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周边游

第3节　旅行途中：随遇而安周边游

导　航　凤翔　杭州　黄州　湖洲　扬州　岭南

苏轼旅行地图（制图/刘江）

苏轼的第一个官职是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宋代是中央集权，对各省长官严予考核，任期通常为三年，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连署公文奏议。此时的苏轼满怀激情和梦想。他不像李白反感科举，反感从低做起，在他看来“低”也没有什么不好。

苏辙被任为商州军事通官，但苏洵在京为官，所以苏辙辞谢外职不就，偕同妻子在京侍父。苏轼告别父亲和弟弟，开始了自己的官场旅途……

一、第一个安居点：凤翔

离开东京，苏轼沿着唐州（今山西临汾市），经过长安（今陕西西安）到凤翔，他喝着小酒，一路欣赏风景，便到达了凤翔。

刚到凤翔，苏轼便开始着手他的安居计划。他建了一栋庭园，作为官舍，前有水池，后有亭子，另有一上好花园，种花31种。安定下来后，苏轼与苏辙经常书信往来。当时从凤翔寄信到京城需要十几天，但两人通信频繁。

第一次当官，比苏轼想象中要枯燥无聊。判官这个职务实在没多少公务可忙，对于无法安静下来的他来说看公文、审案件实在是无味。所以苏轼闲来没事，便开始以凤翔为据点跑到周边去旅游。他经常跑到附近的山中游历，一玩就是几天才回来。

有一次，他因公须到邻近各地视察，结束悬而未决的罪案和释放尽可能多的囚犯。这件差事对他来说再适合不过，给了他“公费旅游”的机会。苏轼趁机跑到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去玩了个痛快。他就是不爱闲着，有机会又去终南山登爬，遥想下李白和“终南捷径”。

后来，陕西干旱，长期无雨，农民们为庄稼忧心如焚，唯有向天求雨。作为父母官的苏轼便活跃起来，他跑到秦岭太白山的道观去为百姓求雨，还写了一篇祈雨文：“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没想到苏轼竟求雨成功了，一时欢声遍野，苏轼开心极了。由太白山下来之后，苏轼继续游历各处，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回到家后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与民同乐。

公元1069年，苏轼回到京城，正式成为一名人人羡慕的京官。此时妻子王弗已于1065年去世，父亲苏洵于1066年去世，宋仁宗也于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一切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他走入的朝廷是宋神宗新皇即位，正任用王安石为宰相，主持变法工作刚开始。苏轼因为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百姓的损害，又因自身政治思想保守，所以终其一生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误解。

苏轼的特点是有心事藏不住，老向人谈论，写文章也直抒己见，好辩而不顾后果。当时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欧阳修因新法与王安石不和，被迫离京，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平在河南淮阳，苏辙也于年前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辙不像苏轼任性敢为，他选了一个卑微的职位，既保清誉又免受迫害。苏轼明知有前车之鉴，但他就是忍不下来，三次上书反对新法。结果可想而知，苏轼激烈的上书得罪了王安石，也不容于宋神宗。

二、最喜欢的地方：杭州

公元1071年，当了三年京官后，自知将被罢黜的苏轼干脆自求外放。宋神宗对他不错，把他分配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今浙江杭州）。这一年，35岁的苏轼告别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调任杭州通判。惹不起，躲得起，眼不见为净。从此，苏轼开始了他浮浮沉沉，贬来贬去，随遇而安、随遇而游的生活。

苏轼非常喜欢杭州，主要原因是他从小就欣赏的白居易曾在杭州为官。杭州古时与苏州一起，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不管是王安石还是苏轼，谁都没有想到后来的杭州会成为北宋皇族流亡的栖身所，成为南宋的新都城“临安”。

反正，苏轼这一次外调不吃亏，当时的杭州是江南富庶之地，也是文化荟萃之地，人口达二十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都较发达，还是全国四大对外贸易的商港之一。苏轼在当年11月28日来到杭州，写了《初到杭州寄子由》向家人“汇报情况”说，自己很喜欢杭州，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苏轼不是安慰家人，而是打心底里就喜欢杭州，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前生曾住在杭州。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述。

苏轼的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在西湖与钱塘江中间。南见钱塘江，常见船只往来江面，游艇处处；北望西湖，四周环山飘浮白云中，庙宇与别墅星星点点分布在山坡上。有时还能听到若有若无的箫声，真是人间桃源，世外仙境。苏轼在这里办公，主要工作是审案，没什么重大任务。他不喜欢审案，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所以，他身在公堂心在优游。

