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历史现场采访手记”

司马迁“历史现场采访手记”_文化乐旅——跟着古人游中国

第3节　旅行途中：司马迁“历史现场采访手记”

导　航　刘邦出生地　韩信家乡　战国四公子封地　泰山封禅

司马迁旅行地图（制图/刘江）

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在父亲的建议和支持下开始游学之旅。此时的他有着与汉武帝时代相通的精神——驰骋、冲决、进取的性格，为国建功、为家立业的抱负。他从长安出发，游遍大江南北。第一次旅游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回到长安之后，他被推举为汉武帝的近侍郎中。之后他得以随汉武帝游历更多的地方，他还借着公派出差机会去考察各地民情，司马迁的旅行经历可以说在汉代几乎无人能及。

一、司马迁的自费出游：行万里路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我们先来看司马迁的第一次出行，这时的他20岁，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处于充满活力的时期。我们可以想象他辞别父亲时的场景，有点紧张，有点不安，有点不舍，但更多的是好奇和期待。

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这样离开繁华的京师，这是一次有目的性的旅游，这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第一次实地考察。他带着“采访”的任务，争取获得第一手材料，以保证《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这是他的第一次旅游，也是他一次性走的地方最多的一次旅行。他走得很快，因为他急于去“拜访”自己十几年来所认识的“书中朋友们”——屈原、孔子、项羽、韩信……

信步长沙：凭吊“爱国诗人”屈原自沉地

这个时候是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他的脚步离长安有点远了，他先出了武关（今陕西商县东），出武关意味着告别三秦大地。他没有过多的流连，很快就从南阳（今河南南阳县）往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

他来到了当时的“长沙国”罗县（今湖南汨罗县），他是为楚国“故人”屈原而来。走在罗县北汨水边，他仿佛见到了楚国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怀着极大的悲痛自沉殉国的悲壮。这时候意气风发的司马迁为屈原的“毅然赴死”慷慨而歌，他断不会想到自己后来的命运和苦难堪比屈原，却不得不选择“忍辱偷生”。

游走水路：考察自然地貌和江河大川

从长沙溯湘江而上，司马迁觉得很逍遥，浮于江上有一种人在水上漂的快活。孔子没有什么机会走的水路，古人皆担忧走的水路，司马迁走了，而且还走了很多次。离开湘江，司马迁来到了古代传说帝舜南巡死葬的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县境）。他来这里瞻仰舜帝陵墓，观看有关的文物和书册。司马迁相信远古帝王的真实存在，他最喜欢黄帝，在后来的《史记》中开篇第一个写黄帝，将黄帝描写成诚实勤奋、见闻广博、善待人民的帝王楷模。他将黄帝的“旅游”经历也载入了史册，说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对于这次经历，司马迁在自己的“游记”《太史公自序》里写道，“窥九嶷，浮于沅湘”。

在“浮于沅湘”之后，司马迁又继续东浮大江，南登庐山。这一带河流密布，“皆东合大江”，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有学者认为司马迁是一位地理学家，因为他的《史记》记载了许多关于中国自然地理的现象，尤其是《史记·河渠书》成为后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但自然地理毕竟只是“副业”，司马迁的主业还是在考察人文地理上。

司马迁顺江而下，来到了会稽山。和庄子神游到此看神人不同，他是来找圣人的。传说会稽山上有一洞，禹王进去过，因而叫“禹穴”。司马迁到这里来，是为了“探禹穴”。之后，他回到会稽郡的吴县，登上了著名的姑苏山（今苏州境），眺望了所谓的五湖。司马迁马不停蹄地游历了江南之后，继续渡江北上，奔江淮地区。

淮阴采访：实录韩信少年往事

他首先到达的是淮阴（今江苏淮阴县东南），这里是汉初名将韩信的故乡，也是韩信封侯之地。淮阴侯韩信是汉高祖刘邦时期的英雄人物，对于司马迁来说并不陌生。不管是读书还是耳闻都了解过他的传说，但这次亲身到韩信故里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司马迁很兴奋，他一一访问了淮阴父老，从父老们的口中得到了许多真实、生动的淮阴侯的故事。这为他后来写作《史记·淮阴侯列传》提供了大量的“口述历史”，尤其是写到淮阴侯韩信最开始的成长经历时更是生动，司马迁介绍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一个贫困潦倒的韩信就这样跃然纸上，司马迁大概还访问了“漂母”，也就是洗衣服的人，司马迁记录道：“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说韩信有一次在城下钓鱼，有几位老大娘漂洗衣物，其中一位大娘看见韩信饿了，就拿出饭给韩信吃。几十天都如此，直到漂洗完毕。韩信既高兴又感激，他对那位大娘说：“我一定重重地报答老人家。”大娘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这位公子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

