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还是创新贝氏百年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2017年4月26日，享誉国际的现代主义建筑泰斗贝聿铭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迎来了他的百岁生日。在大师百年寿辰之际，回望中国当代建筑，从“方盒子”“大屋顶”到刻意模仿、标新立异，中国的建筑设计走过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尤其是近30年，中国涌现出很多后现代主义建筑，仅北京一地就有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央视新址大厦等等，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也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如何看待建筑的文化属性？如何理解建筑的形式美学？如何感受建筑的空间舒适度？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是否过时？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贝聿铭的价值，找寻答案。

● 苏州博物馆内美妙的人工镜面山水画。供图/全景图片

何谓传统？这并非西方与东方、过去与未来的简单二元对立，一只蝴蝶扇动的翅膀或将引发飓风。

2017年4月26日，刚刚度过百年寿诞的贝聿铭，作为当世仅存的华裔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以70多项美观、耐用并符合在地文化历史的建筑传世。这些作品贯彻了他个人一生的建筑美学，令世界各地（尤其包括他的祖国中国）的人们受益至今。而这只蝴蝶，正是贝聿铭所代表的在西方语境下诞生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这场飓风包括了功能性、人性化和实用性的设计原则、审美理念、施工程序与手法，曾在一百年内席卷了中国。

在近三四十年内，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这场飓风越演越烈，竟大有走偏之势——在现代主义建筑阵营中分裂出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审美，与中国当代的产能过剩、经济过热结合，变成了房地产界投资者和商业主义的狂欢乱局，即过分追求标新立异的形式美、“亚洲第一”或“世界第一”的噱头、几十年不落后的“未来性”，等等。

这些乱象，不但加剧了本土建筑的弱势局面，也偏离了现代建筑的初衷，折射出投资者、决策者的急功近利，以及当代中国设计界盲目崇洋跟风的习气。

喧嚣之中，初心最是难得。贝聿铭用自己百年“中西合璧”的建筑人生，无声地提醒了当代中国建筑师，如何跳出“西化即现代化，传统即退化”的认识怪圈。

时下，许多新的建筑实践都致力于解决这些乱象，并日渐形成影响力，带来一股清流，如张永和的二分宅山水间，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王澍的杭州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它们无一例外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建筑功能性的“传统”与中国本土古典建筑元素的“传统”，是一场“传统”的逆袭。

背离“传统”

近年来，不管是外行看的热闹，还是专家看的门道，“传统”的滑坡都是有目共睹的，与之对应的是“现代”的甚嚣尘上。

回顾四年前的秋天，中国建筑业界曾组织了一场“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论坛。罕见地集中了原建设部正副部长、15位院士、几乎所有国内大型建筑设计机构的负责人及著名独立建筑师。

总结中国建筑界三十年的发展问题根源，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用“价值失衡，传统失语，制度失范”一言蔽之。

程泰宁曾对北、上、广城市核心区外延一公里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他发现，在上海抽样范围内的26幢建筑都是“舶来”产品；在广州抽样范围内12幢建筑中仅3幢为国内设计；而在北京，抽样范围内8幢建筑全部为“舶来”产品。

时下的一线城市内，进行国际招标已经成为大型建筑工程的常态。在那些入境中国背景各异的海外建筑设计师之中，不乏普利兹克奖得主（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这意味着新的行业垄断变相出现，大部分本土建筑师会被拒之门外。

片面推崇“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容易造成业内的盲目模仿，本土设计师在向二三线城市以下的广大中国渗透时，大量不伦不类的仿制品也随之涌现。这种行为和中国各地盲目追求古典欧陆风一样，背后都寄托着对西方的文化想象。

外来的和尚是否真的会念经？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市场的巨大经济利益吸引，许多通过国际竞争进入中国的建筑师具有相当强的实力，他们以完善的服务和先进的设计理念，带来了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馈赠，这与北京等大型城市急于树立新型城市形象的期待不谋而合。

而像央视新大楼设计者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等人的问题是，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以及中国人所浸淫的传统，只是一味地进行形式实验。标新立异所带来的“注意力中心”，能满足的只是快速浮躁的“注意力经济”。而这类置身于中国，为中国人所用却脱离中国根基的建筑，很难真正融入中国的环境。

同时，片面崇洋之风的盛行，亦会一定程度上鼓励国内房地产建筑商和投资人高成本、大投入的“烧钱”行为。一方面拉高了国外建筑师的身价，另一方面也违背了现代建筑旨在科学合理地节省建筑成本的传统。

