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雷在分类学史上的地位及相关争议

2.1　十七世纪面临的分类学问题

研究分类学及分类史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以E.迈尔的观点为代表，西方植物分类学史大体分为几个时期：古希腊时期是分类学的发端，然后是停滞不前的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本草学家虽然偶然有些言论接近于现代分类思想，但总体来说更关心植物的药性，而不是植物本身。此外，本草学者的分类缺乏前后一贯的体系。例如，博克（Bock，1489-1554）和鲍欣著作中已经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属”和“种”的概念也很早就已出现，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这两个词语本身也经常混用。不过，受地域限制，这一时期人们已知的植物种类仍然有限，草药学者的分类法似乎行之有效，字母顺序排列或是其它更为随意的排列方式也并未带来明显的不便。到近代早期，随着通商、旅行范围的扩大，大量异域植物涌入，显微镜的发明揭示出微观世界的奥秘，植物学家也注意到真菌、地衣和苔藓等隐花植物。新植物“种类”的雪崩式增长，给人们的记忆带来极大的考验。考察范围的扩大和解剖学上新成果的出现，促使人们去探寻更系统的鉴别与分类方法。类似地，动物分类学史上也将近代早期之前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C.黑格尔在他制定的动物分类学编年史中将雷之前的时期分为：原始时期（Primitive Period）、宗教主导时期（Religious Dominance）、公元前的客观科学时期（Period Before Christ-Objective Science）、停滞期（Period of Inactivity）、现代时期（Modern Ages），以及显微发现时期（Microscope Discovery）（C.Hegel，2006：39-43）。按照迈尔的说法，动物分类学明显落后于植物分类学：“格斯纳之后一百年，植物分类学有了很大进展，而动物分类学趔趄不前毫无进展。直到结构取代功能和生境成为分类依据之后，动物分类才有所前进。这首先表现在威路比的著作《鸟类志》中……他所确认的绝大多数类别，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仍然是合理的，我们无法知道他的这一分类有多少是由他的朋友约翰·雷提出的。”（迈尔，1990：194）

除了动植物材料的增多和解剖学提供的新视角之外，另一个推动十七世纪英国分类活动的因素，是宗教改革和国内战争爆发后自然哲学家为恢复和重建社会与思想秩序而作出的各种努力。出于对传统教会的不信任，“自然”取代世俗权威，成为新的秩序观念的来源。与此同时，近代经验哲学的出现瓦解了原有的理论基础。经院学派的“形式”与“质料”说摇摇欲坠，“本质主义”受到质疑。正如“语言学”一章所谈到的，人们试图寻找可靠的标准，建立一套新的自然秩序。这一行动在分类学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约翰·雷的分类学受到威尔金斯《真正的文字》一书的直接影响。他所受的古典教育，以及他与当时自然哲学界的交往和他对自然哲学著作的熟悉，使他的分类学不可避免地与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

2.2　后世学者对约翰·雷分类系统的评价

大体上，后世学者十分强调约翰·雷在分类学史上的地位，并予以极高的评价。斯蒂芬指出：“约翰·雷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引入第一个基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动植物分类系统，他将开花植物分为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并且是最早用‘种’来作为分类基本单元的科学家：林奈于1735年提出的现代分类系统，正是源自于此。”（Stephen，2008：21）辛格将约翰·雷与林奈并称为意在有序排列动植物物种的“系统生物学”学科的主要奠基者（Singer，1959：183）。“在动物分类学领域，可敬的约翰·雷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作出卓越贡献的下一位分类学者。”（C.Hegel，2006：4）《鸟类志》被视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首部严肃的鸟类分类学作品”，哈弗称约翰·雷确立了两大研究传统：系统鸟类学，以及田野鸟类学（J.Haffer，2007：125-153）。克罗瑟在介绍约翰·雷的生平和成就时，开篇引用培根的说法，指出“对自然事物进行记录和分类，是通往创建现代普遍科学的第一步”，并声称这项工作“在化学上由波义耳引领。在生物学上与之并行的是约翰·雷”（Crowther，1960：94）。斯蒂文森认为就系统命名学领域而言，生物学在两千年中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依然停留在古希腊的巨人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当年的状态，而“首次做出改进的，当属英国神学家约翰·雷”（Stevenson，1947：250）。

