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特质

三、中华文化的特质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互不相关的文化要素杂乱地混合而成的。每当我们谈论某一个民族或某一种类型的文化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民族或那种文化类型的整体特征。而一个文化整体特征的形成，必然与生活在一定环境中长期生存的人群（民族）的心理文化有关，必然与特定环境中的人文地理有关，必然与特定环境中特定社会实践的长期发展有关。空间、时间、创造文化的主体，这三要素缺一不可。中华文化的特征就是农耕文化，由于环境特色和历史发展走势的影响，使它具有内向、和谐、重伦理、自强不息、追求真善美的总体特色。

1.地理环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华夏文化与荆楚文化汇流而成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的融合。虽然二者之间有着区域文化的不同特色，但从整个中华大范围来看，它们的共性要大于个性。也就是说，它们同属于农耕文化，共同处在一个半封闭的环境之中。所以它们融合为中华文化一体之前或之后，都共同受着这个特征的大地理环境的影响。

中华文化产生于北半球“中纬度文明”的最东端，相对世界上其他几个古代文明区域而言，是相对孤立的、封闭的。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即封闭。翻开中国地图会看到，世界的屋脊雄踞于中国的西北之隅，以帕米尔高原为核心，向中国辐射形成一系列的高山峻岭，其中有中国最大的两条山系。一条是东南走向所形成的青藏高原（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合围而成），这里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冰山雪峰，直入云霄，死死地截断了中国西部的出路。一条是东北走向的天山—阿尔泰山—萨彦岭—外兴安岭所形成的横亘在蒙古高原外围的天然长城，它隔断了中国向西北和北方的通道。老天在帕米尔写下的这个“入”字山系走向，恰是构成了封闭中国的骨架。

当然，在西北，有一条“丝绸之路”可以与西域沟通，但这绝不是一条充满飞天轻歌曼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浪漫之路。张骞通西域，司马迁用了一个“凿通”，可见是非常费力的。西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南北两条。无论哪一条路都需要经过茫茫戈壁和荒漠，还要爬越帕米尔高原的葱岭才能到达西域，一次行程少则二三年，如遇到兵荒马乱，则更难预料。张骞第一次出西域就被匈奴半道捉去，一关就是十余年。在汉代丝绸之路畅通时，使者出西域“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史记·大宛列传》）。一直到唐代，玄奘还向人们诉说丝绸之路的艰辛：“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曼，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没有十二分的勇气和坚强的体魄以及执著的信念，人们是不敢在丝绸之路上奔走的。当初张骞第一次出西域，随行者100多人，归来时竟然只有一人伴随。法显西行，首尾达15年之久，同去者11人，东归者仅他孑然一人，“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法显传·跋》），自己想起来都后怕。唐朝时，玄奘作出了榜样，于是去天竺取经朝圣者前后数千人，但死里求生，终成正果到达印度者不过几十人，余者或成了沙丘白骨路标，或为高山所阻半途而废。

在中国的东面则是浩瀚的大海。这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它不像古代西欧和罗马，有曲折的海岸、无数的港湾，还有距离海岸不远的星罗棋布的岛屿。中国海岸的性质有所不同。杭州湾以北的海岸除了山东半岛的部分地区外，大部分都是淤泥质的平直海岸，缺乏天然良港，沿海岛屿也稀疏。在古人看来，发展航海业没有经济价值。相反内地的黄河流域，正处在古代农业文明高度发展阶段，谁也不愿舍易求难，漂洋过海去讨生活。南方的海港虽有良港，但沿岸大多为未开发的山区，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们也还没有发现海洋的价值。虽然唐宋时期，中国人在海洋上也小试牛刀，可是历史走向并未按此方向继续。在世界市场形成的关键时刻，是政治体制断送了中国的蓝色之梦。中华文化也就一直被定格在这黄色版块之上，成为所谓“大陆民族文化”。