三四十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盲目崇洋、千城一面等乱象，北京作为首都亦不能幸免，许多地标建筑引发格外关注。

工程院院士沈祖炎曾经从建筑结构学的角度，用数据和专业分析批评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大楼、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仅是成本上的铺张和观念上的“反建筑”，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沈祖炎所说的安全隐患，即背离建筑安全性和功能性之传统，过度强调美学。遗憾的是，早在1999年，于北京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就达成了《北京宪章》，要求当代建筑“设计回归建筑原理”，而不是背道而驰，把设计变成对建筑的破坏。

中国建筑业界的时下流行什么美学？方家总结为，迪拜的摩天大楼，扎哈和盖里的非线性风格。

一种探索未来的风格尝试本无可厚非。扎哈·哈迪德和弗兰克·盖里都是著名的国际建筑大师，代表着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潮中的“解构主义”。

从美国建筑学家罗伯特·文丘里总结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几条表现来看，“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并不意味着和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彻底对立。相反，部分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反对现代主义建筑过于反传统而提倡统一化标准的特点，主张对本国传统设计元素进行利用，这个事实很有趣，反而达到了“负负得正”的效果。

● 上图 张永和个展“唯物主义”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开展。供图/东方IC  

● 下图 北京长城脚下的公社——土宅（二分宅）。供图/CF

现代之路

在崇洋媚外和各种乱象的背后，有着更多深层的社会原因。曾有一位四代建筑师之家出身的建筑师表示，追风是很无奈的，不是因为本国建筑师不想创新，而是出现了断层，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位建筑师所提到的人才断层和建筑文化断层，都和一百年来中国政局动荡、经济文化凋敝相关。

另一方面，在近代化过渡到现代化的百年进程里，对具有千年传承且样式成熟的中国古典建筑风格，是继承还是扬弃，经历了多次反复。

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固有式”——针对近代西方侵略对传统建筑的破坏和全面西洋化的反思，国民政府提出传统建筑文化复兴，以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代表的、著名的营造学社就成立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还提出保留传统大屋顶，采用西洋建筑的科学结构。

再比如，50年代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传统建筑风格中的“民族特色”，被捆绑在国家集体意志和政治意识形态下。“民族主义”影响了第一代至第三代，以及部分第四代建筑师，抽象的“人民”取代了个体与群体。

再有就是70～80年代初的地域主义建筑——单纯继承建筑传统，追求与本地文化结合的地域主义建筑形式。

这些探索，代表着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对传统的坚持。而改革开放30年来，则以“如何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思想，进行探索”为主。

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对各种现代建筑思潮的学习，贝聿铭等国际建筑大师纷纷回国进行样本示范。到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建筑师从体制内流向自由市场，这期间进行了大量现代建筑实践，对本土建筑设计反思不够，留下了一些值得引以为戒的失败案例。

90年代末至今的20年内，既有大拆大建后城市留下的千城一面的后遗症，也有对本土建筑创新进行的探索。可以说，本国建筑师的创作设计从学习到模仿到原创，还是一步步地前进和发展。

他们相信，近些年来，当建筑设计界谈论中国建筑走向世界的同时，也需要谈论中国建筑如何回归中国。每一个时代的建筑风格，都必须全方位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水平，植根于民族和传统，而不是简单地从形式上“穿衣戴帽”。

近三十年来，在这条带着传统向现代突围的路上，离不开人才本身。以人为本是一切现代设计的根本要求，同样的，建筑设计师团队建设也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1978－2008 中国建筑设计30年》一文中，曾分阶段总结了当代中国建筑师群体的发展：

1978～1990年的改革起步期，大批建筑师终于得以一展身手。代表人物有张锦秋、何镜堂、程泰宁、费麟、何玉如、刘力、柴裴义、王小东、罗德启等；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以国家大剧院的海外招标为分水岭，这个阶段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建筑师，多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逐步成长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有：崔恺、庄惟敏、汤桦、孙宗列、邵韦平、周恺、张俊杰、王兵、钱方、徐峰、余立、尹冰、孙一民等；

从2001年迄今，由于北京奥运会及上海世博会的建设需求，境外设计事务所大量涌入，“60后”“70后”“海归”派纷纷出现，他们为中国当代建筑创造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其代表人物有：李兴钢、王戈、赵小钧、曹晓听、马清运、马岩松、郑方、冯腾飞等。

台湾著名建筑评论家阮庆岳在《下一个天际线: 当代华人建筑考》中，将一组人物群像——活跃于当代的大陆与台湾的十五位/组建筑师推出，其中包括刘家琨、王澍、朱锫、张雷、王昀、童明、陈旭东、祝晓峰等十位大陆建筑师。