可以说，韩信成名之前的经历正是司马迁遍访淮阴百姓了解到的，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司马迁实录“韩信受胯下之辱”的经历。司马迁写得如临其境：“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司马迁仿佛自己就在当时的“新闻现场”一样，说淮阴有一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长得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是个胆小鬼罢了。”又当众侮辱他说：“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打量了他良久，最终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这个年轻人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后来，司马迁又把采访后续报道写上，告诉人们当韩信衣锦还乡之时，并没有惩罚当时让他从胯下爬过去的年轻人，反而任用他做了中尉，并告诉将士们说：“这是位壮士。当年他侮辱我的时候，我难道不能杀死他吗？但杀掉他没有意义，我忍受了一时的侮辱，成就了今天的功业。”

齐鲁朝圣：祭“先师”观孔子遗风

离开了“有故事”的淮阴侯故里，司马迁继续走水路。他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到达了曾经的鲁国都城曲阜。这个地方相信读者们也不陌生，前面我们讲过了，这是大名鼎鼎的周公的封地，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故里，也是先秦文化的一个中心。作为孔子后代的学生，司马迁怎么也得来拜祭一下“先师”。

司马迁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很长，这位从生活节奏很快的“一线城市”长安过来的客人大概对当时已成为“二线城市”、生活节奏缓慢的礼仪之邦有点迷恋。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先是跑去看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和阙里，在那里好好地缅怀了孔子一把，接着他又“观仲尼之庙堂”，去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遗物。为了进一步研究儒家的学说，司马迁干脆在这里住了下来，找机会就虚心地向当地的儒生们请教。没事的时候，司马迁就自己出来转悠，走街串巷，走走停停。他惊讶地发现这里处处都可以看到孔子的遗风，他被当地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所触动，“以时习礼其家”。这个场景给司马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道出了鲁国礼乐之学在两汉时的重要影响。

司马迁在这里也对孔子的为人有了较深的了解，他认为孔子著《春秋》，对于鲁隐公、鲁桓公时期的事情写得显著明白，到了鲁定公和鲁衰公时期，则记述得隐晦含蓄，因为这是靠近当时的政治而又没有什么可褒扬的文字，是忌讳的文辞。这对于司马迁后来写《史记》的笔法也有影响。

之后，大概是在鲁国逗留时间太长了，司马迁觉得不管怎样还得继续后面的旅程。翻了翻旅行计划，他决定离开齐鲁大地，出发之前他特地前往鲁国的邻居齐国故都城看了一看。我曾于多年前到过淄博市临淄区寻找齐国故城，发现其隐于齐都镇一个小村庄里面，当时下午六点左右到达该镇，已经暮色沉沉，没有路灯，没有旅馆，只能寄居于农户家中。第二天早上从村民口中了解到故城遗址，满怀希望前往，只见一座新修的博物馆而难再见故国雄风。

战国遗址：边走边说“战国四公子”

司马迁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孔子”，转向南游。他在邹县逗留了一段时间，游览了秦始皇东巡郡县曾到过的峄山。由此向南，经过“战国四公子”之一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地薛城（今山东滕县），这个地方在战国是人流密集的大都市。司马迁继续之前的方法，和薛地父老们谈话从而了解孟尝君的逸事。

司马迁在后记里描述这段经历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他说他经过薛地，在那里看到民间多有凶暴的子弟，与他在鲁地看到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他就向当地百姓询问这是什么缘故，当地人告诉他说：“孟尝君曾经招来天下许多这样的人，仅乱法犯禁的人进入薛地的就有六万多家。”司马迁感慨原来世间传说孟尝君以乐于养客而沾沾自喜，的确名不虚传。