中国的地理环境虽然封闭，但并不落后，这得益于三个方面：

其一，封闭虽有其缺陷——使民族缺乏交流，而没有交流的文化是没有活力的文化，但封闭也阻碍了外来民族的破坏性侵略，同时，使中华文化产生“保护性反应机制”。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时代，任何一次蛮族的入侵或大的战争都有可能使一个较为发达的文明从头开始，这种例子在世界上并不罕见。而中国则尽可能地避免了这种灾难，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层的文明古国。虽然华夏文化也遭受过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但这时的中华文化已经强大得足以融合征服者的文化，征服者无一幸免地以自身文化被征服而融入中华文化之中。这既增加了中华文化的新鲜血液，也是保持中华文化长期不落后的有利因素之一。

其二，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相当优越，它有肥沃的土地，温湿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老天的恩赐使青藏高原隆起，改变了亚洲东部的大气环流，形成了东亚季风气候，对农业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雨露的惠泽。就土质、环境、气候而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几个古典农业文明发源地，都没有中国文明发祥地这样优越的条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即使用简单的工具就足可养家糊口，并略有节余来创造精神文化。不像古希腊人，仅因人口增长就不堪负重，被逼得漂洋过海，建立殖民子都。这为中华文化能长期保持先进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其三，中国虽然封闭，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这不仅弥补了缺少交流的不足，而且使中华文化在自身地区文化的不断碰撞、融会、交流、创新中既得到发展，又保持了自己的特征与风格。有人将中华文化的领地和地中海文明区作了一个比较：“在地中海沿岸，罗马、雅典、巴格达和开罗相互之间的直线距离在1000～2000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在东西3000公里，南北1000公里的范围内，密集着举世闻名的四个文明中心。然而以这种文明中心分布的地理格局与中国比较，它只相当于我国的轮台、嘉峪关、旅大和西安之间的直线距离及其所构成的地理格局。”（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正是这种辽阔的地域，使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加上它一开始就以“车同轨，字同文，行同伦”奠定了坚实的整体基础，从而使任何一个外来民族或外来文化都不可撼动其根。

2.汉民族心理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中华文化的形成是荆楚文化与华夏文化交融的结果，但在二者的融合关系中，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文化是以胜利者的高位文化的姿态参与的。所以汉人的民族心理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楚文化的创造主体绝大多数也是汉人，就更强化了这种心理影响以及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其后陆续融入的少数民族文化，不能改变这一总的趋势，只是为之增加一道道绚丽色彩而已。当然，民族心理本身也是文化的内涵之一。反过来，一定文化对民族的心理形成也有着影响作用。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汉民族的心理最突出的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敬鬼神而远之。这与华夏民族的主体——农民的生存方式与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然条件相对好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日复一日的程序式生活。一年四季，春种秋收，夏暖冬寒，未来都在预料之中，少有突法变故。所以，当希腊人正在奥林匹亚山上与神灵浪漫的时候，当东亚西伯来人苦苦盼望救世主基督耶稣的时候，中原华夏民族正低头看脚下的黄土，注重着如何在土里刨食，他们关注的是现实社会。正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驳建立礼教议》）就是说他们除了关心人间现实之外，并不关心宗教来世之类的虚幻事物，“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当然，古代华夏民族并不是完全没有想象力，他们也有神话，也有神灵鬼怪的创作，但他们从心底里不蛮信。孔子就表示，对鬼神敬而远之。对可敬畏的大神尚且“远”之，对一些小打小闹的怪、力、乱则采取不屑的态度，如是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一种心理对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使得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个没有什么宗教心的民族。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基本上对一切外来宗教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也基本上没有出现全民族宗教痴狂的愚昧局面。即使有，也是短时间的、局部的，造神也快，倒神也快，从而使中国封建文化和统治更具有“理性”，也就更顽固，更难被击破。

其次，中心意识强烈。几千年来，华夏民族都以为自己是中心。从哲学上说，天、地、人，人在天、地中间。在地域上则总是咬定“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在国家的政治观上，从来都以“中央帝国”、“天朝上国”自，享受惯了万国来朝的惬意。直到17世纪洋人利玛窦来华，展示“坤舆全图”（世界地图），发现中国并不在世界的中心，才使封建士大夫们大跌眼镜，但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观念。这种心理的形成与封闭的地理、局限的认识水平和长期中原发达、周边相对落后的历史有关。反过来，这种心理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有着巨大的两面性。在积极方面，它能给人一种自豪感，增强爱国心和民族凝聚力；在消极方面，它能造成一种“夜郎自大”的心理障碍。真理越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自豪就会变成自大，自大就会在狭隘的情绪下演化成盲目排外。“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强烈的自恋情绪就会影响向外发展。