这些设计师经历各异，实践方向不同，作品也难免有成有败。尽管，在他们中间，也有极少数具有前卫意识的人，声称要抛弃传统。然而，中国建筑设计是无法完全从传统文化中剥离出来的。那些出类拔萃之人和饱受好评之作，无一不是兼具了“实用性之传统”和“文化传统之传统”。

● 图1 由王澍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摄影/曾翰

● 图2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小景。 摄影/王轶庶

● 图3 象山校区朴素的砖墙、石墙、夯土墙、水泥抹灰本色墙，随自然而变，生趣盎然。摄影/曾翰

传统逆袭

面向现代，回望传统，现代建筑的正确实践是追求二者的统一，形似还是神似？这是检验问题的关键。

被评价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大师贝聿铭说过：“我是不赶时髦的。”

贝聿铭所说的不赶时髦，并不是排斥形式和功能上的大胆创新。而是他一开始就想明白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在贝氏的作品（如香港中银大厦、苏州博物馆）中，传统、现代和未来是动态的延续。

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表现在当代建筑中，是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如何走向未来。

中国的建筑设计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形象地论述了建筑设计中“有”与“无”、“围护”与“空间”的辩证关系。

而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如大屋顶、中国红、飞檐斗拱、园林造景和四合院样式等，既可以直接运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也可以被加以抽象概括和简化提炼后，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去。

这些年，本土建筑师们作出了一系列立足于传统的创作尝试。

其中，有的建筑类型看重融入本地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如齐康设计的南京梅园周恩来纪念馆；有的建筑类型充分运用当地传统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发挥古老智慧的优势，并与高科技手法结合，创造绿色节能、性价比高的建筑，如刘家垠的低技策略，探寻适用于经济落后，但文明深厚的国家或地区的建筑策略；有的建筑类型在传统建筑和乡土建筑中探索新的“民族形式”，如崔恺设计的外交部怀柔培训中心；有的建筑类型致力于对少数民族地区建筑形式进行创新，重视建筑与民族信仰和传统的关系，如王小东设计的新疆国际大巴扎。

他们都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发展了“地域的、民族的、现代的”建筑。在这场传统逆袭的建筑设计之风里，老中青三代中的佼佼者都有一些更具体的理论观念。

首先是“50后”的张永和，作为普利兹克奖评委团里的首张中国面孔，他的主要教育经历在美国，对建筑空间的设计尝试非常大胆，提出了“自然建筑”的理念。

从这一理念来看，他显然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张永和认为，西方的空间思维是占领式的。而东方的空间思维“像围棋一样，空间本来就是存在的，通过围合进一步限定它”，是留白的，讲究天人合一。因此，他把自然景观纳入了自己的建筑空间和院子里，作为空间的延伸。他的经典作品山水间，借鉴了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形式，又打破了原有的四面闭合，形成了半自然半建筑的庭院围合。

“60后”的王澍近年来风头正健，时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开办“业余建筑工作室”，却成了普利兹克建筑奖首位中国籍得主。他创造了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宁波博物馆、杭州南宋御街、上海世博会滕头馆、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五散房等一系列建筑作品。

在象山校区中，王澍抛弃了现代建筑经典规划手法，去除了没有现场意义的轴线关系、对称关系等手法，形成了自由的、开放式的，却拥有清晰场所关系的空间。他还在校园内保留了一片农田，使用了在大拆大建的城市化中废弃的传统建筑的旧砖瓦。

“70后”的马岩松一度被视为未来主义和解构主义建筑师。因为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经在伦敦的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工作过，深受这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女魔头”的影响。回国后，他组建了MAD建筑事务所。加拿大“梦露大厦”的设计，使他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国外赢得重大标志性建筑项目的中国建筑师。

不过，近年来他对“山水城市”理念的倡导，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筑元素的创造性发展。他认为，“如果古典的城市是关于神的，现代的城市是关于资本和权力的，那么未来的城市就是关于人和自然的。”他寻求的是一条与环境共存的道路，从东方的自然体验出发，诠释未来主义建筑。

或许，传统和未来的边界原本就没有那么清晰，在建筑设计的世界里，传统的逆袭也许就是未来的走向，这与时尚流行何其相似。

（参考资料：《南方周末》作品《中国当代建筑论坛上的“炮声”“我们有民国建筑，却没有共和国建筑”》

《1978－2008 中国建筑设计30年》

《新世纪中国建筑设计实践探新 1999－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