杭州处处美景，像灵隐寺等三百多个寺院也够他忙得不亦乐乎，找一个寺院与山僧闲话，就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苏轼还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游玩，有时还跑去杭州附近的城镇上海、嘉兴、常州、靖江游玩。他的堂妹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个月，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

当然，苏轼最喜欢的是杭州西湖。杭州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吸引人，西湖在宋代是热门旅游景点。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连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人玩赏雪景。遇上中国传统节日，比如中秋节，湖上便全是游人，想游西湖要提前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苏轼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他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与家人在一起，他唱出“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同官衙僚属同游，大家欢天喜地之中，他又轻快地唱着“游舫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杭州历任地方官，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白居易在杭州为官期间，就组织修建了白堤。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苏堤），上有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他充分展现了自己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天才，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人为艺术为自然之美增色不少。苏轼在西湖留下了一句流传最广的诗句：“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说西湖就像古代第一美女西施，不施脂粉时有清新自然之美，施粉盛装时又明艳动人。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期中，无权多为地方做建设，但是他身为诗人给杭州带来的活力，已使地方人深感满足。后来他因“乌台诗案”被逮捕，杭州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18年后，他回杭州任太守之职，则为地方建树良多，杭州几乎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三、随贬而安：调来贬去走南闯北

熙宁七年（1074年），在杭州三年任期已满。苏轼按规定要离开杭州了，他以苏辙在山东济南为由，请求调为东州守。

请调山东：密州两年“老夫聊发少年狂”

五月接到任命，朝廷安排苏轼调到密州（今山东潍坊诸城）。密州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也是宋代《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的故乡，距离济南约两百七十公里。

苏轼在九月二十日与杭州友人们告别，离杭前往密州。年末的时候，到达了润州（今江苏镇江），便在这里过了除夕夜，作《师子赞》及《润州道上过除夜》诗两绝。1075年到达密州，住进了密州府，今天是诸城市政府大院，算是千年始终不变的衙门。

宋朝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主长麻、枣、桑树，此地生活和杭州有天渊之别，苏轼既来之则安之。刚来密州这一年碰上大旱，又有蝗虫灾害。他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税赋。同时他祈雨抗旱，驱除蝗虫，赈灾捕盗。采取这些措施后，密州社会稍稍安定，百姓直夸他是大善人。苏轼在这里当了两年太守，写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江城子·密州出猎》等两百多首诗词，其中最著名的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调配徐州：黄楼听涛写芙蓉诗

在熙宁九年（1076年）底，苏轼又被调离密州，改派至山西省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次年正月，他路经济南入京，到苏辙家中看望亲人，但这时苏辙却在京城。这时，王安石复相后，又再度罢相，政局处于变动状态。

苏轼在济南逗留了一个月，直到1077年2月10日才走到黄河岸，离东京不远。苏辙出城迎接并告诉他调到河中府的任命取消，改任徐州（今江苏徐州）太守。而且，门吏不许苏轼进城，似乎某些官员不想让他见到皇帝。无奈之下，苏轼前往徐州赴命。徐州又叫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地处南北方过渡地带，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和商贾云集中心。

苏轼特别容易随遇而安，来到徐州不久他就喜欢上了此地的自然风光，这里的鱼与螃蟹种类繁多，被他称为“小住胜地”。但到任三个月，洪水竟到了徐州，水势凶猛，苏轼又带领徐州人民治理洪水，忙活了一个多月总算把洪水赶走。接着他建了一座楼，一百尺高，名为黄楼。根据中国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黄土具有吸水力量，所以可以克服水，黄楼之命名即含有防水之意。

后来，黄楼就成了苏轼在徐州时经常赏玩的地方，他时常登楼坐听波涛澎湃之声，还写下了著名的《芙蓉城》诗。他在黄楼举行过盛大的集会，他出口成章、谈笑风生，为整个学术界所爱戴、所尊敬、所景仰。黄楼一词后来也成了苏轼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

湖州遇险：“乌台诗案”入狱

公元1079年，苏轼再度被调至江苏湖州。他三月出发，走了近两个月才到达湖州。他对这次调任不算太满意，在他到任的谢恩奏章《湖州到任谢表》上，他说了几句牢骚话：“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谢恩表让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他们恼羞成怒，尤其是新法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抓住这四句话，说苏轼蔑视朝廷弹劾他。之后又有人把苏轼以前写的有“含沙射影”嫌疑的诗找出来，皇帝一连收到四份弹劾苏轼的表，便让御史台查清真相。

此时，苏轼还在山林间漫游，他大概忘了那篇谢恩章，又开始喜欢上湖州这个地方了。在游飞英寺的诗里，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夕以中已非”。但他还没来得及细品这座城市，就被逮捕进了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这一关就是四个月，每天被逼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更亲自出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苏轼自觉命不久，便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辞极为悲惨，其一：“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他的诗按规定被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并传到皇帝手中。