后来，司马迁又去了另外三位公子的故里考察。他去楚地观览了春申君的旧城，发现那里的宫室建筑十分宏伟。这不禁让他想起了当年春申君劝说秦昭王，以及冒着生命危险派人把楚太子送回楚国，是多么高明之举！可惜的是，后来春申君被李园控制，昏聩糊涂了。司马迁接着去看望了另一位公子平原君的故里，说他是个乱世之中风度翩翩有才气的公子，但是不能识大局。认为正是平原君相信冯亭的游说，贪图他献出的上党，致使赵国兵败长平，赵军四十多万人被坑杀，赵国几乎灭亡。在战国四公子里唯一让司马迁喜欢的是魏国信陵君。

司马迁回长安之前的最后一站选的就是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的都城。司马迁来这里当然是为了另一位战国公子信陵君，信陵君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异母弟弟。昭王去世后，安釐王即位，封无忌为信陵君。作为魏国贵族，信陵君和孟尝君一样也是因为爱养士而名列“战国四公子”。在这里司马迁采访到了他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也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

当地老百姓给司马迁讲述了秦魏最后一战的故事，据说秦军围大梁、引河水灌城，三日城破，魏王投降，魏国被秦灭亡。司马迁到达的时候，魏国早已不复存在，但魏国名士的故事还在流传，尤其是魏公子信陵君。司马迁除了去参观信陵君旧址，还特地去看了这里的“夷门”，也就是原来大梁的东门。他来这里是为了佐证一个典故。据说当年魏国有个隐士叫侯嬴，已经70岁了，是大梁城东门的看门人。信陵君听说此人贤能，就派人去拜见并想送他一份厚礼。但侯嬴不肯接受。信陵君于是摆酒席要款待侯嬴，亲自带车马及随从到东门去接侯嬴。侯嬴上了车，直接坐在空出的尊贵座位上丝毫不谦让，信陵君手握马缰绳态度恭敬。侯嬴说他有个朋友朱亥在街市屠宰场，要信陵君载车带他去拜访。

信陵君立即驾车前往，侯嬴下车后故意和朱亥聊天，把信陵君晾在一边，但信陵君仍面色和悦。这时，信陵君府上高朋满堂，正等着信陵君举杯开宴，街市上的人则目睹信陵君街市久候。待侯嬴会完朋友，信陵君把他请到府上，侯嬴这才告诉众人，他今天的做法是为了成就信陵君的名声，“公子的车马久久地停在街市中，街市上的人都以为我是小人，而认为公子是礼贤下士的高尚之人”。此后，侯嬴成为信陵君的座上宾。这一段“礼贤下士”的佳话也在司马迁考察之后，载入史册，流芳千古。

信陵君深得司马迁敬重，司马迁说天下诸多公子中也确有好客喜士的，但只有信陵君能够交结那些隐没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物，他不以交结下层贱民为耻辱，是很有道理的。他的名声超过其他公子是名不虚传，“名冠诸侯，不虚耳”。

高祖故里：揭秘汉代发家之谜

从薛地向南，司马迁经过安徽，考察了秦末农民起义的策源地宿县大泽乡。之后再往东南，他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是秦楚、楚汉战争最激烈的古战场，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还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

对于项羽，大汉王朝刘氏一家肯定是不喜欢，但司马迁十分欣赏项羽，认为他才是英雄。司马迁用了大量篇幅来向后人介绍与刘邦争雄的项羽。《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命运，而最精彩的莫过于《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两千字。他在项羽故里的时候展开了详尽的采访，当他写项羽被汉兵追赶、逃近江东的时候，他把项羽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项羽本有机会可以逃脱，但他想到自己当初带着江东子弟们意气风发地出来，最后剩下自己一个人回去，实在是没有脸面去见江东父老。最终，他选择了拔剑自杀。项羽悲剧自杀的一幕在司马迁笔下仿如亲见，也感动了无数后人，宋代词人李清照更是吟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从彭城向西北，司马迁终于来到汉高祖刘邦的老地盘——沛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东）。汉高帝刘邦在这出生和发家，曾在沛县当泗水亭长，和汉初丞相萧何是老乡。曹参是沛郡丰县（今江苏丰县）人；鸿门宴上的壮士樊哙是沛县人，当初在这里卖狗肉；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原以编织养蚕器具为生，还时常为丧家做吹鼓手。还有汾阴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史大夫周苛、蒯成侯周绁、安国侯王陵、辟阳侯审食其等，也都是沛县人。由沛县向西南，经砀县到睢阳就是颍阳侯灌婴的发家地，灌婴原是这里一个贩卖绸缎的小商人。司马迁把汉朝开国皇帝功臣们的底细都挖了个遍。

