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雷研究现状

与数理科学不同，博物学涉及的范围广泛，材料也相对零散，较少有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因此，在研究一位博物学家时，更有意思的或许不在于他提出几条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而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在同时代人中扮演的角色。科恩声称：“在科学史上，更全面了解一个人，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工作。”（Cohen，2001：318）对于博物学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要如实理解一名博物学家的思想，必须从他的生活和著作入手。本书旨在将约翰·雷的生活、著作与他的博物学思想联系起来，结合十七世纪英国社会的宗教和哲学背景，系统、全面地展示约翰·雷的博物学。

约翰·雷出生于英国布瑞特伊（Braintree）附近埃塞克斯的一个乡村，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母亲熟悉草药知识，在当地很受人敬重。约翰·雷生活的时代，正好处在英国史中最为跌宕起伏的一个章节。（注：1625年，詹姆士一世去世后，查理一世即位不久即施行亲法政策，引起英国新教徒的敌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起来，展开反对国教的清教运动。1636年到1638年之间，宗教迫害扩大到苏格兰，苏格兰集会宣布取消共同祈祷书和主教制。1639年英国王室战败求和。1642年，查理一世逃离伦敦，英国内战爆发。1644年这一年，由费尔法克斯、曼彻斯特和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军依靠苏格兰军队的协助，展开内战中规模最大、最激烈残酷的战役—马斯顿荒原战役。）1644年，约翰·雷在布瑞特伊教区牧师柯林斯帮助下，以“减费生”（sizarship）身份进入三一学院。同年6月，由于学费资助问题，约翰·雷转入凯瑟琳学院。1646年，约翰·雷重新转回三一学院。（注：瑞温依据达哈姆（William Derham）的说法，将约翰·雷回到三一学院的主要原因归为约翰·雷在凯瑟琳学院的导师去世，以及“三一的氛围比较适合约翰·雷的气质，这里更适宜传播通过观察和实验来研究世界的新观念”。参见Raven，1986，p.26.麦克马洪认为Derham有很强的国教倾向，应慎重对待其说法。她猜测是因为三一学院当时在议会党控制下，能为一名低年级学生提供更多机会，然而约翰·雷选择的导师却是保皇党人。基于此，麦克马洪认为约翰·雷具有保皇党倾向。参见McMahon，2001，pp.22-23.正文第7章将进一步论述。）1646年与约翰·雷一同转入三一学院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后来牛顿爵士的导师巴罗（Issac Barrow）。1648年两人同时毕业，并留校任教。约翰·雷于1649年（注：1649年，“残余议会”将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宣布实行一院制、废除君主制。同年，议会军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成为三一学院的初级教授，并在1651—1656年之间分别担任希腊语讲席教授、数学讲席教授和人文学讲席教授。1657年他担任了“praelector”（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在毕业仪式上引领学生的人）。当时剑桥属于议会党势力范围，牛津则在王党势力范围之内。议会军与苏格兰长老会联盟，签订了《神圣同盟和合约》。合约要求神职人员宣誓取消祈祷书和主教制。不过，内战的爆发并没有给剑桥带来太大的影响。当时辞退了一大批保皇党，但瑞温认为，此举反倒为剑桥注入了一些新的血液。剑桥形成一个热衷于从事自然哲学和实验研究的小圈子，学者们从事教职之余，通常有一些业余的爱好。在这段时间内，约翰·雷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并曾在同事尼德（John Nidd）的房间里参观动物解剖实验。

图1　约翰·雷（JohnRay）肖像

三一学院有很强的宗教背景，在传统上，教职人员升职的同时也必须接受神职任命。然而由于议会军取消主教制，约翰·雷一直没有接受圣封。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注：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指定其子理查为护国主继承人。约翰·雷当时在外旅行，旅行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1659年，理查解散议会，放弃护国主称号。1660年，驻守英格兰的英军总司令乔治·蒙克率军南下，兵不血刃地进入伦敦，迎接流亡在外的查理二世回国即位。）后，约翰·雷在伦敦接受神职封号。令一切希望重新获得和平安宁的人失望的是，查理二世上台即开始谋划恢复英国国教，并逐步加紧对新教徒的压制。1662年，查理二世颁布《划一法》（The Act of Uniformity），要求所有不信国教者服从圣公会教义。剑桥大学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在法案上签字，宣誓《神圣同盟和合约》为不合法条约。约翰·雷拒绝签字，因而失去教职。此后他继续从事在剑桥时代就已开始的博物学研究。在他那群同样热爱博物学研究的学生F.威路比（Francis Willughby）等人的陪同下，约翰·雷前往欧洲及一些低地国家，进行大量旅行考察。直到1705年逝世之前，约翰·雷著述了多本博物学著作，其中涉及花鸟鱼虫、异域风貌、人文考察等，在研究方法以及范围上都极大拓宽了博物学的疆域。

