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记忆功能与政治属性

第二节　文化遗产的记忆功能与政治属性

一、文化遗产不是死去的孤立静态物，是政治文明的能动反映

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政治。“polis”在古希腊历史中翻译成“波里斯”，即“城邦”之意，从“城邦”可以引申出“Acropolis”（即卫城），雅典卫城是一个城邦中的城邦，将城邦最神圣的东西放在里面进行守护。这是一种文化的坚守！古希腊人认为城邦有政治，涉及人类群体的共同生活方式，一个公共领域的生活方式。文化遗产积淀和凝聚着各个民族、地区和国家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人类过去的生存状态、创造力，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有力证物，是人类文明的纪念碑。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活动和社会变迁中的遗留物，具有历史性的基本特征，首要价值是反映历史、印证历史、补全历史、传承历史、弘扬历史；在历史性基础上体现为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等延伸性价值。历史价值与政治密不可分。政治涉及一个群体的共同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区分敌友的文化认同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收藏品、传给后代的遗产等都承担着广义的政治作用。文化遗产必然涉及它的功能和作用，使其成为“我们是谁”、“你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找回自己”的身份保证和象征功能^[16]。

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一统天下的神权世界趋于瓦解，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二战以后确立独立性民族国家体制，根据联合国网站资料：截至2011年7月18日，世界上共有197个主权国家。在政治上，文化遗产是民族国家身份的象征，代表着国家形象和文化成就。例如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七批429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批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世界遗产，向全世界昭示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诉说着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

所有国家都十分重视遗产的国家政治价值。例如在小国林立的欧洲、非洲，遗产成为国家独立和历史合法性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各国纷纷独立之时，各个小国都将修复和重建各自的历史文化遗产列入国家首要事务。再举一例，曾经囚禁曼德拉27年监狱所在的罗德岛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地方，代表着南非种族割裂和白人殖民者的黑暗，最后却申请成功世界文化遗产（1994），被开辟成旅游胜地，它具有悲壮与神圣的色彩。历史将永远记住罗德岛、曼德拉，记住那南非政治的神圣一幕。

二、希腊帕特农神庙浮雕案例：遗产的盗割与转卖

（一）案例背景

帕特农神庙是雅典卫城最著名的建筑，是举世闻名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代表了古希腊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又有“神庙中的神庙”的美誉。帕特农神庙在罗马帝国时代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占领时期，成了清真寺；到了19世纪，外国人把那里的精美雕刻运回各自国家的博物馆时，帕特农神庙成为真正的废墟。

1801年，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詹姆斯·额尔金勋爵将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浮雕切成八十多件运回英国。1816年，他以35000英镑的价格把切割的大理石卖给了英国政府。当时希腊尚被奥斯曼帝国所占领，额尔金勋爵作为一名外交官，当他从事切割帕特农神庙浮雕的活动时，是一种私人行为：他通过贿赂奥斯曼帝国官员，给工人以丰厚酬金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土耳其官员们认为可行，额尔金勋爵就很容易把这些大理石运回英国。然而到1816年，他又把这些雕塑以极低价格转卖给英国政府，放到大英博物馆珍藏^[17]。

（二）案例分析

第一，这件事表面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实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背后却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对于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来说，希腊这块地方虽然属于土耳其，但希腊文物却不属于它的文化认同范围之内，帕特农神庙也不在它的集体记忆范围之内。所以，这是“他们”的东西，把“他们”的东西，半卖半送给“你们”，给一个大英帝国那样的强国。

第二，英国人把希腊帕特农神庙浮雕看成是“我们”的东西，视为他们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因为欧洲文明的源头是在希腊，所以他们把浮雕认同为欧洲民族的文化遗产之一。额尔金勋爵把这些希腊艺术品千里迢迢盗割与转卖到英国，意在说明：现在的英国和西欧才是希腊文化的真正继承者。经济事件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文化政治寓意。

第三，帕特农原意是“处女”，它表现出的雅典娜不仅象征智慧，还代表了灵巧智能，铭刻着重要的历史事件。帕特农神庙是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着文明的伤痕、文明的尊崇、文明的茫然和文明的失落感。在表面现象之后探寻深层文化与精神维度，揭示出场所精神、永恒意义和“文明者”的卑贱。

三、巴米扬大佛案例：文明是否冲突？

（一）案例背景

古代阿富汗地区是古代希腊、印度、中国这三大文明圈的十字路口，巴米扬是阿富汗的一个地方，1500年前是健陀罗文化胜地，欧亚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中心。佛教从印度半岛起源之后，自西向东扩展、传播，经现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然后再向中亚诸国、中国（新疆、河西走廊敦煌、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慢慢扩展，一直渡海到朝鲜、日本。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势力兴起之前，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新疆的楼兰、龟兹，中国甘肃的敦煌、陕西西安等都是重要佛教中心。现在中亚地区穆斯林文明所在地曾经是佛教传播的区域，历史上有一个穆斯林文明覆盖佛教文明的过程。佛教曾经是中亚地区居民文化认同的对象之一。巴米扬大佛是这一历史重要见证者，历经沧桑存在了1500多年。依据法国考古队1922年以来的历年考古成果，结合古代文献的重新解读，都表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的建筑、雕塑、壁画具有重要的艺术特色，值得全人类传承和保护。例如，在巴米扬山谷的佛窟里，考古专家就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油料壁画。