司马迁围绕着沛郡，分别考察了汉初帝王将相们的故居，听到他们的许多故事，好多都是之前司马迁闻所未闻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司马迁依据当地神话传说，把汉高祖刘邦的出生说得神乎其神。大概意思就是说刘邦未出生之前，他的母亲刘媪曾在大泽的岸边休息，梦中与神交合。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刘邦父亲刘太公正好前去看她，见到有蛟龙在她身上。不久，刘媪有了身孕，生下了高祖。这固然与当时不敢得罪当朝统治者刘氏家族有关，但历代帝王爱称自己为“天子”，如此传说也不足为奇。司马迁根据在沛县所采集的故事，还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刘邦形象，写出了发迹之前刘邦在沛县游手好闲的痞子时光。在这里司马迁广泛搜集了刘邦和刘氏上层集团的史迹及传闻，最后经由大梁回到长安。

司马迁这次长途跋涉数年，行程万里，游览了祖国的广阔山河，考察了各地风情、历史遗迹，接触了各地百姓和历史证人，收集了大量的历史典故和名人逸闻。尤其是他在彭城和沛县一带的访问，对于他叙述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和以刘邦为首的汉朝初期统治集团的面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司马迁的公费游：小跟班陪大领导游山玩水

司马迁在结束第一次全国大漫游之后，在二十五六至30岁之间（前122—前116），开始登上仕途的阶梯，成为一名“郎中”。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官，是汉宫廷内部庞大郎官系统中最低一级的郎官。郎官的一般工作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不出巡的时候，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卫士；皇帝出巡的时候，他们是车驾的侍从。平常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很有光彩，所以郎官官职虽小，却是贵族子弟追求仕进的目标。

司马迁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史官的儿子，变为汉武帝的近侍郎中“左右亲信”，也算很不容易。这个职务决定了汉武帝走到哪，他就得跟到哪。可以说，如果皇帝爱外出，司马迁就有机会借“侍从”的名义跟着公费外出，他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已经开始的旅程进行下去。如果皇帝喜欢整天待在京师，那就惨了，司马迁哪也去不了。好在，汉武帝不是一个“宅男”，他非常喜欢旅游，在“帝王巡游史”上也排名前十。

跟着帝王去巡游

古代旅游不外乎五种：外交文化旅游、佛教巡礼旅行、科学考察旅行、文人漫游和帝王巡游。帝王巡视旅游，是中国古代旅游的重要现象，他们旅游的条件是最好的、最高级的，其目的或为巡视各地，或为封禅拜祭，是以巩固政权为目的的旅行活动。帝王在巡视或封禅的同时也兼游山玩水，瞻仰前代帝王或名人遗迹。帝王旅行历史悠久，传说中的黄帝和尧、舜、禹，在巡视各地或治水等时都兼游览过名山胜水。

周朝国君就是帝王旅游的先锋，周武王的曾孙周昭王和昭王之子周穆王是其中的代表。特别是周穆王的旅游是周代天子巡游的代表与典型，在我国古代旅游史上占重要地位，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游记。秦汉时，皇帝的巡游，以秦始皇与汉武帝的巡游规模最具代表性。秦始皇在位11年，先后5次巡游，周游全国，最后病死于途中（河北沙丘平台县）。他到泰山举行祭天地的封禅仪式，为了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三巡山东东海滨，遇到方士徐福，遂命他带领金童玉女三千人去寻药，据说后来徐福漂流至日本新宫市，今新宫市还有徐福墓及纪念碑。

至于汉武帝，世人皆知汉武帝好战，但他也好游。在汉武帝看来，汉代疆域广阔，值得一游的地方很多。在有生之年到其统治地区巡视与游览，既宣传其威力、加强统治，又可以尽情享乐实在值当。作为帝王旅游，汉武帝出行气势自不同凡响。他修驰道，建行宫，配置系列工程。但汉武帝的出游与前人有些不一样，他尤喜欢骑马游猎。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十月（这时历法仍以十月为岁首），武帝开始出巡郡县。作为侍卫郎中，司马迁陪着汉武帝巡视西北地区，到三皇五帝与夏商周三代的中心地区搜集大量史迹资料。