再次，对大海情感淡薄。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土生土长”，不习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当弄潮儿。他们擅长的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研究精耕细作，研究兴修水利。他们宁愿费九牛二虎之力将大海推远一步，夺一点土地来耕种，也不愿走向大海讨生活。一句话，他们钟情于土地，而淡薄于大海，连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也莫不是这样——千古一帝秦始皇来到大海边也是望洋兴叹，除了刻石到此一游外，就匆匆掉头向西、向北，宁可到大沙漠讨土地，向南、向原始森林要水田，再也没想过大海。他觉得那里是神仙出没的圣地，不是他人间大帝可染指的领域。这种心理传染给了汉武帝、魏武帝，向西北屯垦耕植就这样一直作为国策固定下来，向大海要神仙长生不老丹就成了皇家秘事传了下来。而平头百姓，黄土地既能养活他们，又能埋葬他们，他们也就无求于大海，对大海持淡薄态度就更属自然。偶尔想到大海的也有，如夸父逐日，口渴，把大海也喝干了；精卫填海，把口都磨破了。这是怎样一种心情啊。大海可有可无，喝干了就喝干了；大海是害人的去处，应该填了它。更多人把大海只看作是天地的尽头而已，“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尚书·君奭》）。习惯于在黄土地上耕种的人们很难想象出海求生。孔子虽然也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不过是政治上失意后发发牢骚罢了。对海洋淡薄的心理，长期阻碍了中国人向海外发展，也使一半黄土一半海水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中华文化缺少了一些“蓝色”。特别是在15～16世纪，正是世界文明的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却轻率地选择了“海禁”政策，将自己与世界文明的发展隔开了一道鸿沟。

最后，好静求和。华夏民族生息的地方，山比水给人的印象更深。三山五岳，大多集中在这里。山给人一种沉着、稳重、安详、静谧的启示。山中的丰富宝藏，养育人类的伟大，都蕴涵在这静穆之中。“静”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种“美”德，也就有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仁”是儒家至高的境界，在这里把它摆在智之前，正是反映了华夏民族的好静心理。在山和土地之间的农耕生活，也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生活，而共耕的农业和村落聚居生活需要一种和谐，这就使人们养成了希望安静和谐的心理。它给中华文化最大的影响就是追求稳定，保持传统，但也会偏于保守，不希望剧变。它能促使团结，爱好和平，追求太平盛世，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太平皇帝”、“太平道”、“太平天国”之类，同时也会催化出“不患寡，患不均”的绝对平均主义，说到底是小农经济下的一种心理反映。

除了以上说的心理特点外，汉民族本身分布极广，地域条件、社会原因、历史演变等千差万别，心理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以至于历史上形成了各地域人们的心理表现出不同的性格。鲁迅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王国维则说：“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实行。”

可见，不同地域社会人群的心理汇成为大的地域文化时是有差异的。尽管一切都在变，都会变，但相对的稳定就是特质的表现的依托。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的感觉中，“北方的文化像高山一样崇高、庄严、敦厚、朴实、壮阔，而南方文化则像清水一样灵秀、柔情、细腻、飘逸、梦幻。这实际上是同一文化的两种异质”（和文军《人文地理与中华伟人》）。

3.中华文化的特质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和，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的活动方式。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全部的活动方式，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等的总和。它相对其他民族文化而言，有着自己的本质特征，概括起来表现为气质的内向型、风格的和谐型、内核的伦理型，有强劲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其最高境界是审美的。