普遍认为，约翰·雷复兴了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分类方法。与其他的分类学家不同，约翰·雷既不是本草学家，也不是医师，而是一位真正的博物学家。他更注重对植物本身进行考察。其次，他接受了丰富的人文主义教育，而且与当时的自然哲学界，尤其是皇家学会有密切的联系；他对古典文献和古代哲学思想的了解，以及对近代早期经验主义哲学的熟悉，使他具有其他植物学家所不及的优势。仅从知识背景上来说，他更有可能超越实际的层面，去探讨生物分类学背后更深层的哲学问题。再次，他的研究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植物，而是关涉到鸟兽鱼虫以及矿物岩石等各类自然事物，这给了他更为开阔的视野，从而使他的生物分类学得以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框架内。我们或许可以猜想，约翰·雷之所以反对其他学者的人为分类体系，而坚持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一个“不存在断裂和跳跃”的连续体，与他这种整体性的把握有很大关系。

在约翰·雷的分类系统与林奈分类系统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分类学家普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在分类学领域，尽管林奈从约翰·雷那里借鉴了很多，但是他的分类系统本质上是人为的，就这点来说也是退步的。约翰·雷在分类学上真正的后继者，是阿当森、裕苏，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图尔纳福。”（Stevenson，1947：255）瑞温如是评价约翰·雷的分类学：“没人会声辩说约翰·雷的分类法是令人满意的；但相对他的前人以及当时的知识水平来说，很显然，林奈的苛评‘在关于属类原则的知识上一无所有’是不厚道的，甚至是不公正的。我们大可以声称，实际上约翰·雷已经为新的分类体系奠定了基础，这种分类法，比起他那位卓著的后继者的分类体系，要更符合真正的科学与进化原则。”（Raven，1986：200）斯特恩认为：“悖论性的是，比起从年代上来说更早的威尔金斯和约翰·雷，林奈身上保留了更多经院主义的残余。”（Stearn，1985：101-123）玛格纳则指出：“如果约翰·雷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它就可能导致建立自然的分类系统，这个系统将产生一个比著名的林奈系统更适合于进化观点的‘发生分类学’。”（玛格纳，2009：254）

2.3　奇怪的“约翰·雷现象”

然而对约翰·雷的分类学，后世学者并不是毫无异议。例如，E.迈尔认为约翰·雷“对逻辑划分方法的影响所起的削弱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与此同时指出“植物分类学史表明，约翰·雷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因为“他像大阿尔伯特、佩纳、洛伯和鲍兴一样，区分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却没有认识到差异的基本性质；他仍然保留特奥弗拉斯特的做法，把植物划分为乔木、灌木、草本植物”。斯洛（Philip Sloan）则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拉马克声称“约翰·雷是现代第一个真正在植物分类中寻找自然秩序的人，他断言不能只考虑植物的一个部分而排除其他的部分”，德堪多也评论约翰·雷的论著《植物分类新方法增补》中“包含应当如何区分植物属种的真正原则，与此同时他提出一种自然分类方法，即必须尽可能关注所有部分，不对任何一个部分予以优先权”；另一方面，林奈将约翰·雷归为“正统”的分类学家之列，声称他早期是一位“果实主义者”，后期转变为“花冠主义者”。约翰·雷本人在1682年的《植物分类新方法》以及1686年的《植物志》中也明确表示，他的分类系统归功于“最勤勉的植物观察者切萨皮诺”，并主张以植物繁殖器官作为划分属种的主要依据。对此斯洛指出，问题要么在于约翰·雷著作中存在模棱两可之处，要么其立场在前后不同时期发生了改变。依据文本分析，他认为约翰·雷是在与法国同行的争论中转向哲学思考，因为受到洛克经验论的影响而产生分类思想上的转变。针对斯洛的观点，凯恩声称，约翰·雷从切萨皮诺那里借鉴的，只是有关植物种子与种子囊（seed receptacles）的具体描述，以及对某些属类的定义，而绝非切萨皮诺的哲学，因此“雷绝非斯洛主张的那个意义上的切萨皮诺主义者”（Cain，1996：343-368）。

类似地，对于约翰·雷的“物种”概念，学者们之间也有不同看法。例如，瑞温等力图证实约翰·雷最早提出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物种”概念，而且是进化论的先驱者，他的自然神学著作为进化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达尔文学说的形成起到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凯恩结合约翰·雷的《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神学散论》以及《植物志》和《四足动物与蛇类分类法提要》等博物学著作，从中选取大量材料，论证约翰·雷的物种概念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前伽利略时代的思想框架中，不能简单等同为现代的“生物种”概念（Cain，1999：223-238）。

同一历史人物的思想被后世学者阐释为不同的含义，并用来支撑截然不同的理论，这种奇怪的现象并不少见，而在博物学家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或许可以称之为“约翰·雷现象”。这种现象既与历史的曲折性和分类学科本身的复杂性相关，也与约翰·雷本人在从事研究时采取的态度有极大关系。要弄清约翰·雷本人的观点，必须从追溯其思想发展的过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