约翰·雷选择博物学为终生的追求，既有内在的驱动力，也有外在的环境因素：其一，作为一位曾经受封的神职人员，他不愿意从事“世俗”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内心始终认同自己的教士身份，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探索和领会造物主的意图；其二，失去教职后他得到贵族出身的F.威路比的庇护，后者的热情和帮助使他得以继续四处旅行考察，获得大量一手的博物学材料。威路比在遗嘱中给他留下60英镑的年金，也保证了他后半生的生活，使他有闲暇去从事博物学研究。不过，结合约翰·雷晚年的著作来看，他的选择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正文中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

3.1　传统科学史上对约翰·雷的研究

正如芬德伦所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科学史家也极少强调作为十六、十七世纪知识转变中一个部分的博物学的发展，而是更为关注物理学和天文学。”（Findlen，2006：436）相当一部分科学史著作，如丹皮尔的《科学史》对约翰·雷几乎只字未提。约翰·雷著作多采用拉丁文撰写，这也造成非英语国家研究者对他的忽视。一些植物学史著作，如格林（Edward Lee Greene）的Landmarks of Botanical History（1983），对约翰·雷的工作仅提到寥寥数语。熟悉约翰·雷或对他评价较高的科学史著作，则通常更关注他的生物分类学，以及他的“物种”概念中蕴涵的“现代性”，并倾向于从现代科学的语境出发来解读和还原其著作，从中挖掘和提炼对现代科学有用的素材。恩斯特·迈尔在《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1990年中文版）中试图为博物学争取一席之地，指出“几千年来生物学现象一直被分为两类：医学（生理学）和博物学，这实际上是一种颇有远见的划分，……因为生物学可分为近期原因，即生理科学（广义的）主题；和研究终极（进化）因，即博物学的内容”，并认识到“物理科学作为科学的尺度是不适当的”；然而他仍然以现代科学标准来评价博物学家的工作，并声称“反对机械论的博物学者转向了不提出任何问题的简单描述，……正如某些有才识的学者很早就指出的，这种领域是广阔无限的，在理智上却是劳而无功的”。他指出约翰·雷在植物分类学史上起到了“有限的影响”，因为分类学“最低限度可以使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纳入一定的条理”。（迈尔，1990：87-188）对于约翰·雷在其他方面的广泛研究，E.迈尔极吝笔墨，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撰写的是学科史，另一方面在于，在当代史学界看来，即使约翰·雷曾经在他那个时代起到过重要作用，他所做出的努力，如今也已经是一条死胡同，因此不值一提。

传统科学史的另一个特征，是淡化约翰·雷的宗教与神学特征。史学家或避而不谈约翰·雷的自然神学，或视之为一种无关宏旨的私人信仰。例如，克罗瑟声称约翰·雷“在考察基础性的事物时，做到了完全按照他希望的那样，用理性去从事研究。约翰·雷的行为表明，无论他对于神学采取怎样一种说法，他实际上想做的始终是科学”（Crowther，1960：130）。威斯特弗也认为，约翰·雷在撰写神学著作和世俗的自然科学著作遵循两套不同的原则：“尽管他努力证明科学发现支持基督教学说，但他在撰写宗教作品时并不认为必须对每一条与科学理论冲突的陈述进行检验。因此，在宗教著作中，他可以继续接受特殊启示（particular providence）的学说，而在自然哲学著作中讲述一种不容阻挡的自然秩序。”（Westfall，1958：96）对照玛格纳《生命科学史》的第1版和第3版（1985年版和2009年版），不难看出对关于自然神学的内容进行了删减。这种模糊化的态度，似乎使作为“现代科学先驱”的约翰·雷与作为“教士和神学家”的约翰·雷分离开来，不再是整体的历史人物。

