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神灵信仰

二、民间神灵信仰

民间信仰是广大老百姓的信仰。由于宗教理论家不想呆在民间，而小小老百姓也需要精神寄托，他们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口传能力极强，于是他们有了自己的信仰和崇拜的神。他们的信仰自成一路，是不成体系的体系。他们的神灵也是很随意、很多的，包容性极强。他们的思想与意识看起来像宗教现象，可与宗教信仰不同；他们的行为像迷信，可又不完全是迷信。它体现的是一种民间文化、风俗，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在民间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神灵崇拜。这些神灵大多是在西汉以后，尤其是唐宋以来发展起来的，并有一个从地方性到全国性的发展过程。

1.福神

福神是我国旅游中见到的最多的神祇之一，也是民间最喜爱的神。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时，在除旧迎新的声声爆竹中，代表吉祥如意的“福”字一夜之间就贴遍了神州大地，可见“福”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百姓千百年来对生活渴求的至高境界。所谓“福”，按汉代《说文解字》的权威解释是：“福，佑也”。所谓“佑”，即“助也”。生活能得到某种安适的庇护与保障，在古人看来就是福。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时不期望着有“福”，于是就有了“佑、禄、、祥、祉、祚”等不同场合的文字表达。这些丰富的表达在《说文解字》中都被解释为“福也”。人们渴望“福”，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就是礼拜、祈祷。许慎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祷，告事求福也”。看来向神灵乞福的做法很有些年头了，但又是什么时候人们将这种泛神祈福转变为对专门神的祈祷，最终演变成家家户户贴“福”字的风俗呢？又是谁被百姓推上了福神的神坛呢？

民间认为福神就是道州的阳城老爷。据正史《唐书》记载：阳城字亢宗，唐代定州北平人，后搬迁到陕州夏县。德宗年间（780～805年），阳城在朝廷任谏议大夫。他生性耿直，直言敢谏，尤其对宦官专权的腐败政治非常不满，因此在朝廷不吃香，最终因弹劾奸相裴延龄，遭小人暗算，惹怒龙颜，被贬官降职，赶出京城到蛮荒的道州去当刺史。其他古籍也记载说，好在阳城心胸开阔，早把官场看透了，道不合不与为谋，遭贬后并不留恋京城，打点起行装上了路。行了一月有余，进入湖北襄阳地界时，一天驻宿驿馆，夜里有五位童颜鹤发的老者来探望他，说是受道州乡亲们的委托前来迎驾。谈话间，希望阳城老爷到任后多为道州百姓做点好事。阳城见淳朴的道州乡亲不远千里来迎接，很受感动，殷殷期望又激起了他的一腔热血，有心到任后为百姓多做点实事。为了今后还能向五老讨教，便问他们家居何处？五老回答说，就在道州城外西北五里处。阳城为感谢五老的远迎深情，送他们各一匹彩帛，还说自己偶感小疾，将息两日即行，请五老先回。