2001年3月12日，大佛遭到了塔利班政权的残酷轰炸，爆炸声持续了三四天。世界第一高佛像———巴米扬大佛被毁消息所至之处，人们无不为之扼腕长叹。

（二）案例分析

第一，塔利班为什么要炸毁巴米扬大佛呢？首要原因是伊斯兰不需要崇拜偶像，他们是在用一个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火药）摧毁古老的文明。事实没那么简单，这还涉及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畅通无阻的前提下，伊斯兰教国家的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

第二，联合国和许多国家纷纷对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事件发表声明和建议，严厉谴责这一偏离人类理性的行为。塔利班显然没有把巴米扬大佛纳入“我们”的文化认同范畴之下，虽然它曾经是“他们”祖先的遗产，但他们已经不认同祖先时代的文化遗产了。巴米扬大佛能够在塔利班祖先之后被“容忍”了1000多年，如果伊斯兰文明能包容佛教文明，继续“容忍”它的存在，也应该没有问题。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人并不毁坏金字塔，因为埃及人认为金字塔是“我们”的认同的一部分。既然埃及人可以和金字塔相安无事，为什么阿富汗人现在要去炸毁巴米扬大佛？这实际上预示着：通过把“我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西方所谓的“人类的遗产”的那一部分）切割出去，通过破坏已经成为“他们”（西方人）中之一部分，来损害自己敌人的利益。

第三，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巴米扬大佛遗址及周边地区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保护文化古迹是因为它衔接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它能告诉后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日本挪移巴米扬大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全人类遗产的珍视、呵护值得我们学习。全世界的人们开始关注这个因宗教兴建、又因宗教而废的文明废墟，它经历伤痛，不正是大地母亲在流血么？笔者在这里想重温《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的本意：凡是被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的地点，都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都应该由其所在国家依法严格予以保护，都值得全人类共同传承和保护。保护世界遗产是保护大地母亲，是文明时代对自己理性的回归，是摒弃战争和宗教偏见，是化解文明的冲突，是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是保留世界各地文化之根。

四、台北“故宫博物院”案例：“去政治化”与文化记忆

（一）案例背景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来自原清宫旧藏、故宫的古物陈列室中的文物，热河的、沈阳故宫的文物。这些收藏，随着蒋介石败逃台湾全部被运到台湾。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1807558件（套），其中珍贵文物1684707件，占院藏文物总数的93.2%，占全国国有馆藏珍贵文物的41.98%，北京故宫是一部浓缩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

2008年2月，奥地利维也纳举办一个为期3个月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精品展”展览。在100多件中国精品文物中，包括台北故宫珍藏的《清明上河图》、乾隆御用金碗等，其中将近一半的展品是首次到海外参展，仅保险费就高达2亿2千多万美元。开展期间，游人纷纭。对于大陆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既熟悉又陌生，充满了神秘色彩，熟悉是因为久闻其名，陌生是至今不能所有人自由亲历。台湾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之后，台湾各著名景点留下了成千大陆游客的足迹。他们乘兴而去，满意而归，大多数人都称赞台湾的风光美，台湾的服务好，但是更深层地了解和体验则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功鑫女士希望大陆客在来参观前做好“功课”。大陆观光客都对翠玉白菜、肉形石、牙雕等器物感兴趣。其实台北“故宫博物院”每一个单元、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大都是皇室收藏，除了皇家壮美，还有历史正统传承，文物创作时空背景。

我们把眼光暂时投到海峡另外一边：在台湾的民进党上台之后，由杜正胜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生重要变化。杜正胜后来任台湾的“教育部长”，他在政治上提出“去中国化的同圆”理论，即以台湾为中心来看待中国、亚洲和世界。“去中国化”运动在故宫博物院的案例上被神奇地表述为一种“非政治化”运动。他在2001年撰文讨论故宫博物院所承担重要的政治功能。抗战期间，当时的国民政府就考虑要把故宫的文物从北平搬到南京。故宫文物首先迁到了上海，“卢沟桥事变”之后屡经迁徙，历经艰险之后被安全运抵四川。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时，用军舰将60多万件藏品运到了台湾。杜正胜认为，巴黎沦陷时，卢浮宫没有搬迁；列宁格勒保卫战时，冬宫也没有搬迁；在中国抗战时，故宫的藏品全部都由政府加以转移，这就是政治力量和文化认同的表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都负载着太多政治的功能，故杜正胜接任台北“故宫博物馆”院长之后提出“去政治化”，推动所谓台湾本土文化、中华文化与国际文化兼具的多元文化观，从而“回归艺术的本质”^[18]。