第一，内向型的气质。中华文化自秦汉定型后就显示出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中庸》）在当时中国人看来，世界大概就这么大了，周边即使存在其他民族，也不过是些戎狄蛮夷诸族孑遗，其文明程度不过尔尔。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事办好，也就能润泽天下，化及野蛮了。于是，从文化本质上，从历史责任感上，自我形成一种内向型的气质，偏重于内部的自我开拓与建设，内心的自我反省与升华。其结果是内部的开拓与建设的成就、内心的反省与升华的感受都更强化了文化的内向型气质。

自秦汉到盛唐，乃至到明末清初，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处在世界先进之列。英国学者杰弗林·巴勒克在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时就说：“西欧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西欧黯然失色。”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专注于内向的开拓，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以勤劳的双手开发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进而开发珠江流域，开发大西南，开发大西北，开发东北平原，有着忙不完的事，而且成绩斐然，把一块古老的土地整治得文明发达。这就更加深了极富尊严感的自我意识和深沉执著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成就感、自骄感也并不是完全凭空自大的，张骞从西域风尘仆仆地回来，就告诉我们西域虽广，不过是荒漠一片；唐玄奘万里迢迢从南亚回来，带回的信息也不过是茹毛饮血。走出去的还有法显，有杜环，有郑和，他们带回来的都是腥臊、野蛮、未开化的印象，“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月是故乡明”得到了印证。而长安街上络绎不绝的波斯商人，国子监里皓首穷经的东洋游子，也证明了中华大地对四方的吸引力。

中国人不关心彼岸世界，但却非常注意内心的开拓，把心看作是一个宽阔无垠的海洋，是个深奥莫测的天地。当希腊文化热衷于向自然开拓，中东印度文化痴迷于向神灵世界开拓时，中华文化则倾力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和自我的“内在超越”。综观几千年的中华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宗教与科学理论都不发达。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着重的是内省于心，一切都要求要符合于“礼”，轻视的是察识物理。这一特征可以说从儒家祖师孔子到近代最后一个鸿儒梁漱溟是一脉相承的。梁漱溟曾说过：“向外用心于物，似乎可以察识物理，可以产生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但岂不离开了反躬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的道路……修身慎独正所以发挥吾心之全体大用，若一入手便心向外用，岂不背离孔门学派乎？”（梁漱溟《论宋儒朱熹氏在儒家学术上的贡献及其理论思维上的疏失》）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内向的根源就是不肯背离孔门学派。从哲学角度看，中国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持论是“受命于天”，一切自然运动、人事变迁都由天的意志所主宰。天神观阻碍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医学的发展的。后来发展出理学，其“理”与“天”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心”学，则更是倡导内求方法，认为“天”就是“心”，天在心中，提出所谓“格物致知”。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是偏重伦理、政治的，是把真理与至善当作一体的，并且是以求善为求真的途径和目的的。这种主观求内的方法，实际上是将认识活动完全导入道德修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弃外求内的认识方法与科学探索的根本规律和认识方法是南辕北辙的，中国古代哲学只能说是某种内省的智慧，所以它不能指导中国古代科技走向更高的发展，而始终停留在对自然界笼统、直觉、模糊的认识上，这不能不说是民族文化的一大遗憾。

第二，和谐型的风格。中国人在本质上是个农耕民族。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要适应四时气候，农业生产要与水土相宜，还需要人的协作，并产生聚居。总之，这一切都需要和谐。在“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古人追求的就是平静和谐的生活，创造出了和谐风格的文化。

从中国传统哲学看，古人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种和谐，人在宇宙中，是和谐的一个部分。所以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它们都关注一个共同的命题——天人关系。讨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产生和谐的意识，接受“天人合一”观。