阳城到任后，忙了些日子，当安顿料理差不多时，便又想到了五位老者，要去寻访他们。可人们告诉他城外西北五里并无人居，只有一口五龙潭。阳城不信，执意寻去，结果到了所寻之地，只见一座小山坡，坡下是一口大水潭，除了莫测深水，峥嵘怪石，并无人烟。阳城正在疑惑，突然看见潭边草地上丢有五匹彩帛，捡起一看，正是自己送给那五位老者的，他顿时醒悟，五位老者原来是这里的神仙，神仙在点化他：做官要为民做主。此后，阳城谨记五老的嘱托，勤政爱民，为道州百姓造福。时值唐王朝日趋腐败，天子耽于声色犬马，地方官吏投其所好，争相贡献。道州官吏别出心裁，搜罗民间侏儒送到京城去作贡品，呼之为“矮奴”，供皇亲贵戚们狎玩。皇上一高兴，就将矮奴之贡列为定制。恶例一开，年年索贡，道州侏儒被搜寻殆尽，地方官吏就残酷地将民间孩子从小弄残致矮以作贡品。阳城到任后见当作贡品送京的矮奴与父母生离死别，哀号震天，惨不忍睹，认为这种地方官邀宠的上贡是伤天害理，决心革除这一恶例。年岁将尽，朝廷又多次下令催贡。阳城冒着丢官风险，直接上书德宗皇帝说：“臣按五典之书，任土贡，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出，只有矮民，无矮奴也。”还说：“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贡。”义正词严，有典有据，有情有理，问得德宗皇帝哑口无言，只得罢了“道州任土贡”。道州因年年进贡“矮奴”而残害儿童的虐政自此结束，道州百姓闻之视为福音，奔走相告，欢欣雀跃。当时道州百姓负担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阳城任职期间，不忍盘剥百姓。为了让民休养生息，他继续不断上奏朝廷请减赋税，份份为民请命的奏折椎心泣血。同时他还要求手下的衙役们体恤民艰，对穷困者的税赋能减的减，该免的免，不可强夺逼催。由于完成不了朝廷的赋税任务，他多次受到上司的斥责，皇上也觉得他不识时务。在坚催厉逼的重重压力下，阳城又不忍用百姓的血泪来保自己的乌纱，终于在一天早上，他将州官大印连同官帽一起挂在衙门大堂上，带着妻小悄然离开了道州，从此不再为官。

消息传到朝廷，不少有良知的人为之叹息，连当朝达官韩愈、大诗人白居易等也对阳城的善政和勇气十分敬佩。韩愈说：“道州守阳公贤也。”白居易则专门作了一首《道州民》的诗，真实地反映了道州百姓受阳城之惠的感激之情：“一自阳城来守郡……民到如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道州百姓确实从心底里爱戴阳城，他们不但在给新生孩子取名时多用阳字来纪念他，还认为这种能给百姓福祐的清官是天上派下来的神，于是家家户户都将阳城之名供奉在神龛上尊为“福神”，世世代代供奉。据史载，宋朝以后，天下士庶黎民皆绘像敬之，渐成民俗。经过由名字到画像再到只写“福”字的供奉形式，阳城也就由道州本土福神逐渐成了全国百姓崇奉的福神。每逢新春佳节，人们就大书福字，粘门悬壁，希望能致福迎祥。福，也就成了百姓生活中最美好的愿望。

2.财神

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这个道太深奥，太难于理解，民间老百姓就选择了一个最便捷、最合法也最心安理得的取财方式，这就是供奉财神，希望得到财神的保佑而发财，于是有了对财神的崇拜与信仰。而具体的财神，则因时、因地、因民族的不同有很大区别。在汉族地区最常见的是赵公明。

赵公明出身于道教神祇，有人说他是终南山人，自秦时就避世山中，精修成道，成为天神。他最早出现于晋朝干宝的《搜神记》中，是督鬼取人命的将军。在梁朝陶弘景《真诰》中，把他称作土下冢中直气五方神，属于冥神、瘟神一类。隋唐时，民间一直视其为五瘟神之一。直到明代，《列仙全传》中还把他说成是八部鬼帅，不但不给人们带来好处，还暴杀人民。不过，也正是在这时，他的形象开始发生了变化，说他在终南山得道后，被天帝派去协助张天师在龙虎关炼丹。因守护丹炉有功，封正一玄坛元帅，所以民间又称他为赵公元帅。其画像是脸黑而浓须，戴铁帽，执铁鞭，骑黑虎；本事是驱雷御电、呼风唤雨，更重要的是能除瘟免灾，买卖求财，使之宜利。而在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他是峨眉山仙人，帮助商纣王与姜子牙作对，被姜子牙作法射死，但在最后封神时，又被姜子牙封作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下辖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因此，他的身价在民间顿时倍增，被封为财神。明代小说故事发达，于是有人另为赵公明编了身世，说他姓赵名朗字公明，是三国时赵子龙的弟弟。还有人说他是回族，缘于“波斯胡寻宝”，善于做生意。回族不食猪肉，故祭祀财神多用牛羊肉。