结果，宋神宗看了十分感动，当时已辞官的王安石也挺身而出上书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所以，宋神宗最后以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免了苏轼一死，只把他贬为黄州团练。

贬入黄州：赤壁怀古忆当年

十二月，苏轼终于出狱了，虽被连削两级官职，但起码保住了性命。苏轼被降职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当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兵队副队长）。这个职位十分低微，并无实权，职务工作则更清闲。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贫穷的小镇，到任之后，苏轼得到当地太守礼遇，住在了临皋亭。此处本是驿亭，过往官员在此小住。苏轼在黄州干脆脱去文人的长袍，改穿农人的短褂子，自己开发了“农家乐”。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豁达开朗的他躬耕农事，还与田父野老成了朋友。

第二年，苏轼又建了一个“雪堂”，亲自写上了“东坡雪堂”四个字，给自己起号为“东坡居士”。据《东坡图》考证，从黄州南门走到雪堂约四百三十步。苏轼在农舍雪堂和城中临皋亭两个住处，每天往返，这一段不过是一里三分之一的脏泥路，却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这得益于苏轼写的一首流浪汉狂想曲，名为《黄泥板词》：“朝爆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这样的生活让苏轼十分满意，他甚至觉得陶渊明就是他的前身。

这一年他在黄州还结识了另一位才子陈季常，说到陈季常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怕老婆的“河东狮吼”典故。这也是拜苏轼所赐，他在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以后“河东狮吼”便成为惧内的代名词，陈季常怕老婆的故事也就千古流传了。

除了陈季常，他在这里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朋友佛印。那时，苏轼虽号“东坡居士”，但对居士们的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他在黄州时与和尚佛印的交往才使他精研佛学。佛印与苏轼常结伴同游寺院，两人常有哲理对话。有一次，两人进了内殿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苏轼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中念珠何用？”佛印答：“她在祷告。”苏轼又问：“她向谁祷告？”佛印答：“向她自己祷告。”苏轼再问：“她为什么向自己祷告？”佛印说：“求人不如求己呀！”

在黄州安居乐业的苏轼，结识了一帮可以饮酒作乐的朋友，他又恢复了活力，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到在黄州城内外游山玩水。此时，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盛极一时。苏轼入黄州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他的创作使当时的宋词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这也是后来他成为一代大词家的原因。不过他在黄州的心情和当年略有不同，随着年龄增长他对一些事情看得比较淡了，这个时期的他偏好访古回忆。

公元1083年三月，苏轼借着公务到蕲水，过酒家饮酒，乘月色走到桥上，写了《西江月》词。之后他游了蕲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词。七月他与朋友一起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写下了著名的《赤壁赋》，十月又再跑去赤壁游，又写了一首《后赤壁赋》。《赤壁怀古》是苏轼所有词中最好的一首，也是怀古的名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他缅怀和赤壁有关的历史人物，细细品味历史也忆自己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时光。

调来贬去：重返东京杭州扬州

黄州三年时光一晃而过，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接到了新的调令，皇帝要调他去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就任，那里离京师较近。苏轼又一次要出发，这一年四月六日，黄州男女老少送苏轼送到了慈湖边，陈季常还亲自送他到了九江。

沿途路过庐山，苏轼写下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在山中开先寺住了十来天，寺中僧人求他写诗，他又作了《瀑布》一绝。之后辗转筠州，过了金陵，在岁末到达了泗州，便在这过了年。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子不幸夭折。此时，汝州路途尚远，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被批准后他准备去常州时，宋神宗驾崩了。年幼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此时王安石去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被起用为相，苏轼则被另调到登州（今山东牟平）。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回京。

重新回到东京的苏轼，很快就连升三级被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但是当苏轼看到保守浱旧党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新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对旧党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苏轼至此是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杭州当太守，在此修苏堤，游南屏寺、小灵隐，自比唐代白居易。

元祐六年（1091年），寒食时节他又被召回京城。但不久又因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今安徽省阜阳）。第二年冬天，苏轼到达了颍州，此时的颍州五谷不登，出现饥馑灾情，苏轼又充当起了天灾救火队长的角色，让官府造炊饼救灾。在颍州当了八个月官后，第二年二月，他又被调到扬州。

扬州是长江下游北岸的富庶之地，以瘦西湖闻名，也以文化见长。苏轼在扬州凝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营造了一种与扬州的历史文化特点相契合的文化氛围。当代专家考证说，苏轼一生到过扬州达十次以上。