左图：故宫角楼夜景；右图：故宫龙台阶（自摄）

（二）案例分析

第一，文化遗产给中华民族的近代史疗伤。历史的因缘际会，造成了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我们不希望这种民族内战造成的悲剧继续延续下去，观看北京故宫文物，抑或是台湾故宫文物，应该把心打开，触摸历史，才能洞穿时空隧道，看到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精到之处。因为，遗产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脉。海峡两岸故宫携手，实行馆际交流，是在给中华民族的近代史疗伤。

第二，北京故宫保护。任何记忆都伴随着遗忘，每一个国家政府以及权力都希望介入遗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千百年来的传承延续、生生不息。2012年故宫的观众增长了一倍，达到1500多万，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座观众数量超过1000万的博物馆。北京故宫正在推行的“故宫整体修缮”工程与“平安故宫”工程，完成的节点都是2020年，以迎接故宫600营造周年。希望通过这两项重要文化工程的顺利实施，以期实现“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的理想。同样，笔者也希望台北故宫能够通过各种严格的文物保护技术使之永续留存，因为，海峡的另外一头，也延续了一支中华血脉。

第三，“去政治化”的文化寓意。遗产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连接，紧密相关。遗产是国家政治权力决定的一个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杜正胜主导的“去政治化”实质就是“去中国化”，其背后所蕴含的“台独”倾向和政治含义是路人皆知的。杜正胜试图以艺术的中立化、普遍性来包装他的政治倾向，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案例是典型的“遗产的非政治化的政治”，而“非政治化的政治”同样也是政治，而且是虚伪政治。所谓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抽象化的表述，而政治是不可取消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例叫做“非政治化的政治”。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把政治理解为如何区分“我们”、“你们”、“他们”的事务，这个政治就是不可取消的。

【注释】

[1]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38.

[2]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35-112.

[3]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13-150.

[4]梁思成.拙匠随笔［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5.

[5]张锦秋.传统空间意识与空间美———建筑创作中的思考［J］.建筑学报，1990（10）：34-35.

[6]张驭寰.我国古代建筑材料的发展及其成就［A］.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C］.1980：6.

[7]杨富巍，张秉坚，潘昌初，等.以糯米灰浆为代表的传统灰浆———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之一［J］.中国科学（E辑：技术科学），2009，39（1）：1-7.

[8]杨富巍，张秉坚，曾余瑶，等.传统糯米灰浆科学原理及其现代应用的探索性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5）：105-114.

[9]单士元.夯土技术浅谈.张驭寰主编.古建筑名家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298-302.

[10]于倬云.斗栱的运用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重要贡献［A］.张驭寰主编.古建筑名家谈［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240-261.

[11]［1］王东涛.试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特色［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31-133.［2］袁凌坤.浅谈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特色［J］.魅力中国，2009，（18）：207.［3］刘立荣.中国古代建筑材料与建筑的发展［J］.陕西建筑，2013，（5）：7-9.

[12]［1］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J］.建筑学报，1954，（2）：108-121.［2］梁思成.中国古代建筑史六稿绪论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C］.Corpus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Theory（Volume 1），1980-06-30.［3］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J］.建筑学报，1986，（9）：3-7，82.［4］梁思成.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3]吴良镛.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J］.华中建筑，1997，（2）：13-17.

[14]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1-423.

[15]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J］.建筑学报，1954，（2）：108-121.

[16]陈建斌，李生辉.两种政治概念之比较［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3，（1）：5-7.

[17]［1］托尼·雷顿，齐静.雅典卫城遗迹开始复原［J］.文化译丛，1987，（2）：60-62.［2］弓长.帕提农神庙———古希腊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J］.城市开发，2004，（14）：52-53.［3］宣莹，王群.隐藏在光背后的故事———从帕提农神庙与罗马万神庙之比较看光对场所的意义［J］.华中建筑，2004，（5）：60-63.［4］（英）比尔德著，马红旗译.帕台农神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187.

[18]［1］吴亚明.故宫半壁在台北［J］.两岸关系，2004，（5）：60-61.［2］佚名.两岸故宫藏品比较［J］.党政论坛，2005，（5）：24.［3］修瑭.台北文化之旅［J］.台声，2008，（11）：55-60.［4］佚名.台北故宫背后［J］.科学与文化，2008，（5）：20-22.［5］赵曦，周兵.境由心造———专访《台北故宫》总导演周兵［J］.中国电视（纪录），2009，（2）：47-51.［6］武新宏，倪若花.《故宫》、《台北故宫》纪录理念与审美形态的异同［J］.新闻爱好者，2010，（8）：124-125.［7］郑欣淼.两所经历过的我岸故宫交流（五）隔绝六十年后的重聚［J］.紫禁城，2013，（6）：149-153.［8］单霁翔.把故宫完整地交给未来［EB/OL］.http://cul.jschina.com.cn/system/2013/12/03/019498705.shtm l.2013-12-03.