除赵公明外，民间还有崇拜五显、五通、五圣、五路神、利市仙官、金元大总管或七总管等为财神的。

此外，财神还有文武之说：比干是文财神，关帝是武财神。还有将财神绘为夫妻像的，称财务、财母。更有的说财神是宋人羡慕宰相蔡京有钱而视其为财神，以他的生日正月初五为祭财神日。后来蔡京被贬死，人们才换了皇帝的赵姓。

3.灶神

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要吃饭。而在自然经济时代，做饭离不开灶，且家家户户都如此，于是人们对灶肃然起敬，认定必有灶神，也有称之为灶君、灶王的，它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普遍的神之一。其起源比较复杂，最初见于《礼记·祭法》：“（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泰厉，曰户，曰灶。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可见，先秦时灶神就很有地位了，是保佑人们饮食起居的七神之一。但他是什么出身，说法不一。一种认为他是炎帝、祝融等火神，《淮南子》《古周礼说》《说文解字》皆持此说。另一种认为是老妇，祭祀灶神是为了报先炊之德，持此说的有《礼记》《风俗通义·祀典》等。

汉以前，人们崇拜灶神是出于对火的崇拜，具有自然神崇拜的性质。但汉以后，对灶神的自然神崇拜转化为社会神崇拜，灶神的职责也发生了变化。他不仅仅以火的性能掌握人们的饮食，更掌握着人们的寿夭祸福。因为他作为天帝的督使，下为地精，虽是居一家一户中之小神，但他负责视察这一家的功过，以便向天帝报告，所以全家老少最秘密的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谁也不敢得罪他。《太平御览》《抱朴子》等都说：“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酉阳杂俎》说得更精确：“己丑日，日出卯时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所以，人们都会在灶神升天日祭祀他。也许每个月往返奔波于天上人间太辛苦，宋以后改为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为灶神上天言事日。一般北方是二十三，南方是二十四，也有“官三，民四，蛋五”说，即官府在二十三日、民间在二十四日、水上蛋民则在二十五日祭灶神。所以这一天国人都特别殷勤地祭祀他，有的请僧道看经，备果酒，贴灶马送神。为了让灶王在天帝面前多讲家人的好话，少讲丑话，现实的老百姓还将人间官场惯用的手法运用于祭祀中。有的将酒糟抹于灶门上，谓之醉司命；有的则将饴糖抹在灶神像的嘴巴上，并对他讲无数奉承的话，好让这位天帝派往人间的全权检察官回天庭时讲出话来都是甜甜蜜蜜的，至少嘴巴被饴糖粘住不能讲怪话了。“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这是一般老百姓对灶神的共同要求。灶神上天述职后，一般在正月初一或初三返回人间，于是人们又在这天迎接灶神，即仪式后贴上新的灶神画像。更有虔诚的，一月两次对“一家之主”的司命灶君供奉。近代灶神的面貌被绘成黑面长须，其实，西晋人说“灶神，其状如美女”，“著赤衣”。到后来又说他“衣黄衣，披发”。现在常见的灶神是头戴礼冠，身着朝服，旁边常有一女像，据说是灶王奶奶（有时是两个女像，郭丁香和李海棠）。

至于灶神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庄子》说灶神叫“髻”，《史记·索隐》说是“诰”，《荆楚岁时记》则说灶神名“苏吉利”。《后汉书·阴识传》赞成“灶神名禅字子郭”。《酉阳杂俎》却认为灶神“名隗”，又说“姓张，名单，字子郭”，还说“名壤子”。

还有的认为灶神苏吉利的妻子姓王，名博颊。有的说张单的妻子字卿吉，或卿忌。也有的说灶神夫妻共生了6个闺女，名字都叫察治。还说灶神属下有36神。现在民间普遍认可的是《酉阳杂俎》之说，灶神姓张名单（禅），夫人字卿忌。

4.门神

门神也是中国民间崇拜的最普遍的神之一。因为门户主出入，生活中无时不与之相关，除了吃饭，就是出门而作，入户而息。所以《礼记》规定：“凡士以上各阶层必须祀门，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可见门神与灶神是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的。