文献上最早记录天人关系的是有关“天人感应”的观念，这种观念至迟在盘庚时代就已经产生。《盘庚》中说：“先王有命，恪谨天服。”《微子》上也说，由于殷王荒淫暴虐，“天毒降灾荒殷邦”。到箕子的《洪范》，更系统地总结并表述了“天人感应”的观念。他在陈述洪范的来源时，借远古传说认为鲧不按照天的规定办事，德性不好，天就发怒，不把“九畴”传授给他；禹能够按照天的意志办事，德行好，取得了成绩，天就高兴，把“九畴”传给了他。而在阐述“九畴”之八的“庶征”时，他更是从气象的角度讲天人感应。按照“庶征”的意思，一年中有下雨、天晴、暖和、寒冷、起风五种现象，如果五种天气齐备，各自按照时序发生，就会草木滋生茂盛；如果一种现象过多，就会凶险，过少，也是凶险。而君王的行为是可以感受上天的。当他的行为肃敬，天就及时下雨；行为符合义，就及时天晴；行为明智，就及时温暖；行为谋划周到，就及时寒冷；行为高明，就及时起风。如果君王行为狂妄，就老是下雨；行为不合常规，就老是天晴；行为贪图安逸，就老是天热；行为过急，就老是寒冷；行为昏蒙，就老是刮风。由此可见，这是典型的农耕民族的天人感应观念。董仲舒就是靠在“三策三对”中向汉武帝大谈天人关系而走红的，而他系统地宣传其天人感应思想是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此后刘向著《洪范五行传论》，把《洪范》与历史、政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天人感应学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到东汉的班固著《汉书·五行志》，熔董仲舒的阴阳学说和刘向的五行学说于一炉，大肆宣扬灾异观念，大谈天人感应。总的来说，孔子创立儒学，偏重于政治伦理，轻于本体论的探讨；董仲舒、刘向等看到原始儒学的这个空白，便吸收了战国以来流行的老子学说、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学说加以改造，由天人感应到天人相类，再到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以作为儒学的哲学基础，从而使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在正统儒家文化中凸显出来。它与儒家的“仁”、“德”学说合一，处处强调一种和谐，他们追求的文化和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天”与“人”之间和谐、“知”与“行”之间统一、“情”与“景”之间交融的“真、善、美”的统一体。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君明臣忠、政通人和，经济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际关系上睦邻亲善，家庭关系上长幼有序、孝悌祥和，对待大自然也要讲究和谐统一、和睦相处。

第三，伦理型的内核。中华民族的根基是农耕文明，它形成过程的社会基础是以父系家长制演化而成的宗法制。所以，秦汉以后，以孔子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很少关心彼岸世界和外部世界，也很少去思考玄而又玄的哲学，而是重现实，重人生，重人伦关系，体现了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基调，形成了伦理型的内核。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首先，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很受重视的。《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中庸》说人可以“与天地参”。《礼记·礼运》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被推到“万物之灵”的崇高位置，所以才有“天人感应”、“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之说。也正因为这样，研究人的伦理道德的学说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内核。

其次，中华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源于氏族社会家长制大家庭文化。中国由原始社会跨入文明社会国家的门槛时，走的是氏族内部发展而成的道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没有被彻底打破，父系制大家庭成为新的国家组织形式的基本细胞，以家长制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也就大量积淀下来，并作为处理家庭、宗族、国家、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依据。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文化自然是伦理型的。经过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一套规范这种伦理关系的制度文化——礼制。

礼制是从尊祖观念和祭祖行为开始的，追根溯源，可以说早于虞舜时代就开始了。到了先秦之世，自天子至庶民，都需依时祭祀祖先。祖先的神位供奉于庙中。为了维护社会的尊卑秩序，同样是祭祖，礼制却有严格的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祭于寝。

在日常生活中，礼制对人伦的约束也时刻表现出来。如笏的使用，据《礼记》记载，天子的笏称珽，大夫的称荼，大夫以下的称笏。天子的笏（珽）由美玉制作，形状方正，有正天下之意；诸侯的笏是象牙的，上圆下方，以表示恭让天子；大夫和士的笏上下都圆，表示无所不让之意，且是竹制的，不过大夫的以鱼须饰其侧，士则不许这样做。从这里可以看出，笏不但是记事工具，也是个人身份的象征。其实，按《晋书》的说法，“古者贵贱皆执笏”，有事则搢之于腰间，是常用之物，只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它被注入了伦理的规范。