概括来说，传统科学史上对约翰·雷的论述大多属于两类：一类从现代科学的语境出发，局限于谈论约翰·雷在植物学领域，尤其是分类问题上作出的贡献，并且仅限于概述性的评价；另一种虽然提倡回到当时情境中去，却仍旧无法避免用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其工作。原因在于：其一，现代普遍流行的“科学”概念起到先入为主的作用，使我们在考察历史人物时，习惯性地关注那些为现代主流科学所接受、吸收或重新加以阐释过的内容；其二，史学研究中采用的通常也是为现代科学所认可的方式，即在线性的科学发展图景下对历史人物进行“点”上的剖析，从中汲取抽象的思想与理论，而对理论诞生的具体语境，以及众多具有丰富历史价值的原始文献，则重视不够。

关于约翰·雷的传记材料以及全面的专著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瑞温的著作。瑞温本人既是一名具有博物情怀的生物学家，也同约翰·雷有着同样的宗教背景。他对约翰·雷的工作进行了细节上的考证，并给予高度评价。然而这种情感上的深切认同，反过来也导致瑞温的论述中出现某些夸大，和为他所谓的“失误”进行辩护的成分。瑞温认为，约翰·雷的“物种”观念可等同为现代的“生物种”概念。生物学家凯恩不以为然，认为瑞温从未提到约翰·雷的“前伽利略式的运动观念”、关于“服从自然法则的原始观念”，以及一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行动的作用者”的概念。在他看来，约翰·雷的物种概念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Cain，1999b：223-231）。此外，斯特恩等人从总体上提到了约翰·雷在生物学上的先驱意义。在生物学史领域之外，部分学者注意到约翰·雷自然神学中包含的生态思想，及其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意义（沃斯特，2007：60；65-67；75-76）。现代语言学著作对约翰·雷在语言学上的先驱性工作也略有提及（Gladstone，1991：115-153；Burke，2004：37）。更重要的是，近几十年中在新的史学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博物学传统的兴趣日渐浓厚。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约翰·雷在博物学上的成就和地位。《剑桥科学史》第三卷中收入的“博物学”一文中，提到了约翰·雷在十七世纪博物学的转型中起到的作用（Findlen，2006：463-465）。古典学研究者拉曾比从原始文本入手，详细阐释并翻译了约翰·雷1686年出版的《植物志》第一卷。她表示：“我对著作内容的研究越是深入，约翰·雷和他的观念就越让我着迷。”（Lazenby，1995：17）麦克马洪借鉴玛丽·赫西的科学哲学思想，并采取柯林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进路，着重探讨1700年左右英国博物学是如何从早期零散不成体系的活动，转变为一种明晰可辨的学科范式，并为一个自然哲学家共同体所认可。在分析社会、宗教与政治语境的基础上，麦克马洪结合文本与数据分析，阐释了约翰·雷是如何通过融入她所谓的保皇党人热衷的“农事文学”传统而获得赞助，以及约翰·雷本人在现代博物学范式的形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McMahon，2000）。不容否认，这种解读方式存在一定的争议。然而此类专著，不仅体现了约翰·雷与他的博物学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在历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而且为我们全面深入了解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3.2　从文献中看约翰·雷的影响