门神崇拜的渊源也比较悠久。据《礼记》上说：“君释菜，以礼礼门神。”这是有关门神的最早记载。可见那时已有门神了，但这门神只是泛泛而谈的，没有具体名字。到《风俗通义》和《荆楚岁时记》中，就有了“考证”。说黄帝之时，有神荼、郁垒兄弟俩，都是神人，家住度朔山上的大桃树下。大桃树曲蟠三千里，万鬼出入东北的鬼门，就由神荼和郁垒把守。对于恶鬼，他俩就用苇索绑起来，拿去喂老虎。于是黄帝令人将他俩画在桃版上，并写上他们的名字，在除夕时列于门户，是为桃符，同时还立桃人，悬绑索，以示驱鬼压邪。也有的说，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可见门神画的是老虎而不是人，后来才画勇士当门神。《月令广义·十二月令》说，道家谓门神左曰门丞，右为门尉。盖司门之神，其义本自桃符，以神荼、郁垒避邪，故树之于门。另据《汉书·广川王去疾传》载：“殿门画成庆（成庆是古时的一个勇士）短衣大裤长剑。此门神之始也。”可见至迟在汉代就有在门上画将军、朝官、勇士，贴门画的风俗。也有说汉时门神画的是战国时行刺秦始皇的荆轲；到唐代，门神上的人物换成了钟馗；到宋代靖康以前，“汴中门神多翻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枫窗小牍》）。这些门神都是武士像，并未以人实之。元明以后又出现了秦琼、胡敬德二将军像，还有五色彩绘的温峤、岳飞二元帅神像。此后，门神系统越来越繁杂，文官、武官都有，勇士、谋士俱全，只要是声名赫烈之英雄都会被民间附会为门神，而这种英雄的塑造又主要来自古代小说。明清是小说发达的时代，《说唐》《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孙庞演义》《西游记》等等，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都受到民间的崇拜，甚至成为了民间的神，于是赵云、赵公明、燃灯道人、孙膑、庞涓都成了门神。与之同时，门神的地位、功能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仅只是门卫保安，更兼有祈福迎财的任务，这种功能转化滥觞于宋代。当时门神多画将军、朝官，并画有爵鹿蝠鹊马宝瓶鞍等饰物，这是很有寓意的。绘爵樽是借作爵秩；鹿，谐音为荣禄；蝙蝠，谐音幸福；喜鹊，寓意喜庆；马，借作驿马；元宝，借音驰报；瓶、鞍，借音平安。画面上这八样物景，是喻爵禄福喜马报平安之义，都是包含一种美好的祈愿。到后来就干脆直接将赐福天官画作门神之一，配对的是另一武官像，这样文武齐全了。更有将福、禄、寿三星绘作门神的，其表现形式就是将天官及两个助手绘于一幅画。到这时，这类门神就从门卫岗位退了下来，登堂入室被挂在屋中最尊贵的地方了。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其内容也更丰富，功利性、世俗性更突出。比如，具有普遍意义、抽象概念的幸福之神——天官像，则被功名利禄的直接化身——状元像所代替。有了状元，又想荫及子孙，于是与之对应的就有了送子娘娘像。其他还有象征家庭和睦的和合二仙画，能招财进宝的刘海啦，招财童子啦等等大小财神都登台亮相。这时人们对门神的要求已不仅是辟邪免灾，更主要是从它们那里获得功名利禄。