汉武帝先到雍（今陕西凤翔县），祭祀五帝。之后，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在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的汾阴（今山西荥河县北），立后土祠，举行祭礼，一切仪式是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礼毕之后，武帝复南渡黄河，取道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西返，到了洛阳。武帝这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司马迁父子都是跟着的。

第二年冬十月，武帝照例到雍祭祀五帝。之后，西过陇阪（山名，在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和数万骑兵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然后回到甘泉（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后来司马迁回忆说“余尝西至空桐（崆峒）”，就是讲这次侍从武帝西登崆峒的事。

三、司马迁的出差游：以公派名义考察西南地区

崆峒侍从的第二年（前111年）秋后，司马迁接到了一个任务，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廷去视察、安抚四川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过去二十多年，武帝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去西南通好和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此时的司马迁表现出相当的才能，被汉武帝重视和信任，因而才能有这次西南之行的使命。

对于司马迁来说，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他第一次可以独立地以出差名义去“公费旅游”，他很自豪地将其写入了史书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西昌）、筰（汉源）、昆明（今云南保山、腾冲、顺宁等地）”。许多地方是他以前没有去过的，可以借此机会深入调查西南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这让司马迁很兴奋。

这一次，司马迁仍然是从长安出发。去西南的路并不很好走，不过他以前有过多次旅游经历，加上年轻力壮，这些也难不倒他。加上巴蜀人民多年来开辟了通往巴蜀以南的道路，司马迁顺利地从长安往南边走，出了汉中（今陕西汉中市）。

沿着汉中一路向南，司马迁经过了巴郡（今重庆一带），到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县），由犍为郡到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西）。然后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东南），过孙水（今安宁河）桥，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县东南），到沈犁郡（今四川汉源县东南）。今天的西南地区陆路交通尚不发达，何况在遥远的西汉时代，所以，司马迁的西南之旅走了这么多地方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真的非常了不起。

这一次出使，司马迁收获丰富。这是一次有别于中原文化的旅行，生在汉族聚集地，常年游历在汉民族文化地区，司马迁对少数民族地区认识的短板在这次出使中得到了极大的补缺。他对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有了书本以外的了解，对整个中华大版图也有了更完整的认识。

四、司马迁最难忘的旅游：见证泰山封禅

司马迁出使西南的时候，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亲自率领十二部将军，出长城，向多年威胁西北的匈奴大示威。匈奴人这时休养兵马，不敢出头，接着东越人也来投降，武帝把他们迁到江淮，以便控制。这样就结束了东南沿海近百年的割据局面，出现了帝国统一的新形势。于是汉武帝便计划要及时举行“封禅”典礼。

这种典礼，是表明皇帝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有资格作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实行其对人间的统治，历代帝王只要有条件都想做这件事。汉初六七十年，还来不及这样做。汉武帝时代终于把封禅典礼提到出巡的日程上来，封禅地点就选在五岳之首泰山。泰山享有天下第一山之誉，孔子曾说“登泰山而小天下”。

这一年春天正月，当汉武帝东行准备去泰山封禅的时候，司马迁从西南赶了回来，他是为了见病重的父亲。司马谈虽卧病在床，但仍不忘记千叮万嘱司马迁要完成《史记》编纂的事业，并让他尽快起程，不要错过武帝的泰山封禅。皇帝封禅，史官当然要在场记录和见证，司马谈无法动身，司马迁便代替父亲前往。此时的司马迁出使尚未复命，又因为郎官职务，他没有办法多照顾父亲，必须立即赶去山东侍从武帝。他含泪挥别了父亲，匆匆上路了。

司马迁日夜兼程，终于在山东追上了汉武帝。汉武帝先在山东巡游海上，而后才率领众人登上了泰山。这次见证泰山封禅，对于司马迁来说意义重大，他曾在史书上看过许多帝王封禅时的壮观场景，但不是每一个朝代每个帝王都会去泰山封禅，不是所有的史官都有机会见证这样的历史时刻。司马迁的父亲都没有赶上，但他赶上了，这使得他后来写作《史记·封禅书》的时候如鱼得水。

汉武帝在泰山祭祀天地，自定义封禅礼仪。他先到梁父山礼祠“地主”神，之后举行封祀礼，在山下东方建封坛，高九尺，其下埋藏玉牒书；行封祀礼后，汉武帝登上了泰山，行登封礼，还立了一块无字碑，意思是自己的历史功绩比任何帝王都高，以至于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第二天自岱阴下，禅泰山东北麓肃然山。司马迁把这次经历写进了自序：“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此后，汉武帝是爱上泰山封禅了，二十一年间共八次来泰山封禅。