约翰·雷的《植物志》、《鸟类志》等博物学著作在英国一直具有较大影响，甚至成为十八世纪博物学家的《圣经》。后世博物学家，包括林奈、吉尔伯特·怀特以及达尔文在内，事实上大多沿袭约翰·雷的研究方式。无论是同时代人，还是后来的居维叶等，都给予约翰·雷极高的评价，并肯定他作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英国的林奈”，以及“现代博物学之父”的地位。瑞温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研究中对自然本身的观察与实验，始终伴随着象形文字、隐喻、象征、语言，以及对自然的道德化。一直到约翰·雷的著作中，两者才完全分离开来；隐喻之书随之成为一种对生命的严肃解读。”（Raven，1947：47）类似地，麦克马洪也认为约翰·雷在近代博物学范式的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克罗瑟则称约翰·雷为现代学科的奠基人和进化论的先驱者，断言“他的工作实际上对宇宙和有机物的起源问题首次做出了重要的系统阐述。由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系统化阐述是最重要的步骤，因此，他是为进化论的发现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之一”（Crowther，1960：130）。沃尔夫表示，约翰·雷在《植物志》（Historia Plantarum）中“首次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植物自然类群或者目”，并“最早提出关于生物学‘物种’之本质的明确概念”，《四足动物分类纲要》（Synopsis Methodica Animalium Quadrupedum）中则可以“看到最早的对动物的真正的系统分类”（沃尔夫，1985：461；466）。洛伊斯·N.玛格纳（Lois N.Magner）着重介绍约翰·雷的物种概念，称他为“第一个把物种（Species）作为分类的单位、并建立了适合于动物和植物分类系统的博物学家”。玛格纳指出：“如果约翰·雷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它就可能导致建立分类的自然系统，这个系统将会产生一个比著名的林奈系统更适合于进化观点的发展分类学。”（玛格纳，2009：254）霍尔认为，尽管约翰·雷对当时兴起的新的生物学分支没有太大贡献，但其“哲学和总体的科学视角比起那些最成功的博物学家更为开阔”；他声称约翰·雷奠定了现代描述和系统生物学的基础，并认为约翰·雷或许是最早专门撰文论述分类学原则的生物学家，其分类思想比同时代的图尔纳福以及后来林奈的系统更“自然”；对约翰·雷而言“分类学绝非生物学的最终目的”（Hall，1956：284-286）。萨克斯虽然将植物研究分为形态分类、植物解剖学和植物生理学三个部分，但是他也指出，这三者在约翰·雷的表述中没有严格区分。他高度评价了约翰·雷“将前人成果与自己的观察记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整体”的能力，以及约翰·雷对当时植物学水平的汇总概括（Sachs，1906：68-74）。约翰·雷对博物学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用史蒂芬森的话来说：“他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无疑低于他在科学家中的地位，因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正如他本人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就是‘促使很多人投身于这项研究，并关注他们在田野里漫步时遇到的那些植物’。”（Stevenson，1947：261）

约翰·雷晚年出版的博物学著作《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也开创了英国自然神学的传统。佩利的《自然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约翰·雷的回响。1999年3月18日至21日在英国埃塞克斯的布莱特恩召开了一次关于约翰·雷与其他牧师—博物学家（clerical naturalist）的大型会议，会议主题为“约翰·雷和他的后续者：作为生物学家的神职人员”。参会的生物学家或博物学家，包括斯特恩（William Thomas Stearn）和斯蒂芬（Hoskins Stephen）等人针对约翰·雷的工作和信仰，以及宗教与生物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约翰·雷的成就与影响给予高度评价。此外，几百年间陆续出版了一些相关的书评，对约翰·雷其人及其著作均有很高的评价。随着近几十年中科学与宗教对话的增多，作为近代“牧师—博物学家”的典范，约翰·雷的“理性的虔诚、健康的哲学（sound philosophy）”一再被重提，被视为开拓一种新的神学进路的关键所在。R.J.贝利对约翰·雷对当今神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给予了更多关注。他指出：“尽管约翰·雷生活在一个启蒙时期理性主义高涨的时代，但他并不是一名‘理神论者’。他是通过学习神的‘创造之书’来欣赏和膜拜神的人。”贝利认为约翰·雷提供了一种看世界的“基督教进路”：约翰·雷的自然神学将人置于一个更大的伦理圈中，对当今的生态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无论在生物学史上，还是在我们日渐懂得从世俗知识角度来理解圣经的过程中，约翰·雷都是一位关键人物（Berry，2001：25-38）。尽管约翰·雷生活在启蒙时期理性高涨的时代，但他始终反对机械论，并以他的博物学与自然神学研究，给同时代的人提供了心灵的慰藉。博物学与自然神学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约翰·雷之后，英国才真正形成自然神学传统，并经由佩利到怀特，形成一种持续相传的“牧师—博物学家传统”。英国自十七世纪之后就体现出极其浓厚的实验性和机械性色彩，然而另一方面，自然神学在英国拥有更深厚的传统，它对英国科学的统治比对大陆科学的统治更长。深入追溯其根源，约翰·雷所起到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