5.土地神

皇帝代表国家政府祭祀天地，于是有了皇天后土。小民没有资格参加这种大典，但小民作为在一方土地上讨生活的人，也企望得到地神的保佑，于是就有了民间土地神的崇拜。

土地最初不叫土地，而叫社神，至今还有地方称之为“社公”、“社公菩萨”。他本是原始宗教自然神崇拜的产物，因土地养育人类万物，人们由衷地敬重他。但“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孝经》）。一般是“二十五家置一社”（《周礼》）。所谓“社”，就是土地之神，能生五谷。国家产生后，统治者认识到，人无土地不能立，人无谷物不能食，土地和粮食就成了立国之本，必须获得这两大物类之神的支持才能统治，于是祭祀社稷成了统治者的必修功课。社是五土（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总神，稷是五谷之长。统一的国家产生后，抽象化的大地之神被称为地祇、后土，由皇帝专祀。而诸侯国、大夫采邑和乡里村社则奉祀本地的社神。秦汉后，专制国家形成，地方诸侯的社神不复存在了，但乡里原始氏族的残余信仰与组织形式却在民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即里社、民社信仰，形成一种聚合本地区、本宗族力量的特殊组织形式，并带有迷信性质。西汉后，封建专制进一步加强，里社组织政治色彩淡化，社神崇拜也难以维持，于是社神转化为单纯地域观念的土地神。在功能上他既继承了传统的土地崇拜观念，又被赋予了诸多社会职能，与老百姓的生活贴近，却不具备政治意义和社会聚合作用，土地的形象也更世俗化、社会化，而成为民间普遍的信仰。如明代就规定每里一百户，设一土地祠。

至于土地的出身，当他还是社神时，身份就较高贵。《春秋左氏传》说他是共工氏的儿子，叫句龙，曾辅佐颛顼，被封为上公，后“祀以为社”。到后来土地神的出现则与小人物挂上钩了。最早的土地见于《搜神记》。据记载，汉末时有广陵人蒋子文，是秣陵尉，一次在追贼人至钟山时，反被贼伤，因公殉职。到三国东吴之初，他的英灵就自称当地的土地，以福下民，要人们立祠祭他，于是被吴国君封为都侯。远古时祭土地神是在二月二日，故《礼记·月令》说：“二月择元日，命民社”。又有“郊社之礼”之说，即冬至祭天为郊，夏至祭地为社。后来也许社神成了后土大神，归皇帝祭祀了，民间的小土地神的社日就移到了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春社）和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秋社）。社日是全村社的集体活动，还有肉吃，很是热闹。汉朝宰相陈平当初在村子里的社日活动中就是负责分肉的，父老乡亲都夸他分得均匀，他一高兴就说：使我得治天下，也能如分肉一样。可见，祭土地神在汉时也很兴盛。土地是各地的一方小神，所以空缺很多，于是各种人物都有可能成为土地神，真正是合地祇人鬼而一了。如伍子胥、陆宣公、武侯、卫公、萧何、曹参、韩愈、薛稷、张旭、岳飞，都成了一方土地神。各地方祭祀土地的日子也往往因供奉的对象不同而异，多与其生日相同。

土地信仰最盛行是在宋代，但这时土地的辖区更小了。因唐代兴起信奉城隍，所以城市基本被城隍占领了，城中的土地也就成了城隍爷的下属，只管一街一坊的地面。城外的土地所管辖的地面也以人间行政区划泾渭分明。民间关于土地的传说非常多，他们的形象往往慈善可亲，尽职尽责为老百姓着想，衣着朴素，有的甚至布衫草履，如老翁，如田夫。有的还有家室，土地公公常配土地奶奶。他们的神通有限，位卑职轻，常常受大神压抑，甚至有更代轮换之变。朱元璋当皇帝后，还剥夺了他们的爵号，但老百姓一如既往地崇敬他们。明代有的土地庙中供奉的还是女性土地，称某某夫人，不能不说是人民对男尊女卑封建礼制的一个挑战。

6.城隍

城隍比土地出现晚，这是因为城市比村社后出现。但城隍后来居上，在城市里不但地位高过了土地，而且屡受人间加封爵位。

最早提及城隍神的前身的是《礼记》，说周天子所祭有八神，排列在第七位的是“水庸”，即沟渠神，原意是沟渠水道的管理员，后来人认为沟渠可以护城，其神也就自然有了护城的职责，可见这就是最早的城隍。此神正式被称呼为城隍则是在《北齐书》中，有慕容俨说：“祷城隍得了他的呵护。”这时城隍的职掌主要是守护城池。