第一次泰山封禅结束，武帝仍兴致颇高。司马迁便跟着武帝东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境）。又巡辽西郡（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郡（内蒙古五原县）。五月，回到甘泉。这次从巡，司马迁参观了长城内外，行程达9000公里。他在旅途中继续搜集历史古迹、人物逸闻及各地经济状况、风土人情，对祖国北方的认识也扩大和充实了。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他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遗愿托付给司马迁。这时汉武帝又打算出行，亲临濮阳（今河北濮阳县南）瓠子的塞河工地。这是黄河经常决口的地方。这次武帝亲临工地，命文武侍从百官，都去背柴草，参加塞河工程。司马迁虽新遭父丧，但必须如常地侍从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加入了负薪的行列。他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下产生。

虽然父亲司马谈去世，但司马迁并没有马上继任“太史令”一职。这时武帝仍经常要出巡，他还得陪侍左右。元封四年（前107年）冬天，司马迁跟着武帝北巡，“北过涿鹿”。元封五年冬天，司马迁又跟着武帝南巡，元封六年冬天再一次跟着武帝北巡……

因为郎官职务，司马迁不断地侍从武帝和奉命出使，这使得他游历了祖国许多地方，知识愈来愈丰富，同时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上至宫廷下至百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见闻，深深地为大汉帝国的辽阔疆域和这个疆域里所埋藏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从今天看过去，我们会叹服汉武帝和司马迁能够一起走这么多的路，可见当时中国的统一大业做得多么出色。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而真正把统一大业巩固下来的却是汉武帝。司马迁的足迹证明了这一点。

五、总结旅途收获：编纂《史记》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谈逝世的第三年，司马迁继任做了太史令。司马迁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份遗产和一份使命：太史令的职位和未竟的修史使命。他的郎官生涯到此结束，这意味着他可以专心地编纂《史记》。他的旅行、采访日记这时都整理了出来，放在案头。

见多识广 写出的故事栩栩如生

在此之前，公元前104年，司马迁跟随武帝到处巡游期间，便已经着手在同步编纂《史记》。跟武帝巡游的工作对写史不是妨碍，而是更有益处。几万里的行程为五十多万字的《史记》贡献了足够的一手资料，随着仕途的升迁和阅历的加深，他写史也更驾轻就熟。

这时，汉兴已经百年（前206—前104），“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给司马迁著书以很大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他二十多年来实地调查了许多古代历史传闻和故事，接触了国家现实面貌和当代许多重要人物，并从许多前辈重要人物的子孙后代那，得到了书中从未记载的许多谈话资料。

以人载事，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始终，这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记载人物兴衰成败。《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扩大了历史记载和选材的范围。司马迁作传的人物选择余地很大，他的选择不是取决于这个人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这个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官为丞相的人，他不一定为他们作传。反而许多下层人物的故事被他写成了传记，比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因为这些人都有某些可取之处。人物选定了之后，就是具体的叙事问题。在《史记》中人物无论大小，其生平事迹总是很多，这和司马迁深入人物故里采访有关。

由于多次到达“历史现场”，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很注重还原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中许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例如信陵君传由亲迎候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廉颇和蔺相如传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孙膑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是《史记》后来在中国众多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和广为流传的原因。

学者分析认为，《史记》的故事有不少富于戏剧性，因为司马迁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仿佛他和读者就在当事现场一样。比如“鸿门宴”故事，读起来就像我们和司马迁一起赴宴会。学者评价说，这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史记》所描写的人物，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正如日本近代学者斋藤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旅游经历造就了《史记》的实录精神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是文学的联想，其最大特色是实录精神。在司马迁之后的西汉刘向、扬雄，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依照班固的解释，“实录”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实事求是地直录，认真对待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人和事。

古代历史，“实录”主要是考订、选取、运用历史资料问题。而对于秦汉以来，特别是汉代当代的历史，就不只是现成资料的摘录、移写问题了，而是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能不产生“忌讳”的问题。而即使面对本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司马迁仍坚持了“实录”的精神。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公贵族，到将相大臣，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并未抹杀他们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更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愚昧、自私、腐朽以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还在《史记》当中揭露了当朝统治阶级的罪恶，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与此同时，司马迁也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用事实来表达自己对所写人物的爱憎态度。