但苏轼正经在扬州做官时间只有半年，半年时间他做了几件有口碑的好事：一是他刚上任就上书朝廷，要求免去民间的“积欠”，获得朝廷批准，使老百姓当年“稍知一饱之乐”；二是要求准许官船的船夫捎带货物，使他们有以为生；三是顶着压力取消了蔡京在扬州兴办的芍药“万花会”。扬州学者认为苏轼还是扬州玩盆景的“第一人”，说他在扬州得到两枚奇石，喜极而赋《双石诗》，是最早的扬州有关盆景的记载，为扬派盆景（中国盆景艺术五大流派之一）开篇之作，称苏轼是扬派盆景的祖师爷。

不久，苏轼应召离开扬州又回到东京，先做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再当十个月的礼部尚书。公元1093年秋天，扶持旧党的皇太后（宋哲宗祖母）病逝，随后亲政的宋哲宗重新起用新党，又把苏轼划入旧党要员处置，贬到定州（今河北保定）。

四、最后一个安居点：从岭南浪迹天涯

这一年是公元1094年，苏轼58岁。他离开东京前往定州，刚走到滑州（今河南安阳境内），又接到通知。朝廷决定把他贬得更远一些，直接贬到了英州（今广东英德县）安置，他便成为旧党中被贬到广东高山大疫岭以南的第一个人。

当时的广东可不像今天那么富庶，在宋朝时岭南地区是文人们所不屑之蛮夷之地。一向随遇而安的苏轼，便又拖家带口横跨中国南部巍峨雄伟的山脉。难得的是，受难之中他仍保有一分卓然不群的乐观。在九月，他跨越有名的大疫岭。大疫岭在古代为赴广州的旅客必经之地。这道关隘是一道遥远危险的路途，通过之后，便到了另一个境地，旅客往往是有去无回的。有惊无险地过了关隘之后，苏轼不忘游历附近的南雄和南华寺，中国佛教禅宗的圣地。

公元1094年12月2日，苏轼到达了惠州。苏轼名气很大，一到来就引起轰动。当地太守很照顾他，安排他一家人住在官舍。苏轼站在城中两河会合处的合江楼上，看见宽广的溪流在城下流过，沿河是岩石和巨大的石卵，闲散的人正在那儿钓鱼。城的正北就是罗浮山和象头山，他知道以后他又可以到处去揽奇探胜了。

12月12日，他带着儿子同游白水佛迹，浴于汤池。13日又与程乡令、侯晋叔等跑到大云寺去旅游，在松树下野餐饮酒。第二年三月又和太守、王原、赖仙芝等同游白水山。有空的时候，他还跑到离惠州一百多公里外的广州，去看望道士何德顺。乐观的苏轼很快就融入岭南大地，被广东这片亚热带地区所吸引，这里的人也很喜欢他。苏轼搬到嘉祐寺住后，他笑言“鸡犬识东坡”了。

公元1097年，长子苏迈带着家属也来到惠州，这时的苏轼准备以后就永久定居惠州了，所以买了数亩地在白鹤峰上，用斫木陶瓦建了栋房子。他盖的这栋房子十分精雅，共有房屋二十间。在南边一块小空地上，他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几株桧树和栀子树。他给其中一间房命名“思无邪斋”，另一间又命名“德有邻堂”，他好像又回到黄州的时光，他又自比陶渊明，作了《和陶渊明移居》诗。

意外的是，新居落成约两月光景，他又接到一纸调令。原来听说他过得特别舒服，实在是让讨厌他的人眼红和看不下去，心想这个人怎么回事，贬到这样的地方还这么快活。于是，干脆把他贬到了最遥远的地方——琼州（今海南岛）。据说，当年贬到琼州海岛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当时好多旧党大官被调职，包括苏辙，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旧党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苏轼一人被贬谪到海岛。

宋朝时的海南岛虽是在宋室统治范围内，但居民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将苏轼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居于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真正是到了与家人老死不相见的天涯海角。苏轼便把家人先安置在惠州，自己带着幼子渡海。去之前他把后路都想好了，“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瞑，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7月13日，苏轼抵达了当年荒僻异常的儋州（今海南儋县）。此时正值盛夏，天气潮湿气闷。苏轼感叹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刚开始苏轼也是借官屋以避风雨，后来又重新买地盖房，建了三间房。

乐观的他很快就适应了环境，游兴不减。闲时漫步海边或在热带雨林中闲晃，渴了吃个椰子，饿了也有椰肉。在这片被称为“天涯海角”的海岛他自娱自乐，慕名来拜访他的人也络绎不绝。苏轼爱交朋友爱说话，有时没客人来了，他就跑去和当地村民坐在槟榔树下、田野里胡侃聊天。苏轼确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在这样一个地方他都当成了“快乐的岛主”。