唐宋之际是城隍进步最快之时，唐代皇帝开始为其册封爵位，五代皇帝又加封王位。如杭州城隍神就被封为顺义保宁王，湖州、城州、蒙州的城隍神分别被封为阜俗安成王、兴德保王、灵威王，其职责权力也大大增加，不仅守御城池，保障治安，而且当地阳间水旱吉凶、冥间投胎转世，事无巨细，都归他操心。本来读书人听孔子的话，不语“怪、力、乱、神”，但到宋代，连士人的科举桂籍也归城隍管，人们不能不拜。因祭祀城隍被列入国家祭典，故天下府州县皆立庙奉祀（此前虽崇奉其名，但无祠庙）。唐宋城隍崇拜盛行，有说是因为此时商业繁荣，城市发达，而且城市又是各级政权行政机构所在，所以官府和官员也极力讨好城隍。元代时甚至把首都的城隍升格为国家的守护大神。朱元璋推翻了元朝，但不敢推翻城隍，在政权初立时，极力巴结城隍，说要对城隍“宜新封爵”，于是大行封爵。除封了京都、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六城城隍王爵外，县的城隍皆依次封为威灵公、灵祐侯、显祐伯。在政权巩固后，为了显示专制的皇威，又下令剥夺了被祭祀神的爵位，包括城隍、土地等等。但另一方面，为了利用神加强对老百姓的统治，他又优待城隍，赋予了其更大的权力，令各级政府在治所建造与自己衙门规模一样的城隍庙，还要设升堂审案的排场。庙里不但有泥塑的城隍像，还有木雕的城隍像，后者利于抬着出巡，视察民间善恶。这时的城隍神，一方面要负责全城民众的社会事务，支持地方官员的统治，神化他们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本辖区官员的监察。朱元璋恨贪官，想通过城隍爷的监视，“俾幽明举不得幸免”。所以，他命令各级官吏赴任时，都必须先到城隍爷那里去报到，并赌咒发誓说不欺民害民。

城隍的飞黄腾达，使道教也看中了他，将他吸收到自己宗教崇拜的神祇行列。由于城隍与官吏的关系密切，所以与民众的关系较土地神就疏远多了。民众也信城隍，就像他们在现实中信官府一样，在无可奈何中带几分怨恨，故有“躲鬼躲进城隍庙”之说。明清小说对城隍也多揶揄之词。

至于城隍爷是谁，这也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大致从隋唐时起，就有了“人之正直，死为冥官”的说法。各地城隍大概都由去世的有名望的人和忠臣担任，如灌婴、英布、范增、纪信、周苛、萧何、姚弋伸、庞玉、秦裕伯、屈坦等等，都担任过城隍；韩愈既当过土地，也当过城隍。隋唐时城隍神力不大，架子也小些，与人的关系随和一些。如请滑州刺史韦秀庄协助他与黄河白龙作战，而鄂州刺史因暴雨成灾“乃严辞正色”，要求城隍三日内停雨，不然就烧了他的清祠，城隍吓得照办了。元明后的城隍则威严多了，人神间是不能随意沟通的。

7.石敢当

现在若在乡间旅游，偶尔能看到古桥头或路要冲之处立有石碑或石人，上书“石敢当”或书“泰山石敢当”，这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信仰。石敢当的职能是“以捍居民”。于是有人写诗歌颂他：“甲胄当年一武臣，镇安天下护居民。捍冲道路三岔口，埋没泥涂百战身。铜柱承陪间紫塞，玉关守御老红尘。英雄伫立休相问，尽见豪杰往来人。”

