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毛泽东对长联的评价
毛泽东早年在一本清版《楹联丛话》中读到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十分赞赏。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楹联丛话》平装本,毛泽东又重读了该书并作了批注。该书作者是清代文学家梁章钜,他在书中谈道:“胜地壮观,必有长联始称,然不过二三十余字而止,唯云南省府附郭大观楼楹帖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传颂海内。”毛泽东在旁边批注道:“一百八十字。”纠正了梁章钜不准确的说法。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大观楼长联的熟悉程度。梁章钜评价长联时说:“虽一纵一横,其气足以举之,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则指出:“此评不正确。”他认为,大观楼长联“从古未有,别创一格”。他在批注中还写道:“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在阮元改过的长联处,毛泽东批注:“死对,点金成铁。”在另一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载录这一长联处,毛泽东又批注:“此阮元改笔,非原文。”从这三本书中毛泽东的批注来看,他对长联至少读过三遍,并且读得非常认真。为什么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要抑孙而扬阮?在书中,他把两联并录,一方面批评孙髯翁的原作写滇池中的实景“用替字反嫌妆点”;另一方面对“彼都人士”(指滇人)对阮元改作“啧有烦言”,“因并录于右,以质观者”。又说孙髯翁的长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其实,阮元是梁章钜的老师,弟子肯定是要为自己的老师说话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要昧着良心捧阮抑孙了。
新中国成立后,大观楼长联被收藏起来。到了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期间,毛主席向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问道:“昆明大观楼有一副孙髯著作的长联,你看到了吧?读过吗?”毛主席又说:“这副对联作得很好,联文我全记得,我背给你听。”这使阎红彦受到教导,回去后,便叫人清点,原物还在,这才又使孙髯翁的长联得以重见天日。
杨尚昆在《对毛主席的几点回忆》中说,毛主席对国内有些有名的对联,能一口气背下来,比如昆明大观楼那副一百八十字长联,他就能背下来。
除毛泽东给予长联高度评价外,1959年,董必武到昆明,作了《游昆明大观楼》一诗:“昆明大观楼,一揽湖山胜。髯翁长联语,今古情怀罄。”1961年1月24日,郭沫若到昆明游大观楼时,也曾挥毫题诗一首《登楼即事》:“果然一大观,山水唤凭栏。睡佛云中逸,滇池海样宽。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我亦披襟久,雄心溢两间。”1963年,陈毅因公来昆明,也作了《船舱间悬孙髯翁大观楼长联读后喜赋》:“滇池眼中五百里,联想人类数千年。腐朽制度终崩溃,新兴阶级势如磐。诗人穷死非不幸,迄今长联是预言。”这三位领导人和文人也都在诗中对长联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之情,特别是陈毅的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明了长联的历史意义,言简意赅,深入透辟,道出了人们今天仍然珍视长联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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