在海南与世无争地生活了三年，公元1101年，宋哲宗的弟弟宋徽宗赵佶继位。此时，皇太后对旧党大臣给予了宽容对待。朝廷也赦免了苏轼，允许他渡岭北归，此时的他已经65岁。开心的苏轼从通潮阁（今海口澄迈县境）渡海返回广东，接到家人之后，他们一起重新穿越大疫岭过金陵，一路北上奔京城。

走到常州的时候，正是五月，突然传来皇太后不幸逝世的消息。这似乎显示着政策又要改变，苏轼不愿再往京城走了，他写信给苏辙说，他决定定居在常州。在常州一个庄园安顿下来后，苏轼开始水土不服了，身体每况愈下。7月28日，上表辞官不久的他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讣闻传出，“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

苏轼去世后，对他的妒忌却未消停，他在世时的一切官衔全被剥夺。这一年，一个以他为首的“元祐党人碑”建立，碑上刻了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当时苏轼的蜀党当权。朝廷对他下了“全面封杀令”，当时凡石碑上刻有苏轼诗文或题字的，均被朝廷销毁，他的著作也严禁印行，但时人记载“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五、总结旅游收获：乐天派鼻祖与豪放词代表

中国有一句谚语说，评价一个人要“盖棺定论”，即一个人究竟是什么的人，要等到他一生终了才能给予正确的断语。苏轼的人生之旅有两个最大的收获：一个是成就了他“乐天派鼻祖”的名声，另一个是奠定了他“豪放词”代表人物的地位。

随遇而安：培养了豁达个性与胸襟

林语堂在《苏轼传》中这样概括这位大文豪，苏轼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憎恨清教主义、在政治上爱唱反调。这些都给他带来了不幸，一生中不断被贬斥、获罪。幸运的是，“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确实是这样，苏轼一生几起几落，皆与王安石及其党羽有关系。但苏轼不仅没有记恨他的仇人王安石，反而还曾赞美对方。

苏轼不喜欢王安石的新法，但对王安石的文才给予了肯定，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他在贬谪途中还曾去南京看望生活窘迫的王安石，在王安石落难后还写诗给他，并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评价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

正如苏轼自述：“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看人会看好的一面，看事情也是如此。所以不管处于什么样的逆境，他都能从中发现优点，找到乐趣。岭南时期在人们看来是苏轼人生的最低谷，但是岭南的自然风光唤起了他对大自然的回归和对性命义利的思考，过起了诗酒唱和、种药浇蔬的休闲生活。

正是他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个乐观心态和豁达的胸襟，才使得他在多次被贬谪后仍适应四海为家、随遇而安，而不忧愤厌世、郁郁寡欢，这也是苏轼身上十分值得后人仰视学习的优点，苏轼也可算是“乐天派鼻祖”。

随安而游：谱出了豪放的诗词与歌赋

苏轼不管何时都能随遇而安，安顿下来便随安而游。苏轼的思想具有儒、释、道融合的特色，他深谙旅游理趣，擅长用旅游来冲淡生活中的苦涩，又懂得用诗词来稀释心中的不满。他的旅游是一种从自然山水、人文景观之中体悟理趣的格致之旅。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苏轼的性格决定了他诗词的风格，倾注于笔端的也是一种恣意的豪迈开放和肆无忌惮，这使得他成为“豪放词”代表。苏轼本人的命运与他的诗词文字有关，“乌台诗案”被下狱正是祸起文字。苏轼是一个性情中人，爱恨分明，他鞭笞的文字惊天动地，表达爱的文字也是感人肺腑。他对杭州情有独钟，所以自吟“自己本杭人”，还写诗怀念杭州道：“情何限，处处消魂。”若非情之所至，又怎能如此直抵人心。

以直抒胸臆的“豪放词”见长的苏轼，在婉约的宋朝格外引人注目。“元祐党人碑”立碑数年，在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突遭电击，破而为二。雷电毁碑使苏轼身后名气越来越大，后来有人向宋徽宗奏称，苏轼是玉皇大帝驾前文曲星，宋徽宗遂将苏轼在世时最高官爵恢复。从此，自上而下流行收集苏轼作品，其诗文字画不是进入皇宫，便是成了收藏家的珍品。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打北宋并掠去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史称“靖康之变”。至此，北宋王朝宣告灭亡。因为苏轼的名气传到了异族之邦，金人攻城之后特别索取了苏轼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是以，宋室虽毁，但苏轼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