这位站在三岔路口，有时又站在屋前檐下的神，究竟是路神还是镇宅神，其来历怎样，都难以稽考了，但在明清以来民间极为流行。最早见到石敢当记载的是在西汉人史游写的《急就章》中：“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这是小学课本，但要解释却不容易。古代大学问家颜师古啰嗦了很多，只论证了石是姓氏，“敢当，所向无敌也”，大概是镇邪之物。既然汉代蒙童皆知石敢当，可见其古老，也曾很流行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它销声匿迹了，到唐代又被广为崇拜。现知最早石刻的石敢当是唐代大历五年（770年）的，它是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福建莆田县县令张纬在建新衙门时从旧地基里挖出来的，上面刻有“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利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至于石敢当是什么神，《五代史》说他是勇士，姓石名敢当。明代人传说，五代时后唐闵帝因璐王李从珂谋反，逃奔卫州，而当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手下的押衙刘知远带力士石敢当袖藏铁锤，趁石敬瑭与闵帝议事时，冲进去格杀闵帝。石敢当格斗而死，知远则尽杀帝左右，还烧了传国之玺（此传说与史实不符）。因为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姓源珠玑》），后来人们才崇拜他。

唐宋时崇拜石敢当是将其作为宅基压胜之物，特别是当房屋建在正当街衢或路口要冲之地时，就必须在墙角埋下石人，或立石碑，上刻“石敢当”。也有人图省事只在砖上刻上“石敢当”三字即可，还有甚至就用笔写上“石敢当”就了事。后来人们又将“石敢当”普及到村落巷口、河边路旁。明代齐鲁一带，还在“石敢当”三字前加上“太（泰）山”二字，并在碑上刻虎头神像。有的石敢当碑上还刻有“小鬼撩太山，太山石敢当”字样，使之对鬼怪邪祟更具杀伤力。北方民间还说石敢当能在夜里到人家里去医病，所以又称为“石大夫”。

石敢当崇拜原是原始灵物崇拜的遗俗，古人视石头为灵物，民间流传下来，附会勇士故事，视为可依赖和崇拜的圣物。明清时已流行于全国，关于石敢当的故事也很多。

8.文昌神

旧时，在各个州县学馆都立有文昌祠，一些出了读书做官的名人的地方，也往往建有文昌阁、文昌祠。这类遗迹在现在的很多旅游景点都能见到，他们也是民间曾经崇拜的热点。至于里面所供奉的文昌神的来历，则较为复杂。

文昌神崇拜最初应该是星辰崇拜的产物。《史记·天官书》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就是说，在北斗星之上的六颗星被人们神圣化了，社会化了，认为他们对人间各负一方面的管理职责：第一颗星叫上将，主建威武；第二颗星叫次将，主正左右；第三颗星叫贵相，主理文绪；第四颗星叫司命，主老幼；第五颗星叫司中（灾），主灾咎；第六颗星叫司禄，主赏功晋爵（也有排序为：四曰司禄，五曰司命，六曰司中的，或六曰司寇，主佐理宝）。也有人认为司命是文昌星，但大多数认为文昌是六星之合称。可是民间对司命、司中特别崇拜，这在《周礼》《楚辞》中都有记载，并且列入了国家祀典。魏晋以后，司命之职为各家各户的灶王爷担任了，文昌神的司命功能也就没有了。尽管道教将文昌神吸收到自己的神仙体系之中，并仍赋予他主司命之大权，但民间并不认同。

宋代，文昌神与梓潼神合二而一，才出现了今天所见到的文昌帝君及其祠阁。这个融合有个过程。据《华阳国志》记载，早在东晋以前，四川梓潼一带信仰恶子神，民间说他是蛇精（见《太平广记》），有人认为他是雷神，也有的认为他是晋朝的官，名叫张恶子。他战死后，人们立庙祭祀他，称梓潼神，于是成为民间信仰。唐朝玄宗、僖宗都因内乱逃往四川，见民间崇拜之，就充分利用他以鼓励士气，于是编出了玄宗逃到四川时，梓潼神到万里桥去迎驾，并追命左丞相的故事。还说僖宗逃川时，他也去相助，被封为济顺王。宋代咸平四年（1001年）又因助王师镇压兵变有功，被追封为英显王。此后民间有关英显武烈王庙（又称张相公庙、梓潼神祠、张王庙等）为科举考生带来幸运的故事层出不穷，梓潼地方神成了执掌士人桂籍的幸运神。加之宋代重文轻武，科举成了民间跳龙门的主要途径，他由于“灵验”而盛名远播，于是各地祈祷神灵之风也愈刮愈烈，梓潼神的祠庙也在各地陆续兴建，一个民间的地方神就这样走上了被全国民间普遍崇拜的地位，实际是赋予了文昌宫司禄星“赏功进士”的功能。到元朝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七月七日，其正式被册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这样就完成了文昌神与梓潼神形式上的最后结合。到清代，嘉庆帝曾重修地安门的文昌帝君庙，并亲自前往“行九叩礼”，“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并宣布“与关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续文献通考·群祀考》）。