礼到周代已经非常复杂，经过春秋战国的动荡，眼见就有灰飞烟灭之势。孔子穷其一生精力就是要“复礼”。秦汉统一后，孔子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礼制文化对大一统的政治实在是太有效益了，所以得到光大。董仲舒重新塑造礼制，就有了“三纲五常”。他将孔子的“仁”“德”，孟子的“仁义礼智”都纳入程式化的伦理框架中，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得以比较轻松地维持下来，人们的思想也就长期被框在唯唯诺诺的精神世界中，个个都以谦谦君子为楷模，谨小慎微地为人处世。当然，以伦理型为内核的中华文化也有很大的优越性，去掉其中非理性的等级因素，从处理人际关系来说，它有积极的方面。它尊重人际关系中的和谐，提倡相互应尽义务、尊重人、理解人，看重社会的整体共进，这对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第四，强劲的生命力和凝聚力。除中华文明外，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曾出现过不少灿烂夺目的古代文明，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地中海迈锡尼—克里特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等等。但这些古老文明如划过长空的流星，无一例外地消失在茫茫的历史记忆之中。金字塔下的法老连人种都换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只能在泥板书上去认知；哈拉巴繁荣的都市成了废墟，达拉毗图人在这里又从原始社会开始；迈锡尼—克里特被埋在灰烬之下，连原因都不知道；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还算幸运，但它也被蛮族的利剑斩断了整整一千多年。只有中华文明，“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也就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被中断过文化传统的国家。可以说从夏朝开始，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动乱，改朝换代也如走马灯似的变幻，但中华民族深处的价值体系却保持着超稳定状态。这是一个历史奇迹，不能不说中华文化从本质上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这种特征的形成，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可以探索。

一是中华文化延续、发展的主要承载体——汉文字。汉字可以说是世界上生命力最强的文字了。虽然其发展与世界上其他所有文字一样经历了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的初级阶段，但在迈过表意文字进入表音文字（字母、音节）的门槛时，奇迹般地定格在表意、指示、表音混合用的阶段。从文字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这并不是它的先进性。但就是这种不太先进的方块字，蕴涵了极强的生命力。虽然经历了从甲骨文到金文、篆书、隶书，再到楷书的变化，经历了从繁体到简体的改变，但都是一种渐进、稳定的发展，没有超出最基本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构字原则。正是这千古不变的天下同文的汉字，成为后人与前人沟通的桥梁，并以它的简约、形象、易记等优势，铺就了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坦途。

二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和文化精神。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文以载道”的道德使命感和承传春秋的历史使命感，在他们的辅政下，使得“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这种承前启后的文化传递成了惯例。更主要的是大一统政治下的封建体制的超常规的稳固，给为其服务的学术传统和文化精神以实实在在的保障。即便是在动乱和分裂的时代，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没有位移，其文化精神也就不曾崩溃。这就出现了在南北朝时期，无论在分治的南方还是北方，中华文化的经学和史学的学术研究都在繁荣发展，可见其活力之强。

三是地理环境的“保护性反应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指其对外部文化侵入时的单纯防御性的保护作用，而且指其当外部文化侵入之后对异族文化的同化或融合能力。前者可以说具有消极性，有碍与异族文化的交流，后者却是具有积极性的，它保证了中华文化能持续发展的活力。这种“保护性反应机制”的形成与表现，不仅仅是地理环境意义上的，它使文化也具有了这种机制。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偏远的半封闭式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起了屏护作用。比较世界上其他几个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区，那些四冲之地的文明都是不长久的，特别是亚、非、欧三洲交汇地带，更是各民族登台表演的舞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一个接一个兴起又倒下去，这里的文化也就此兴彼灭。而中国就避免了灾难性的入侵所带来的文化中断。由于长期的向内经营而形成的稳定（包括文化上的层层壁垒的构建，如方块字），短暂的少数民族统治也不能改变这种政治、文化的传统。有学者比较了19世纪的中国和印度，认为若两者互换一下地理位置，那么两国的近代史也许不会与已经形成的相同。其实，事情还不能简简单单从地理环境来比较，应该还有文化层面上的自我保护屏障。另一方面，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文化的高位势，从而成为各族文化融合的蓄水池。早在4000年前，肥沃的黄河、长江流域就出现了先进的古代文明。秦汉开始，中华文化已走向新的高峰。尽管历史上中原屡屡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几次政权易手，但终因征服者的文化与华夏文化在发展水平上差距太大，结果都被处于高位的华夏文化所包容，就像一涓涓溪流汇入到巨大的蓄水池。除了这种被动的吸纳外，更可贵的是中华文化对周边蛮夷文化的主动吸收，如“胡服骑射”，就是典型范例。

