稳定性是一种特别有害但却十分有效的科学混乱的传播机制，因为当实验比较粗糙的时候它通常看不见，就像海市蜃楼。当自动驾驶仪开始工作，飞机就被锁定在一条航线上了，但飞机的行为却不反映放大不稳定性的基本特性。只有在你打算将飞机拆开来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里面还有放大器。这种情形很像我乐见的高温超导体的物理问题。像飞机的情形一样，超导体的行为也只有在你将它分解了发现里面有一个藏着复杂性和混乱性的潘多拉盒子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十分好理解，它们中至少有些是由于近相变及其暗推断引起的。

在生物体上这种暗推断是否有效尚不得而知，但有建议认为是这样，这种纯粹的建议对实验生物学有着很强的干扰性影响。它把举证的重负加在了科学家的肩上，他们得证明自己的实验有意义有些事在当前看来并非平平常常就能做到，甚至被认为有点不名誉——因为先测量再提问题的做法有可能产生甚至不是错误的大量信息。它让人对生物学中不重复也不检查实验的通常做法心存疑虑，尽管变异性不必非得是自然的，而只是一种不稳定性的标志。它使得由各派观点一致所决定的真理变得不那么值钱了，并造成这样一种可能：观点上的一致只会使谬误被神化和合法化。它将专利秘密变成了难得的造假机会。

但最重要的是，这种暗推断的存在使人担心当今大量的生物学知识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意识形态思维的主要特征是这种解释既不提供推论也无从检验。我把这种逻辑上的死胡同称作对立理论，因为它们处处与真正的理论唱对台戏：它们不是促进思考而是终止思考。例如自然选择理论，在达尔文最初创建这一理论时它赢得了广泛的认同，但现在它却更像是一种对立理论，其作用就是希冀掩盖那些令人尴尬的实验缺陷，并使那些往好了说有疑问往坏了说根本就是错的所谓发现合法化。你怀疑蛋白质不遵从质量作用规律吗？那是进化论使然！你解释不了为什么一堆复杂的化学反应会变出小鸡来？进化论呀！人脑活动的逻辑原理为什么计算机没得比？进化论是根本原因！有时你能听到这种论调：这种问题不必讨论，因为生物化学是一门基于事实的学科，理论在这里既无帮助也不需要。这种论调无疑是荒谬的，你要系统地进行实验，就需要理论的指导。生物学有着丰富的理论，只是人们不在公共场合谈论——或详细讨论——它们。事实上，堂而皇之地拒绝理论偏见的正是善于伪装的对立理论，其实际作用是要规避作为清除谬误手段的逻辑协调性。如今我们经常问自己，进化论到底是一位工程师还是一位魔术师即是对预先存在着的物理原理的发现和运用还是一项魔幻表演——但我们不该这样认为。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对立理论。

由于集体不稳定性是突现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对生命现象，在什么尺度上组织的集体性原理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事实表明，这个问题不是三两句话就能够回答得了的，因为在中等尺度上，突现性具有固有的模糊特征。宏观上的突现性可视为某种一般性，譬如刚性，样本大小超过一定限度，其性质会变得越发精确，因此才有突现的概念。尽管没有证据能够表明组织现象不能从小尺度发展而来，但我们也无法从小尺度上证明它们的存在，因为严格来说它们还不存在。

在单个细胞尺度上，已有相当间接的证据表明存在稳定和不稳定的突现现象。许多教科书都写入了这一点，那些愿意深究的读者可以参考附注所列的著作，其中有详细的讨论。例如，蛋白质很大，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们要有效地起作用就必须表现出诸如机械刚性那样的性质，即那种只有在大系统下才出现的突现性质。刚性概念成功应用到蛋白质行为上的一个具体例子是腺苷三磷酸合酶（ATP synthase），一种内嵌于线粒体壁上的带有转子和定子的电动机。DNA转录和复制的完备性也同样要求在尺寸上较大，尽管原因不明，但这种要求显然不遵从通常的化学反应所满足的统计要求。不稳定放大作用的概念则影响到ATP到动力蛋白〔如肌肉的肌动蛋白与肌球蛋白复合体（actin-myosin complex）或驱动蛋白）〕连锁键机械能的转换，也影响到离子通道蛋白和细胞表面受体的功能。