按理说，文昌祠中供奉的神应是天上的文曲星，文曲星即文昌星，但后来又衍生了一个“武曲星”，于是有人认为，文曲星是北斗第四星，武曲星是北斗第六星（《道藏》）。民间因所供奉的文昌神受梓潼张恶子的影响，往往将历史上有名的人视为文昌神，为圆其说，更有历代化生说。每个朝代都有名人化生为文昌神，如周朝的张善勋、张忠祠，战国时的仲弓子长，西汉的赵王如意，东汉的张勋、张孝仲，西晋的张亚（恶子）、谢艾，唐代的张九龄，北宋时的张齐贤、司马光、张浚，等等。一般视张恶子为“正宗”，并以其生日二月初三作为文昌神的祭祀日。

儒家对奉张恶子为文昌神甚为不满，历代都有诋斥的，也曾想用西汉文翁、东汉文君取代之，终因民间对原有信仰根深蒂固而不可改变。下层读书人明知其出身难以确定，但都奉行“见个菩萨作个揖”的观点，为了功名利禄，宁可信其灵，也就见文昌祠就烧香了。

9.姜太公

姜太公庙，在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姜太公也是中国民间普遍崇信的神之一。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姓姜，名牙（也有称其为吕尚、吕望、太公望、姜太公、姜子牙、尚父、师尚父的），冀州人，曾隐居30年，在卞溪以直钩钓鱼，三年不获鱼，最后钓得周文王，于是出山辅周伐纣，是西周开国元勋，一位谋帅、名将，后被封在齐地为国君。民间关于他的故事很多，认为他是个年轻时不走运，诙谐又执著，老年得志，周旋于人神之间的人物。不知何时，被民间祭祀为神，又因《封神演义》而知名度大增，且形象丰满，深受百姓喜爱。官方则在唐代将其列为祀典，开元十九年（731年）始在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以张良配享。天宝六载（747年），皇帝又下令，凡乡贡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每拜大将，及行师克捷，亦宜告捷。上元元年（760年），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庙的规模按文宣王同（《唐会要》卷23）。到宋代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又被加谥昭烈武成王，俨然成了与孔子庙相等的武神庙。又过了100多年，即宣和年间（1119~1126年），关公才被封武安王，配祀于姜太公之侧。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还模仿孔庙的模样，在武成王庙置武学，办学规矩如大学，目的大概是让武举们沾点姜太公的灵气。

明代以来，姜太公亦神亦人的身份使他与民间老百姓混得特别熟，好像事无巨细他都能帮助解决。所以凡是要驱鬼避邪的地方，人们就写上“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者就写“姜太公在此”。老百姓大多不会写字，就索性以手掌将石灰水拍手印于墙壁上。比如，为防猪瘟，就在猪圈墙壁上拍上白色的石灰手印，瘟疠鬼一看就不敢来了。姜太公虽然有自己的官衙住所（庙），但他无时无刻不与百姓在一起，据说民房屋脊上的“压脊”就是姜子牙。当年他封神时，封来封去，把别人都封了之后，才发现自己一个神位也没有了，只好跑到屋脊上去蹲着，怪可怜的。

除了以上九位最常见的民间信仰神之外，还有很多，如寿星、太岁、雷神、风伯、电母、五岳大帝、各类江神、关圣帝君及各行各业的保护神等，还有一些本是民间信仰的神，后来被道教收罗去了，如三官、八仙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