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地域文化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地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社会学科。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众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地理自然环境外，社会人文因素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主要因素；而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往往是互相交叉在一起产生作用的。中国地域文化系统的形成，历经汉民族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与进步、地域文化的形成三个阶段。

一、汉民族文化的形成与传播

（一）中原文化轴的形成

夏、商、周、秦、汉、唐等朝代皆起于黄河流域，而且王朝的兴废又使得都城屡次变更，都城所在的地区文化都比较发达，往往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黄河下游及其最大支流渭河为轴线分布，呈东西走向。中国的几个著名古都长安、洛阳和开封等都分布在这根轴线上，这根文化轴就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思想上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儒、道、墨、法等诸家的思想相继形成，当时法家的思想最受推崇。秦帝国建立后，中国进入大统一的时代。为了维护统治，秦王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封建制度的国家机器开始建立，并趋于完善。进入西汉，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改革使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启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主流，影响深远。而汉朝的声威亦远播四方。汉族作为一个整体正式形成。至此，汉民族的文化明显优于周围少数民族文化。在相互的交流中，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汉文化所融化和包容。

当然，汉文化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儒家思想，还表现在当时发达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建筑和科技等方面的文化成就上，如秦朝的长城，汉代的农业上先进的耕作技术、灌溉技术，以及造纸术的改进等。而这些文化成就对于中原文化的核心带的形成和巩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文化重心的南向空间迁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中心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碰撞的激烈期。在此期间，北方战乱不断，整个国家陷入大分裂的局面。这对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空前的，加上中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烈，出现了持续不断的纷争。为了寻求生存和安定，以晋王室为代表的北方的一些名望氏族纷纷南迁，从而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发展。

在五代十国期间，中国再次陷入战乱纷争的局面。北方居民纷纷迁移到南方，而此时的南方相对稳定，经济发达，生存环境良好，民族矛盾不是太尖锐，能容纳大量人口的迁入。南迁的中原人民把北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完全南移，同时也迎来了文化上的繁荣。以江西省为例，两宋时该地区就堪称人文荟萃，出现了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朱熹、陆九渊、文天祥等众多历史文化名人。从此以后，南方各省的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从而最后完成了文化中心的空间迁移，为后来各文化区域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汉民族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断。尽管存在着包括改朝换代在内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制约它的发展繁荣，特别是每次大的战乱后，以中原为主的北方地区元气大伤，但其经济文化仍在历次大纷乱后的恢复中逐步发展进步；而由北方南迁的人民则传播了北方先进的文化技术，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南方经济文化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与进步

国家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经历了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如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学习北方少数民族的先进的文化，这说明了当时汉族政权对北方少数民族是非常了解和重视的，也说明当时各民族间的人民有着较融洽的关系。汉代，朝廷曾两次派使者前往西域，加强与西域的联系，并最终开辟了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让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成为必然。而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之后，继隋朝之后的唐王朝尤为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当时的吐蕃、南诏、回鹘、渤海国等少数民族政权都和中原政府保持着长期的友好交往关系，并从中学习了汉民族先进的文化，从而促进了其自身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的先进之处。同时，汉族也向少数民族学习，进一步繁荣自己。元代和清代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代，民族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其中有些被先进的汉文化融合，有些仍保持自身特色，如蒙古文化、维吾尔文化、藏文化、回文化等。这些得以保持的少数民族文化就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不少秀色。

元代是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由于在地方实行行省制，朝廷的统治区域空前广大。西藏、西域、云南、东北、蒙古全部纳入其统治之下，同时元朝统治也较以前的中央王朝更为严密和有效。在此情况下，文化的区分也逐渐明朗化，地域文化系统得以正式形成。少数民族同汉族的交往更加密切和频繁，同时由于元朝统治者本身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故而对各少数民族更加宽容和大度，从而让中华民族大家庭空前壮大，各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得到发展。以后的清代亦是如此，由于其承袭了明代以来的督抚制度，通过设立省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因而在全国统一的大环境下，各民族文化得以发展和繁荣。