一堆复杂的化学反应会变出小鸡来

不幸的是，这类证据不足以澄清这样或那样的争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基因组学或蛋白质组学会议上会经常遇到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演讲者会很自然地从还原论概念转换到集体概念上来，就像在打扑克牌时人的注意力会从牌上转移到竞争性的心理上一样。因此，你会听到论文的宣读者报告说，基于原子运动的假想定律写了一段计算机程序，并用这个程序来预言由DNA序列产生的蛋白质形状。这种做法之所以行得通（尽管只是一时）正说明特定蛋白质的折叠结构并不敏感地依赖于原子间力的细节，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人们只有在正确的运动方程下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但是你问同样这一群人或他们的导师，他们是否相信存在普适的原理，使得我们可以对“血红蛋白”或“核糖体”也运用这一做法，他们十有八九会说不。

就蛋白质尺度上出现集体行为这一点而言，其重要性主要是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集体原理在真正需要的地方——系统水平或大尺度过程，譬如像新陈代谢、基因表达和细胞信号传导等，所有这些过程都很难直接测量——是管用的。这些反过来又要求我们认真采取暗推断，特别是在根本不可能从坏的实验得出生命原理的情形下就更是如此，不管你往里砸多少钱，也无论这些实验能产生多少数据。

可悲的是，我们还必须与世界范围内那些决心以错误方式解决问题的人共处。1972年尼克松总统当政时期，我在伯克利应征入伍，生活经历由此变得更精彩。在奥德堡（Fort Ord）受训期间，我被派往设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导弹学校，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折，因为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一切都像是疯狂的大倒退，我向东的旅程亦不例外。我父亲开车把我送到洛杉矶，不厌其烦地交待了一路：什么时世凶险防不胜防啦，如何服从命令啦，等等，这只能加重我的沮丧。他一直把我送到飞往达拉斯66的大飞机上。拂晓前我们到了那里，周边没有一个人。一袋烟的功夫，我们熬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终于在一个小店找到了人。店里一片荒凉，只有两个一支接一支抽烟的女军士，她们见来人了，便停止了絮叨，命令来人都站好了。这是个信号。当太阳终于升起，我登上了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随行的还有其他三个前往导弹学校的学生，但这架飞机只到劳顿（Lawton），在那儿把我们交给了一个说话低沉看上去和蔼可亲的人——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游民，因为很明显，真正的俄克拉何马人从不那样说话——他让我们上了一辆两边各有四开门的锈迹斑斑的老旧豪华大轿车，车后还拖着一个大车厢。显然，他们还在等人。“我们会把你们送到那儿，”他向我们保证，就好像我们还有机会像电视剧《迷离境界》67里那样蒸发了似的。事后看来，还真就跟那差不多。在穿过小镇的路上，作小生意的摊点时常布满了军事基地的四周，不久车的发动机罩下的水管坏了，喷得挡风玻璃上到处是水。

戴夫·巴里说的——则是一边嘟囔着“我们会把你们送到那儿”，一边打开了刮水器继续往前开！我们沿公路疾驶，任由水喷向空中，刮水器徒劳地摆动着，水终于跑光了。“我们会把你们送到那儿”，司机还是这句话。此时大轿车开始吭哧起来，显然引擎过热了。吭哧声慢慢升级为蹒跚而行，随后是抽搐，当他终于拐进基地挪到宿舍大楼门前时，大轿车像是濒死前发出最后一声叹息，然后就再也不动了。“我把你们送到了，”他说。

