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假设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开始更多地追求体验异地人文和生活，以旅游演出为代表的创意旅游已经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主流途径之一，社区居民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载体，其本身已成为旅游的主要吸引物。一般来说，居民的参与度越高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也越高，而居民的参与度越低对旅游开发的负面感知也越高，即支持度越低[19]。张铭心、徐婉玲(2010)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应将文化遗产与遗产地社区利益主体纳入整体研究视野，达到文化遗产与遗产地区社区的“双利共生”状态[20];社区参与对当地旅游资源的保护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居民参与到民族文化创意旅游的开发和管理，可以更好地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对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据此，本书提出假设1:
H1: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的创意旅游开发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少研究指出，居民认为个人从旅游中获得的利益很少，真正获益的只是一部分人，而且旅游发展带来更多的经济成本[21];在关注居民经济影响感知的同时，国内学者对社区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感知也更加重视，研究表明多数社区居民认为旅游发展使得民族文化创新加快，居民素质提升，生活方式逐步变化。影响感知的因素很多，居民参与旅游决策或对旅游业的控制程度是主要的影响方面，熊剑平、刘承良、颜琪(2008)发现景区经营管理水平对居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整体的感知存在正相关关系[22];孙新、赵振斌、邓李娜(2009)发现旅游开发对当地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样式有很大影响，但对民族语言和服饰等影响并不显著[23];李琛、葛全胜、成升魁(2011)发现旅游地居民对经济影响的感知态度更易倾向于正面感知，而对社会文化和旅游环境负面感知则强于正面感知[24]。但整体来看，社区参与对旅游开发感知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据此，本书提出假设2:
H2: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的创意旅游开发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区居民是旅游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对创意旅游开发的感知是决定其态度的重要因素。对于旅游地居民感知和其态度的关系，杨兴柱等(2005)依据感知—态度—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构建农户参与决策行为的概念模型[25];杜忠潮、耿涛(2008)发现居民经济利益感知同其旅游支持态度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6];李婷婷、骆培聪(2009)发现旅游业居民的开发感知、态度及旅游地的发展程度与其给社区带来的消极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和环境影响呈负相关关系[27];杜宗斌、苏勤、姜辽(2012)发现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是社区参与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两个中介变量，都显著引起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28]。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与其开发感知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庄晓平、朱竑、邓素球(2012)认为旅游发展程度越高，居民对旅游开发中分配公正和公共利益的关注越明显[29]。综合上述分析，本书提出假设3:
H3:开发感知对创意旅游开发中的社区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概念模型
根据上述假设，本研究尝试引入旅游开发感知作为中介变量，将社区参与作为自变量，将居民对创意旅游开发的态度作为因变量，考察创意旅游开发感知在社区参与影响民族地区居民对创意旅游开发的态度的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探讨社区参与对居民创意旅游开发态度的影响机制。在回顾社区参与、旅游感知和社区态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创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社区参与、开发感知和社区态度的概念模型(如图2-5)。此概念模型包含三个潜变量，其中社区参与是外生潜变量，属于自变量;旅游开发感知与社区态度是内生潜变量，其中开发感知为中介变量，社区态度为因变量。潜变量之间存在三种假设路径，各假设路径说明变量之间的显著因果关系，其中开发感知对社区参与和旅游态度的关联具有中介效应，组成了一个自变量变化→中介变量变化→因变量变化的因果链。
图2-5 研究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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