正如前面我们说到的《项羽本纪》，司马迁同情项羽，曾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个悲剧英雄。但他不只是赞扬项羽英雄善战、摧毁秦朝暴政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项羽沽名钓誉、头脑简单、无比残暴。所有这些司马迁并没有直接发议论，而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用事实说话。

旅途阅历锤炼出他坚强的性格

在李陵事件发生之前，司马迁仍因有理想而乐观、忘情地陶醉在历史风流中。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史料，潜心著史。同时，他还参与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即为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的一次重大改革。

没想到，司马迁在开始写作《史记》的第七年遇到了李陵投降匈奴事件。这个事件对于司马迁的一生是重大的转折。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和李陵曾同在宫廷做侍从，虽未相熟成为朋友，但司马迁认为他有“国士之风”。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匈奴，最后投降。当时汉武帝和朝臣正群情激愤地批判李陵，司马迁却表态支持李陵，认为李陵只是诈降。结果触怒了汉武帝，当场被下狱。审讯结果，司马迁得了“诬上”（欺骗皇上）的罪名，是一个死罪。这时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他的全部著述工作还“草创未就”。汉武帝时代，犯死罪的人，根据两条旧例可以免死：一条是拿钱赎罪，一条是受“腐刑”。要多少钱可以免死呢？大约需要五十万钱，这是一般“中人之家”五家的家产。司马迁显然拿不出这么多钱。用钱赎罪这一条生路走不通，司马迁只剩下两种选择：是死，还是受“腐刑”？

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司马迁很痛苦。他在《报任安书》中写出了著名的生命价值观：“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不可能像当年的屈原一样从容赴死，因为屈原在国破之后已经写完了足以流芳千古的《离骚》，无牵无挂。而司马迁的《史记》还没有写完，为了写这部书他读书游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此时放弃就一切努力都白费了，父亲的遗志也就无法完成了。

司马迁作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决定：忍受“腐刑”。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他一度还想自杀。但司马迁曾克服重重困难，在两千多年前交通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几乎走遍了全国。这些经历，已经磨炼出了他坚强的品格。由于个人经历的重大变故，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有了更加切身的认识，他的作品也写得更情真意切、充满爱憎。但司马迁没有将屈辱的情绪放纵在《史记》当中，他还原着中国历史上的丑恶与残暴，也记述着光荣与辉煌。他笔下的明君仍是明君，英雄仍是英雄，正义仍是正义，完全没有因为自己的冤屈而进行情绪加工。

出狱之后，司马迁被提拔成中书令。这个官是汉武帝新设的，“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主要工作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书和把尚书的奏事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但朝廷内外的事务，司马迁早已毫无兴味。经历了这场刻骨铭心的灾难之后，他坚强地在屈辱中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已将灵魂全部集中在《史记》上，著述历史成为他生命的延续。

司马迁与《史记》留给我们的启示

《史记》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写作，到征和二年（前91年）左右基本完成。司马迁把古今历史作了一次通盘的整理，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计三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

司马迁将所有的文章归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本纪，是通过帝王的活动提携一代一事。表，记历代大事，将错综的史事表列得眉目醒然。书，是论述某些政治制度和某方面的社会现象。世家，记述享有封爵、能世其家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列传，记述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成书时有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六千字。

读《史记》我们读懂了司马迁，知道了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司马迁告诉我们，“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更重要的是，我们明白了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角色，扶义倜傥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说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就了司马迁，使其最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实录精神完成了《史记》。《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作品，也对中国散文写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一部《史记》确定了我国古代传记的基本格局，比欧洲最早的传记作品早两个世纪；一部《史记》，奠定了司马迁史学始祖、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重要历史地位，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遗憾的是，一个写过很多人结局的人，他的结局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对于他的最后记忆是在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回信即《报任安书》。在信中，司马迁对自己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作了一个完整的交代。司马迁的著述工作到此时基本完成，这一年他53岁。

此后关于司马迁的事迹不清，无可考证。司马迁到底活了多少岁？怎样去世？我们无从得知，后人猜测他大概卒于武帝末年（前87年），一生与武帝相始终。余秋雨先生认为，《史记》的终笔意味着司马迁生命的一个终结，那么我们就把《史记》的完成当做是他生命的结局，或许这是他最好的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