四是中华文化本身顽强的内聚力。中华文化的内向、和谐和重伦理等特征聚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精神，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表现在上层建筑，就是中国人不仅追求政治上的“大一统”，而且追求文化上的“大一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不但有“四合院”，还有“围屋”，有坞堡，有祠堂，还有宗法制，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致八国联军总司令在攻下北京后，仍不得不哀叹，任何一个列强要想统治中华大地上这四万万生灵都是万万不能的。他实质上是感觉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内聚力，它是枪炮轰不开的。

第五，其最高境界是审美的。中华文化心态的终极是审美的，是一种美的追求。印度的前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曾说：“中国人是爱美的。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宫殿。一切物体——城市与庙宇，田野与花园，桌子与椅子，小小的茶杯和筷子等，中国人都想把它变得美丽。最贫穷的仆人也以其美的方式吃光剩饭。美是他们生活的面纱，是他们田园的色彩。”虽然说的很具体，但它也揭示了中华文化最动人的地方，即最高境界是对美的追求，一种和谐美。和谐之所以美，是因为亲善的内质，而这种内质的根本在于真实。

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华文化的结构作这样的理解：“天人合一”是其基础，它追求的、体现的是“真”，也可以说中华文化的本体观是“真”，真实地反映世界，反映世界的真实；由“天人合一”派生出的“知行合一”，体现的是“善”，也可以说中华文化的认识论是“善”，中国人走的是由善求真的道路；同样由“天人合一”派生出的“情景合一”，体现的是美，可以说中华文化最终追求的是美，包括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和谐美。

孔子的儒家思想也反映了中华文化这种追求真善美的基本特征，其相应的部分就是“礼”、“仁”、“乐”。

孔子说“礼”，就是想强调秩序，符合天道的秩序，真正达到天人合一。因此，在他老人家看来，“礼”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哪怕是强制，人们也必须服从于它，也只有遵从它才能出现一个美好的社会。

孔子说“仁”，是为说“礼”服务的，“仁”学又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因为孔子更关注的是伦理，是一种内向的学说。如果说“礼”是由人按天道原则设立的外在的人文秩序、游戏规则，那么遵守这个游戏规则的人才是使游戏玩转起来的关键。所以孔子提出用“仁”来教化人们，怎样来自觉遵守游戏规则。所谓“仁”就是人对于人所产生出的最大诚意，它是由善和爱构成的一种心灵深处的力量，是天赋的，一旦被激发出来，就成为一种自然的实际行动。一个遵从“仁”的人，就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如果人人都是君子，“礼”就自然行于大地，社会就会回到美好的“大同”世界。但由于人受环境影响并不能保持天生的“善”，所以“仁”就要求不断地内省，通过自我约束来限制人自身的“恶”，这是一种向“善”靠拢的自觉行为，即所谓“慎独”，自己时刻拷问良心，而不是向神忏悔。通过“慎独”向善，达到“礼”的要求，就完成了“知行合一”的过程。

孔子说“乐”，已不是单纯的音乐了，而是超越了一切规范、一切外在限制的心灵感悟，是广泛宗教意义上的一种生命体验。“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智者乐水，任者乐山”，“一知者乐”。一个人如果真正懂得了“乐”，那他就置身于宇宙和自然的无限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得到了“情景合一”的至美感受，也就实现了生命自身的解放，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概而言之，“礼”是外在的秩序，是“天人合一”的体现；“仁”是内在的约束力，是“知行合一”的体现；“乐”是对自我的肯定和超越，是“情景合一”的体现。三者复合地统一起来，体现的是一种和谐，这就是儒家思想为人类指明的人文精神要素。这些要素天然就倾向于人生的美学，而不是倾向于世界本体的哲学，这就决定了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的审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