从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文化事业方针，到现在的文化产业与文化制度建设，可以说地域文化系统逐渐完善并发展成熟。为了整理和保留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不同形式的民族大学和民族研究中心、投入巨资挖掘抢救少数濒危文化，还有一些帮扶措施等，收到了极大的成效，使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和空间、进而繁荣了少数民族文化。

三、地域文化的形成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地域性。就前者而言中国的地域文化，可以有若干层级；而就后者而言，中国各民族各地域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这些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长期交往碰撞、彼此取长补短和积极发展自身很显然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地貌、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和人文因素中有历史上的移民、行政区划、政权及特定地域人群明确的认同意识与竞争意识，地域典型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等因素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影响亦不可低估。

（一）地域文化形成的自然因素

就自然因素而言，正如本章第一节谈到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会对文化有影响一样，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地貌、气候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对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的形成也有着潜移默化的或隐或显的影响。

首先，在地貌方面。高原、平原、盆地、丘陵等不同的地形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可以对当地居民产生直接的生产生活习惯影响，也可以对当地居民的心理及精神气质产生间接的作用。长期的积累便成了文化的地域差异。例如，巴蜀文化的形成就与四川盆地四面环山的地形因素有关；陕北的信天游文化也与黄土高原空旷、破碎的地貌有着很大的关系；关中文化的悠久传统就得益于该地平原地形的平坦开阔而肥沃；而云贵二省的坝子景观和梯田景观也与其所处山地高原的特色有着莫大的关系。同时，城市的建筑布局也与地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重庆与西安相比，城市的布局就因各自的地形不同而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其次，在气候方面。降水的多少、温度的高低、光照的强弱和风沙的大小等也影响着一个地区的农业、建筑等方面，影响着该地区居民的文化生活风俗及精神风貌等，从而最终影响着该地区地域文化的形成。各地的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正是最典型的例证，如陕北的窑洞、云南傣族的竹楼、北方的四合院等都体现着气候对地域文化的影响。南方和北方所表现出的农耕文化的差异更是由于气候的不同而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农业生产，并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习俗、饮食习惯，甚至身体心理素质等方面，最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南北地域文化特色。

最后，一个主要因素——自然地理位置对地域文化的影响就更明显了。在我国，这不仅表现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如西北草原文化与东南农耕文化的截然不同，也表现在一些更小的地域范围的差别。如，同为南方文化，江南水乡文化与荆湘文化就有很大的差别：前者多表现为柔美秀丽，后者则为秀美中不失刚劲。同样是内蒙古草原文化，其东部与西部就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文化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差异相当明显，对它们的亲近和了解也就成为人们旅游出行的动机之一。

（二）地域文化形成的人文因素

从人文因素而言，影响一地地域文化的形成有众多因素，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19世纪末，泰纳·勃兰克斯等风头强劲的文化历史学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人文地理环境中民族文化的三大要素，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种族因素，他们断言种族因素中的天赋、情欲、本能、直观是决定民族文化特征的“永恒冲动”。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中华民族本身的特质很显然是形成其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迥然不同的根本因素。而就中华民族内部而言，很显然又可以从地域上细分为若干群体。在中国，由于幅员广阔，一直以来存在着交通不便而带来的信息交流不便等问题，加之在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等因素，形成了今天在文化上极大的地域差异。

以现代的意识来看，人口迁移客观上对迁出地而言，意味着其人力资源和其他各种文化资源的缺失；而对迁入地而言，却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比如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崛起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作用也是很明显的。这突出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民的两次大规模南迁；历史上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多次内迁，如东汉时的南匈奴的内迁、魏晋六朝时“五胡”（即当时的匈奴、鲜卑、碣、氐、羌五族）内迁及后来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的内迁。这些少数民族内迁后尽管后来大多被汉化了，但却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丰富了汉民族的整体形象，在塑造当地的文化中有着极大的作用。而几次北方人民南迁则为南方地区的开发起着直接的作用，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对南方各地域文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行政区域划分这一人文因素很明显也在客观上为各地域文化的最后定型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虽然地域文化本身的界限因文化所具有的辐射和传播作用表现得很模糊，但都是以行政区划的划分为基础的，如习惯上所说的荆湘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就是如此。