当然，对生命现象中可能存在突现原理这一问题，科学界权势人物的反应是顽固坚持其还原论的立场——这种态度有幸得到了制药企业的支持，这些企业完全清楚花多少纳税人的钱跟它们的经营没多少关系。反对突现性已成了防止科学走向神秘化的正当理由。那种貌似科学的观点认为，生命活动就是化学反应，更大胆果敢的则是不惜投入巨资和超级计算机操控实验来验证这一观点。与此相对立，神秘主义观点则认为，生命现象是一种完美而不可知的事情，人类在这方面不断地投入金钱和计算机只会使它变得更糟。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我们有一种非常重要但理解上尚欠成熟的观点：生命活动的不可知性实际上是一种物理现象。这种观点并不降低生命的神奇性，而只是确认了这种不可知性是如何与还原论法则充分相容的。所谓不可知性我们在无生命世界里见得多了，实际上它并不神秘。展示这种不可知性的其他（更原始的）系统直到现在仍回避计算机结果，有人认为它们怕是要永远这么耗下去了。在生物学上是否会发生类似这种的情形还有待于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狂妄自大地摒弃这种可能性只能陷入无休止的昂贵的坏实验的泥沼。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是否应当搞懂生命的原理，还是干脆通过法律要求人们别去触碰它。我这里不仅仅是要陈述对这个棘手问题的一种观点，还想推出一本我欣赏的书：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写的约翰·威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的传记。鲍威尔是一位南北战争时期的老兵，他曾率领一个小队沿科罗拉多河顺流而下，绘制了大峡谷的地图。虽然鲍威尔认为中学历史课本里对他的介绍应归功于这次乘船旅行，但他真正的伟大杰作是促使政府科学体制的创立。鲍威尔一直对开发西部有浓厚兴趣，他明白，宅地政策（homesteading policy68）适合于东部的气候条件，但在西部却未必管用，因为那里常年严酷的干旱使得土地不适于耕种。他意识到，在西部，水权比土地权更重要，没有水权的农民注定要被赶走。他的解决办法是敦促国会授权在美国全境进行地理普查，由此他成为主管，从事灌溉普查，其秘而不宣的目的是要调整西部土地上的宅地政策。当他在加州克里尔湖地区（Clear Lake）附近试图收回住民的土地时，问题来了。两部州的参议员和国会众议员们跳出来，基于州权指责说华府越权。国会只好以大幅度削减鲍威尔的预算作为回应，但此事没算完，1895年，国会将鲍威尔赶出了政府机构。40年过去了，西部毫无干旱迹象。但随后干旱尘暴出现了，鲍威尔的预言一一得到了应验，小说《愤怒的葡萄》里对这次尘暴给俄克拉何马州造成的农业破坏和大萧条及其引发的群体性背井离乡的惨状有过诗史般的描述。在这个故事的众多教训里，与科学紧密相关的是：通过法律来宣判物理事实的是与非是荒唐的，你可以宣判它不存在，但它一旦出现了，你也就完蛋了。祈福也许可保几十年，但真理总会显现，后果也许就是灾难性的。把握这些罕见但却危险的事件的正确方法就是彻底地搞懂它们，并公开予以对应。

至于用机械观点看待生命现象带来的所谓不道德性，我猜想我只是将它看成是对“机械”一词的理解过于机械所引出的观念错误。物理规律是大自然的一种神奇而令人惊异的创造——要比它的竞争对手人脑厉害得多。我可以想象的对造物主最大的不尊重就是故意不承认它的权能，或干脆认为它不存在。我不仅喜欢机器，而且也乐于与之相伴。与其让我与我所知道的许多人为伍，还不如让我与机器结伴。谁都知道机器比人更原始，但因此就反对机器则错之远矣。

这段与机器同一的议论让我想起一段往事。太阳正从杜勒斯机场沉下去，我登上不满员的飞机，在飞机后部洗手间附近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我打算利用东西海岸之间的时差美美地睡上一觉。候机楼的灯已经打开，卡车在漆黑的柏油路面上疾驶。飞机往后倒了一下车，然后轰鸣着在跑道上沉闷地滑行，这个充斥着无聊小报和快餐食品的平凡世界里的一次不起眼的飞行——就像一个疲倦的经济卫士在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前方充满危险，也必须勇敢前行。在跑道尽头，飞机例行地稍停片刻，等待塔台的指令。随后，飞机像苏醒过来的猛士，浑身充满了与生俱来的力量，巨大的身躯向前猛冲，同时雄赳赳地昂起头刺向夜空。城市的灯光急速退行，很快就消失了，飞机后面再次一片黑暗。69

我在你手里，我年轻的朋友，就像以往许多次那样，今夜我依然相信你能把我安全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