政权的存在或更迭所带来的历史上制度、思想、文化等的变化则深深地烙在了文化地域上，通过各种形式影响着当地的人们。如齐鲁文化中的崇礼尚义的传统就与各朝代重儒教的做法有关，关中文化中的汉唐余韵却依然对当今的关中人民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藏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历史上存在于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密不可分的。

另外，一个区域人群的明确的区域意识与该区域内典型人物对区域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忽视。例如，关中人民有意识地以汉唐文化为自豪、齐鲁地区对孔孟儒家文化的有意识的尊崇等，都是具有明确的区域意识的表现。再如，历史上活动于荆楚地区的屈原、贾谊和后来清末的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著名人物，则对于荆湘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很显然，以上的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而进行的。这种影响全面而细腻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精神风貌等。这些文化要素既有精神方面的，又有物质方面的。但不论如何，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来的是那种最强烈的文化特质。正是这种文化特质，成为形成一地地域文化的核心部分，也使其成了区别其他地域文化的标志。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鲁克洪认为：“在历史上形成和选择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一方面，文化系统可以看做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进一步行动制约因素。”在他们看来，价值观念即为文化的核心，而这种价值观念正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一旦形成之后便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文化惯性，制约该文化的深入发展）。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地域文化的最突出的方面莫过于该地域所表现在整体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和相对稳定性。就是因为这方面的特点，中国各地域文化最后得以形成。

反观这些地域文化的形成因素及地域文化的构成要素，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域文化种类的划分因这些因素的存在而有了不同的划分标准。我们既可以从行政规划上进行划分，也可以依照自然地理中的划分方法同时兼顾人文因素去划分，还可以因生产、生活上表现的不同特色进行分部门的划分，等等。对于地域文化的分类，学者们对此亦众说纷纭。其中胡兆量（2006年）认为，中国各地域文化按类型分主要有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戏曲文化、语言文化等；按区域分，有华北文化区、东北和内蒙文化区、华东文化区、华中文化区、华南文化区、西北文化区和西南文化区。对这两种划分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知道，前者既可以从全国跨地域范围进行划分，又可以在一个较小的地区范围内进行细分，实际意义还在于后者；而其以区域标准划分则借鉴了我国通俗上的大地区的划分方法。

其实，我们可以在充分考虑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中国各区域文化进行详细划分，其主要类型有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关东文化、荆湘文化、草原文化、岭南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滇云文化、西域文化、台湾文化等。这种划分，既兼顾行政区划因素，又兼顾了地理环境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自有其科学性。对地域文化进行划分有利于清晰地认识旅游文化地域的不同类型和地区间的不同特征，这些内容将在本章第四节中进一步阐述。

（三）地域文化对现今旅游发展的启示

目前，地域文化系统已走向成熟。由于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热点，加强各个地域文化的挖掘、保存、研究和整理，成为有关部门重要课题。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文化部门大力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地域文化的划分对于我们当今旅游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它启示我们在区域旅游开发，特别是区域文化旅游的开发中，要充分尊重历史文化，尊重当地传统文化风俗，实现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正和谐。同时对一地的旅游开发在文化上要作一个定位，做到符合当地历史发展的整体风貌，打好文化这张牌。而另一方面，旅游管理者也要认真地去关注和了解其客源群体，努力兼顾他们在文化上的不同，考虑他们的心理需要和心理感受等因素，从而不断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在旅游行业不断掀起热潮的今天，旅游企业作为具体地区的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更需要在地域文化上多下工夫。在利用好地域文化资源的同时，更需要在开发、建设地域文化特色上加大资金投入，进行切实可行的保护，力争在地域上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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